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體改的依據及方向性錯誤：對我國不當改革的理論反思（一）

農村體改的依據及方向性錯誤　　

－－對我國不當改革的理論反思（一）　　

社會主義事業是人類歷史上全新的事業，在發展過程中難免出現曲折甚至是失誤。特別是像我國這樣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礎上探索和逐步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及各種體制，更需要在實踐中不斷完善和豐富。因此，“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是我們黨、我們國家發展進步的活力源泉。”。但是，“改革”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具體展開，什么樣的改革才是強國之路，什么樣的改革才是我們黨、我們國家發展進步的活力源泉，這是值得研究的。 　　

30多年來，在一些資改派精英的鼓搗、折騰下，我們提出了不少明顯存在認識誤區的改革理論，實施了不少錯誤的改革政策，不但沒有實現科學發展，而且在經濟、政治、思想和社會等領域引發了很多重大問題，直接威脅到社會主義事業。　　

對社會主義事業形成重大威脅的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公有制經濟嚴重削弱，不占主體地位，導致兩極分化嚴重，形成了新的既得利益階層，產生了新的資產階級。建立與非公經濟相適應的上層建筑，改變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直至社會主義制度，是這個新的階層和階級的必然追求。二是不少黨員、干部、群眾的社會主義理想信念、價值觀念已經嚴重動搖甚至改變，具有資本主義社會典型特征的貪腐、黃毒、黑惡問題已經嚴重彌漫，社會道德全面滑坡。三是人民群眾國家主人翁地位嚴重削弱，利益得不到保障，上不起學、看不起病、住不起房成為數量龐大的低收入群體新的“三座大山”，官民矛盾比較突出，不滿情緒與日俱增。　　

利益是社會變革的最有力杠桿，民眾是社會變革的直接推動力量。當實際利益為既得利益階層和階級提供足夠的推動力時，當官民嚴重對立很難調和時，當喪失理想信念的黨員、干部和群眾對社會主義前途漠不關心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危機肯定會到來。　　

為什么寄予厚望的改革會在經濟、政治、思想和社會等領域引發很多重大問題，情況相當復雜。既有認識判斷上的重大失誤，又有一些黨內外一心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在借機搞資本主義改革。這兩個問題往往又相互交織在一起。認識判斷上存在重大錯誤，往往容易否定毛澤東時代的正確做法，或者說基本正確但還需要完善的做法，為資改派提供了可乘之機；別有用心的資改派則順著我們存在認識判斷上的重大失誤這根桿子往上爬，處心積慮地設計有利于通往資本主義的經濟改革政策，并且已經取得了很大成功。　　

問題的嚴重性還在于，除了一部分擁護社會主義的黨員、干部和群眾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引起了憂慮和反思外，多數人還沉浸在輝煌成就和盛世歡歌之中。因此，從實證研究出發，證明改革中哪些方面存在錯誤，既有利于在黨內消除誤區，統一認識，轉變為數眾多的處于中間地帶的人特別是相當一部分沒經歷過那個時代的青年人的看法，又有利于回擊那些別有用心的資改派，使廣大人民群眾看清他們的本來面目，回歸到毛主席的正確路線上來。　　

本文重點對農村體制改革的依據及方向性錯誤進行分析，以期引起探討。　　

一、對集體化時期農村問題的嚴重誤讀　　

我國的農村體制改革是從廢除所謂“左的指導思想”的產物——人民公社體制——開始的。30多年的實踐證明，包產到戶在特定的歷史時段、特定的地區、特定的人群中，有其權宜性或者說合理性，在有限的范圍內具有積極作用。但綜合全局來看，全面廢除人民公社體制，既不符合農村必然的集體化發展方向，又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農業生產自身的發展，必然出現嚴重的“三農”問題，在總體上是錯誤的。　　

為什么要全面廢除人民公社體制，與黨內黨外、上下左右不少人對集體化時期農村問題的嚴重誤讀甚至是主觀臆斷有關，應該討論清楚。　　

（一）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子虛烏有　　

在人民公社體制下，生產隊社員之間實行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影響生產積極性是農業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依據。實際情況是怎樣的呢？　　

在全國大肆推廣一些人的“徐水經驗”以及“一平二調”、吃公共食堂期間，確實存在平均主義、吃大鍋飯的問題。筆者原來所在生產隊也吃過食堂，個人的生產能力無法與個人收益掛鉤，不能體現多勞多得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但將人民公社體制調整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后，這種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問題就根本不存在了。大隊、公社不插手生產隊分配，已經為多勞多得創造了前提，分配完全由生產隊作主，社員之間就根本不可能或者說無法形成平均主義的分配格局。　　

首先，小農意識是平均主義、大鍋飯的天然思想屏障。斤斤計較的小農意識會自發地排斥平均主義、大鍋飯。筆者原來所在生產隊社員的思想素質明顯不能和大寨、南街、華西等地的社員相比，評工分時往往為了半個工分的高低而爭執不下，互不相讓，甚至結怨。原因就在于斤斤計較的小農意識半點虧都吃不下，何談平均主義、大鍋飯。可以說，除了像大寨、南街、華西等社員素質高的地方，可以勉強將平均主義推銷下去外，其它地方的生產隊要想搞平均主義恐怕相當困難。他們只接受多勞多得的分配主張。資改派精英說農村集體經濟體制等于大鍋飯，是別有用心的鼓噪，官僚們在這個問題上的武斷，則是不懂農民至少是不完全懂農民的表現。　　

其次，嚴格的工分等級制是保證多勞多得的有效制度安排。以筆者原來所在的生產隊為例，最低的每天5分，滿勞力10分。在這個基礎上，為了體現勞動力強、農活技術又好的人的不同報酬，最高可評12分。筆者在生產隊勞動期間，就見識過評12分的農活技術。以比較累人的稻田插秧為例。它有兩個技術難點：一是在很快的速度下，信手從一捆秧苗上拈出來的一小束秧苗要保持不多不少并非易事；二是既要速度快，力度又要拿捏好，保持秧苗插得不深不淺（過深過淺都不利）并非一日之功。評12分的既插得快，每束秧苗總是不多不少，插得不深不淺、平平整整。評10分的就明顯存在差距，其他的就更不用說了。闡述這些細節，就是證明生產隊在考慮社員的勞動貢獻和勞動報酬時，任何細小的能力差別都是注意到了的。   　　

評12分的與評5分的，各種收入相差一半以上。這種工分等級制，完全體現了多勞多得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它與分田單干后所形成的收入格局并無本質的不同，區別只在于形式。分田單干后，體力強、技術好的通過自己種的地形成直接的優勢收益；集體經濟體制下，體力強、技術好的通過工分等級制度形成的分配差距獲得間接的優勢收益。以筆者的親身感受，集體經濟體制下農村戶與戶之間的貧富差距還是不小的，這從平時的吃、穿、住就可以明顯的看出來。工分高的，住房較好，穿的也比較光鮮；工分低的，住房一般較差，穿的相對破舊。當農村發生大的災荒的時候，為什么有的社員會得浮腫病，而有的不會得，原因之一就是勞動力強、工分掙得多的不但錢分得多，而且在基本口糧之外，“工分糧”也分得多，吃不完，糧食積蓄多，災荒時能拿出來調劑。而勞動力弱、工分掙得少的不但錢分得多，而且在基本口糧之外，“工分糧”也分得少，糧食積蓄很少甚至沒有，到青黃不接的季節，往往要靠挖野菜度日，營養不良，所以身體浮腫甚至造成更嚴重后果。這就是集體化時期農村的平均主義。　　

（二）出工不出力只是極少數現象　　

生產隊社員集體干活時出工不出力、導致農業生產效率低下是農業體制改革的另一個重要依據。在上個世紀6、70年代，農業生產主要是手工操作，耗費的體力大，很辛苦。鑒于這種情況，恐怕為數不少的人都會認為在生產隊社員素質較低的地方，肯定存在出工不出力、搭便車的普遍現象。而實際上，只要堅持以“隊為基礎”，并且規模不要過大，即使在社員素質不高的地方如筆者原來的生產隊，集體干活時出工不出力、搭便車都始終只能是個別時間、個別場合、個別情況下的極少數現象，對整體生產效率的影響很小。　　

1、集體協作是農業生產本身的需要　　

農業生產本身就需要集體合作，這是脫離實際的政治家以及書齋學者不懂的地方。　　

回顧我國農業合作化的歷程，爭論大多局限于政治問題。如贊成農業合作化的山西省委通過調查認為：“更為引人注意的是農村出現了新富農, 有些翻身農民重新淪為貧、雇農, 農村出現了兩極分化。”。不贊成農業合作化的中共中央華北局農村工作部則認為：試辦初級社過早，“農民的覺悟和接受能力還沒有到這個地步, 現在推廣初級社對生產不利。”[1]眾所周知，中共中央華北局農村工作部的這個判斷，后來發展成為對整個農村的基本判斷，是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農村政策的立策依據。　　

問題在于，不論是贊成合作化的，還是反對合作化的，都沒有去研究為什么解放后短短的幾年里，全國農民就在沒有組織引導的情況下，自發成立了那么多互助組。僅山西就自發產生了8 萬多個，而且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原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所在的太行區32 個縣就自發產生了23266 個, 晉察冀邊區26 個縣就自發產生了38500 個，[1]并且還有網友披露過這樣的資料，在蔣介石統治的上個世紀30年代，就頒布過《合作社法》，難道蔣介石也要搞社會主義。　　

懂得農業生產的人都明白，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現象，是因為農業生產本身就離不開集體合作，憑一家之力單獨生產，不但效率低，而且很累。以栽種紅薯（各地方法不一）為例，第一要有人割苗藤，第二要有人將其剪成苗段，第三要有人運薯苗，第四要有人栽種。天旱時還要有人先挑水澆窩。簡單分工需4人，情況特殊需5人。根據有學者的抽樣調查，農村家庭從事土地勞動的平均每戶為2.13 人[2],顯然簡單分工都不適應。并且，就算哪個家庭勞力多，適應了簡單分工，也不能保證具有較好的生產效率，因為在栽種紅薯的過程中，割苗藤最快，剪苗段和運送薯苗次之，栽種最慢，所需人手不一樣。生產隊集體組織栽種就可以合理分工，如安排5個人割苗藤（多為半勞力），安排10個人剪苗段（多為婦女），安排10個人運薯苗，安排30個人栽種，整個生產就可以協調有效地進行。當比例失調的時候，又可以及時調整，決不至于發生效率損失。如果一家一戶單干，由于人手不夠，一般是先一起“割”，又一起“剪”，再一起“運”，最后一起“種”。遇到大太陽時，為防止薯苗放在地里長時間未栽種被曬壞，就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來，每種完一部分后又需要重新返回去準備薯苗。如此反復，必然多花冤枉工，多跑冤枉路，效率低，又很累。　　

有詩云：“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凡是對手工操作下農業生產的辛苦程度有切身感受的人，都懂得單干比合伙干要累的道理。這就是農民為什么會自發進行集體協作生產的一個重要原因。不懂得這一點，當然會認為試辦初級社過早，“農民的覺悟和接受能力還沒有到這個地步, 現在推廣初級社對生產不利。”　　

