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人民公社制度就是為農村工業化開路的
看了[草橋關民]的《當年人民公社制度是不允許周家莊建九個企業的》，忍不住發笑。估計他還沒有大于的年紀大吧，怎么老年癡呆到這個地步，連“社員家庭副業”與“社隊企業”，“一時的調整” 與“長遠的規劃”等概念都沒有搞清楚，也敢出來出乖露丑。大于不想多說，推薦一篇這方面的研究文章給他看看，讓他知道，當年人民公社制度就是為農村工業化開路的，也可以說，當年人民公社制度就是為周家莊建九個企業開路的。如果看不懂，告訴大于，再想辦法幫助他。
附：王玉玲：新中國的農業合作化與農村工業化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4月30日 13:13 《當代中國史研究》）
新中國建立后以農業合作化對個體小農經濟的改造，與農村工業化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在社會主義社會中，這個難題———工業化或促進農業———已完全沒有意義，因為兩者的進步是不可分割的，保持這兩個部門之間協調是取得迅速和健康發展的極端重要的條件之一” ［1］ 。中國的農業合作化與農村工業化是統一的，“搞農業合作化，是為了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 ［2］ 。有學者認為，農村工業化是以農村工業為主體的農村非農產業增長和發展的歷史過程。還有學者認為，“農村工業化一般泛指在機器大工業在國民經濟中取得統治地位的發展過程中，農村社會經濟的相應演進變化過程。”此外，有學者區分了“農村工業”和“農村工業化”，并對“農村工業化”做了全面的定義:“為了改變二元經濟結構，使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資源能充分發揮效能，使農牧能盡快脫貧致富，在搞好農業同時，由農民依靠自己力量，依托市場，依托農村小城鎮，發展農村現代工業，使從事二、三產業的勞力占到農村總勞力的絕大部分，工業產值超過農業產值，農村基本實現了城鎮化，農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基本達到城市水平。” （參見鄭新立、周喜安《中國:21世紀的工業化》，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98頁;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組織與制度研究室:《中國村莊的工業化模式》，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5頁;張毅、張頌頌:《中國農村工業化與國家工業化》，中國農業出版社2002年版，第7～11頁。） 筆者以為，農村工業化包括農村工業企業的發展和農業工業化。作為農村工業化的兩個內容，農村工業企業的發展和農業工業化相輔相成，農業工業化的切實實現，基礎就在農村工業企業的發展;而農村工業企業的發展，有助于農業工業化的推進。
在談起新中國的農村工業化時，學者們大都把焦點放在改革開放以來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上，而對改革以前的農村工業化過程輕描淡寫或者一筆帶過。歷史是不能割斷的，改革以后鄉鎮企業的迅猛發展是以在此之前社隊企業的發展為基礎的，而社隊企業的發展和同時期農業機械化水平的進步又在一定程度上是農業合作化和集體化推動的結果。筆者在這里擬對農業合作化（包括其后的集體化）、對農村工業化的作用做一初步探討。
一、農業合作化帶動農村工業企業的發展
在1958年以前，農村工業基本上是自給性的手工作坊式的手工業和農產品初加工。據《農業經濟資料手冊》中的資料統計，1952年農村手工業和農產品初加工業產值81億元，1953年為88億元，1954年為90億元，1955年為97億元，1956年為99億元，1957年為100億元。 ［3］ 總的看來，1958年以前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非農經營活動，不僅主要限于為農村服務的范圍，而且很大一部分是從事農產品的加工。因此，隨著國家對重要農產品實行計劃收購和統一收購范圍的擴大以及數量的增加，農業社的副業活動便由于原料困難而舉步維艱。 ［4］
