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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農之聲編者按： |
潭功炎與妻子馮友英為改善農村面貌決心放下已有的工作發展生產隊的副業，并宣誓“造福社會，共同富裕”。此后四十年一路走來面對同伴想個人富裕和上級部門要求改制的情況下依然堅定自己“堅持集體主義，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堅持造福一方百姓”的理想沒有改變。
在企業發展的過程中馮友英和潭功炎不以自己的權勢給自己的親戚“走后門”的任何機會，并且教育自己的子女要以“理想”為重。他們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履行“為人民服務”的誓言。
2005年馮友英同志（中）與職工歡度三八婦女節
2009年11月15日下午2時30分，一個讓漢川市沉湖鎮上萬名群眾和福星集團萬名員工心碎的時刻——送別集團總經理助理馮友英同志的時候到了。
寒凝大地，天人同悲。入冬后的第一場雪快下了，空中依稀飄著細微的雪粉。刺骨的北風，盤旋在街道、廣場，然后在光禿的樹枝間嗚咽。從鎮中心到通往殯儀館的丁字路口2公里長的街道上，擠滿了送行的人們。
長風送挽，訴不盡對逝者的哀思；淚水垂流，道不盡生者的悲痛。
65歲的涂相華是31年前福星集團創業伙伴之一，現任黨委副書記。他說：“老馮才64歲，走得實在太早了。沒有她，福星集團至少要推遲發展幾年，發展成果要大打折扣。”
75歲的黃行運，曾任段夾村大隊長。還沒開口，老淚縱橫，哽咽良久：“上天不公啊！天，你應該讓她為沉湖群眾、為福星集團多活幾年。我不能為村里辦事，她能啊，讓我的命把她換回來多好！”
可是，馮友英再也聽不到同志們的深切呼喚，她永遠地走了。64年來，她把愛全部撒向這片她摯愛的土地，把一種精神留給了她的親人、朋友和同志們。
“為了富一方群眾才辦這個企業，任何時候都不能分！”
1968年10月10日，漢川縣沉湖公社一對優秀青年結婚了，誰也沒想到，正是這兩個人改變了這片土地。
姑娘叫馮友英，陳元村人，13歲就上水利工地，19歲當婦女隊長，因為漂亮、熱情、堅強、善良而受到鄉親們疼愛。小伙子叫譚功炎，是段夾村小學老師，英俊開朗，好學上進，曾被評為沉湖公社教師學習榜樣。一年，公社召開學“毛著”大會，給100名積極分子頒發《毛主席語錄》，他倆都在其中。
1970年，譚功炎改行到農技站工作。他刻苦學習、勤奮鉆研，在湖北首先成功研究溫室無土育秧技術，成為農業學大寨的先進典型，一時轟動荊楚，參觀的干部群眾最多一天達到數萬人。
但“戰天斗地”的努力仍然改變不了沉湖的吃飯問題，每年都鬧兩個月以上的糧荒，村民生活艱難。這深深地刺痛了譚功炎、馮友英的心。夫婦倆經常探討：用什么辦法改變這種落后面貌？
1978年夏，國家政策有了明顯松動，割“資本主義尾巴”提得少了，以生產隊為單位搞副業開始公開。
根據當地的需求和技術水平，譚功炎決心辦一個鐵木加工廠，生產簡易的鐵木農具和建筑預制板鋼筋。放棄技術員的工作不說，連資本金都沒有一分，在當時既十分大膽又有極大風險。
但馮友英同意譚功炎的想法，無商不活，無工不富。她從衣柜抱出一個小缸子，再從缸子里掏出一個小布袋，慢慢打開，原來是她結婚10年來賣小菜所攢的全部家當。一分兩分的硬幣，一張兩張一毛兩毛的紙幣。夫婦倆整理了半夜，只有150元錢，離基本的開辦費300元還差一半。她又回娘家找親戚朋友湊了余款。夫婦倆抱定一個決心：一定要辦個工廠，把當地群眾的生活變個樣。他們的理想得到另外八個伙伴的支持，十個人，兩部紅爐、三間工坊、四把鐵錘，開始了創業。在一間不足40平方米的手工作坊里，10個人舉行了莊嚴的宣誓儀式：“造福社會，共同富裕”。
從此，馮友英把家變成辦公室、招待所。一切內部事務、客戶往來，都由她一人操持。直到馮友英去世前，一些老客戶來到福星都直奔譚家。
從此，馮友英開始為忙碌的丈夫送飯到辦公室、到車間，一送就是17年。不論下雨飛雪，也不管春夏秋冬。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烙印，每個時代也都有進步者和落伍者。1984年，經過5年的奮斗，鐵木加工廠積累了40萬元。對這筆財富如何處理，創業團隊產生了分歧。當時，萬元戶是響亮和誘人的字眼。但譚功炎看得更遠，應該把這些錢用于擴大再生產，只有建設機械化現代大企業，才能真正改變沉湖地區的面貌。而另有人主張，譚功炎夫婦得30萬元，余款其他人平分后去當萬元戶。作為堅持集體主義的“少數派”，譚功炎面臨著艱難的選擇。顯然，馮友英的意見將一定程度上決定鐵木加工廠的命運。
