去大寨看看這個念頭很久了，五月中旬的一天，終于有了空閑。
順道昔陽縣城，藍磚砌就的兩層樓房映入眼簾，似曾相識的感覺由然而來。那個年代的新聞宣傳圖片就是如此，是有了陳永貴昔陽才有了往昔的輝煌。
大寨距縣城三公里，村莊座落在谷口，座東面西，街道整潔干凈，兩旁很有紅色旅游的景象，飯店門口掛有毛主席會見陳永貴的巨幅照片，紀念品超市更是毛主席的相片、紀念章、樣板戲唱碟應有盡有。正是中午時分，街上的游人不多，都市的喧鬧與這里似乎不相干。村中有一個小廣場，往東不遠就是陳永貴故居，故居坐南向北，外面院子靠墻的櫥窗里陳列著他用過的農具，里面是居住的兩孔窯洞，一孔是廚房倉庫，一孔是臥室，臥室有十多平方，靠西是門，東面靠門窗的是兩米見方的土炕，成為副總理后依然住在這里。這里曾招待過中央、省里的很多大干部，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茄同志——這位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推動者，曾在此吃過派飯，是他發現了大寨，并親自向周總理毛主席推舉的。
現在的大寨已不再是全國學習的榜樣，看得出有很多人在從事旅游服務，曾和陳永貴搭過班子的宋立英正在簽名售書，并有人與她合影。一進紀念品超市，就會為你播放毛主席接見紅衛兵的紀錄片，解說詞卻是林彪如何迫害劉少奇之類的，我問一售貨員：“你們對中國的這樁大案是如何認識的？”她不好意思迷惘地搖了搖頭，看來他們為了生存對政治學習也很陌生了。
一路走來，我的心情很沉重。來到虎頭山的半山腰，一座中國特色的收費亭攔住了去路，那天的精力和時間已不容許再奢侈下去了，還有三百五十公里的山路等著我，天黑前必須趕回去，暫不能憑吊陳永貴同志和趕了未班車落戶于此的當代文豪郭老了，暫不能一展“登上虎頭山，眼望全世界”的豪情了。但已知足了，放眼望去，虎頭山頂及坡度很陡的地方，放炮挑土栽上的松柏已郁郁蔥蔥，西眺幾里外的昔陽城也納入眼底，山梁上，山溝里，視土層的厚薄，因勢利宜，從幾分到幾畝的梯田錯落有致，目之所及，山水田林路綜合治理得井然有序。一石、一木、一锨土、一座地岸，我一個中年農民審視著這一切，這該灑下多少的汗水呀！“農業學大寨”果然名不虛傳。
陳永貴同志是全國勞模，曾是全國農業戰線的一面旗幟，“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的號召曾是中國的工農業生產生機勃勃，如火如荼。樹立大寨是經過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長期斗爭的。山西是革命的老區，土地革命走在了全國的前列。陳原是一個孤兒，人家的養子，但他沒有繼承養母的遺產，品德為他掙得了人生上的第一桶金，政治上獲得了大寨人的資格認證。土改中人人有了一份自己的土地，耕種上他們與時俱進地組織了變工隊、好漢組。好漢組不僅勞力壯，而且有大牲畜。不，陳永貴從好漢組退了出來，因為他看到還有八九戶老的老，小的小，他說：“他們老的有經驗，小的能長大，很有希望哩”。三十歲出頭的他帶頭組織了老少組。四九年時經過三年的勞動實踐，原先單干的不再單干，在好漢組的退出了好漢組，大寨村百分之七十的農戶加入了老少組。
人心齊，泰山移。解放初時，大寨村有七十多戶人家，八百多畝的耕地分散為四千七百多塊。陳永貴帶領大家幾戰狼窩掌，奮戰虎頭山，用木杠、鐵釬、鐵繩等最原始的工具，對所有的土地重新整理，改良土壤，十幾年如一日，擺論石頭坡土不止，建成了穩產高產的新梯田、溝壩田、河灘田。從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到人民公社，大寨人民吃冰渣飯，灑血流汗，雖很艱難，但氣候環境相宜，一路順風順水，畝產糧食由五二年的二百三十七斤提高到了六三年的七百七十四斤，六十年代初的一場大雨，下了七天七夜，大澇大災的困境中，大寨人沒有氣餒，提出了著名的“三不要”、“三不少”，不要國家的救濟糧、救濟款、救濟物資，上繳國家的計劃征購糧，集體儲備糧，社員口糧一樣不能少。
青藤靠著山崖長，群羊走路看頭羊。陳永貴用勤勞與智慧帶領大寨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以奉獻為榮，以助人為樂的精神，一步一個腳印地踐行著一條扶貧濟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康莊大道，陳永貴——一個大躍進脫盲班的畢業生，省委書記陶魯茄說他每年都有新套套。作家趙樹里聽了他的報告后說：“他沒有一處講到毛主席，卻處處都是毛澤東思想，沒有一處提到哲學，卻處處都是辯證法”。
