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說沈浩徹底失敗了，是因為他已經去世了，如果他還活著的話，就不能說他是徹底失敗。因為他還可能會總結失敗的經驗和教訓，可能會尋找出一條適合小崗村發展方式的好辦法，一條既能使小崗村的人們發揮集體的優勢富裕起來，又能使小崗村的農民能夠接受的發展方式。可惜沈浩同志去世了，追悼會也開過了，宣講團也正在到處宣講。所以我才說沈浩同志徹底失敗了，但是，他從事的事業是正確的。在不遠的將來一定會取得最后的勝利。
但是，這個失敗不是沈浩的本意，也不是小崗村農民的本意，更不是全國人民的本意，他們都非常想早日走上一條真正的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道路，而決不是現在這些充滿了形式主義、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的諸多不解決根本問題的那些政策法規。
昨天，我在本網看了一個網友的一篇文章，也是描述以后中國農村的發展方向的。我看了以后給他留下了八個字：“紙上談兵，言不及義。”什么意思呢？就是指他不了解中國當代農村的實際的情況，只是憑著自己的想象亂說一頓而已，也是一個典型的官僚主義者，幸虧他沒有當官。好了，閑話就不多說了，應該書歸正傳。說說我對當今農村應該走一條什么樣的道路的看法。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我的這個看法不是空穴來風，也不是紙上談兵，而是根據我對農村社會幾十年的觀察，了解、分析、研究所寫出來，至少說有很大的參考價值。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我的這些看法是通過和無數個農民、農村干部以及鄉縣干部的交談而得出的。而且這個看法還要經過農民用自己的親身實踐來反復檢驗才能來最后決斷和定型。而絕對不能象那些資改派一樣，動輒就搞三十年不變、動輒就搞五十年不變，動輒就搞一百年不動搖。其實，凡是那樣講的人都是一些根本不懂辯證法的。他們不懂得世界上的萬物都是在發展變化著的，即使他們制定的方針政策真的是完全正確的，卻也必須根據不斷變化的客觀情況來調整自己的方針政策。不然的話，既害了國家，又害了人民群眾，也害了自己。
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現在的農村，與三十年前的農村的情況已經大不相同了。首先是當代的社會與過去大不一樣。在過去的社會中，是以計劃經濟為主的。一個農民的選擇，基本上就只有一個，那就是在生產隊里參加生產勞動。如果一直按照過去的經營體制走，實現了合作化以后，生產大隊或者是小隊也必須發展社隊企業，朝著工業化的方向來發展。這也是一種理想的道路，令人遺憾的是：由于包產到戶錯誤政策的強制推行，使當代農村的狀況退回到了封建社會的小農經濟。現在，只有面對現實，重新制定一條在目前情況下適合當代農村發展的道路。
當代的農村社會和過去有什么不同呢？大概有三個方面：
一、三十年來，中國的農村人口有了很大的變化，從官方的統計數字來看，增長了65%左右，而根據我所了解的實際情況，已經增長了80%左右。這個數字表明，農村的土地按照農民的平均占有量來講，加上其它因素，已經縮減了將近一半。我在農村的調查中發現，原來平均有三畝地的，現在只有一畝多，原來有兩畝地的，現在只有一畝。還有很多不到一畝地的村子。這樣的土地保有量根本養活不起一家人的。
二、在當今，大部分的農民都是靠出門打工來維持自己一家人的生活。如果不出去打工，大多數農民不要說蓋房娶媳婦，連起碼的生活都維持不了，這是社會的發展所形成的，也可以說是那些資改派發展起來的——畸型的市場經濟所造成的惡果，以個體形態存在的農民們現在不得不走這條無奈而痛苦的道路。然而，這又是一條使廣大農民群眾越走越窄的狹路，在當今，如果不在農村中進行真正的社會主義體制的改革，恐怕中國的農民真的就要走上一條死胡同里面了。因此，當代的農村必須要走上一條社會主義集體化的道路，已經別無第二個選擇。
三、人的道德思想的極度滑坡，這是那些資改派們犯下的又一條永遠不可饒恕的滔天罪行。把具有先進的社會主義集體化耕作方式用小崗村那個落后典型的小農經濟模式來代替，這是一種歷史的倒退和反動。就單單這一條理由，就可以把那些大大小小的資改派們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就這一個問題，就能說明他們那些資改派的思想是多么的陳舊和落后，多么的反動和愚蠢。說明他們都是沒有半點屬于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理論水平，都只不過是有著濃厚的封建思想的一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分子而已。在資改派當權以后，他們又用自己的所作所為證明了他們是一個十足的專制主義分子。這幾十年的“改革”過程真是非常令人痛心疾首。