1958年為農村工業的大發展提供了契機。3月，毛澤東主持召開的成都會議通過了《關于發展地方工業的意見》，意見指出:“地方工業的任務是:為農業服務（這是基本的）;為國家大工業服務;為城市人民生活服務;為出口服務。” ［5］ 提出全黨辦工業、全民辦工業的方針，以加速國家工業化、農業機械化的進程，加速縮小城鄉差別的進程。會議要求以五年到十年（后改為五至七年）的時間，各省和自治區要使本區的地方工業總產值趕上和超過農業總產值。農業生產合作社辦工業，被視為實現這一目標的必要手段之一。在隨后到來的擴大農業生產合作社規模進而又辦成“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后，中國出現了不管是否具備條件，社社乃至隊隊都辦工業的熱潮。 ［4］（p.355） 1958年8月后，全國興起了人民公社化運動。值得指出的是，人民公社在建立的過程中，充分體現了農業合作化和農村工業化統一的思路。1958年9月4日，在《人民日報》為《從“衛星”公社的簡章談如何辦公社》配發的社論中，總結了人民公社與農業社的不同。其首要就是人民公社不是單純的農業生產組織，也不只是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而是要像城市工礦區一樣同時興辦工業。人民公社將逐漸消除城市和鄉村的界限，消除工業和農業的差別。除了生產，公社還要自己興辦商業（交換）、信用（銀行業務），舉辦文化教育（包括小學、中學、專科、科學研究等）事業，實行全民武裝，適齡的男性青年和復員退伍軍人要編成民兵。人民公社是工農商學兵的統一體。這一思路，也體現在1958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決議認為，“人民公社必須大辦工業。公社工業的發展不但將加快國家工業化的進程，而且將在農村中促進全民所有制的實現，縮小城市和鄉村的差別。應當根據各個人民公社的不同條件，逐步把一個適當數量的勞動力從農業方面轉移到工業方面”，“人民公社的工業生產，必須同農業生產密切結合，首先為發展農業和實現農業機械化、電氣化服務，同時為滿足社員日常需要服務，又要為國家的大工業和社會主義的市場服務。” ［5］（pp.609～610）
公社工業隨著人民公社的組成也應運而生。當時公社工業由以下幾部分組成:把農業社辦的工業收為公社工業;由人民公社新辦的;“共產”社員資產辦的;大煉鋼鐵時興辦的工業;將農村手工業合作社全部轉為人民公社工業。到1959年，社辦工業企業發展到70多萬個，工業產值超過100億元，占當年全國工業總產值的10%。 ［4］（p.355）
為了糾正社辦工業群眾運動式發展帶來的問題，中共中央制定政策對社辦工業給予規范，決定在國務院財貿委下成立人民公社工業管理總局，以加強領導（后因公社工業整頓等原因而未成立），且國家財政決定每年拿出10億元，無償支援公社工業和窮隊。1959年初，毛澤東在察覺“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問題并開始著手糾正時，仍對社隊工業寄予殷切期望。在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鄭州會議上他指出:“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單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個把較窮的生產隊提高到較富的生產隊的生產水平的過程，又是一個擴大公社的積累，發展公社的工業，實現農業機械化、電氣化，實現公社工業化和國家工業化的過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東西還不多，如社辦企業、社辦事業，由社支配的公積金、公益金等。雖然如此，我們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也就在這里。” ［6］ 可以看出，毛澤東認為農業合作化與公社工業化和國家工業化是一致的。
1959年起農業連續三年遇到自然災害，國民經濟處于極困難境地。國家對社辦工業也采取了相應調整:（1）不許剝奪農民。（2）將劃歸人民公社的手工業社再劃回手工業社系統。（3）停止各種大辦，勞力歸田。（4）縣、公社和大隊曾經把原高級社經營的一些企業單位調來歸自己經營。這些企業單位，按照新規定的管理體制仍然可以由原高級社（現在的生產隊或者生產大隊）經營的，應當發還;由公社或者大隊經營比較適宜的，應當把原有的資財設備合理作價，向生產隊償還價款，或者作為合營的企業，由公社或者生產大隊同生產隊按比例分配企業利潤。 ［7］ （5）縮小社辦工業經營范圍:以農具的簡單制造和維修為首要任務;本鄉村農村產品的簡單加工;生產當地的傳統產品;小型的礦產開采和磚瓦、石灰等建筑材料的生產。 ［7］（p.484） （6）對社隊工業進行治理整頓。