陳永貴，做為一個莊稼漢，身板硬，手藝精，田里山上，行家里手。作為一個大隊黨支部書記，有魄力，肯吃苦，七溝八梁一面坡，被他整理得井井有條，治理大寨的經驗這個金不換的寶貝，凝聚了他的心血和汗水，特別經過文革的洗禮，從昔陽縣委到山西省委再到北京，從山西的一個山溝走到祖國的心臟，臉不紅，心不跳，不虧心，不害怕，理直氣壯。大寨踏踏實實地是一面迎風招展的紅旗，在毛主席的領導下，他只要扛起這面紅旗就可以了，實事求是地說，他做到了。出席中央黨代會的陳永貴，坐在主席的身后，抹不掉那憨憨的白頭巾，抹不掉歷經太行山風雨，那刀削石刻的皺紋。他又深知，管理這么一個大國的農業自己不勝任，“關我在這里，我又不是這種人，有人說這是宰相呀，我怎么能當這個呢，這很不自在哩！”為此向毛主席提出并實行了“三三制”，時間上三分之一在中央，三分之一下基層，三分之一回到大寨勞動。
陳永貴身為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不僅夫人孩子在大寨靠工分吃飯，他掙的也是大寨一個中等勞力的工分，吃的也是大寨那份口糧換的糧票。每月中央補助36元，山西省補助60元，京城沒有土地可種開銷大，后提高到100元，在中央開會喝一次茶水都須付費貳角。家鄉來人、各地勞模、國務院同事去看他，工作人員辦理了客飯補助，“都是我的客人，要國家報？退掉”。國家給他的特供本，其實就是白白地拿著，對他的一生作過多次采訪并為此寫過劇本的著名作家馬蜂說：“一個人能夠幾十年如一日，永遠保持一個純樸農民的本性，拒腐蝕、永不沾，這是最令人敬重的”。
78年5月，《光明日報》、《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先后發表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圍繞這場爭論，統率一方的黨政軍首腦清楚地意識到了什么，陸續公開講話或發表文章，微妙的“站隊式”表態開始了，不到半年時間，一場政治較量在哲學爭論中初步見了分曉。
陳永貴深深地愛戴著毛主席周總理，對他們有著很深的感情，總理主席逝世后，他吃不下飯，對著主席的遺體痛苦失聲，面對這場較量，他不是決策者，但卻盡了自己最大的能量。79年3月19日，他最后一次以縣委書記的身份主持了昔陽的黨代會，順著講話稿念了個開頭，干脆撇開講話稿，提議為毛主席、周總理、朱委員長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致哀，此刻距他們離世已兩年半至三年多，悲壯的氣氛中，話筒中傳來了唏噓之聲，代表們哀畢抬頭一看，臺上的陳永貴早已是老淚縱橫。
改革開放初期的胡耀邦，從中央黨校到中宣部及主持日常工作，講話中直截了當地批評大寨的人造平原勞民傷財，《人民日報》批評山西的水利建設《再也不能干西水東調的蠢事了》，他所主持的理論務虛會，批評大寨，特別是對毛主席沒有實事求是地評價①。更有文章說學大寨越學越窮，陳永貴，一個從實踐中腳踏實地走出來的人，以其農民式的耿直，李逵式的大罵胡耀邦，他的火氣很大，多處罵，蒸蒸日上的胡耀邦已經可以用電話通知陳到他那里去一下，胡直來直去的問：“聽說你罵我是胡亂幫”？陳不吭氣，緊閉著嘴，胡最后擺了個臺階說：“我相信你不是那種人”陳不說話，過了一會兒，默默地站起來出了門，沒有委婉的語氣，沒有模棱的話語。
天還是那片天，地還是那方地，但代之而抬出的是那個回到大寨變工隊之前的，各顧各的，并且被榜樣了三十年，而又產生不出黨書記的，被上委派還必須能帶著錢去的安徽省的小崗村，名字是先天性的，與生俱來的，可精神卻應了這么一個似乎是天性使然的大小之別，高低之分，政治這最神圣的，造福十多億人民福祉的崇高事業，在這里變得猶如兒戲，滑稽可笑。雖說大寨失去了它應有的光環，但是陳永貴同志對黨的感情卻是永恒的，1986年，身患肺癌的他也將要告別人世了，他一生積蓄了8300元錢，在遺囑里作為黨費要全部上繳，老伴與他發生了爭執，最后繳了三千元。他心有不甘的地方，有未了的心愿，大寨和他搭過班子的幾個人圍坐在他的病床前，他語重心長的說：“我們班子中最年輕的要數（郭）風蓮了，你有機會一定要向領導反映，我們大寨是干出來的……”他又是自豪地：“我這輩子能和毛主席連在一起，不枉活一場了，我沒有給毛主席丟臉……，我夢見毛主席了，毛主席讓我到另一個地方與他干事……”
信仰堅如鋼，意志硬似鐵，這就是我們要紀念和學習的陳永貴同志！
①《黨史博覽》2000.9 《中央理論務虛會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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