譚功炎召開了福星集團歷史上的“遵義會議”。會上，馮友英說：“這個企業目前還處于一個做簡單買賣的階段，帶動不了一個村，更帶動不了一個沉湖公社。路還長得很，分不得呀！”“要是有一天，全公社的人都來我們企業上班，都豐衣足食，該多好啊！”她的話堅定地支持了譚功炎，打動了部分人。兩個人走了，八個人留了下來。在譚功炎的倡導下，八個人在黨旗下再次宣誓：鐵木加工廠堅持集體主義，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堅持造福一方百姓，永遠不分！
1985年至1995年，是福星由一個小作坊向機械化大工廠轉變的11年，鐵木加工廠更名為漢川鋼絲繩廠，產品結構從鋼絲繩向傘骨鋼絲、輪胎鋼絲、鍍鋅產品等不斷升級。福星創造的“雙向質量跟蹤檔案”、“最佳成本管理法”等管理經驗得到國家權威部門的認可，湖北省人民政府提出“外學邯鋼、內學川繩”，企業升級為省級企業。1993年公司的規模已經達到5億多元，年利潤達到5000多萬元。
新的考驗緊跟著來了，企業改制成為這個時期經濟改革的重要內容。上級有關部門下發文件，要求福星公司明晰大股東股權，稱這是一項“重要的改革任務”。開會回來，譚功炎給妻子簡單介紹了會議內容，實際上也是看看她的態度。馮友英當然懂得丈夫的心思，堅定地說：“這么多年，我們堅持集體主義，為改變當地群眾生活而奮斗，現在不能變，變了，就會失信于人民群眾，企業就丟了靈魂！也與你的理想不符！”她支持譚功炎把公司更名為福星，意思就是要高揚企業造福一方的精神理念，做沉湖人民的福星！
接下來的十年，福星在經營理念和企業規模上都揭開了新的歷史一頁。市場經濟使企業認識到：沒有系列產品，就沒有市場覆蓋率；沒有精品名牌，就沒有市場競爭力；沒有高新技術，就沒有企業的生命力。企業成功實現了跨越式擴張，產品達到5大系列、80多種、1000多個規格，特別是抓住汽車產業興起的機遇，果敢開發汽車子午輪胎鋼簾線，提高了企業高新技術產品開發能力。1999年6月18日，“福星科技”股票在深交所成功上市。2001年以后，福星開始多元化擴張，由金屬制品業向房地產、生物藥業、機械電子等產業調整，傳統的金屬制品業也實現了高速化、連續化、自動化、大盤重化。公司所涉足的每個領域在全國同行業中都名列前茅，享有盛譽。
2005年6月，省主要領導找譚功炎談心，全省企業改制任務基本完成了，只有福星集團還沒有開始，他征求譚功炎對改制的意見，并且根據企業原始投資情況，譚功炎個人可以擁有大部分的大股東股權。譚功炎感謝省委省政府的關懷，同時說：許多企業發展到一定規模后，因為股權多元而導致利益主體多樣化，導致人心不齊而煙消云散。福星集團堅持造福一方，堅持為人民群眾謀利益，每年都有許多用于當地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和改善周邊群眾生活狀況的投資，如果股份化，這些非公司行為就很可能難以凝聚共識，也就難以實現它最初創業時的理想。因此，堅持大股東股權集體所有，不僅是福星集團的重要融資平臺，企業長久生存的基石，也是搞好城鎮建設、實現干部員工和人民群眾利益最大化的保障。他個人表示放棄大股東股權！但為慎重起見，他表示回公司征求其他同志們的意見，當然包括主要創始人也是原始出資人馮友英的意見。
她說：“我們從年輕時就抱定為群眾打拼。現在這種精神已經成了企業的靈魂，成了團結員工奮斗、贏得社會認同支持的力量。錢是身外之物，只要群眾說好就行了！”
還有孩子們的工作要做。幾十年來，譚功炎把全部心血都用在事業上，以至于都沒有在家與孩子們吃一次團年飯。子女的教育、生活都是馮友英操心。聽到放棄大股東股權的消息，有的孩子一開始也想不通，企業本身就是爹媽個人出資創辦的，大頭給國家，應該，但我們拿小頭也合情合理啊？他們希望母親給父親做工作。可是，母親太理解自己的丈夫，他們的信仰又是如此契合。她說：“我和你們爸原本什么都沒有，一日三餐都沒有吃飽過，你們現在已經很好了。你們的爸爸有理想，要做一個為群眾辦事的人，我們都是他的親人，哪有讓他為難的道理？”“為了幾個錢，就讓一個企業、一個企業家把幾十年的信仰都丟掉，劃不來！”“我們留給你們的財富不是金錢，而是勤奮上進的精神！沒有這一點，再多的錢，又有何用！”孩子們被母親的情、理、義所動，都表態靠自己的能力去生活，不給爸媽丟臉！
