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制度
開創財政支農工作的新局面
《農村財政與財務》編輯部
“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是改革作為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最主要和有決定性的問題。對此，我國財政的支農工作責無旁貸，必須盡心盡力并有所作為。
我們之所以要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就在于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防止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全民共同富裕。否則，就會出現兩極分化，那就真是走了邪路。鄧小平同志到晚年與其弟鄧墾談話時，已經敏銳地提出：“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的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而這也就是要從根本上防止兩極分化，要重點解決如何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的問題。
但是，也有一種觀點認為，我國從農村改革開始就是要放棄公有制，犯了方向錯誤。但這是一種誤解。農村改革仍然是堅持土地公有制，而只是分戶經營，克服吃大鍋飯的弊端。鄧小平同志在1992年7月23-24日審閱十四大報告稿時，特別重申“社會主義經濟以公有制為主體，農業也一樣，最終要以公有制為主體。……現在土地是公有的。要提高機械化程度，利用科學技術發展成果，一家一戶是做不到的。特別是高科技成果的應用，有的要超過村的界線，甚至超過區的界線。僅靠雙手勞動，僅是一家一戶的耕作，不向集體化集約化經濟發展，農業現代化的實現是不可能的。”事實上，他早在1980年5月31日開始肯定農村“實行包產到戶”的改革時，就已明確指出“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可以肯定，只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這個發展到高水平集體化的總方向是完全正確的。
為了按照這個總方向，解決如何在農村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的問題，我們支持探討最近提出的一個建議，這就是國家財政部門以優先股的方式，支持創辦高水平集體化、由全民等額持股的新型農業股份公司(以下簡稱公司)。由此從所有權制度上防止兩極分化，不僅使公司每個職工按貢獻大小拉開合理檔次致富，而且使農民乃至全國人民共有財產而共同致富。同時，這也是基于下面的考慮：
一是應該走出流行的理論誤區。所謂國家財產所有權退出企業的競爭性領域，不可作極端化的理解，因為這應理解為退出經濟上的所有權（即經營權），而法律上的所有權還要保持，涉及國計民生的戰略性企業之完全所有權也還要保持，并向全民發行等額優先股。我國創辦此公司，由國家財政持有巨額優先股，就是沒有經濟上的所有權而有法律上的所有權，在一定意義上也可說是國家借款給農民集體辦公司，同時也向農民乃至全民募集等額優先股，以使全民穩定、持續增收，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二是不能無視俄羅斯和美國的重要啟示。俄羅斯前總統葉利欽，大搞休克療法的私有化可謂徹底，然而繼任的普京總統，雖然也搞私有制，但他在2004年8月宣布，確定1063家俄羅斯大型國企為總統掌握的國有戰略企業，政府無權對這些戰略企業實行私有化。美國可說是私有化典型，用巨額財政補貼培育了少數現代化農業大資本家，而前總統布什和新任總統奧巴馬，為了應對金融危機，又采取國有化措施，由財政部接連給花旗銀行、摩根大通銀行、美洲銀行和通用等注資數千億美元，其中不僅采用優先股方式，并且采用普通股方式，甚至有可能形成實際上是國家控股的跨國公司。難道中國卻不能創辦國家財政持有巨額優先股的現代化農業股份公司嗎？
三是擴大內需必須依靠國內的戰略投資者。面對國際金融危機，既然國外的戰略投資者自顧不暇，我國受其影響也己危機纏身，那么擴大國內消費和投資需求，必須依靠國內的戰略投資者——這就是包括8億農民在內的13億中國人民。當然，中國13億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還很低，大多數人還沒有多少可用來投資的錢。但是，即使我國平均生活水平最低的8億農民，也更需要增加財產性收入，也更有待啟用18億畝農地永久經營權的幾十萬億元資本，從而增加消費和投資。上述國家財政出資支持創辦全民等額持股的新型農業股份公司，只需帶動每戶認購400—500元的等額優先股，也會再形成“四兩撥千斤”的2000億元資本，這才有能力同妄圖控制我國農業產業的高盛等外資企業競爭，真正造福于全國13億人民，又何樂而不為？
讓我們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抓住面臨如何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的歷史機遇，為開創財政支農工作的新局面而共同努力！
（原載《農村財政與財務》200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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