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公社26]“人民公社”本來就是在“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的基礎上平穩發展起來的
在“《永遠的忠誠》印象（4）——好人好戲不一定就是好經驗”帖后，[左右互博]網友問：
大于網友，據稱你年紀較大。我給你提一個小問題：如果沒有大躍進，順著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這樣平穩發展，會怎樣？還會出現后來的大包干嗎？（[左右互博01] 2011-06-13 21:10:31）
大于回答他：“你難道不知道后來的人民公社在大多數地方已經很平穩了嗎？而且，‘大包干’也并不是因為不平穩才出現的，而是要自我證明才出現的。”
今天，他在[云淡水暖]的帖后再提出這個問題，所以再具體一點回答一下。
只要稍微了解一點人民公社的歷史就應該知道，“人民公社”并不是毛主席黨中央設計出來的，而是在“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的基礎上平穩發展起來的。人民公社的產生與水利建設是密不可分的。乾旱與水災是中國長期以來面臨的困難問題，1958年為了改變農業生產的落后面貌，加快農業發展，首先的困難就是水的問題。進行稍大的水利建設，靠一村一社已經無能為力，迫切需要社與社的協作，于是催生了人民公社。實際上，人民公社的出現本身就是發展生產力的需要。
遺憾的是，人民公社生不逢時，接下來三年的天災加上“五風”的人禍，人民公社的優越性還沒有來得及體現，毛病卻出了不少。直到度過困難時期，經過斗爭糾正了“五風”，貫徹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人民公社開始正常運行，經過文革的農業學大寨，絕大多數地方的人民公社開始體現出“金橋”作用，像小崗村這樣落后的地方已經很少了。
[左右互博]問題的意思是，如果后來不搞人民公社，就不會出現小崗村的大包干，農民就早就富裕起來了。下面給他推薦一個材料——
附： 《碼頭往事——單干戶袁永才》（http://www.sdy.gov.cn/readnews.asp?id=473）
信息來源：郫縣三道堰鎮人民政府 發布時間：2008-8-6
從1952年到1958年，三道堰的農民大多高高興興地沿著互助組、初級農業合作社、高級農業合作社的發展軌跡走上了人民公社的集體化道路。這一個方面的原因是分散的單家獨戶難于解決農業技術、大型農業工具、灌溉水系、道路交通等等方面的難題，需要集體的力量解決。另一方面的原因是黨中央、毛主席的號召。
三道堰的貧下中農，全靠共產黨的“土地改革運動”，才家家戶戶地從地主手中分到了土地。所以特別聽黨的話，”黨叫干啥就干啥”。這句話，印在腦海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實在行動上。一點也不會打折扣的。
可是在程家船村，就有一家人不入社，他們不是對黨中央和毛主席有看法，而是與本村的村干部賭氣。
他叫袁永才。1950年，解放后的第一年，三道堰成立了鄉農會，程家船村那時候叫三千村，在成立村農會時，袁永才和母親因為工作積極，還被村民們分別選舉為村農會的干部。他們和其他村農會的干部一道，帶領群眾積極參加了”四大運動“和”土地改革運動“。
在土地改革中，袁永才一家有老少9口人，按該村人平1畝6分田分配，袁永才全家共分得14畝4分土地。筆者親眼見到了縣政府給他家頒發的土地證。袁永才是袁家的老大，他這一代有6弟兄，一家人勞動力強。辛勤耕作一年，糧食自給有余。一家人顯然是過上了幸福的甜蜜生活。
但是，因為袁永才和母親都是村農會的干部，他們在工作中與同樣是村農會干部的代光興、劉玉成產生了工作上的分歧和糾紛，進而激化成了矛盾。1955年成立初級社時，袁永才的母親說：”如代光興、劉玉成一天不垮臺，我就一天不入社。“ 真正成了”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結果，因為袁永才的母親賭氣，一家人硬是沒有入社，最后，連人民公社化都沒有把這一家人”化“進公共集體當中”。
袁永才一家成了三道堰唯一的”單干戶“。
1958年成立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社員們的財產隨個人入社而都入了社。公社興辦起了吃大鍋飯的”公共食堂“并實行了工資制。同時也產生了浮夸虛報的”三高五風“。再加之三年的自然災害，人民公社的社員們沒得糧吃了。
單干戶袁永才一家的財產和口糧沒有入社，“公共食堂” 、“三高五風”和自然災害都沒有影響到他們的生活。時隔50年后的今天，筆者采訪時，他們的后代還有點自豪的感覺。