馮友英很欣慰地告訴丈夫了孩子們的態度。譚功炎一身輕松，他給省委省政府領導匯報：福星繼續堅持集體主義，永遠為經濟發展作貢獻，永遠為人民群眾謀利益。
“只要企業好，大家好，個人受委屈算什么？”
現代管理學認識到，但凡有所成就的企業都會花更多的精力來維護核心團隊的關系，而且在公司法定領導人之外往往還有著一個經營公司成員感情紐帶的核心，充當著“首席情感官”，亦可稱為“情感CEO”。這個人很可能是家庭中德高望重的長者，很可能是創始人的妻子，還可能是與團隊成員關系都很不錯的顧問。“首席情感官”或許并不處于行政制度序列，但他們是這個感情管理體系的核心紐帶，對企業發揮著“靜悄悄但決定性的影響”。
在福星集團，馮友英正扮演著“首席情感官”的角色。不管哪個單位、哪個人，也不管是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難，還是同志間一時產生了隔閡，都少不了找她。涂相華說：“我佩服老馮，困難面前她從不叫饒，矛盾面前她從不回避。”日子久了，譚功炎在家里也把她稱為“政委”。
公司創辦的前20年，是打基礎時期，不僅面臨著研究產品、開拓市場的任務，也肩負著建設企業組織架構、強化內部管理等的工作，矛盾自然也存在。
一位從外地聘來的工程師因為工作上的事與譚功炎產生了矛盾，一天沒有上班，譚功炎回家后還在生氣。通常在這種時候，馮友英總是扮演一個“調解人”的角色。她給譚功炎倒了一杯茶，坐下來說：“你有脾氣可以在家里發，那是私事。在公司發就不對，那會誤公事。”“人家從國有企業來幫我們，就已經不錯了。你不能要求太嚴，有一個過程。”第二天早上，工程師到譚功炎辦公室檢討：“個人意見再大，也不能耽誤工作，我昨天不上班是不對的！”譚功炎大吃一驚，思想疙瘩為什么解得這么快？原來，馮友英昨晚去看望了工程師，感謝他為公司做出的貢獻，也代表譚功炎道歉，最后也希望他為公司大局著想，不耽誤工作。
農村每年都有農忙農閑的時候，作息時間、勞動過程比較自由，因此一些青年農民到公司參加工作以后，開始不太習慣公司紀律和工業化工作的約束。
馮友英暗自找這些青年談心。鋼絲繩一分廠女工夏愛香受不了操作工的拘束，上班半月就想換崗。馮友英拉家常似地說：“把屋里的家具重新擺一擺，你都會不習慣，何況進了工廠？熟稔地操作機械，有一個過程。下決心就會習慣。”小夏覺得很溫暖，也很有動力。
譚功炎的一個遠房侄兒，曾在家鄉擔任公社黨委委員、村黨支部書記，在剛剛新建的廠里當車間主任。不料，不久就因工作上的事被譚功炎停職。侄兒思想波動非常大。馮友英聽說后，立即到這個侄兒家去。她說：“一個企業的紀律是定給所有人的，不能因為是侄兒而改變，那樣的企業走不長、做不大。”“企業辦好了，每個人都受益。”她希望侄兒作一個大男兒，心里要有大局。她又勸丈夫：“打人沒有嚇人強，讓他人認識到錯誤就行了，要給他改正錯誤的機會。”后來，這位侄兒的思想轉變過來了，工作上很有起色，又恢復了職務。涂相華說：“當年中層以上的干部，馮友英與每個人都談過心，也都解決過類似的矛盾，她是一盒潤滑油。”
馮友英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福星集團里做著“情感CEO”的特殊工作，但她從來沒有為自己利用過特殊性。
馮友英有6個兄弟姐妹，娘家還為當年創業提供過資金，但她從來沒有因此提過任何過分要求。她的大哥參加過創業，但是始終只是擔任一名門衛；二哥沒有進廠，在老家種田；弟弟1984年就進廠，現在50歲，仍做一名維修工；待遇最好的，就是一名侄兒當業務員。還有一些親戚來求職，被她婉拒了。親友們有意見，馮友英就主動做工作：“按你們的理，我也得當總經理。可是，這樣不行。辦企業不是做家務事，得任人唯賢。都用親戚，公司就不好管，就沒有人才的舞臺。”為表達歉意，有一年，她把省里頒發給譚功炎的10萬元特別貢獻獎分給了親戚。她和諧了許多民營企業難以解決的人際關系，避免了企業的“家族綜合癥”，幫助譚功炎和創業團隊把企業推入了規范化的管理軌道。
2005年，剛剛60歲的馮友英退休了。此時，企業發展順利，孩子們都長大成人，各有所成，她應該過一種寧靜、祥和的生活了。但不幸的是，她患上了癌癥。同志們都說：“她是幾十年累的。”可是馮友英說：“只要企業好、大家好，我個人受點苦，算得了什么！我的病不要緊！”
每一年，集團都會評選150名金牌工作者，價值近萬元，基層提了，但最終都沒有馮友英的名字，有人為她鳴不平。她說：“丈夫評妻子，再公正也不公正！”她每年被評的都是先進工作者，獎品是一條毛巾、一塊香皂；她獲得的最大榮譽是1999年被省總工會評為“最佳賢內助”。當年創業的人除了去世的外，都擔任了集團領導，也有人提議馮友英應該任副董事長，譚功炎替妻子謝絕了：“那不是開夫妻店？”直到退休之前，她才掛了一個總經理助理的虛銜，每月1500元津貼。