在整個農業生產中，除了少數農活外，大都需要集體協作。不管你采用何種體制，集體協作生產都是共同的。當今種糧大戶的生產，同樣離不開雇工之間集體協作。分田到戶后，除了勞動力特別強和特別弱（沒人愿意和其換工）的兩類家庭外，大都開展了換工互助。至于像農田改造、興修水利這一類能給農業帶來根本好處和長久益處的基本建設，農民是既想往，但個人又根本無能為力。　　

農業生產本身離不開集體合作，農民自然就會在主觀上認同或者基本認同集體化。跳出政治圈子看問題，就可以發現農村集體化在原則上不存在思想障礙。這是在農村組織引導農民走集體化道路的一個很有利條件。農村集體化的實踐證明，只要組織管理得當，就不會在整體上出現出工不出力的現象。如果哪個生產隊出工不出力、搭便車成為普遍現象，肯定與那個生產隊的組織管理不善有很大關系。這恐怕是大多數參加過集體化時期農業生產的人的基本共識。至于像大寨這一類先進的地方，出工不出力就根本不可能存在了。　　

2、社員之間的自發監督對出工不出力形成了有效制衡　　

以大家在一起集體翻地為例。當評10分的甲已經翻到前面去了，評10分的乙還落在后面，大家就會有意見，自己也不好意思。對利益十分敏感的一些農民甚至會當面吼你幾句，吼得你面紅耳赤。分散作業時最有偷懶的機會。筆者老家所在地屬于長江上游的大丘陵地帶，分散作業時坡這邊的看不到坡那邊的。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偷懶也只能是偶爾的，有限度的。比如本該用十分力，最多只能偷懶到只用九分力或者八分力，因為你大幅度偷懶，農活的數量和質量會存在明顯差距。長期如此，不但當日會被扣分，你的工分等級都會被拉下來。工分和農民的利益關系密切，大家都把工分看得很重。筆者在生產隊勞動期間，有一個名字叫芬的姑娘，成天念叨工分。她掛在嘴邊的一句口頭禪就是：“分，分，分，命根根”。因此，完全可以說，生產隊社員擔心出工不出力工分等級被拉下來所形成的壓力，絕不亞于包產到戶后形成的自發動力。不了解這些細節，成天浮在上面，當然會武斷地認為只要一進行集體生產，農民就會出工不出力。　　

3、生產隊一般都有防止個人偷懶的管理手段　　

在集體勞動中，有的地方個人自由空間很大。為防止個人偷懶，生產隊一般都有明顯的針對措施。以收割高粱為例。它是由個人先將成熟的高粱穗采摘下來，再挑到生產隊的曬場去，整個過程一個人就能完成，個人自由的空間很大，不便于相互監督。因此，凡這類勞動，一般采取計量計分，你把采摘下來的高粱挑到生產隊曬場去過秤，收多少，就得多少分。你要偷懶也可以，別人一天掙了20分，你一天可能就只掙幾分。在這種情況下，把工分看得很重的社員恐怕沒有誰會去偷懶，至少包括筆者在內的很多人都沒有看到過。　　

以上三個方面從微觀角度討論并說明了即使在社員素質不高的地方，集體生產時社員出工不出力也不可能成為主流，對整體生產效率影響不大。那么，宏觀數據支不支持這個分析呢？　　

查有關統計資料， 1952年合作化出現初步苗頭時，我國的糧食產量為3278.3億斤，除“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產量明顯下降外，多數年份產量沒有出現明顯波動并不斷上升。到包產到戶還未全面鋪開的1979年，在耕地面積減少2億多畝、農業生產條件沒有明顯改善的情況下，糧食產量達到了6642.3億斤，增產3364億斤，增幅102.6%。相反，從1979年以后包產到戶全面鋪開到能夠形成時期對比的2006年，在小麥、玉米、水稻等優良品種逐步推廣，化肥開始大量施用，糧食單產大幅提高特別是雜交水稻單產提高1倍的條件下，糧食產量僅從6642.3億斤增加到9960.8億斤[3]。增產3318.5億斤，增幅50%。增幅相差一半以上還可以用起點高來解釋，但包產到戶后在農業生產條件明顯改善的情況下，增產的絕對量都要低，就不知該如何解釋了。　　

縱觀包產到戶后的27年，除1996、1998和1999這3年糧食總產突破1萬億斤比2006年稍高外，其余多數年份都比2006年產量明顯要低。特別是2003年，糧食產量只有8613.9億斤，僅比1979年的6642.3億斤增加1971.6億斤。除去雜交水稻、雜交玉米等優良品種對增產的突出貢獻以及施用化肥對增產的貢獻外，分田到戶對增產有沒有貢獻甚至是不是負貢獻都值得考慮。當然，糧食產量受各種因素影響較大，單憑數字對比不能完全說明問題。但事物都有一個總體趨勢，從總體趨勢看，統計資料上的宏觀數據肯定不支持只要合作化社員就會出工不出力的主觀臆斷，因為在社員偷懶、搭便車成為普遍現象的情況下，在農業生產條件沒得到明顯改善并且耕地減少2億多畝的條件下，27年間如何能增產3318.5億斤糧食；更不支持分田到戶后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的結論，因為在農業條件得到突破，特別是雜交水稻單產提高1倍的情況下，再加上生產力得到極大解放，為何包產到戶后的的增產還不如集體化時期。　　

（三）自然瓶頸和管理問題不等于體制問題　　

在上個世紀6、70年代，由于受肥源、種子技術特別是人口增長過快等因素的制約，農業發展面臨三大瓶頸。在集體化過程中，一些地方（主要是生產隊）的管理確實還有待于總結提高。一些人將自然瓶頸和管理造成的農業問題，錯誤地判斷為是集體經濟體制自身的問題。一些資改派精英揣著明白裝糊涂，借機惡意詆毀農村集體經濟，從而誤導了不少人特別是沒有經過那個時代的青年人。　　

1、肥源不足和傳統糧種嚴重制約了產量的進一步提升　　

在上個世紀6、70年代，化肥還無法大量使用，農業生產主要依靠農家肥。由于農家肥有限，肥源明顯不足，積肥成為農業生產的重要環節。俗話說：“莊稼一枝花，全靠肥當家”，肥源不足對糧食產量的進一步提高形成了明顯制約。從事過農業生產的人都知道，澆足了肥的麥苗總是黑油油的，而沒有澆足肥的麥苗顏色明顯偏淺甚至泛黃，產量至少降低兩成。筆者在生產隊勞動期間，生產隊出于肥源不足，往往先滿足主產、高產田地用肥，對于其它田地，無奈之下只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有多少肥就施多少肥，對全隊的糧食產量造成了明顯影響。　　

新的糧種是在包產到戶后大面積推廣使用的，成為糧食大面積增產的關鍵因素，特別是雜交水稻，單產提高1倍。這次重訪我們生產隊的老隊長及其他熟悉農業生產的人，給了我一個比較深刻的印象，當我問他們包產到戶后到底能增加多少糧食產量時，他們回答的共同點是：和生產隊時的平均產量比較，勞動力多、勞動力強的家庭肯定要增產；勞動力處于中等水平的家庭，一般處于保產；勞動力較弱的家庭，很容易減產。扯平下來，增產不大。現在糧食產量高的關鍵是新糧種。以水稻為例，過去的老品種在我們這個地區一般就能產6、7百斤，使用新品種后，一般都能產1000多斤，增產1倍以上。　　

長期在農村土地上從事生產的人，他們對增產的主要因素看得最清，最有發言權。我們將主要由肥源和種子問題解決后形成的增產，判斷為全部是分田到戶后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帶來的。資改派精英跟著一瞎摻和，戴高帽，我們就更加堅信自己的錯誤判斷是真理，將包產到戶確定為黨在農村政策的基石。　　

實際上，集體化時期如果不受肥源和糧種問題制約，糧食產量會明顯高于統計資料上的數據；1979年以后如果不一刀切地推行包產到戶，繼續大力加強農田和水利基本建設，在肥源和糧種問題解決后，糧食產量會大大好于現在。　　

2、勞動力過剩是農業勞動生產率下降的最主要原因　　

筆者所在省是我國的人口大省。1958年成立生產隊時，我們生產隊的人口近100人，耕地180多畝，人均耕地近2畝。到上個世紀70年代，人口增長（包括外來戶遷入）到180多人，耕地沒有變化，人均耕地1畝不足，勞動力明顯過剩。為解決勞動力過剩問題，我們生產隊在60年代后期就想了很多辦法。一是抽出一些人辦了一個小型面粉廠，承接小麥來料加工。二是辦了一個小型養豬場，抽出一些人專門養豬。三是利用生產隊積累買了1條木船，抽出一些人到長江上跑運輸。但勞動力還是過剩。　　

理論和實踐都可以證明，當農業生產的技術條件沒有發生變化，而投入到土地上的勞動力超過最佳或者說正常需要時，必然造成土地的邊際收益遞減，形成勞動生產率下降。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一些農村工分分值比六十年代還要低，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但投入超出農業生產所需要的勞動力形成土地的邊際收益遞減無疑是主要的因素。　　

投入過多勞動力是出于被迫和無奈。舉個例。假若一個生產隊有100個勞動力，由于土地有限，全部農活只需要50個人就能有效完成，但在剩余50個勞動力的出路沒有解決和出工才有工分的情況下，其他50個人就只有一起去勞動。很明顯，在土地產出有限的情況下，50個人的農活100個人干，農業勞動生產率肯定會下降，工分分值肯定會降低,人均糧食占有量肯定會減少。　　

但問題在于，這明顯與農村集體經濟體制本身無關。因為不管你采取任何體制，只要勞動力過剩，都會出現相同的問題。重慶市市長黃奇帆在2010年8月份接受楊瀾專訪時就說過：“當大量農民在城里真正待下來了，那么農村的勞動生產率才能真正提高”。[4] 這說明分田到戶后這個問題同樣嚴重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制約著農業發展。資改派精英出于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需要，惡意將勞動力過剩造成的農業勞動生產率下降歪曲為農村集體經濟體制造成的，對分田到戶后面臨的同樣問題不但視而不見，還要想方設法唱贊歌，以忽悠民眾和決策層。一些人由于官僚武斷，不了解實際情況，也把勞動力過剩造成的農村勞動生產率下降、社員收益相對減少錯斷為實行了集體化。　　

但農民是聰明的。從上個世紀60年代后期甚至更早開始，不少地方就像筆者所在的生產隊一樣，開始興辦社隊企業（84年改稱鄉鎮企業），解決過剩勞動力的出路問題。農民雖然不懂什么邊際效益理論，但直覺和經驗會告訴他們，這么多人圍著那一點土地過日子肯定不行。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農村的社隊企業已經具有一定規模，不但較大地緩解了勞動力過剩帶來的壓力特別是社員收益相對下降的問題，而且極大地支持了農業生產本身。僅1979年至1981年這3年，“社隊企業支援農業基本建設的資金相當于同期國家對農業（包括農林牧水）投資的59.3%。”[5]　　