1961年，毛澤東提出社隊工業以生產小隊為主，他說:“今后社隊辦起來的東西，不是大辦，是小辦，以生產隊為單位，大辦只能生產隊。” ［8］ 1962年9月，中央在《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中規定:“公社管理委員會，在今后若干年內，一般地不辦企業。” ［9］ 11月，中央又在《關于發展農村副業生產的決定》中提出:“公社和生產大隊一般地不辦企業，不設專業的副業生產隊。原來公社、大隊把生產隊的副業集中起來辦的企業，都應該下放給生產隊經營”。 ［9］（p.703） 在上述措施的影響下，社辦工業企業1958年末為602萬個，1959年5月減少到87萬個，1959年末又減少到70萬個，1961年減少到4.5萬個。 ［3］（p.155） 社隊工業產值也連年減少。1961年，社隊工業產值為19.8億元，1962年下降為7.9億元，1963年再下降為4.2億元，為歷史最低點。 ［4］（p.357） 20世紀60年代中期，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生產已得到恢復，并有了新的發展。糧食生產的恢復和發展，為社隊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基礎。為解決農村土地資源稀缺、農業人口膨脹、農業剩余勞動力激增、農業收益下降的問題，向非農產業尋找出路是必然的選擇。1965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就發展農村副業生產問題發出指示:農村副業是薄弱環節，1964年尚未達到1957年水平。鑒于此，要以生產隊為主，大力發展集體副業。單獨一個生產隊無力舉辦的項目，可由幾個隊聯合經營;生產大隊在不侵害生產隊利益的前提下，也可興辦自己的副業。1966年5月7日，毛澤東提出“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在此思想的指導下，社隊工業再次獲得發展，其產值不斷上升。到1970年，達到67.6億元，比1965年增長了38.3億元。 ［4］（p.364）
進入20世紀70年代后，中央召開了北方地區農業會議，提出了大辦地方農機廠、農具廠以及與農業有關的其他企業。江蘇、浙江、廣東等歷史上有手工業傳統的省份首先行動起來，紛紛創辦各種規模的農機具、糧油加工、建材、編織、服裝等社隊企業。隨后，沿海及內地各省市也在中央政府的統一要求和指導下興建社隊企業。其中最為典型的是蘇南地區。1976年，蘇南地區社隊工業產值已達到12.44億元，其中，社辦工業產值為6.96億元，隊辦工業產值為5.48億元。1978年，蘇南地區社隊工業產值又發展到25.98億元，為1965年的近45倍，平均每年增長34%。 ［4］（p.370） 從性質上看，社隊企業是集體所有制經濟。其生產資料所有權歸公社或生產大隊。在社隊企業就業的職工都是從各生產隊抽調來的，其報酬一般是按出工時數在原生產隊計工分，并由社隊企業付一定補貼。除極少數技術職工外，其勞動報酬與其他社員大體相等。也有些企業給職工發工資，但職工要拿出其中大部分“買”生產隊的工分，再從生產隊分口糧和工分應得的報酬。因此，企業的職工只是臨時性在企業中勞動，其權利也只是領取比在生產隊勞動較多些的補助費。 ［10］
伴隨著農業合作化和集體化，中國農村工業在相當艱難的環境中頑強生存且日益壯大，到1978年底，全國已有94.7%的人民公社和78.7%的生產大隊辦起了以工業為主的各類企業，總數達到152.4萬個;社隊企業總收入為431.4億元，占人民公社三級經濟總收入的29.7%，其中，社隊工業總產值由1975年的169.4億元增加到385.3億元，增長127%，在全國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也由1975年的5.3%上升為9.1%（按1970年不變價格計算），見表1。社隊企業安置農村勞動力2826.5萬人，占農村勞動力總量的9.32%。 ［4］（表略）
農村工業企業圍繞農業辦工業，為農業生產服務，為城市工業加工服務;就地取材，就地生產，就地銷售，因此具有較大的發展空間和較好的靈活性。在農村工業企業發達地區，已涵蓋了以下門類：以食品、飼料為代表的糧食轉化行業;以經濟作物和林業、牧業以及其他副業產品為原料的農副業產品加工行業;圍繞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的小型礦業、能源和建筑材料等行業;傳統工藝、各類編織等勞動密集型行業;為農業生產服務的制造、修理行業;為大工業協作配套或拾遺補缺的行業;為城鄉市場服務的輕紡、五金以及當地土特產加工等行業;供出口創匯或為外貿部門加工服務的行業等。 ［4］（pp.364～365）