“有事就要找我，困難都是暫時的，一切都會好起來”
福星集團“為民造福”的企業價值觀是具體的。用譚功炎的解釋就是：“一個人富了不算幸福，一部分人富了也不算幸福，只有讓企業周邊99%以上的人民群眾和公司所有干部員工都過上這樣的生活，家有樓房，戶有存款，少有所學，壯有所為，老有所養，和睦相處，生活舒適，祥和安康，才是真正的幸福。”
實現這個目標顯然不容易。在奮斗中，夫婦倆默契地分工。譚功炎全身心投入到企業的發展中，而馮友英則盡心盡力關心一時還處于困難中的群眾。她成為愛的播撒者，人們都親熱地叫她馮婆婆。
11月26日，聽說記者在福星村采訪，鋼絲繩八分廠的女工夏德玖找到了會議室。她說：“為什么不通知我？沒有馮婆婆，就沒有我！”
2007年1月27日，快過年了。小夏的腹部劇痛，原以為膽結石舊病復發，并沒在意。可疼痛連續兩天沒有減輕，只好到縣醫院檢查，結果是急性胰腺炎，須立即轉院，至少要準備2萬元。小夏剛借債建房，手頭只有200元。看著轉院通知書，一家人都哭了。
這天天氣很冷，漆黑黑的，下著大雨，北風在平原上刮得嗚嗚響。馮友英聞訊后夜晚10點鐘趕到醫院：“錢我帶來了，快到漢口去！”醫生交代馮友英，胰腺炎患者在轉院途中不能入睡，因為休克和高燒，會使病人有生命危險。從漢川到漢口，50多公里的路程中，62歲的馮友英就按醫生囑咐，既陪小夏說話，又是談心、安慰：“錢不要緊，我都帶了，你不要操心。”“到了醫院要配合醫生好好治療。現在醫學發達，這點小毛病一定能夠治好。”
深夜1點半趕到武漢協和醫院，小夏得救了。等馮友英冒雨趕回家，已是次日凌晨4點半鐘。
春節快到了，馮友英惦記著小夏的兩個孩子怎樣過年。臘月二十九她來到小夏家，看到新修的房子其實只是一個框架，北風、細雨都從窗戶里灌進來，兩個孩子凍得雙唇青紫。她馬上安排人安裝門框、做地板磚、粉墻，又買來米、肉、油，留下1000元錢，囑咐小夏家里人有事一定找她。
2008年5月下旬，小夏的病情加劇，不得不再次住院。馮友英得知情況后，打電話責怪小夏為什么瞞她。聽到馮友英母親般關切的話語，小夏的淚水奪目而出：“您這大年紀，自己也有病，我不忍心打擾您，也不知道怎樣報答您！”馮友英馬上批評：“我們是鄰里鄉親，我是你的長輩，我要你報答什么？我們辦公司不就是為全村人都好嗎！”
等小夏身體恢復，她又與人事部門商量，安排她到公司里做后勤工作。說到這里，小夏不禁哭起來：“聽說馮婆婆走了，我們車間10個人都遭雷打似的跌在地上，不相信這是真的！醫生能治好我的病，為什么不能把她的病治好？爹媽只給了我第一次生命，馮婆婆給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現在說這些她也聽不見，但我希望她在天堂里過得比我好！”
一年前，59歲的段國秀患了胃癌，肝部也有陰影。醫生告訴段的家人，她的生命最多只有三個月。馮友英知道后，第一個打電話給她：“你要相信現代醫學，把思想放開，這病不要緊。你看我這病，患了多年，不是很好？”段國秀第一次手術回家后，馮友英馬上把她接到福星公園里散心。鼓勵她不斷堅持化療、鍛煉，并先后支持她18000多元錢。
到底救濟過多少人，花了多少錢，馮友英沒有記過。在一次又一次的幫助中，她深深感到，一場大病往往讓一個家庭陷入困境。她思考著建立一個長效機制。在福星集團經濟實力達到一定程度后，她建議：將福星村、李花村的老人、殘疾人、孤兒、五保戶納入福星社保體系，每人每月給予100~400元生活補貼；對所有60歲以上的農民實行養老制度，每月發生活費200元；對危重病人除合作醫療外，藥費報銷30%，家屬陪護予以工資補助等。她說：“這個標準還很低，但它體現了我們辦企業的根本宗旨，體現了發展成果共享，也能激勵我們把公司辦得更好！”“她也身患重病，但她總是惦記別人、幫助別人，從來沒有想到自己。現在，我們都在好好地生活著，而她卻離開了我們。”段國秀一臉悲傷，淚水在眼眶中打轉，終于忍不住涌出來，雨水般地流下雙頰。
“幾萬人的幸福都靠集團，你一定要保證把公司辦好！”
為了抗擊病魔，馮友英先后經歷6次手術，48次化療治療。
2009年10月4日，馮友英在北京醫治76天后，被迫轉回武漢治療，進入她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