然而，對于這一在農村集體經濟體制上成長起來的功不可沒的新生事物，70年代末就有人給它扣上了“乘亂發展起來的，是‘左’的產物”的帽子，80年代初又遭到了對國有企業形成“以小擠大”的質疑。[5]雖然當時有的中央領導、國務院領導和部委領導看到了社隊企業的作用，對社隊企業給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并出臺了相關文件。但是，一部分人一是由于搞不清農村勞動力過剩與社隊企業之間的必然聯系，或者說搞不清農民自發辦社隊企業的來龍去脈，所以直到1987年，總設計師在會見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時，還是將從60年代甚至可能更早就開始萌芽的社隊企業稱為“異軍突起”，并堅持認為是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意料不到的成果。二是由于看不到農村集體經濟體制下勞動生產率下降的真正原因和集體經濟體制是催生和維持社隊企業發展的必要條件，所以在回答社隊企業是“乘亂發展起來的，是‘左’的產物”的蠻橫責難時，“中央一些領導同志”都只肯定社隊企業，而沒有肯定農村集體經濟體制，強調“這不是社隊企業的過，是立了功的。”[5]這就出現了一個十分荒誕的邏輯悖論：蘋果對人的身體是立了功的，但長出蘋果并幫助其發育成長的蘋果樹是有害的，必須予以砍掉。所以，從1983年開始，就決定要一刀切地廢除人民公社體制。辦社隊企業是解決農村勞動力過剩問題的有效途徑。社隊企業隨著集體經濟瓦解而逐漸消失，造成了很嚴重的后果，不能不說是一大悲劇。這個問題后面還要專門討論，暫且不表。　　

黨內官僚的主觀武斷和資改派精英的瞎攪和，也影響了一些贊成社會主義的學者的看法。如，某知名經濟學家就將勞動力過剩引起的勞動生產率下降歸結為農業學大寨運動的失敗；當過公社領導干部的某學院某教授在其《小農動態理論范疇的動態歷史考察》中則認為：由于“集體土地所有制隱含著‘土地產權虛置’和‘集體成員權平等’的平分機制，導致市場機制不能發揮其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最終造成幾億農民在高強度勞動投入和過密型種植模式下出現了農業生產勞動率下降和土地邊際收益遞減的現象。”這些觀點在體制內不少學者中恐怕已經形成共識，有助于鞏固錯誤判斷，需要加以辨明。　　

首先，農業學大寨明顯主要學兩點。一是學習大寨人艱苦奮斗精神，這種精神主要體現在農田基本建設上。農田基本建設是保證糧食相對穩產、高產的重要環節。中國科學院院士孫鴻烈在為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專題講座時強調：“坡耕地產量低而不穩，成為許多地區經濟落后的主要原因。”“坡耕地改造為梯田后糧食單產一般可以翻一番”。[6]懂農業生產的人都知道，坡耕地產量不高的原因是水、土、肥都容易流失。在農業學大寨運動中，我國農村不但改造了大量坡耕地，而且改造了大量的鹽堿地，形成了一大批相對穩產、高產田。在1952年到1979年的27年間，我國在農業生產技術條件比較落后、耕地面積減少2億多畝的情況下，糧食產量仍能增加3300多億斤，農業學大寨運動和集體化都功不可沒，何來的農業學大寨運動失敗。二是學習大寨人的集體主義精神。雖然這個問題不會像農田基本建設那樣立竿見影，但在強有力的氛圍影響下，在潛移默化中，無疑會形成量變到質變過程。農村集體經濟時期的很多先進集體特別是在今天的農村環境中鶴立雞群的江蘇華西、河南南街、河北周莊等8000至10000個先進單位，[7]絕不是什么不可復制的偶然現象，它是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農業學大寨運動中，我們黨長期教育引導的結果。由此可見，農業學大寨運動與農村勞動力過剩造成的勞動生產率下降以及邊際收益遞減之間明顯沒有直接聯系，將兩者生拉硬扯在一起，是對實際情況不了解的表現。　　

其次，在農村實行集體經濟時期，我國雖然有市場，但并未搞市場經濟，資源以計劃配置為主，何來的“市場機制不能發揮其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相反，分田到戶后搞市場經濟并發揮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了，為何農村仍然面臨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勞動生產率下降問題。至于“土地產權虛置”等所謂創新理論，去問一問當時的生產隊社員就會明白，這純系海市蜃樓。　　

3、管理問題不等于體制問題　　

我國是一個貧窮落后的大國，在上個世紀6、70年代不少農民的文化水平和思想素質不高，農村優秀管理人才不足。這無疑對集體化后的管理特別是生產隊的管理提出了挑戰。就全國而言，確實有些生產隊不同程度地存在管理問題，筆者原來所在的生產隊也多少如此。管理的好壞，直接關系到生產效率。管理不善，集體化的優勢不但顯示不出來，而且同樣會降低生產效率，造成系列問題。農民往往分不清什么是體制問題，什么是管理問題，容易簡單地認為反正是集體化后出現的。少數地方農民對集體化的不滿，其實往往是對管理不善的不滿。筆者原來所在生產隊社員時不時掛在嘴上嘟噥的東西，絕大多數都是管理問題。但這是如何總結提高，加強和改進管理的問題，不是集體經濟體制本身的錯。　　

管理水平提升離不開實踐，好的管理人才需要在實踐中學習、錘煉和提高，光靠課堂上的書本知識還差得太遠。所謂“理論是灰色的，生活之樹長青”就是這個道理。不管采取什么體制，要形成有效管理都有一個探索、總結、提高的過程。因此，農村集體化后，有的地方存在管理問題，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在堅持農村集體化的基礎上，針對有的生產隊存在的管理問題，逐步開展相關培訓，提高農村干部的科學管理能力，集體化的優勢肯定會進一步發揮出來。　　

改革后，管理問題同樣有過之而無不及。僅國有企業的內部管理，就經過了“砸三鐵”等折騰，導致了管理層與職工嚴重不和諧甚至對立，現在又開始提倡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和企業文化建設，提倡以人為本，至今都沒有找到有效的管理辦法。令人不解的是，為了適應改革后新體制下的工農業管理，國家每年都要組織大批人在境內外進行培訓。有的地方政府甚至斥資數百萬，幾年內要將科以上干部全部送名牌學校培訓完。一句話，改革是新生事物，方方面面都要大力扶持，有錯不要緊，錯了就改，而農村集體化就必須要所有條件都成熟才能干，否則就是極左。這有點太霸道。　　

（四）對分田到戶后農副產品供應豐富現象的嚴重誤讀　　

分田到戶后，農副產品供應相對豐富現象確實存在，一些人便認為是因為農村體改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種植和養殖積極性。其實，這是嚴重誤讀。農村體改后農副產品供應相對豐富雖然與政策調整有直接聯系，但并不是推動農副產品供應相對豐富的主要原因。那么，推動農副產品供應相對豐富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1、飼養技術的創新　　

飼養技術革新大大縮短了家畜的生長周期。以飼養生豬為例。過去農村養肥1頭豬最少要1年。要想再養大一點、肥一點一般要1年多。有了新的飼料后，養肥一頭豬一般只要3個月。生豬年出欄率比過去提高了4倍。不難設想，如果不發生飼養技術革新，養肥1頭豬仍然需要1年甚至更長時間，就意味著豬肉供應量會在現在的基礎上減少四分之三。面對10多億人口，減少四分之三的供應量是什么概念，只有兩種方式供選擇：一是實行計劃供應，仍然回到憑票買肉的年代；二是由市場決定供應，在嚴重供不應求的情況下，豬肉價格必定猛漲、大幅攀升，成為只有富人才吃得起的奢侈品。戴著政治有色眼鏡、很可能連韭菜、麥苗都分不清的周瑞金之流嚷嚷什么“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無非是為了對上討好，對下忽悠。　　

2、種植技術及保鮮技術的創新　　

首先，隨著科學技術的應用，形成了一大批蔬菜良種，如茄子類的“杭茄1號”， 番茄類的“浙粉202”、“ 以色列189”， 辣椒類的“新豐5號”，豆類的“川紅架豆”等等。這些蔬菜良種就如雜交水稻一樣，在提高產量、保證供應方面起了很重要作用。　　

其次，新的栽種技術延長了種植時間、拓展了種植空間。代表性的新技術有：“大棚蔬菜種植技術”、“反季蔬菜種植技術”、“ 無土育苗技術”、“水上蔬菜種植技術”和蔬菜立體種植技術”等。種植時間的延長和種植空間的拓展，會大面積、全方位增加供應總量。不說別的，如果沒有大棚蔬菜技術和反季蔬菜種植技術，積極性再搞，誰也甭想在寒冷的冬季生產出黃瓜來。　　

其三，蔬菜保鮮技術的應用為平衡供應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沒有采用蔬菜保鮮技術前，相當一部分蔬菜的儲存受到較大影響。由于這部分蔬菜生產出來后必須要及時消費掉，因此在種植時就必須考慮合適的產量，否則種多了就會由于無法及時消費而形成浪費。采用蔬菜保鮮技術后，在旺季就可以適當多生產這類蔬菜，到淡季再拿出來供應。　　

3、糧食問題基本過關　　

從直接的原因看，農副產品供應相對豐富確實與農村體改時對農業政策的調整有聯系。在農村體改前，由于受種種客觀原因影響，農業政策沒有隨已經發生的客觀變化及時進行調整，保證糧食產量捆住了農民發展農副業的手腳。以筆者原來所生產隊為例。180多畝土地不但要養活自己，還要完成近3萬斤糧食統購任務。在這種情況下，用來種菜的土地明顯有限。農民都明白，1年種2季或3季蔬菜的收益肯定比種糧的收益高，但出于保證糧食產量的需要，只能拿出極少量的土地來種點菜，一部分分給社員后，一部分拿到就近的城鎮去賣。蔬菜的供應量會明顯不足。農村體改后，農業政策進行了調整，首先是糧食征購任務減小。1979年，中央就決定從當年起減少征購“五十億斤，以利于減輕農民負擔，發展生產。”[8]以后，又逐步取消了糧食統購統銷，2001年后逐步發展到每家每戶每年只要交夠公糧的錢就行了。在這種情況下，農民當然會騰出更多精力、拿出更多資源來搞農副業，增加供應量。　　

但是，正如任何事物的存在都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一樣，農業政策的調整也必須要有前提條件，這就是糧食問題必需基本過關。到農村體改時，我們的糧食問題已經基本過關了。不但1979年我國的糧食產量已經達到6000多億斤，人均年糧食占有量明顯提升，而且在“備戰備荒為人民”和“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思想的指導下，我國的糧食積累已經非常可觀。筆者在部隊服役的70年代期間，所在連隊到鎮上購買的糧食，都是庫存三年左右的谷子打出來的陳米，要想買點新米都必須經有關部門批準。如果沒有這些條件，糧食問題仍沒有過關，如60年代末期我國的糧食產量才剛過4000億大關，人口就已經達到了8億多，以及在工業化屬于起步階段，還不能拿出更多錢來進口糧食的情況下，誰敢輕易調整農業政策，放松糧食生產？相反，在相關條件具備后，農業政策調整是遲早的事，不搞農村體改，農業政策也必然會調整。因此，妄言農村集體經濟時代錯誤地搞了“以糧為綱”、“體制僵化”，造成農副產品“匱乏”，是典型的站著說話不腰疼，或者如某位中央領導說的，不當家不知柴米貴。　　

（五）對農村集體經濟的刻意涂抹　　

資改派精英和一些所謂的“改革史家”們出于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需要，或編造事實，或移花接木，或抹殺前提，對農村集體經濟進行了一番又一番的惡意攻擊，不但嚴重誤導了群眾，而且由于迎合了有的人的錯誤判斷，得到了默許甚至贊賞，需要還原真相。　　