1958年和1959年，老三袁廷安和老四袁廷清兄弟倆相繼結婚。生兒育女后人口快速增長，人口多了，土地沒有變，家庭境況逐漸拮據窘迫。
其一，全國都公社化了，唯有袁家是單干戶，面臨著漢子們的婚姻問題。袁家的人嫁出去，倒沒有什么問題。問題是袁家要接人進來，人口就要增加，接進來的人無法把原籍的土地帶過來。所以，袁家的第二代6弟兄中，只有老三和老四結婚。其余的全打了單身。
其二，袁家當年分的土地都在柏條河邊。公社修河時，不可能修袁家土地那一截，結果土地被水打了一畝多走。同時，袁家為了修自己院子邊的這一截河岸，硬是花了幾年時間，撿些石頭堆在自己的河邊。
其三，袁家買不起大型農具，早先甚至連牛都買不起，十多畝地，全是用鋤頭一鋤頭一鋤頭地挖出來。解放初期，所有的農民都是那樣種地，倒還沒有啥區別。隨著社會的進步，袁家的耕作越來越落后。產量也遠遠比不上集體的產量。
其四，袁家居住在柏條河邊。遠離大道，甚至遠離村道和社道。過去年代都是走羊腸小道，現在所有人的生活條件和生產條件都進步了，尤其拖拉機汽車的出現，對農村交通有了要求。袁家不能光靠雞公車和肩挑背馱。也要修路，就得占用自家的土地，這條路如果從別家的土地經過，還得賠別家的田地。
其五，弟兄姊妹大了，自然得分家過日子，原來那點房屋當然不夠用，修房子又占用了1畝多地。
所以，在1965年“四清”運動結束后，老四袁廷清與單干家庭決裂。他兩口子帶著兩個兒子共4個人，抽出兩個大人的土地加入了人民公社。
如此三下五除二，袁永才全家解放初期分得14畝4分土地，最后剩下的不到10畝。
而第二代的老三生了5個兒和1個女。
第三代中，5個兒都結了婚，都有了小孩，其中老二還生了兩個小孩。
這樣算下來，袁家老老少少十多口人，那幾畝地怎么養得活？
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年，袁家拖欠了公糧。那個年代是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時候，集體的資本主義尾巴都要割，何況單干戶。單干戶早已進入了準“地富反壞右” 的行列。豈能容忍不上公糧？在大隊的指揮下，生產隊的社員把袁家田里的稻子全部割光，連種子都沒有留下一顆。因此，袁家的田里三年不再下種，白了三年。袁家賭氣的理由是沒有種子。殊不知，又是自己賭自己的氣。
直到1982年全縣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袁家在耕作上仍然使用落后的方式，如栽培上仍以早已落后的“南京一號”、“桂潮二號”、“黃菜子”，“矮架早”、“凡六、凡七”品種。所以其產量極低。袁家的日子過得更緊張。
土地少，品種過時，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嚴重落后，導致了袁家的經濟一直掙扎在貧困線上。2008年的春天，筆者到柏條河邊的袁家采訪時，看到了許多早已過時，屬于《民俗志》收集的過時農具，還保留在袁家。有許多至今仍然發揮著歷史賦予功能。如耙、犁、風谷機、連蓋、曬墊、拌桶、籮筐，過時的生活用具如烘籠、夾背、背篼、以及編制鴛兜的模子等等。袁家的房屋雖是傳統的穿逗木結構房屋，但是該有窗的地方留下了窟窿，該有壁的地方用竹篾編起，還沒抹有上泥筋和石灰。我真不知道他們是怎樣過的冬天。
人的生命的意義，除了物質需求外，就還需融入社會。換言之，人是在群體中生活，是不能離開社會的。可是袁家由于當年賭氣沒有加入人民公社，孤孤單單地過了幾代人。那日子，真叫人不堪設想。可是袁家居然過過來了。
袁家雖然脫離了社會，可是社會還是關心他們的。尤其在1978年撥亂反正后，三道堰政府不再把他們作為異類看待。
1990年，全縣舉辦了農民書法比賽，三道堰推薦袁永才參賽，獲得了一等獎。筆者當年在文化局任職，親自給袁永才發了獎狀。18年后的今天，筆者作為采訪者造訪袁家時，發現這張獎狀還端端正正地貼在墻壁上，袁永才雖然不在人世了，但袁家還把它作為榮譽而保留。可見袁家對社會榮譽的向往和珍惜。
90年代中期，三道堰鎮村社三級在縣電力部門支持下大搞農電改造，目的是更新線路輸電設施設備，以保證廣大農戶生產生活用電要求。當線路改造到袁家小院時，村社領導和電管所的同志卻看到眼前的單干戶還與電絕緣。是的，這家人有點牛，最初村社集體集資架輸電線路時，不好去找他們，找了也沒用，有人側面試探時，他們就表示從不想和集體沾染，說什么你們點你們的電燈，我照我的煤油燈。
可干部們知道，話雖這么說，可當他們全家人望著各家各戶的電燈光和豐富多彩的電視節目時，也禁不住流露出羨慕的眼神。
單干戶也是農民兄弟，歷史已經發展到深入改革開放的階段了，誰還去追究他們當初為啥要當單干戶。村社干部和電管所的同志，都覺得是該解決他們通電的時候了。同時，現代文明也在直接或向接地影響著袁家，現在要為他家安電，推口話再也說不出口了。