此時，她的病情日益惡化。腎部、肺部都受到感染，尿血、高燒、腸梗阻等并發癥不斷出現，被迫進入“姑息治療”（即只能出現什么癥狀就醫治什么癥狀），她每天都要打30多次針，經受10次以上劇烈疼痛，每次汗水都濕透床單，堅強的馮友英始終不呻吟一聲。看到她痛苦的樣子，飽經風霜的譚功炎也禁不住落淚。馮友英看見了，就說：“你怎么這樣不堅強？我的病很快就會好！”譚功炎堅持每天陪她，但馮友英總是勸丈夫：“我的病是小事，公司的事是大事。你不能老陪我，那會誤事！”
馮友英非常關心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早在20年前，聽說一位老人因與晚輩不和自尋短見后，她給集團建議：能不能修建一個老年公寓，把不愿意與晚輩在一起生活的老人集中起來？這些人享受集團發展成果的時間不多了。再說，老年人安排好了，年輕人也可以沒有后顧之憂地工作，效率會更高。集團采納了她的意見，1996年建起了一座健身、娛樂設施完備的老年公寓。
躺在病床上的馮友英仍然掛念著老年公寓的老人。她說：“公司應該給80歲以上的老人發壽星補貼。這樣讓老年人幸福、有依靠，激勵年輕人為公司繁榮常盛而奮斗！”當她得知全村有120多位80歲以上老人、每人在過去每月200元津貼的基礎上再加50元時，她高興地笑了：“他們長壽，說明生活好，福星集團發展帶來的福利好！”
2007年，福星集團多種產業并進，總資產已超過75億元，是一家業績優秀的上市公司。公司未來發展到底是堅持在漢川根據地，還是向城市轉移，成為集團高層的戰略抉擇。馮友英表達自己的觀點：“我們是為了改變農村貧窮落后的面貌而辦企業的。新農村建設、農村城鎮化工業化也是國家的戰略任務。把重心搬到大城市，當然有利于企業發展，但也可能淡化福星的創業初衷。”她建議福星應該堅持信仰，采取城鄉兩頭并重發展戰略。集團采納了她的意見，除了在北京、武漢等中心城市發展外，在漢川建設百億工業園，并實行以廠帶村計劃，方圓5平方公里范圍內的兩個行政村、3萬人被納入福星集團福利范圍，圍繞城鎮建設、文化建設、教育建設、和諧建設，福星集團先后投資近4億元，進一步帶動沉湖地區的工業化、城鎮化，帶動農村致富。
11月6日，中共中央統戰部等五家單位在北京聯合表彰第三屆優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譚功炎是全國100名受表彰的對象之一。當時醫院已給馮友英的家人下發了病危通知書。譚功炎看到在病床上萬分痛苦的妻子，請假沒有參加會議，但馮友英知道后說：“這么重要的表彰會，你應該去的，你怎么不告訴我呢？”。
11月10日，是馮友英去世的前一天。武漢“城市圈”公路建設考察團要到福星考察高速公路走向。集團請示譚功炎，誰負責接待這項重要工作。馮云英知道了，堅持說：“這是一件大事，關系集團公司未來發展，你一定要回去。再說，你不回去也不尊重考察團的領導、專家們。我這里沒事，總是這個樣子。”譚功炎接受了馮友英的意見回到漢川。下午6點，馮友英病情突然加重。譚功炎飛車趕回武漢。病情的折磨已使馮友英說話十分困難，但她問的第一句話是：“事情辦好了？”譚功炎點點頭：“好了！”她似乎知道即將與自己的親人和她付出了一切的公司告別，她用力握著譚功炎的手說：“集團公司這么大，千萬不能馬虎啊！”“幾萬人都靠你帶著，責任重大啊，你一定要保證大家始終有好日子！”“還是那個心愿，要是全鎮鄉親都到我們公司上班，都衣食無憂，多好啊！”聽到這些話，在場的人都哭了。
11月11日凌晨2時，馮友英被送進重癥監護室。11日下午1時30分，她懷著對親人和福星集團的眷戀，停止了心臟的跳動。這晚，譚功炎和女兒一直站在監護室大門外。他說：“我失去了老伴、知己，孩子們失去了一位好母親，福星集團失去了一名忠誠的員工！”他破例用自己的車接回她的骨灰，把她埋在屋后集團的公園里：“結婚41年，她沒有離開過我。現在，她仍然和我們在一起！”
福星模式：集體主義企業帶動的村莊
福星村全貌
圖為：正在興建中的農民住房改造工程
福星公園一角
圖為：中國最大的金屬絲繩制品生產基地（福星高新技術開發區）
2009年12月26日，在北京舉行的“慶祝新中國六十周年，三農盛典”頒獎典禮上，湖北漢川市福星村榮獲為“中國十大特色名村”，成為中南五省唯一獲獎的行政村。這是福星獲得眾多的獎項之一。
一個沒有特種資源稟賦的小小村莊，何以總是引得全國性的關注？在眾多原因中，不能忽視福星村的發展模式，也就是“以企帶村”，帶動當地農民踏上小康之路，實現農村向城鎮轉型。
鄉鎮企業異軍突起，讓農民在城里安居
10條大街林蔭夾道寬闊潔凈，一排排現代化的廠房整齊劃一，2000棟別墅式居民公寓古樸典雅；行政區、工業區、商貿區、生活區、文化教育區、休閑娛樂區、民營經濟區、現代農業示范區排列有序；銀行、賓館、商場、學校、劇院、體育場、公園、醫院、福利院、自來水廠等一應俱全；6條通往外界的公路縱橫交織，四通八達。