1、小崗村集體化時期的糧食產量嚴重背離常識　　

描述小崗村集體化時期的糧食產量非常低的版本很多，我們以與遭受較大質疑的馬立誠有親密合作關系的人民日報社主任記者、編輯凌志軍先生的大作《1978歷史不再徘徊》所提供的資料為藍本。該書在第一章“風起青萍末”中有這樣的記敘：“直到1979年底，也即對于人民公社的失望情緒已在中國大部地區公開彌漫起來的時候，小崗的上級鳳陽縣委才敢于公布這本賬目：1966年到1978年，總計一百五十六個月（13年，筆者注）里，這個小小的村莊有八十七個月靠救濟度過。總計吃去救濟糧十一萬四千公斤，比他們自己生產的糧食多出三分之一；花去救濟錢一萬五千元，比他們自己掙的錢多出十分之一。”　　

對于該書，主流人物、主流媒體可謂好評如潮。原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某位重要成員對該書的評價是：“這本書寫得好。寫的是歷史，材料真實充實…”；《中國青年報》的評價是：“這本記述人民公社盛衰史的書，用無數珍貴的史料，勾畫出那段悲壯的、悲哀的、悲痛的歷史，那段我們不能忘記的歷史。讀過它你就知道，這位記者的使命感、勇氣和踏實嚴謹、埋頭做事的精神，是多么令人欽佩。”《解放日報》的評論是：“作者的劍術是客觀的，分析是理性的，沒有那種令人厭的亢奮的情緒化色彩。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直筆，不為尊者諱，不為賢者飾，也不曲意躲閃更不違心涂抹，努力按照歷史的本來面貌來敘述、解析歷史，這確實是很可貴的。”中央黨史研究室鄭惠的評論是：“本書作者花了7年時間寫作，搜集了大量的資料，包括公開的檔案、文獻、報刊、專著、文集、回憶資料集、調查報告等等。從內容上看，作者力圖做到言出有據，絕不任意杜撰。”　　

我們來看看這個“絕不任意杜撰”的凌大記者所依托的史料有多么荒唐可笑。　　

首先，縣一級政府不可能直接為一個生產隊做賬。因為縣下面有區，區下面有公社，公社下面有大隊，大隊下面才是生產隊。一個縣下面有很多個生產隊，在計算機還沒有普及的情況下，縣政府直接為每一個生產隊做明細賬在技術上有一定難度并且也毫無必要。一般的情況是，至少以公社為單位上報生產情況，申報需要救濟的數量，縣政府的明細賬最多做到公社就夠了。除非上個世紀60年代鳳陽縣政府就準確地預測到小崗村在79年后要成為全國農業戰線的“典型”，才會直接為小崗生產隊做明細賬。　　

其次，也是最主要的，“1966年到1978年，總計一百五十六個月里，…總計吃去救濟糧十一萬四千公斤，比他們自己生產的糧食多出三分之一”嚴重違反常識。按照這個資料，12年小崗村生產的糧食=114000－114000÷3=76000（公斤）=152000斤，平均下來每年的糧食總產=152000÷12≈12667（斤）。公認的小崗村耕地面積為517畝，據統計資料，1979年安徽省糧食作物與農作物的播種比為78%，[3]按照這個比例計算，小崗村當年種糧用地為517×0.78≈403（畝）。這與根據小崗村79年產出油料3.5萬斤來進行推算得出的結果是基本相等的。按照400畝耕地種糧食計算，平均每畝產量=12667÷400≈32（斤）。任何一個農民都知道這樣一個常識，1畝地的種子就需要18斤左右。播種18斤，收獲只有32斤，這種辛辛苦苦勞作一年基本無功的事情只有瘋子才會去干。而且，每畝地要保持32斤左右的產量，還真要講點藝術，因為每畝地播種后，只要把草除干凈，盡管不施肥，產量都會大大超過32斤。要保持每畝地32斤，既不能完全不鋤草，因為雜草蓋過莊稼后，可能收不到32斤，但又不能把草鋤得太干凈，因為草鋤得太干凈后，產量會明顯超過32斤。這種藝術，只有惡意攻擊農村集體經濟的“改革史家們”們才講究得出來。　　

其三，1966年到1978年，小崗村年平均糧食總產為12667斤，除去400畝地需要約8000斤種子（考慮種子在儲存過程中的霉變等損耗，需要留有一定余地），自產的糧食就只有4667斤可供分配，再加上每年的救濟糧114000×2÷13≈17538（斤），兩項合計，小崗村每年可供分配的糧食為22205斤，每人可分得糧食22205÷110（該書提供的人數）≈202（斤），每人每月的糧食約17斤，每天的糧食只有5兩多。在這里，筆者要問原鳳陽縣委和包括凌志軍先生在內的“改革史家”們，在每人每天只有5兩多糧食的情況下，從1966年1月開始到1978年12月的漫長13年里，小崗村的村民是怎么生活過來的。在副食品還不豐富的6、70年代，202斤糧食最多只夠一個農民吃170天，還有190多天是靠討飯能夠解決的嗎？　　

很明顯，這種刻意杜撰，其目的是要抹黑農村集體經濟體制。但原鳳陽縣委和“改革史家”們都忽略了一個基本問題，故意杜撰出來的東西往往破綻百出，經不起基本常識的檢驗。　　

2、小崗村民外出“乞討”真相　　

小崗村民在公社化時期沒有生產積極性，畝產長期只有幾十斤，糧食嚴重不夠吃，經常要外出討飯，已經成為改革史家”們控訴農村集體經濟體制的一大“亮點”，很容易使人對“那段悲壯的、悲哀的、悲痛的歷史”的渲染產生共鳴。因此，需要進行剖析，還原真相。　　

眾所周知，中國有數量龐大的民間藝人，很多地方戲曲的名頭都很響。安徽鳳陽花鼓雖不算赫赫有名，但也小有名氣。據有關資料介紹：“鳳陽花鼓主要分布于鳳陽縣燃燈、小溪河（小崗村所在地）等鄉鎮一帶。其曲藝形態的表演形式是由一人或二人自擊小鼓和小鑼伴奏，邊舞邊歌。”歷史上，鳳陽縣農民就有在農閑甚至農忙時外出賣藝的習慣，原因是其收入明顯高于務農收入，就像現在的農民外出打工的收入明顯高于種地收入一樣。在這種情況下，鳳陽縣農民（自然包括小崗村農民）利用農閑外出賣藝是很正常的事情。只要收入可觀，農忙時外出賣藝甚至棄農從藝都是可能的。現在一些農民把地租給別人自己進城專門打工或經商，一些農村青年組成具有一定規模的樂隊、演唱隊，不從事農業生產，專門服務于農村的生日喜慶或紅白喜事等，體現的是同一個道理。因此，凌志軍先生在其大作《1978歷史不再徘徊》的第一章“風起青萍末”里記敘的鳳陽縣861人“從1976年12月下旬，也即黨中央號召再掀農業學大寨新高潮的那個月…出游行乞，至1977年4月被強迫送返鄉里，共討得二萬二千零七十四元九分現金…”的事情，本不足為怪，奇怪的倒是“改革史家”們為什么要故意隱去鳳陽縣農民歷來就有憑傳統技藝外出賣藝的歷史細節，并輔以小崗村在集體化時期長期糧食畝產只有幾十斤的刻意渲染，給人一種小崗村民完全是因為吃不飽飯才外出乞討的感覺，使人對農村集體經濟體制產生惡感。相反，現在的農村有大量既不是外出打工，又不是外出賣藝的盲目外流人員。筆者不敢說大量的偷盜、搶劫等案件都是這些盲流人員干的，但起碼與這些盲流人員有很大關系。這無疑增大了國家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難度。“改革史家們”為什么不但對這些選擇性失明，而且還要左一個千年盛世右一個千年盛地對上對下進行忽悠。筆者認為，這有點像陰謀史學。　　

3、所謂“生產靠貸款”純系移花接木　　

上個世紀6、70年代的農業生產成本與80年代特別是90年代以后的農業生產成本有很大差別，主要有五個方面：一是莊稼基本靠農家肥，很少用化肥；二是蟲害很輕，使用農藥少；三是自留種子，無種子成本；四是傳統種養無須建塑料大棚、溫室、水中網箱，無須購買飼料；五是手工操作下農業機械成本很小。這與統計資料相符。到1975年，全國農業生產使用化肥才只有536.9萬噸，用電183.1億度，而到1995年，農業生產使用化肥已達3593.3萬噸，用電已達1655.7億度，[3]分別是1975年的6.69倍和9倍。在農業生產成本相當小的種情況下，筆者一直搞不清，一個生產隊貸款來干什么。如果小崗村集體化時期的那種產量屬實，播下種子后，肥都不用施，地里的雜草都不需要鋤干凈，就保準能達到。“改革史家”們出于抹黑農村集體經濟體制的需要，移花接木，將現在的農業生產條件嫁接到6、70年代去，忽悠不懂農業生產的人，包括不了解6、70年代和現在農業生產成本差別的農村年輕人，欺騙決策層。一些學者也信以為真，著書立說時到處在引用。至于70年代后期隨著社隊企業規模擴大，一些社隊貸款辦企業，那屬于另外一回事。　　

4、“吃糧靠返銷”抹殺前提，掩蓋真相　　

要搞清返銷是什么意思，先要明白什么叫統購統銷。統購統銷是1953年中央政治局針對我國在工業化進程中，城鎮人口和工業用糧急劇增加，出現糧食危機的情況，選擇了陳云8個方案中的1個而形成的。中央于1953年10月16日做出了《中共中央關于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的決議》。所謂統購，就是由政府統一收購。它包含了兩個部分：公糧（或皇糧）和政府按計劃收購的農家余糧，叫征購。公糧一般是固定的，征購多少糧食則由國務院根據需要和可能確定，然后將指標下達各省。兩部分合起來則形成了當年的統購指標。為保證政府手中有糧、心中不慌，各省每年一般要先完成統購任務。如果政府征購過多，或哪個地方遇上荒年糧食減產，導致農民糧食不夠吃，則政府在核實之后會按照實際需要從國庫提取存糧返給農民。這就叫返銷。資改派精英和一些“改革史家們”故意抹殺了先要完成國家統購任務這個前提來談全國三分之一的生產隊吃糧靠返銷，使讀者特別是不了解那段歷史的讀者很容易以為，農村集體經濟時期三分之一的生產隊產出的糧食太少，自己都不夠吃，要依靠國家給糧，其用心真的很良苦。　　

很明顯，如果國家不迫于工業化、城鎮人口增加過快等原因，下達一般比公糧指標要高的糧食征購任務，農民們只交“皇糧”的話，不但自然條件好糧食產量高的地方以及自然條件不好但創造條件使糧食高產的地方（如大寨）的農民糧食吃不完，而且一般的生產隊糧食都會吃不完。如果再加上取消工農產品價格的剪刀差，除了老少邊窮地區外，絕大多數農村都會溫飽有余，出現溫飽不足的首先只能是條件差的城鎮居民。“改革史家”凌志軍等杜撰集體經濟體制下幾億農民食不果腹，是惡意攻擊，然熟悉內情的官方把迫不得已實行的政策帶來的結果，或者說面對一窮二白只有先勒緊褲帶搞建設，看成是農村集體經濟體制造成農民溫飽不足，是包產到戶解決了農民的溫飽問題，令人不好理解。　　

至于全國各地政府大員們是不是都像原河南省省委書記和我們省原主要領導那樣為了顯示政績，下達過高的征購指標，造成生產隊社員自身吃糧緊張，并且數量多達三分之一，屬于另一個問題，這里就不討論了。　　