現在，毛澤東為什么越來越受到人民的追捧呢？就是這些人幾十年來在政治舞臺上的表演太拙劣了，就象小沈陽一樣的遭人叱罵。正是由于這些原因，人們的思想由于經濟體制的大倒退都變得非常自私自利起來，都變成“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不只是群眾這樣，村干部也是這樣。不經過一段長時間的思想教育，人們是不會達到一個起碼的集體主義道德水平的。如果一下子合并起來，一定會產生許多問題和糾紛。會使生產力有很大程度的下降。
采取什么辦法呢？就是沈浩同志的辦法，實行土地整合，把分散的土地集中整合到一起，讓有能力的人來搞大規模的經營。這樣既可以發揮機械化的優勢，又能把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專心致志的去搞其他的項目。或者去經商、或者去打工、或者在已經整合好的土地上搞經濟效益高的養殖業和種植業。我的調查情況是：這個辦法幾乎是所有的農民都表示贊成。有能力的農民贊成的原因是：自己可以發揮自己的特長、發揮科技的優勢、發揮集約化經營的優勢而增產增收。而那些勞動力弱的農民們則擺脫了小農經濟的耕作方式和繁重的體力勞動以后，也能得到和過去一樣的收入，他們還可以去給別人打工，干些輕微的活掙錢來補貼家用。在我訪問的幾十個農村的幾百個農民中，他們基本上都同意這樣的辦法。
但是，可能有人要問，為什么沈浩同志也是這樣做的，卻受到小崗村的群眾的阻撓而失敗了呢？我是認真研究過他的情況的。他之所以失敗，有大概以下四個具體的原因：
一、沒有中央和上級部門的明確支持。由于種種原因，中央和上級的領導部門都沒有明確的態度支持沈浩去這樣做。資改派控制著的輿論宣傳部門還是閉著大聲喊叫“生產責任制解放了農民的生產力”，還是在大喊“土地流轉”那些錯誤口號，農民對沈浩的這種做法不認可，不相信，因此給他造成了非常大的阻力。
二、是由小崗村農民的慣性和惰性所造成，自從小崗村被資改派樹立為“先進的典型”以后，每年都會給他們撥款予以經濟上的資助。小崗村的人們知道，就是他們一動不動，上級領導也不會不管他們。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小崗村的人有討的習慣，對主動去搞一項創新的新生事物的實驗，他們是絕對不去冒那個險的。當年的按手印是實在沒有辦法的事情了，是真的不想替別人干一點點兒活，只有在自己的的田里干活才有勁兒才那樣做的。中國農民的自私和狹隘都集中的表現到了小崗村的村民身上，不幸的是又被某人發現而推廣之全國。這個偶然的巧合，給中國當代社會和中國的農民帶來巨大的災難和無限的悲哀。
三、是由于沈浩沒有考慮到小崗村農民的心理狀態，把土地的價值定的太低，不符合農民的實際要求。現在，農村的一畝地能平均給農民帶來一千元左右的收入，但沈浩給農民定的標準是五百元一畝，這就使得農民不愿意把土地交給他。雖然說這一千元里包括了人工費，但農民們由于習慣的使然，一般是不計算人工的。所以他們認為不合算，就和沈浩發生爭執甚至沖突。就發生了嚴宏昌的兒媳婦抱著被子去地里睡覺的事情，這是毫不稀奇的事情。
四是開發商的開發方式不適應農民的心理習慣。幾千年來的思維習慣，使農民對土地產生了依賴感、安全感。這不止是在小崗村，在全國許多的地方都是這樣。他們把土地跟自己的生命緊緊地聯系在一起。好象沒有了土地以后，他們的生命也就沒有什么意義了。有的已經富裕起來的農民也是這樣的心態。他們每年有幾十萬、幾百萬的收入，但是卻仍然在種植著那幾畝糧食，我問過他們為什么不放棄這一點土地呢？這一點點兒的收入對你們是微不足道的啊？他們回答說：我們是農民，就要種地，這是根本。我說：那人家許多城市人沒有種地，不是也生活得挺好挺幸福嗎？他們回答不上來便只是笑。這說明農民的心中已經形成了一個固定概念：沒有土地就不能生活。那些開發商用錢把農民時時代代耕種的土地用每年付款或者一次性付款的方式買走，他們的心里肯定不平衡，所以就使沈浩遇到了非常大的壓力和阻力，這個問題使他感到非常的矛盾和困惑。
這就是沈浩徹底失敗的幾個主要原因。
現在是需要對當代的農村動大手術的時候了。我在前些天的一篇文章里說過：誰順應社會的潮流、順應農村社會發展的需要，誰順應農民的迫切愿望，誰就是農民的救星；反之，就是歷史的罪人。對當代的農村進行大的變革，不能再用那一套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的工作作風，必須象毛主席當年那樣，深入到人民群眾中間，開座談會，了解農村這些年來的真實狀態，了解農民的破求要求。只有這樣，才能掌握第一手材料，才可能會制定出最正確的方針政策來，才能從最根本上解決農村中存在了許多年的深層次問題。否則的話，中國的農民還要經歷一個痛苦的變化過程。如果對這個問題處理不好的話，也許事情的結果可能會發展成為其反面，那是我們誰都不愿意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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