這就是福星村——福星集團公司通過“以企帶村”的形式，把昔日零星分散的村落聚攏建成集鎮，把數千鄉鄰一步帶進“城里”。
福星村原名叫“段夾村”，地處漢川、天門、仙桃三市交界點，離最近的原沉湖鎮政府所在地也有數公里之遙，村東和村南被漢江阻隔，是名副其實的漢川“市尾”。
歷史上的福星村，“泥沼四伏，十年九淹”，經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30萬軍民的圍湖造田，這里才以糧食、棉花生產為主，沒有任何特別的資源稟賦。村民土里刨食，難得溫飽。
1980年，剛過而立之年，在這里土生土長的譚功炎，立志走興工富民之路，帶領幾個志同道合的伙伴，辦起了沉湖鎮第一鄉鎮企業——漢川鐵木加工廠。到1993年，這個靠兩部紅爐、三間工坊、四把鐵錘起家的作坊式企業，經過產業的不斷升級，嬗變為湖北漢川鋼絲繩股份有限公司。
1999年，公司在深圳A股市場上市后，實施了系列產品、精品名牌、高新技術“三大戰略”，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兩大調整”，產業由金屬制品業向房地產業、工業地產、生物業、藥業、機械、電子等產業擴展。產品由常規鋼絲繩向高新技術產品鋼簾線轉變。目前，已擁有資產總額85億元。2009年實現銷售收入74.2多億元，利稅10.5億元，朝著“十一五”規劃的100億元銷售目標奮勇邁進。
“如何在村與企業間建立一種更為緊密的聯系，以便企業在加快發展的同時，帶動周邊農村和村民脫貧致富？”1996年，福星總裁譚功炎提出了“以企帶村”的設想，并向漢川市委、市政府提交了報告。在廣泛征求基層干部和農民群眾意見后，漢川市委、市政府認為這是一種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新思路，是一種加快農村城鎮化、實現城鄉一體化建設步伐的新途徑，于是順勢而動，批準“段夾村”更名為“福星村”，將部分職能劃入福星集團管轄，實行“以企帶村”模式，由沉湖鎮黨委、政府組織實施。
2005年5月，福星集團又將公司相鄰的5867人的李花村納入“以企帶村”模式，形成了“一企帶兩村”的發展格局。
“以企帶村”不是“以企代村”
在實踐中，沉湖鎮與福星集團在管理的責權劃分上達成共識：“以企帶村不是以企代村”，帶動并不是代替。福星集團側重于經濟、文化、教育、福利帶動，沉湖鎮政府側重于政治和行政管理。“以企帶村”運行模式簡括為“一個機構、兩個機制”。
一個機構，即沉湖鎮福星開發區管委會，由沉湖鎮政府和福星集團的主要負責人共同組成。每年定期召開聯席會議，擬定工作規劃、研究具體措施、解決工作中出現的突出矛盾和問題。
兩個機制，一是互動機制：以文件的形式具體規定了企、村雙方的責任和義務。二是協調機制：沉湖鎮政府相關部門、福星集團黨委辦公室、農村工作部、村委會等單位定期協商，負責“以企帶村”模式的有效運行。其內涵是發揮企業的綜合帶動優勢，在村企之間建立有組織、經常性、緊密型的聯系，從而達到人才、管理、信息、技術、資金、土地、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優化配置的目的，在實施“以企帶村”、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過程中，他們的主要作法是“五個到村”、“兩個到位”。
“五個到村”、“兩個到位”創建福利社區
項目到村。福星集團發揮自身優勢，通過產業轉移，相繼扶持福星村、李花村成立工字輪廠、紡織有限公司、化工廠、金屬結構加工廠等30家工業企業，為福星集團加工生產配套產品；在集團的指導和幫助下，全面推行現代企業運營機制，大力實施技術改造，企業規模不斷擴大，產品科技含量日益提高。目前，已有8家企業發展成規模以上企業。
骨干到村。農村富不富，關鍵看支部。按照企推村選的形式，福星集團黨委挑選多名懂經營、善管理的管理人員回村參加換屆選舉，擔任村干部。村干部工資由公司承擔，不列入市里統籌。公司黨委和沉湖鎮黨委、政府與村干部簽訂了目標責任書，作為年終述職考評的主要依據。
文化到村。為豐富農民業余生活，福星集團一是投資600萬元建起了福星文體中心，圖書、影視、棋藝、球類、健身等文化體育設施一應俱全；二是投資500萬元建起了可容納4000多人的福星劇場，組建了50多人的專業楚劇團，每年為農民免費演出300多場戲劇節目；三是投資數百萬元，實現了電視、電話、寬帶戶戶通。