5、小崗村包產到戶當年的糧食產量其實比較丟人　　

“改革史家”們大力渲染小崗村包產到戶后發生了巨大變化，目的在于反證農村集體經濟體制的種種不是。那么，小崗村包產到戶當年是不是發生了令人信服的變化，只有用事實來說話。　　

在“百度”輸入“小崗村”，可得到如下資料：小崗村位于鳳陽縣東部的小溪河鎮，“大包干”前隸屬于梨園公社，當時僅僅是一個有20戶、115人的生產隊。“大包干”第一年，小崗村發生了巨大變化。全隊糧食總產13.3萬斤，相當于1955年到1970年糧食產量總和；油料總產3.5萬斤，相當于過去20年產量的總和。　　

這個版本提供的小崗村集體化時期的糧食產量更低，計算下來只有22斤。“百度”在轉載這個資料后，自己都提出了質疑，故未采用。這里只討論小崗村大包干當年的糧食產量。　　

按照小崗村當年用400畝地種糧計算，小崗村當年糧食平均畝產=133000÷400=332.5（斤），比根據統計資料計算出來的安徽省當年糧食平均畝產341斤還要低。　　

整個安徽省以淮河為界。淮北屬北溫帶半濕潤季風氣候，淮南屬北亞熱帶濕潤季風氣候。淮南與淮北相比，無霜期相對要長，雨量相對要充沛，復種指數相對要高。從總體上看，淮南的農作物生產優于淮北的農作物生產。據有關資料介紹，鳳陽縣地處淮南，“是農業大縣，也是國家商品糧、瘦肉型商品豬生產基地”，顯然農作物生產的自然條件明顯優于淮北地區，更好于西部的大別山區，理應為整個安徽省的糧食平均畝產做出較大貢獻，一般情況下，糧食畝產至少應該在500斤以上。1979年，我們省的糧食平均畝產為438斤。我們老家所在縣地處長江上游的大丘陵地帶，最陡的坡度超過70度，上面的小塊土地往往只有幾尺寬，幾丈長，并且很多地是“下雨一包糟，天晴像把刀”的黃泥地，與東北的黑土地和我省西部的油沙地根本不是一個等級，但我們縣的糧食產量（紅薯按3斤抵1斤細糧計算）在70年代中期就突破了700斤，為我省的糧食平均畝產做出了貢獻。而小崗村具有較好的農作物生產自然條件，又進行了偉大創舉，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糧食產量竟然低于整個安徽省的平均畝產，你說丟人不丟人。如果安徽省具有小崗村這樣生產條件的地方的糧食產量都這樣低，安徽省的糧食平均畝產肯定會低于300斤。塑造“小崗經驗”的人的臉不知道紅不紅，怎么好意思拿上桌來宣傳和推廣？上個世紀80年代初流行這樣一句話，叫做“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可是，如果全國具有小崗同等生產條件的生產隊的糧食產出都和小崗一樣的話，那么，在80年代城鎮人口比50年代大幅攀升的情況下，不少城鎮居民恐怕要喝西北風了。　　

二、現實與理想需要逐步結合　　

辯證唯物主義揭示了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事物總是處于不斷地運動和變化之中,靜止是有條件的，相對的，運動是絕對的；事物的變化始終遵循量變質變規律。如何把握社會發展規律特別是量變質變規律，引領社會發展，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無階級政黨執政能力的重大體現。我們在農村體改問題上的重大失誤，除了對集體化時期農村問題的嚴重誤讀甚至是主觀臆斷外，與我們沒有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來具體觀察分析農村社會，正確處理現實與理想之間的辯證關系有很大關系。　　

（一）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　　

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都始終強調，包括歷史唯物主義在內的理論都是有前提的、相對的，只能作為行動的指南，而不能作為教條到處照搬照套。由于歷史環境不同，相同的結果，產生的原因完全不同；相同事物，發展的結果完全不同。我們舉幾個例子。　　

“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但雅典國家和羅馬國家、德意志人的國家產生的原因就不同。雅典國家發展于“在全部阿提卡境內，特別是在雅典城本身，各氏族和胞族的成員相互雜居，已經一代比一代更厲害了…隨著工業和交換的進一步發展，各生產部門——農業、手工業（在手工業內又有無數行業）、商業、航海業等——之間的分工日益充分地發展起來；居民現在依其職業（而不是氏族，筆者注）分成了相當穩定的集團；其中每個集團都有好多新的共同的利益，這種利益在氏族、胞族內是沒有存在的余地的，因而就需要創設新的公職來處理這種利益。”[9]這是典型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發展過程。而羅馬和德意志人的國家的產生原因就不同，他們的共同點是，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氏族聯系十分牢固有力，國家是在征服了大量外族和土地后，現有的氏族管理無法適應而逐步產生的。　　

在古羅馬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不僅蘊含著大地產的形成，而且還蘊含著大貨幣資本的形成。但由于歷史環境不同，羅馬的無產者并沒有變成雇傭工人，和他們同時發展起來的生產方式也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奴隸制的。[10]　　

在上個世紀，和中國一樣處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很多，由于中國產生了以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中國共產黨，有一大批救亡圖存的民族先進分子，中國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很快初步實現了工業化，國家日益繁榮昌盛，而其他國家由于沒有這個條件或者說不完全具備這個條件，國家發展進步很小，仍然十分落后，并且在帝國主義的插手干涉下，動亂不已。　　

因此，馬克思歷來對不顧不同的歷史環境，把他對西歐社會發展的一般描述（即歷史唯物主義的一般描述）當作理解和解決社會問題的萬能鑰匙十分反感，認為肯定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是給他的榮譽，但照搬照套則是對他過多的侮辱。強調要從具體分析中去尋找解決社會問題的答案。[10]　　

堅持其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我們就可以發現，新中國成立后的農村和幾千年封建制度下的農村已經具有很大差別，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管理整個社會的已經不是剝削階級，而是以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代表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共產黨。這個黨因為帶領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使人民翻身做主而具有很強的號召力和感召力，經常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先進人物宣傳能對農民能產生實實在在的、潛移默化的影響。　　

二是農村有一大批基層黨組織，多數黨組織具有較強的戰斗力、引領力、影響力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三是有一大批農業集體化的領頭雁，這些領頭雁往往德才兼備，成為當地農民的主心骨。　　

四是有一定數量的具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新農民。　　

五是翻身后的農民生產積極性很高，他們不是像在舊社會那樣為地主老財們打工，而是為自己生產。出于進一步提高生產效率和減輕勞動強度的需要，他們大多有集體協作生產的愿望。　　

新中國農村具有以上不同條件，我們還能套用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等農村長期自由發展到一定階段后才開始逐步對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嗎？新農村與舊農村的這些重大差別，無疑使我們黨在農村逐步引導和組織農民走集體化道路無疑具有很強的可行性，而不必等生產力高度發展、全面實現農業機械化后才組織農村搞集體化。這個判斷正不正確，只有讓實踐來回答。　　

在新中國60多年的歷史中，前30年是我們黨組織領導農民搞集體化，雖然出現了很多像大寨那樣實實在在的農村先進集體組織，并為國家建設做出了很大貢獻。但是，根據陶魯笳的回憶，50年代毛主席對山西農業合作化表示肯定之后，“各省都爭先恐后, 很快就冒出了一大批合作社。…華北五省會議批評山西有問題時, 各省都認為山西確實有問題, 毛主席后來表態肯定山西的試點辦法時, 各省又都成了反對單干風的典型。…我們不少干部還做不到實事求是, 不能切實做到具體情況具體對待。”[1]這種情況說明，前30年有些地方黨政大員搞合作化是為了跟風或者說為了政績，這些地方的合作化有水分。因此，用前30年的實踐來做回答，恐怕有些人不服氣。那么，我們就用后30年的實踐來做回答。在全國強制推行包產到戶、不換思想就換人、農村集體經濟被妖魔化的情況下，農村仍然有8000至10000個堅持集體經濟的先進集體，而且這些集體往往是在強迫命令的強大壓力下，拍胸脯保證集體經濟能搞好才得以留存下來，如果按照自愿的原則，包括大寨在內的一大批先進集體都會保存下來，其數量將會遠遠超過現在的數量。并且，除了這8000至10000個堅持集體經濟的先進集體外，農村現在還有各種形式的“200多萬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7]雖然這些集體經濟組織不像華西、南街、周莊等那樣是整建制的行政村或鄉，體制也不是很健全，但其性質完全是集體經濟。實踐回答了我們，由于新中國農村和幾千年舊農村的條件有很大差別，照搬歷史唯物主義原理，認為只有生產力高度發展后才能對農村逐步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判斷是相當錯誤的。其錯誤與陳獨秀的“二次革命論”如出一轍，都是教條主義的結果，都會錯失中國社會難得的歷史發展機遇。在我們黨執政的條件下，長期任農村自由發展，還無疑會自發形成反對我們黨執政的對立面。　　

如果套搬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我們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都是不可能成功的。馬克思有一句大家都熟知的名言：“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清王朝的生產關系再落后，但以手工為主的小生產暫時是完全可以容納的；在以蒸汽動力為主的新生產力沒有出現以前，清王朝在理論上就不應該滅亡。但實際情況與這個理論原則大相徑庭，這是因為當時中國的國情、面臨的國際環境與歷史唯物主義前提所要求的歷史環境已經根本不同。毛主席對人類的最大貢獻，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找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揭示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夠救中國的客觀規律，解決了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后第三世界的出路問題。這些在馬列主義的教科書上是根本找不到的。　　

我們一些人說輕了是不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說重了是不具備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能力，喜好用自己的工作經驗和對馬克思主義某個理論教條式的理解來看待社會。上個世紀50年代關于農業合作化的爭論是如此，80年代一刀切地解散了人民公社是如此，將包產到戶作為基本經驗長期堅持并在其它方面進行擴展也是如此。　　

特別是80年代一刀切地解散人民公社，不但有教條主義在作怪，而且形而上學思想十分嚴重，忽視了社會總是不斷發展變化的這一客觀規律。我們先不談對集體化時期農村問題的誤讀，也不談教條主義的影響。我們先假定50年代末期建立人民公社體制在總體上屬于“左”。所謂“左”，無非就是超越了發展階段。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左”的東西也會變成合理的東西。從1958年到1978年，這種“左”的東西有沒有在20年的時間里變成合理的東西呢，有沒有被農民接受下來呢？從不少報道出來的資料來看，大量農民已經接受了這種“左”的東西。僅以山西省代縣為例，當時實行土地下戶時，全縣三百多個村只有三分之一的村積極響應，…有部分村要求繼續集體化經營，但不管你是否愿意接受，…結果都在當時的地委書記嚴肅批評下不得不走向家庭經營。[11]這種情況在全國恐怕很普遍。以筆者的了解，不愿分田到戶的有以下幾種情況：一是集體經濟已有一定規模，社隊企業充分發展，農民嘗到了甜頭，怕分田到戶后獨木難成林；二是管理好的地方農民感受到了集體合作生產的效率和干活的相對輕松，不愿分田到戶；三是具備機械化生產條件的地方怕分田到戶后影響農業機械化實施。還有其它一些原因，不一一列舉。但我們既不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又不認真調查了解中國農村情況，不管20年間發生了什么變化，仍然以50年代關于合作化的爭論時的思維定式來看待80年代初的農村合作化，將一刀切地解散人民公社看做一次歷史性飛躍。這種機械對待不斷發展變化的農村社會的做法符合客觀發展規律嗎？　　