農村工業企業的發展，增加了公社和大隊的積累。企業把積累的相當大一部分用于農田基本建設和購買農業機械，此外還把一部分錢用于支援窮隊。人民公社把“以工補農”、“以工建農”視為辦工業的重要目標之一。上海市川沙縣1971～1974年用于農業機械化的2500萬元投資中，社隊企業利潤占87.5%。 ［4］（p.367） 企業的贏利，一部分作為稅金上繳給國家，余下的部分除用于支援農業外，主要用于企業本身的擴大再生產。如果用于創辦新的企業，需經上級批準。 ［11］ 伴隨著農業合作化和集體化，農村工業企業逐漸發展起來，構成農村工業化的重要內容。毫無疑問，農村工業企業的發展壯大，有助于改變農業在中國工業化中的“重要而又有些被動的角色”。 ［12］
二、農業合作化促進農業工業化
農業工業化是指農業生產的工業化，即用工業產品進行農業生產，其產品仍然是農產品，但產量、品質和品種有了變化。農業工業化是改造傳統農業，使之成為現代農業的重要步驟，也是農村工業化的重要內容。農業合作化對農業工業化的促進主要有：
第一，實現農業集約化經營。
農業集約化經營是改造小農經濟的必要手段，也是農業工業化的重要內容。在農業合作化過程中，從互助組向初級社的轉變，充分體現了農業集約化經營的發展方向。互助組一般規模較小，由三五戶或十幾戶農民組成，其成員各自擁有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在勞動過程中換工互助，有的還實行某些技術分工。互助組是帶有社會主義萌芽性質的互助合作組織。1950年，全國已有272萬個農業互助組，參加的農戶為1131萬戶，約占全國農戶總數的10.7%，其中大部分集中在東北、華北等地。由互助組發展為初級生產合作社是一種必然，互助組中的幾戶或十幾戶農民，在協作勞動中提高了生產率，因此就有進一步將所占有土地和耕畜、大農具集合起來形成更為穩定的經濟組織的要求。在黨和政府的鼓勵下，也就逐步出現了這類組織并且發展迅速。
以土地入股分紅為特征的初級社，能發揮集體的力量，克服個體農民耕畜、農具不足的矛盾，使土地統一經營、勞力統一使用，便于開展多種經營、進行副業生產。但要明確的是，從互助組向初級社的轉變，所體現的只是初級的農業集約化經營，即經營規模的擴大。農業集約化經營，除了經營規模的擴大外，更重要的內容是專業化生產和實現與市場銜接，即農業市場化。所謂農業市場化就是改變農村傳統小農經濟封閉的自給自足生產方式，建立農業生產要素和農產品銷售市場體系。初級合作社的組成原則為農業市場化提供了條件。在初級社中，農民自愿以個人的勞動力占有權和土地的使用權及一部分其他生產資料的占有權聯合，構成合作制經濟。其勞動力為個人所有，入社也只是將占有權投入，并和土地使用權、農具耕畜等生產資料占有權一起，形成合作社的總體經濟權利，它們的使用權由合作社統一行使，農民依其個人權利擁有收益權。初級社的原則中，除了“入社自愿、耕畜和土地可分紅”之外，還包括“退社自由”，這是其個人權利的主要體現。“這一制度，承認個人產權，把生產資料由個人占有變成共同占有，由個人支配變成共同支配，由個人決策變成共同決策，是公私混合的利益共同體、富有績效的產權結構。” ［13］
第二，推進大規模農田水利建設。
新中國建立后，黨和政府充分認識到農田水利建設對農業發展的重要作用。毛澤東在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的《應當使每人有一畝水地》一文寫的按語中說：“興修水利是保證農業增產的大事，小型水利是各縣各區各鄉和各個合作社都可以辦的，十分需要定出一個在若干年內，分期實行，除了遇到不可抵抗的特大的水旱災荒以外，保證遇旱有水，遇澇排水的規劃。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14］