福利到村。一是將福星村年滿60歲的老人、殘疾人、孤兒納入福星集團所實行的社會福利體系，每人每年可享受2000元至4000元的生活補貼。二是建起了兩座社會老年公寓，將兩村所有孤寡老人和部分不愿意和子女居住的老人安排到老年公寓居住，目前已安置100多人；三是分期分批為年滿60歲的老人辦理醫保、勞保，目前已有300多位老人享受此待遇；四是對120多位80歲以上老人，給予“壽星”特別補助，每人每月150元；五是對兩村患危重疾病的農民，合作醫療未報銷的部分全部報銷；六是給予農民特別征地補償。2006年，對歷年征用的土地，每畝再次補償14800元，并且每年每畝給予1000元的特別補償，保證被征地農民有穩定的收入；七是按統一設計標準，在居民規劃區建房的農戶，每戶給予3—5萬元的建房補助，目前已有2000多戶農民住進了小洋樓。
建設資金到村。在以企帶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過程中，福星集團積極采取保農、扶農、強農措施。在十多年時間里，除文化投入，農民福利補貼外，先后投入3億多元，用于新農村建設，包括農村基礎設施、農田水利、農業環保、改水改廁等各方面。僅2009年就投入8000多萬元，一是投資5000多萬元，修建福仙公路，黑化村組公路；二是免費為企業周邊十幾個村農民提供飲用水；三是投入1000萬元，修橋建站，疏洗防洪抗旱渠道，改造冷浸田，使福星、李花村的硬化公路，排灌渠道向整個沉湖鎮延伸；四是投資2000多萬元，分期將農民住房改造成高層住房。
服務管理到位。一是對福星集團重大項目建設，實行一個項目、一名村干部、一個專班、一竿到底的“四個一”工作機制，保證工程建設順利進行；二是負責調解村內出現的民事矛盾和糾紛，積極構建和諧社區；三是引導群眾開展健康向上的公益活動，營造良好的生產、生活氛圍。
生活保障到位。為了滿足福星集團巨大的消費需求，福星村著力建設米袋子和菜籃子工程。兩個村已發展優質稻5000多畝、優質棉3000多畝，大棚蔬菜800多畝，水產養殖1000多畝，培植禽類養殖大戶18個，成為福星農貿市場供應的主渠道，起到了方便企業員工生活的作用。同時積極引導村民大力發展商貿、餐飲和運輸業，既為公司職工提供便利，又為村民拓寬了增收途徑。目前，福星集貿市場商賈云集，物品豐富，每天前來趕集的有上萬人。
企業與“農村新城”互相促進繁榮
由于村企雙方逐漸形成了相互需求、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新型合作關系，如今，生產要素在福星地區經濟棋盤上得以重新組合和優化配置，起到了“以工哺農、強農固企、村企雙贏”良好局面。
福星集團現已發展成為以金屬制品業、房地產業、工業地產、生物、藥業、機械、電子為支撐，下轄10余家子公司的大型企業集團、高新技術企業。其上市公司福星股份從2003年起經營業績連續六年遞增30%以上，金屬制品業成為全國行業龍頭，房地產業成了全國知名品牌、武漢地產界龍頭企業，生物公司成為全國生物油生產基地，其它各業均全面進入豐厚盈利期及快速發展期。
最近，福星集團制定了三年企業發展規劃和城市發展規劃，在企業發展規劃方面，計劃投資20億元，新上6個高科技項目。在城市建設方面，分五期將農民住房建成高層住宅，新建福星公園、福星廣場、福星大廈等一批標志性工程。到2012年，力爭集團年銷售收入達到200億元，其中，福星地區達到100億元，逐步把福星村建設成為設施配套，功能齊全，環境優美，富裕和諧的漢川副中心城市，把企業周邊其他村建設成布局協調，生態文明的秀美家園。
通過“以企帶村”，福星地區農村發生了三大轉變。
第一，實現了農村向城鎮的轉變。經過村企干部和村民們的共同努力，將一個普通的小村，發展成為如今面積5平方公里、聚集人口近4萬，具有現代化功能的中心城鎮。綠樹成蔭，別墅林立；布局合理，設施齊全；路網縱橫交織，渠道四通八達。為統一規劃、建設農民住房，集團成立了工程管理部，實行“四統、三通、三改”。（即統一規劃、統一設計、統一供給宅基地、統一補貼標準；通電、通水、通路；改水、改廁、改垃圾堆放形式）。福星、李花兩村的農民年均收入達到15000元以上，基本上過上了“家有樓房、戶有存款、老有所為、少有所學、幸福安康”的小康生活。