（二）現實與理想需要逐步結合　　

體制內不少學者認為毛澤東是理想主義者，鄧小平是現實主義者。毛澤東的“失誤”在于過于理想化，鄧小平的“成功”在于尊重現實，實事求是。站在一般學者的角度看問題，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你轉換一下，站在引領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待，你就會發現自己徹底錯了。　　

首先，現實與理想之間很難找到固定的或者說絕對的邊界。它們在一定的條件下相互轉化，今天看來屬于理想的東西，明天也許就變成了現實；今天屬于現實的東西，經過努力明天就可能變成理想。孤立地看待現實與理想，是一種形而上學的表現。我們多年不學馬列毛，有的學者熱衷于搞為現實政策服務的理論創新和所謂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脫離實際，違背客觀發展規律恐怕在所難免。　　

其次，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執政黨，肩負著引領社會全面發展進步的歷史重任，或者說肩負著不斷改造社會的歷史重任。馬克思還有一句名言：“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如何改變世界，恐怕有三點作為執政黨是必須要把握好的。　　

一是尊重客觀規律，把握好現實與理想結合的客觀尺度。人們經常看到一些人干壞事時強調一句話，叫做“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在上個世紀80年代看到有過學者做過考證，認為這句話的正版為：“量小非君子，無度不丈夫”。雖然到底是不是這樣現在找不到出處，但把握“度”確實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執政黨的重要領導藝術。欲速則不達、過猶不及是形容過左的危害。1958年后一些人搞一縣一社，搞一平二調，搞農村公共食堂，搞取消商品生產，否定價值規律，等等，都屬于過左。思想保守僵化，跟不上發展變化的形勢，做群眾的尾巴，則屬于過右。1962年后一些人又全面地推廣“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任農村自由發展，就屬于過右。當然，要準確地把握好現實與理想結合的客觀尺度，并非易事。在探索的過程中，再高明的領袖偏左偏右甚至犯錯誤都在所難免，需要通過實踐不斷總結提高，發現客觀規律，把握客觀規律，正確處理好現實與理想之間的辯證關系，才能少犯錯誤，少走彎路。　　

二是必須堅持現實與理想逐步結合的方向不動搖，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能不能做到這一點，是一個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引領能力強不強的重要體現。我們包括農村體改在內的好多改革政策和改革理論，都只強調現實，不顧社會發展和我們黨的理想。比如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一度被當做左的東西批判，認為是錯誤的。盡管消除資產階級法權最終要靠包括生產在內的全面發展才能做到，但采取措施，適當限制，如在分配方面防止差距過大，顯然是必要的。但我們不少黨組織的理論刊物都引用了總設計師的話：不講物質利益，對少數先進分子可以，但對大多數人不行。于是，進一步拉大分配差距、打破平均主義的呼聲一片。結果呢，國企老總最高的年薪達到了幾千萬，工人年薪最低的不足兩萬。現在又開始強調分配問題，強調公平正義比陽光還重要，純粹屬于大折騰。特別是在農村改革問題上，不但沒有堅持現實與理想逐步結合的方向，而且對已經成熟并且十分先進的農村集體組織如大寨等都要強行解散，要等到生產力高度發展后才重新慢慢組織集體化。這種僵化的、形而上學的做法，至少將農村的發展推遲了幾十年。如果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都堅持這種思路，整個中國現在恐怕還是國民黨在統治。　　

一味強調現實，不對現實進行改造，完全讓其自由發展，我們黨要那么多黨員來干啥，要那么多基層黨組織來干啥，推而論之，要我們這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先進執政黨來干啥。對包括經濟運行在內的社會運行進行協調，出現問題進行解決，這是任何一個執政黨都能做到的，也是必須要做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共產黨與其他執政黨的一個重要區別，就是必須肩負逐步引領社會前進的責任。盡管這個引領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就像列寧說的，戰勝千百萬人的習慣勢力比戰勝集中的大資產階級要困難千百倍，但這個方向你必須要堅持，否則必然會滋生很多問題甚至是嚴重問題，就像父母長期不堅持對孩子進行正面教育引導，孩子很容易走入歧途一樣。因此，不管你承認不承認，在農村是堅持現實與理想逐步結合的方向，還是長期任其自由發展，實質上形成了兩種路線，兩條道路，將帶來兩種完全不同的后果。孰是孰非，實踐已經做出了回答，后面還將詳細討論。　　

三是必須正確處理好先進與落后的關系。農村社會和其他社會一樣，發展不平衡。有的地方先進，有的地方落后。堅持現實與理想逐步結合的方向，就有一個正確處理先進與落后的關系問題。是堅持將先進作為主流，進行宣傳推廣，還是將落后作為主流，號召大家向其看齊，對農村社會的發展變化將會產生完全不同的重大影響。　　

作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肩負引領社會發展進步責任的執政黨，理應將先進作為主流進行宣傳推廣，對于像小崗村這類落后的地方，給足政策底線就行了。也就是說，在農村社會要有正確的組織引導方向和形成學先進、趕先進的氛圍，對于農民素質還跟不上的農村或生產環境特殊（如山區）的農村，允許你包產到戶，但不作為主流宣傳推廣。我們在農村問題上的做法剛剛相反，農業戰線的紅旗大寨被推倒了，南街村等實現共同富裕的先進集體不但得不到宣傳，還屢屢遭到一些所謂專家的責難，遭到一些主流媒體的攻擊，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革命傳統精神形成了明顯否定的“小崗價值觀念”被作為主流思想到處宣揚，落后的生產辦法被宣傳成偉大創舉。筆者始終搞不明白，如果確因有的地區農民因不適應集體化而對生產有影響的話，那么，給予包產到戶的政策后，根本用不著宣傳鼓動，在利益杠桿下，那里的農民就會自發努力，就像如果法律留個底線不追究走私責任，根本用不著宣傳，不少人就會挺而走私一樣。把政策底線范圍的事情作為主流宣傳推廣，與我們黨肩負引領社會發展進步的責任太不相符。這樣做對農村的健康發展無疑會形成很大的負面影響，不出現嚴重的“三農問題”、影響農村全面發展才怪。我們在這上面的教訓恐怕太深刻了。　　

三、總體錯誤的農村體改造成的嚴重后果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總體正確的農村體改必然會帶來農業生產的大發展和農村社會的全面發展。總體錯誤的農村體改必然會帶來系列嚴重問題。農村體改的依據到底是不是錯誤的，不堅持現實與理想逐步結合的方向，一刀切地推倒農村集體經濟到底是不是錯誤的，主要要由實踐來回答。如文章開頭所說，筆者并不否認包產到戶在特定的歷史時段、特定的地區、特定的人群中，有其權宜性或者說合理性，在有限的范圍內具有有限的積極作用。然而，30多年的實踐證明，農村體改從總體上看，弊嚴重大于利，造成了比較嚴重的后果。　　

（一）農業生產力整體上明顯下降　　

包產到戶及大地解放了生產力，這是一些人的結論。然而，這個結論是典型的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筆者不否認，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包產到戶后一些人主要是而且也只能是勞動力多、勞動力強的家庭，在自發動力之下通過多勞作而實現了有限增產。但農業生產力是多種要素的結合，這點積極性與其它生產力要素的損失比較起來，無異于杯水車薪。30多年的包產到戶，使農村生產力要素在以下幾個方面明顯受損。　　

1、水利設施損毀嚴重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水利設施是重要的農業生產勞動資料，它在保證干旱和水澇時期農作物穩產和平時的高產方面起到十分關鍵的作用。由于水利設施建設非集體大協作莫屬，一家一戶根本無能為力，因此，30多年的包產到戶，不但使本來就還不能完全滿足農業生產需要、還需要擴展和加強的水利設施建設停滯，而且使已有的水利設施逐步損毀。按照官方公布的數字，全國近年來已投資或計劃投資除險加固的小型病險水庫一項就達到近5萬座。[12]世界聞名的人工天河紅旗渠已經面目全非。2010年西南地區遭遇大旱，農作物嚴重減產甚至無收，原因就是水利設施嚴重損毀。然而，屬于國家級的水利設施還是有限的，多如牛毛的農業小水利設施及其毛細血管的損毀就更加嚴重。以筆者原來所在的生產隊為例，1958年集全隊社員之力，修建了1口保證全隊稻田灌溉綽綽有余的堰塘，既保證了干旱時水稻不減產，又能養殖數量可觀的魚增加集體收入，改善社員生活。然而，包產到戶后，堰塘已經基本喪失了蓄水能力。整個堰塘的容量只有原來的1/6不足。原因是集體化時期，生產隊每年春天都要放水將全部稻田灌滿后，組織社員清除塘泥，既保證了堰塘的容量，又肥了地。包產到戶后，由于堰塘不是個人的，誰都不愿意牽頭組織大伙干，加之一家一戶能力有限，要想單獨清除偌大一個堰塘里的塘泥根本不現實，所以年年只用不修，淤泥占了整個堰塘容量的 5/6多。這種現象在全國恐怕十分普遍。2011年2月19日，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在播放抗旱新聞時，就報道了華北平原水利設施“年久失修，平原水網有水無渠”的情況。水利設施損毀嚴重，不但使干旱、水澇時期的農業生產能力大大降低，而且正常年份的生產能力也要受到明顯影響。在上述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的采訪中，當地農民就明確表示，使用水利設施的地表循環水澆灌的小麥，畝產1000斤以上，使用機井水澆灌的小麥，畝產只有700至800斤。而水利專家則更擔心，長期打井抽水，平原水網最終將會“有渠無水”。　　

2、土地肥力不斷下降　　

土地同樣是重要的農業生產勞動資料。在集體化時期特別是學大寨時期，很多貧瘠地、坡耕地、鹽堿地得到了改造，形成了一大批穩產、高產田。包產到戶后，農田基本建設完全停滯，按照江西省樟樹市薌溪村村民胡細珍說法：“用的還是大躍進的水，種的還是學大寨的田。”就全國范圍而言，在18.26億畝耕地中，坡耕地仍有3.6億畝。長江上游三峽庫區坡耕地占耕地面積的57.7%，怒江流域占到68.4%。[6]農田基本建設完全停滯，明顯阻止了農業生產能力的進一步提高。但嚴重的問題還在于，包產到戶后，一些種糧大戶存在短期行為，過度使用土地而又舍不得基本建設投入；普通農戶由于資金、能力、種植習慣以及短期收益等原因，“有些人甚至寧肯放任水土流失，也不支持各級部門關于水土保持的各項工作”。這無疑成為導致水土流失嚴重、土地肥力在已有的水平上不斷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一些地方如東北的有識之士，已經發出了救救黑土地的呼聲。土地肥力的下降，就意味著農業整體生產能力的下降。大量使用化肥，只能救短期，不能救長期。　　