農業合作化的長處在于可以快速動員、組織勞動力，進行大規模的農田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而從農業合作化向農業集體化的轉變，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推進農村的農田水利建設和實現農業機械化。在安排“三五”國家建設資金時，毛澤東提出，發展農業主要應依靠大寨精神，國家農業投資可適當減少，以緩解資金不足的矛盾。學習大寨精神，建設大寨式穩產高產田，成為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的要求之一。1976年，全國機井數量增加到240多萬眼，比1965年增長10倍，對北方旱區農業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僅1971～1975年，就增加有效灌溉面積10926萬畝。1976年，全國有效灌溉面積已達到67470萬畝，比1965年增加17887.5萬畝，增加36.1%。與此同時，還有25035萬畝的低洼易澇地得到不同程度的治理。 ［4］（p.498）
對農田水利建設的大規模投入，提高了防災抗災能力，為農業的穩產高產打下了良好基礎。據估計，1952～1957年，國家對農林水氣系統的基本建設投資占全部基建投資的71%，其中又以63.8%投入水利建設。1966～1976年間，農民繼續對大片農田進行平整規劃，興修水利，工程配套，擴大高產穩產農田。這期間，國家對農林水氣系統的基建保持在10%左右，其中64%用于水利建設。 ［15］ 農田水利建設還帶動了地方“小水泥”的發展。1966年以后的10年，地方小水泥廠生產的水泥用于農業的累計達9000多萬噸，約占地方小水泥產量的67%。農村人民公社用這些水泥修建了大量中小型水庫、水渠、揚水站、機井、防洪閘、電灌站、電排站等設施，在抵御自然災害、建設旱澇保收農田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4］（pp.332～334）
沒有農業機械化，農業工業化是不可想像的。而農業機械化的發展，要求一定的基礎，個體小農經濟條件下是不可能出現機械化的。正是農業合作化使得農業機械化成為可能和現實。因為無論是農業機械的使用還是化肥的使用，都只有在農業已經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規模經營的基礎上才有可能，或者才能大量使用。 ［16］ 對此，毛澤東是有清醒認識的。在農業發展的問題上，毛澤東實施了一條先實現農業集體化再實現農業機械化的工作步驟。1966～1978年，推進農業機械化與開展農業學大寨互相結合，貫徹始終。 ［4］（pp.496～497）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大力倡導把發展地方、特別是縣（市）小型農業機械制造、修理廠作為推進農業機械化的基本環節之一。1969年8月，召開了全國建設縣農業機械修造廠工作會議。1970年，國務院召開了北方地區農藥會議，會議提出，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不搞機械化，光靠手工勞動，就不可能更快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不可能改變6億農民搞飯吃的局面，也就不可能騰出勞動力加快工業建設。1971年，全國農業機械化會議召開，會議提出到1980年的十年奮斗目標，使全國農、林、牧、漁的主要作業機械化水平達到70%以上。為落實這一目標，會議要求建立縣、社、隊三級修造網，做到大修不出縣、中修不出社、小修不出隊;社隊要發展以鋼鐵等原材料為主的五小工業（小鋼鐵、小煤窯、小水電、小機械制造、小水泥），這是加速實現農業機械化的重要物質基礎;資金除社隊自籌外，將國家每年支持人民公社和窮隊的10億元用在農業機械化上。在上述政策的推動下，70年代初，全國2300個縣（市）中，除81個縣以外都有了農機廠;70年代中期，29個省、市、自治區中，27個省、市、自治區縣縣都有了農機廠，新疆91.3%的縣辦了農機廠。全國近半數的人民公社也辦起了自己的農機修理廠（站）或農機修造廠（站），還有一部分生產大隊也辦了農業機具修理或修造廠（站），在全國范圍內初步形成了一個農業機具修造網絡。這個網絡的修造水平雖然不高，但它首先解決了有無的問題，有利于承擔起農業機械化事業發展中的日益繁重的修理任務。 ［4］（pp.328～329） 到1978年，農用動力灌排機械擁有量比1965年增長6倍多，有效灌溉面積達67億畝。 ［16］（pp.16、37） 1978年底，農業機械總動力由1965年的1494萬馬力增加到15975萬馬力，增加9.7倍;機耕面積由1557.9萬公頃增加到4067萬公頃，增加1.6倍;機電灌溉面積由809.3萬公頃增加到2489.5萬公頃，增加2.1倍，機電灌溉面積占灌溉面積的比重由24.5%提高到55.4%;農村用電量由37.1億度增加到253.1億度，增加5.8倍。 ［4］（P.500）