第二，實現了第一產業向第二、三產業的轉變。目前福星地區的二、三產業比重已占到整個產業的98%，高科技產業占了相當比重。福星地區成為吸引各種生產要素的洼地。這個偏遠的農村湖區，吸引了全國各地2萬多名務工經商人員落戶，吸引了50多家大小企業投資興業，漢川市一批行政單位和其他社會公益事業機構也都紛紛向這里延伸。如今的福星村已是各類機構健全、服務功能配套，成為推動當地社會經濟文化進步的強勁動力。
第三，實現了種田農民向產業工人、向城市市民的轉變。目前，兩個村有4000多個農民實現了就地轉移，進入企業工作的就有3000多人，人均年收入3萬多元；從事第三產業的有1000多人，占兩村總勞動力的85%以上。2009年，福星村實現經濟總收入2.7億元，村級工業實現銷售收入2.1億元，村集體經營純收入近千萬元，先后被評為全省村級經濟實力500強明星村、全省十面紅旗之一。
“以企帶村”使得當地經濟獲得快速發展，同時促進文明程度提升。村企雙方都十分重視培育農民的公共道德意識、人際關系意識、公共衛生意識、公共生態意識，倡導健康文明新風尚。福星楚劇團、文工團以服務企業、服務農村、傳播先進文化為己任，創作了《福星頌》、《可憐天下父母心》等40多部群眾喜聞樂見的戲劇和歌劇。其中，《可憐天下父母心》在全省巡回演出300多場，場場觀眾爆滿。
近年來，福星社區先后被評為湖北省文明社區、湖北省最佳文明單位、全國文明單位。
福星造“城”的經濟意義
城市化是人類進步必然要經過的過程，經過了城市化，才標志著現代化目標的實現。一個國家只有農村人口降到50%以下，才稱得上實現了現代化。發達國家在1990年就達到了這個標準。
現代化的過程是經濟結構從第一產業為主轉向第二產業為主，伴隨這一過程必然是大量的農民轉變成產業工人。解決“三農”問題核心也就在于農民的城市化。
城市化，在我國也稱城鎮化，是指由農業為主的傳統鄉村社會向以工業和服務業為主的現代城市社會逐漸轉變的歷史過程。之所以把城市化稱做城鎮化，是要表明我國的城市化道路，必須結合中國的國情，不能患“大城市病”，要把統籌城鄉發展，城市反哺農村，工業支援農業，形成區域經濟一體化作為中國城市化進程的主流。正如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指出的：“要逐步提高城鎮化水平，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走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
回望中國的城市化道路，農民“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一直是個解不開的結。而福星打造村莊里的都市，就近解決城市化問題，正好解開了這個結，也符合中央提出的走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的要求。
從經濟學的視角，城市化是工業化的必然結果。工業化過程中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必然引起地域空間上城鎮數量的增加和城鎮規模的擴大，農村人口向城鎮的轉移流動和集聚，以及城市的經濟關系和生活方式必然滲透到農村。
城市化的根本在創造城市就業機會，因此，推進城市化的進程，必然相伴現代工業的發展，大型企業的崛起。一座具有現代化功能的中心集鎮，之所以能夠在綠色的田野上崛起，就近解決城市化問題，就在于在它的身邊崛起了福星集團——這個具有足夠強大吸納能力的“草根工業”樣本，這是經濟規律的必然結果。也只有當它的吸納能力不斷增強時，它推進城市化的速度才會不斷加快。
城市化的主要對象是農民，城市化的本質、主要任務、主要內容是改變農民的社會關系，化農民為市民，關鍵在一個“化”字。而要化農民為市民，就必須增加農民的文明素質，提高富裕程度。農民的狀況改變不能僅僅依靠農產品價格提高和農業現代化，還要靠農民參與到勞動生產率比農業更高的現代工業和服務業中。
福星“以企帶村”實現了“就地城鎮化”，使新農村建設與工業化、城鎮化三者高度融合在一起，既解決了城鄉二元結構和“三農”問題，又避免了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導致的“城市病”，從而走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城鎮化、工業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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