3、農業生產完全喪失管理協調　　

現代政治經濟學已將管理歸結為生產力要素。管理的好壞，直接關系到生產效率。在集體化時期，即使管理水平不高的生產隊，至少也能做到兩點。一是合理搭配勞動力，使不同生產能力的人在不同的生產環節上能夠有效發揮，形成整體合力，總體生產效率相對較高。二是能夠合理利用土地資源，如今年種小麥的地，明年一般要改種蠶豆。因為蠶豆的根瘤菌能改善土壤，肥沃土地，使土地得以休息養生。包產到戶后，農業生產的管理協調完全喪失，處于自由放任狀態。在勞動力搭配上，由于一般家庭無法適應生產分工，壯勞力就不得不去干剪紅薯苗這一類輕活，半勞力就不得不去干體力重活；有專長的人得不到發揮，無專長的人要去干不熟悉的農活。前者是有勁使不上，后者是那點勁不夠使，形不成整體合力，總體生產效率肯定降低。在土地資源使用上，由于一家一戶分得的土地有限，以及個人偏好等原因，土地資源無法統籌安排、合理利用，土地越來越貧瘠，如果沒有化肥的大量使用，產量早就明顯下降了。　　

4、農業機械化進程嚴重受阻　　

上個世紀70年代末期，筆者所在部隊經常組織助民勞動。內容之一就是將小塊農田改成大塊農田，便于即將實施的機械化操作。當接到分田到戶的指令后，該縣縣委書記怎么都想不通，認為再優秀的長跑運動員，連最簡單的摩托車都跑不過，包產到戶的威力再大，怎么都比不過農業機械化的威力大。但不換思想就換人，無奈之下該縣全部分田到戶。生產工具是最主要的生產力要素。包產到戶后，農業機械化進程完全中斷，時至21世紀的今天，全國大部分地方的農業生產仍然是手工操作，農業生產能力無法實現根本突破。　　

綜合以上四個方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包產到戶后在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群中形成的那一點自發動力是多么微不足道。2010年12月21日，國務院副總理回良玉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指出：“農田水利建設滯后是影響農業穩定發展和國家糧食安全的最大硬傷，從根本上改變靠天吃飯的局面、持續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首先要夯實農田水利這個基礎。”[13] 這說明僅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停滯一項，就對農業生產力形成了重大影響，其造成的損失無疑遠遠超過了包產到戶帶來的那一點薄利。資改派精英鼓吹包產到戶，一貫是別有用心。我們鐘情于包產到戶，除了對農業生產的不了解外，恐怕與眼光短淺有很大關系。　　

（二）農村集體經濟蕩然無存　　

1、農村集體經濟名存實亡　　

改革獻策者們將包產到戶作為農村集體經濟的一種實現形式，其理由是：家庭承包土地的所有權仍屬集體，農民只有使用權并必須承擔一定的義務。但這些書齋學者們忽略了這樣一種實際情況，當包括村黨員干部在內的家庭都各顧各的時候，集體所有權才會真正被嚴重虛置，在個人利益至上的情況下，往往是先滿足自己的，不考慮集體的，被迫按規定交國家的。根本做不到“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是自己的”。至于承擔義務想都不要想，整個集體經濟純屬一個空殼。有學者認為：這種經濟與舊社會的土地私有制相比，其進步不過是耕者有其田…實屬個體經濟。把這種經濟說成是集體經濟的一種形式，實在是牽強附會，連農民私下議論時都覺得可笑。[11]　　

2、集體事業全面衰落　　

集體經濟名存實亡，必然導致農村集體事業全面衰落。其中，社隊企業的衰落最為典型。　　

農村集體經濟體制被徹底否定后，除極少數已經具有一定基礎和實力的企業轉手個人承包后得以發展下來外，大部分農村社隊企業都逐漸衰落了。在筆者老家一帶的小范圍內，集體經濟時期除了筆者所在的生產隊外，所在大隊辦了酒廠，有的大隊辦了糖廠，公社辦了電石廠，一些靠近長江的社隊辦了沙磚廠，等等。集體經濟體制瓦解后，除了個別企業個人承包后支撐了幾年外，所有的社隊企業都煙消云散了。　　

社隊企業的衰落，不能不說是一大悲哀。它不但嚴重損毀了農村集體經濟實力，加劇了農村勞動力過剩局面，而且對整個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都造成了嚴重影響。　　

一方面，社隊企業消失加大了農村勞動力的過剩，必然會在農村造成很多相對貧困甚至是絕對貧困。包產到戶后，農民主要得益于農產品的大幅、持續提價，從一九七九年夏糧上市起，糧食統購價格就提高了百分之二十，超購部分在這個基礎上還要再加價百分之五十。[8]除此之外，包括社隊企業帶來的其它收入逐漸沒有了。但農產品提價畢竟是有限的，所以到了90年代，農民的整體收入已經趨于停滯，加之農業生產成本不斷加大和勞動力過剩，種田的收益不斷下降。為了改善自己的生存狀況，每年都有大批的農民工東奔西忙，特別是在歲末年初，他們成群返鄉，又成群外出，空中俯瞰車站碼頭，頗為壯觀。農民弟兄都將自己戲稱為在非洲大草原上為尋找食源而成群遷徙的角馬。可以說，分田到戶后，在社隊企業遭受嚴重摧殘的情況下，如果不是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21世紀后發展到2億多）從土地上溢出到外邊打工掙錢，面對同樣的勞動力過剩，農村的絕對貧困人口都將成倍增加，“三農問題”將嚴重惡化，包產到戶的神話將會被擊得粉碎。　　

另一方面，社隊企業消失又為外資企業、私營企業分享中國人口紅利創造了難得的歷史機遇，嚴重摧殘了農村集體經濟實力。包產到戶后，除了像南街、華西等8000-10000個堅持集體經濟地方，由于社隊企業一直保持旺盛的發展勢頭，不但沒有人外出打工，而且幫助其他農村地區解決了部分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外，大部分的中國農村都要面臨解決剩余勞動力的出路問題。所以，盡管外資和私營企業給出的工資特別低，那里工作的環境特別差，勞動的強度特別大，還是有成千上萬的農民兄弟姐妹蜂擁前往。而那些在境外已沒有多少市場而進入中國投資的低端加工業，那些有利可圖就大干、無利可圖就關門的民營制造業，我們的社隊企業不但完全能勝任，而且從全國不少社隊企業的生產能力來看，進入技術條件更高的行業都應該沒問題。可以說，如果加上國家的扶持和引導，再加上國有企業的支持和幫助，依托社隊企業的發展，是完全可以解決至少是能大部分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出路的。這樣，2億多農民工就不會遭受如此嚴重的剝削，他們創造的剩余價值一部分會變成自己的福利，一部分會變成集體積累，既鞏固了集體經濟，又支持了農業生產特別是農田水利基本建設，還有利于改善城鄉二元結構。中央也許就不用操那么多心，就不需要動用4萬億來進行水利建設了。　　

而當2億多農民工創造的紅利落入外資和私營企業腰包后，盡管GDP在持續增長，但農村集體經濟實力已被嚴重削弱，農民的福利沒有相應保障，總體收入相對下降，不但使城鄉差距在持續拉大，而且極大地抑制了國內消費需求，形成了發展瓶頸。　　

在以往的研究中，尋找消費不足的原因總不外勞動報酬低、城鄉差距大等，筆者并不否認這些都是重要原因，但學者們似乎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不但華西、南街等地方的農民消費很多城里人可望不可及，就以河北周莊為例，2008年村民的基本生活及上學、看病等其它福利在由集體保障的條件下，人均純收入就達到了6718元。這些地方恐怕根本不用搞什么家電下鄉，農民自己都會主動進城來買，何愁消費上不去。而所有消費需求旺盛的農村，共同點都是由于堅持集體經濟體制而使集體事業興旺發達，剩余勞動力創造的財富歸集體或者說歸大家共有，大家福利有保障，兜里有錢；所有消費需求暗淡的農村，共同點都是包產到戶后集體事業消失，剩余勞動力創造的財富大部分進了個人腰包，大家福利沒保障，兜里沒錢，而富人的邊際消費傾向又低，他們增長的財富大都進了銀行或其他領域。集體經濟→集體事業→國內消費需求之間存在著很強的邏輯聯系。因此，解決分配問題，縮小城鄉差距，提高國內消費需求，著力點應該主要放在調整生產關系，切實保證公有經濟處于主體地位上。就分配談分配，注意力放在轉移支付等二次分配上，以此加強惠農政策，只能是“授之以魚”，恐怕遠遠不夠。　　

資改派精英們的表演真可謂淋漓盡致。當社隊企業與國有企業形成市場競爭的時候，他們斥責社隊企業是“乘亂發展起來的，是‘左’的產物”，指責社隊企業“以小擠大”，這時候，他們不講發展才是硬道理了；當外資企業、私營企業憑借較大的政策優勢、人力資源成本優勢以及偷稅漏稅、行賄受賄等不正當競爭優勢使國有企業處于下風時，這時候他們不指責外資企業和私營企業，開始強調發展才是硬道理了，說這是建設中國特設社會主義的需要，并反過來指責國有企業本身存在體制問題，發起了一輪又一輪的國企改革攻堅戰。他們的目的，就是到處尋找托詞，一步一步瓦解公有經濟，為中國全面走資本主義道路奠定經濟基礎，然后再以上層建筑必須適應經濟基礎來推行資本主義政改。　　

（三）農村相對貧困普遍增加，絕對貧困大量存在　　

在官方公布的數據中，2010年農民收入增速自1998年以來，首次超過城鎮居民收入增速。這說明起碼在12年中，農民收入與城鎮居民收入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相對貧困一直在增加。而問題還在于，城鄉之間居民收入的差距太大，農村居民增幅高幾個百分點作用甚微。以2010年為例，城鎮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9109元，農村居民全年人均純收入為5919元，前者是后者的3.2倍。假設2011年農村居民收入增加10%，增量為592元，城鎮居民收入增加6%，增量為1146元。2011年城鎮居民的收入仍然是農村居民收入的3.1倍，差距只縮小了0.1倍，起不了多少作用。在農業生產成本大幅增加的條件下，個體農民靠種地已經很難形成利潤，副業收入同樣比較微薄，外出打工創造的價值的大頭又進了私營老板和外資的腰包，因此，短期內根本無法改變農村相對貧困的趨勢。　　

除了相對貧困以外，包產到戶后農村存在大量絕對貧困人口。按照官方公布的數字，到2007年，農村絕對貧困人口只有1千多萬。這是按照人均年收入785元人民幣確定的。按照這個標準，每人每天只有2.15元，顯然太低。按照世界銀行的評估，以每人每天1.25美元為貧困線標準，2008年中國的絕對貧困人口仍有2億多，其中90%在農村。[14]實際情況到底如何，我們以相關的調查為準。2009年6月初，中央黨校中央國家機關分校局級干部進修班一行50余人，赴湖南湘西萬召村進行了考察。“該村有5個自然寨，共343戶1573人。2008年人均純收入僅1020元…因生活貧困，該村約50％的人常年在外務工謀生。”“我們從村干部那里了解到，像萬召這樣的貧困村在湖南就有7000多個，萬召村還不是最貧窮的。”[15]這個資料透露了3個信息：一是2008年萬召村人均純收入僅1020元，低于國家新頒布的貧困標準1196元，更不要說世行的標準；二是萬召村還不是最貧窮的；三是像萬召這樣的貧困村在湖南就有7000多個，意味著僅湖南省的農村絕對貧困人口按照中國的標準就有1千多萬。這與官方公布的2007年整個中國農村絕對貧困人口只有1千多萬懸殊太大。　　