第四，促進了化肥、農藥的推廣和應用。
農業化學化是農業工業化的重要內容。農業化學化的基礎是化學工業基本建設投資的增長，“三五”期間，化學工業基本建設投資在工業基本建設投資總額中的比重，由“一五”和“二五”時期的5.4%和7.6%增加到11.5%。“四五”期間，這一比重曾減少到9.8%，“五五”前三年又回升至15.6%。其中，與農業相關的化學肥料和化學農藥增長更為迅速。以1965年為基期，截至1978年底，其產量分別增長了403.7%和176.2%。1978年化肥施用量由1965年的192.4萬噸增加到884萬噸。每畝化肥施用量由1965年的0.9公斤增加到1978年的3.93公斤。化肥、農藥產品產值在化學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由1965年占14.6%（按1957年不變價格計算）上升為1978年的19.4%（按1970年不變價格計算）。 ［4］（pp.466、500～501、467） 化肥、農藥施用量增長，對農業增產有重大作用。
在農業化學化的道路上，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現象是“小氮肥”的發展。由于“小氮肥”技術容易掌握，而且所需投資少，建設周期短，收效快，比較適合縣一級的情況，而且產品可以自產自用，因而深受歡迎。1966～1976年，全國共新建小氮肥廠1232個，其中，1970～1976年的幾年平均每年新建144個，1976年小氮肥廠合成氨產量已達到368.1萬噸，比1965年增長了19倍，在全部合成氨產量中的比重由1965年占12.4%上升到占59.5%。小氮肥的發展，對于滿足農業的急迫需要，支持糧食生產的持續增產，起了重要作用。1973～1978年，平均每年增產糧食214.3億斤，小氮肥廠生產的化肥是重要增產因素之一。 ［4］（pp.329～330、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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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前兩部分的論述，可以看到，到改革開放前，農業合作化與農村工業化相伴隨，經歷了發展的高峰和低谷。農業合作化的道路也不可避免會對農村工業化產生影響。其中，帶來最大影響的莫過于農業合作化向農業集體化的轉變。農村工業化，無論是農村的工業企業的發展還是農業工業化，其基礎就在于形成自主的市場主體。初級社對勞動者勞動力所有權和以土地為主的生產資料占有權的承認為自主的市場主體形成提供了條件。但隨著農業合作化向集體化的轉變，尤其是發展到人民公社階段，因對“政社合一”的強調，人民公社既是行政機構，又是行使占有權、經營權、處置權、管理權的機構，其負責人由上級任命，只對上級黨政機構負責。生產隊、生產小隊的負責人只是公社黨政機構的代理執行者。在此情況下，自主的市場主體不可能出現。如果說集體化在農業集約化經營方面有貢獻的話，也只是在規模方面。較初級社而言，高級社規模更大。伴隨著小社并大社、聯鄉并社的發展，“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的規模進一步發展，問題也隨之暴露出來，其表現為組織規模過大，管理混亂，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嚴重，“吃大鍋飯”等。后不得不將人民公社的“核算單位”，即經營權的行使單位降到生產隊，其他權利并無實質改變。加上人民公社完全取消副業生產的家庭經營，更加排斥商品經濟，農業市場化道路被徹底阻斷了，農村工業化也在這樣的背景下無法實現質的飛躍。 改革開放以來，鄉鎮企業經歷了蓬勃發展，但其進一步發展面臨許多新的困境。農業工業化進展有限，農業集約化經營受到限制。特別是在農業基礎設施方面，農業合作化時期建立的一些農田水利設施，即使到今天也仍在發揮作用，新建的農田水利設施很少，且已有的設施也因缺乏明確的主體而失于維護。在農業機械化方面，除少數土地/勞動力比例較高和經濟較發達的地區外，一般而言，農業機械化水平有所退化，甚至連機耕、機灌、機械脫粒的比重也有所下降，農用拖拉機用于農村運輸的反而占多數。可以說，時至今日，在我國工業化過程中，農業機械化還基本上沒有實現，有的也只是剛剛開始。 ［17］ 不僅如此，我國農業中生化技術系列的變化也沒有完全實現，如果與先進的亞洲型農業相比，無論是良種技術的研究和推廣，還是在與此相關的化肥、農藥使用量以及灌溉體系的效能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距。 ［18］ 國內外的經濟發展史表明，農村工業化要求以社會化工業生產方式取代個體農業生產方式。它不僅僅是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變，還包括社會關系、政治關系、文化觀念等，是全方位的轉變，并不因農民溫飽問題的解決而完成。 農村工業化的推進，還在于農民內生的聯合和發展。中國變革小農經濟，發展農村工業化，必須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即不是聽憑小生產兩極分化，而是要使分散的個體農民組織起來，將勞動力、小塊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集中起來進行合作經營。不能因為我們在過去的農業化作中走了彎路就全盤否定合作化的必然趨勢。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有待于探索出一條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合作化的新路來。 ［參引文獻］ ［1］〔美〕保羅·巴蘭著，蔡中興、楊宇光譯《增長的政治經濟學》，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369頁。 ［2］高化民:《農業合作化運動始末》，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424頁。 ［3］張毅、張頌頌:《中國農村工業化與國家工業化》，中國農業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頁。 ［4］馬泉山:《新中國工業經濟史（1966～1978）》，經濟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第354～355頁。 ［5］《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頁。 ［6］《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8～69頁。 ［7］《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頁。 ［8］顧龍生:《毛澤東經濟年譜》，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25頁。 ［9］《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第621頁。 ［10］劉永佶:《中國經濟矛盾論》，中國經濟出版社2004年版，第280頁。 ［11］薛暮橋:《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5頁。 ［12］張培剛:《農業與工業化》上卷，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頁。 ［13］鄭有貴:《中國農村公有制實現形式研究綜述》，《當代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3期。 ［14］《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498～499頁。 ［15］牛若峰等:《中國經濟偏斜循環與農業曲折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6、37頁。 ［16］羅平漢:《農業合作化運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1頁。 ［17］張培剛:《農業與工業化———農業國工業化問題再論》中下合卷，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頁。 ［18］牛若峰等:《中國的“三農”問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212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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