然而，社里卻有些人想不通，說當初搞輸電基礎設施，是村社用集體的資金搞起來的，他們又不屬于集體的，所以要他們交基礎設施費用。干部們又苦口婆心地給村民們做工作，要大家多從大局著眼，全村人都過上小康生活了，丟下一戶人在那兒也不好。思想工作終于做通了，電管站的同志立刻組織好人力和材料，連夜給袁家布了電線、安上電燈。望著有些刺眼的電燈光，袁家幾口人硬是興奮得手舞足蹈，徹夜未眠。他們也說不清，到底是干部、鄉親送來的真情，還是電流所帶來的暖流，沖開了一家人閉鎖了幾十年的心扉。
尷尬的日子總是越來越少。
2004年以后，黨中央從工業反哺農業出發，全部免了農村的農業稅。這項政策自然落實到袁家。再后來，由各級財政按聯產承包的田畝給以農業補貼，袁家又從中受益。
最近，三道堰鎮黨委已做出決定并開始實施，今年內將沿柏條河修一條景觀大道，從三道堰修到青杠樹接上沙西線。袁家住在柏條河邊，意味著這條康莊大道就從袁家門前通過。袁家從此可以與現代化的社會接軌，也可以駛上成都新麗江旅游發展的快車道。
這個“單干戶”應該相當應該一個“互助組”的力量，他們就從來沒有經過人民公社階段。如果不搞人民公社，大多數農民應該與他們的情況差不多吧。其實，[左右互博]還可以問一句：“如果當年堅持人民公社，現在會怎么樣？”這里也有一個例子——
附：《中國僅存人民公社年底分紅 金額太大找警察護駕》
2009年01月15日 河北青年報
“最后的人民公社”人均分紅6000元
河北晉州市周家莊鄉是目前我國唯一保留人民公社制度的鄉鎮。1月13日，該鄉為六個自然村的村民發放近7000萬元的年底分紅，人均分紅6000元左右。
“社會主義大公社周家莊今天分紅兩億……”1月13日10時26分，石家莊貼吧上出現了這樣一則帖子，稱周家莊正在分紅，由于分紅數額巨大，分紅過程中有眾多警察維持秩序。
帖子中所說的周家莊是晉州市周家莊鄉，被稱為是“最后一個人民公社”。從1958年至今，周家莊鄉人民公社已經存在超過50年，周家莊鄉也成為我國目前唯一保留人民公社制度的鄉鎮。
紅利相當于農民的年薪
“（紅利）用外面的話說就是工資，一年在村里工廠或者地里掙工分的錢，減掉飯錢、電費等等就是這些錢了。”
當日16時記者趕到了周家莊鄉。在周家莊鄉政府門前，去各個生產隊監督分紅的周家莊鄉黨委副書記王月雙從一輛警車中走下來。記者了解到，分紅過程確實有警務人員“保駕護航”。
“你們晚了一步，款項剛剛發完。”王月雙說，2008年社員的紅利并非網友所說的2億元，而是近7000萬元。“7000萬元中有3000萬元的現金，為了資金的安全，從銀行取出來后就在警務人員的幫助下盡快發下去了。”
6隊一位王姓村民的兒子在當地的閥門廠干活，他下地掙工分。相對于干農活，在閥門廠做工錢要多一些。
“在這里，不是你想干啥就能干啥的，隊長讓干啥就得干啥。”老王說。
人均收入高于當地水平
周家莊鄉有12000多人。按照7000萬元粗略計算，人均分紅在6000元左右。
對于社員的收入，周家莊鄉有個特殊的算法叫“平均生活水平”，與人均純收入的算法不同。人均純收入是將第二年的生產資料投入也計算在內，周家莊鄉的人均生活水平則沒有包括生產資料投入，是純用于消費的收入。由于算法不同，晉州市每年把周家莊鄉單算，并不參加全市鄉鎮排名。
據了解，多年來周家莊鄉的人均生活水平一直高于晉州農民人均純收入。2006年，晉州市農民純收入是3774元，同年周家莊鄉人均分紅5609元。
個體戶不能享受分紅
一些周家莊人沒有分到紅利，前段時間還上交了錢，因為他們是個體戶、單干戶。目前，周家莊從事非公經濟的人員占總人口的5%左右。
周家莊鄉的村民可以選擇單干，鄉合作社規定，每個不參加農業或工業集體勞動的社員，每年必須要向合作社交納一定數額的公積金，因為他們享受著合作社的福利。公積金為男性每年1500元，女性每年1000元(有6歲以下小孩者免交)。
對此規定村民說法不一。一位趙姓村民認為，“值不值看怎么說了。20多年了，吃水不花錢，小孩上學不掏錢，電費優惠。如果我老了，即使不勞動，合作社每個月也會發錢給我。”
據河北青年報
周家莊鄉簡介:
周家莊鄉位于晉州市中部，西距石家莊市50公里。周家莊鄉1949年創辦互助組，1952年建合作社，1958年建人民公社，1983年建農工商合作社。自1952年至今，合作社始終集體統一經營，體制一直未變，已有55年歷史。而我國其他地區的人民公社只存在了24年，1982年就已經解體。
這里沒有以華西村、南街村為例來給人民公社吹牛，也就是說，如果按人民公社的路走下來，大多數農村雖然不能分金分銀分房子分汽車，但是像周家莊這樣的分紅應該是沒有什么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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