包產到戶后，官方只看到了部分地區和人群中勞動力多、勞動力強的家庭實現了有限增產，看不到勞動力少、勞動力弱的家庭可能減產，更看不到他們的困境。在網站上，我們時不時可以看到這樣的畫面，只有幾歲的孩童背著比他們高得多的草禾在吃力地行走。這類家庭就是典型的勞動力少、勞動力弱的家庭。盡管還應該在父母面前撒嬌的孩子都派上了勞動用場，但這類家庭往往還是每況愈下，十分貧窮。我們仍以湘西萬召村為例。該村袁大五全家7口人，3個弟弟2個是殘疾人，只有最小弟弟成家育有2個女兒。勞作一年下來沒什么錢，用錢靠賣豬或柴火，生活相當拮據。全家僅有住房2間，可謂家徒四壁，且多處透風漏雨。小弟一家住著1間，其余3兄弟擠在1間。[15]　　

這種家庭在農村相當多。這就是為什么很多農村孩子早早輟學，為什么不少農村孩子考上大學卻交不起學費，有的干脆撕毀錄取通知書，外出打工的原因。　　

家庭勞動力弱，種地僅夠勉強糊口，再加上集體事業衰落后，外出打工只能得到微薄的小頭，兩種情況疊加，短期內同樣無法改變農村存在大量絕對貧困人口的局面。　　

（四）農村基層黨組織基本喪失作用，政權面臨挑戰　　

首先，農村集體經濟是農村基層黨組織執政的重要基礎。包產到戶后，集體經濟名存實亡，大家各顧各，農村基層黨組織一是“失去了統的基礎”，二是沒有解決實際問題的經濟能力，因此農村普遍存在“依靠黨組織還不如依靠暴發戶”的現象。以前不少農村普遍存在的“村看村、戶看戶、群眾看黨員、黨員看干部”已成為遙遠的過去。農村基層黨組織已經不再具有號召力和感召力。“無論是對上完成任務，還是對下解決問題，往往因集體經濟困難而束手無策，直至問題成堆，無法著手工作。”[11]　　

其次，在金錢至上的大氛圍下，無論是黨組織還是黨員，都失去了往日的光環。筆者在生產隊勞動期間，我們大隊第三生產隊的一名婦女因思想進步，工作積極，被發展入黨并被選為大隊支部委員。在后來的換屆選舉中落選后，這名婦女大哭了一場。顯然，那時的群眾把政治榮譽看得很重。而現在，只要有錢，不要說一個支委落選，你叫他退黨他都愿意。“因此，如今的農村黨員很少開會，難于開會。”長期不交黨費是十分平常的事。大家的心都在錢上，而不在政治榮譽上。黨組織的作用和社會主義的政治優勢自然消失。　　

其三，爆發勢力嚴重干預基層政權，政府公信度不斷下降。在家庭經營條件下，“國家每年撥給農村的扶貧款、項目款、銀行和信用社發放到農村的貸款大都集中扶持了少數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造就了一批暴發戶。隨著…個體及私營暴發勢力越來越大，他們甚至壟斷了當地的地礦資源及城市建設規劃中的黃金地段，并且隨意買賣，暴利橫生。”[11]筆者2009年和單位同事一起到陜西旅游了一趟，在從黃河壺口到延安的途中，導游介紹了陜北農村暴發戶壟斷煤炭資源的情況。他向大家介紹，西安市黃金地段的好房子，不少都由陜北煤老板買下了，就像山西煤老板到北京買好房好車一樣。當“個體及私營暴發勢力擁有的財力超過了一個基層政權擁有的財力，勢必危及基層政權，鄉村一級就不必說了，就連很多縣一級政權已受到這些暴發勢力的嚴重干預。”[11]比較典型的有：干預甚至插手政策制定；通過不正當手段進入人大、政協，甚至買官；干預執紀執法；等等。爆發勢力在一定程度上滲透、支配基層政權，必然導致政府的天枰傾向富人，使“政府的公信度不斷下降，干群矛盾不斷升級惡化，突發事件有增無減，小到幾十人的群體上訪不斷，大到成千上萬的群眾圍攻縣政府已不為罕見。”[11]面對這種情況，農村基層黨組織恐怕已經無可奈何。　　

農村爆發勢力干擾插手農村基層政權，還只是一個現狀。從發展的趨勢看，這些爆發勢力必然成為主張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中堅力量。“迄今的一切革命，都是為了保護一種所有制以反對另一種所有制的革命。”[16]中國要發生改旗易幟，也逃不出這個歷史鐵律。就像在原始社會末期，隨著生產的發展，氏族內部分成了很多集團，“其中每個集團都有好多新的共同的利益，這種利益在氏族、胞族內是沒有存在的余地的，因而就需要創設新的公職（打破氏族制度，筆者注）來處理這種利益”一樣，改革開放后隨著公有經濟的全面衰落，包括農村在內的整個社會已經形成了很多新的利益集團，這些利益集團的利益是與社會主義制度格格不入的，要求改變社會主義制度、建立資本主義制度是這些利益集團的共同政治追求。筆者不否認帝國主義國家向社會主義國家民眾灌輸資本主義價值觀，策動顏色革命的作用，但是，像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如果沒有國內不少人特別是黨內不少人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存在打破現存所有制的主觀動機和追求，帝國主義的顏色革命很難起到實質性作用。我們黨現在的執政權利和社會主義制度所面臨的挑戰，與原始共產主義所面臨的挑戰具有同樣的性質。所不同的是，原始共產主義所面臨的挑戰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現在面臨的挑戰，是一些資改派精英利用我們認識判斷上的失誤，處心積慮地設計的改革政策的結果。　　

（五）思想道德全面滑坡　　

在農村集體經濟時期，由于時常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和先進典型事例宣傳，社會主義新風尚對農村形成了潛移默化的影響。筆者不敢說農村集體經濟時期農民的思想道德就不存在問題，但從總體上來比較，集體化時期大大優于包產到戶時期。　　

包產到戶后，社會主義教育被當作左的東西否定了，宣傳的是小崗村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農村黨組織不起作用了；追求金錢成為絕大多數人的唯一價值取向。在這種情況下，農民的思想道德必然全面滑坡，主要表現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偷盜現象十分嚴重。集體化時期的農村，筆者并不認為都能做到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但只存在極少數小偷小摸現象。農民思想道德全面滑坡后，大規模偷盜時常發生。有的暗中成立偷盜團伙，偷農村的豬牛羊，偷國家的通信設施，盜伐集體樹木；靠近鐵路的偷貨運列車，靠近石油的偷石油，靠近煤炭的偷煤炭，等等。　　

二是搶劫、強霸已不鮮見。村匪路霸曾是社會治安打擊的重點，如今仍然在危害農村社會。有的在農村欺行霸市；有的攔截汽車進行搶劫；有的設置路障，強行討要過路費，甚至發展成為整個村的集體行為。　　

三是賭博成風。農村賭博隨處可見，因賭博弄得家庭不和、夫妻反目的事情經常發生。　　

四是不孝敬老人現象大量存在。在小崗村“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精神影響下，不少農民自私自利甚至極端個人主義膨脹，最典型的莫過于為了自己過得舒適，連生他養他的父母都不顧了。這種現象農村有目共睹，無須贅述。　　

五是集體化時期農村青年普遍存在的上進心已蕩然無存。現在的農村青年普遍不問政治，熱心于貪圖享受，醉心于賺錢包括用不正當手段賺錢。　　

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新中國農村建設發展60多年的歷史證明，前30年逐漸發展起來的集體化，雖然也存在不足，也走過彎路，體制還需要改革調整，與集體化相適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辦法還需要在實踐中總結、提高、完善。但是，毛主席倡導的農村集體化的方向和道路是正確的，不但提高了農業生產力，縮小了農業現代化差距，保證了糧食的大幅增產和糧食安全，而且推動了農村社會的全面發展進步，成績是巨大的。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根據當時的歷史條件，對少數農村和生產環境特殊的農村實行包產到戶有其權宜性，但總體上推倒農村集體經濟明顯是錯誤的。它既在整體上削弱了農業生產力，又給農業和農村帶來了不少嚴重問題，還使我們喪失了在農村推進集體化的難得的歷史機遇。即使在少數不適應集體化和生產環境特殊的農村，包產到戶所蘊藏的那點潛力早已釋放干凈，要走出新的困境，都需要面臨如何重新集體化的問題。中央黨校中央國家機關分校局級干部進修班一行50余人在湖南湘西萬召村考察后提出的一條建議就明確指出：“逐步把分散經營的農戶加以重新的整合，‘擰成一股繩，攥成一個拳’，應是從根本上解決我國‘三農’問題的關鍵所在。”因此，我們應該突破形而上學的思維模式，用發展的眼光看待農村問題，不要“初級階段是個筐，什么都往里面裝，”使“初級階段理論”成為一些人設計有利于通往資本主義道路的改革政策的托詞，甚至成為補資本主義課的借口。要走出思想認識誤區，正確認識和重新評價集體化及大寨精神，改變不當的宣傳導向，糾正不當的改革路徑，取消不合時宜的改革辦法，大力宣傳華西、南街、周莊等堅持集體經濟、實現高速發展和共同富裕的經驗和做法，使其成為農村社會的主流取向。對有條件的、已經成熟的農村，組織農民走上集體化道路，對那些暫時還不適應集體化的地方，在留夠政策底線的同時，也要積極創造條件，引導他們最終走上集體化道路。這既是建設農村現代化、保持農業可持續發展和糧食安全之必需，也是推進農村全面發展之必要。以上這些恐怕已經成為很多人的共識，是我們當前應該確定的大政方針。如果等到“公司＋農戶”成為普遍模式，等到私人資本和外國壟斷資本利用土地流轉對農村形成實際控制時，想搞集體化恐怕都很難了。資本的本性就是如何賺錢，絕不會顧及我國的糧食安全。對于我國這樣情況復雜的人口大國，農業不穩，國將不穩。　　

參考文獻：　　

[1] 馬社香《山西試辦全國首批農業合作社的前前后后》黨的文獻2008 年第5 期　　

[2] 鐘漲寶 聶建亮《鄉村場域慣習下農民對土地承包經營的認知》http://www.snzg.cn/article/2010/0915　　

[3] 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新中國六十年統計資料匯編》中國統計出版社出版　　

[4] 　2010年08月26日　《重慶日報》《黃奇帆接受楊瀾專訪 談重慶戶籍改革破冰嘗試》　　

[5]　 　2008年08月11日　　《第一財經日報》《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的前前后后》　　

[6] 　2010年10月30日　《甘肅日報》《專家稱黃土高原坡耕地產1公斤糧流失60公斤土壤》　　

[7] 彭海紅《中國農村集體經濟的現狀及發展前景》　2010年12月9日　 《紅旗文稿》  　　

[8] 　1979年09月27日　《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　　

[9]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頁。　　

[10]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2頁。　　

[11] 何平《中國農村六十年反思及未來走向》烏有之鄉網 　2010-10-19　 　　

[12] 　2011年02月27日　人民網 《7356座病險水庫摘去“病帽”》  　　

[13] 回良玉《進一步加大強農惠農政策力度,努力保持農業農村發展好勢頭》求是理論網 　2011年03月01日　　　

[14] 　2009年04月09日　《中國青年報》《世行報告稱中國貧困線遠低于國際標準》　　

[15] 談宜彥 余洪法《湘西考察：沉甸甸的責任》　2009年11月20日　人民網理論頻道　　

[16]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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