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早就應該回來了！

人民公社，早就應該回來了！　　

讀《小崗村 一條越走越窄的小農經濟 老路》有感　　

前不久，筆者在《烏有之鄉》網站發表了一篇題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呼喚集體經濟》的文章，那是去年應本人老家的村長之請，為村里寫的一份村情介紹，當時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向有關部門爭項目。今年，在全國興起了學習科學發展觀活動，要求各單位要理論聯系實際，寫出調研報告。我覺得去年寫的那篇東西與學習科學發展觀很能掛起勾來，所以就將去年為村里所寫的材料進行了適當的整理，形成了發表在烏有之鄉上的這篇文章。當時，主要是從實際情況出發而寫的，并沒有從理論上進行闡述。最近，本人以大量的時間精力，去關注關于農業集體化的一些評論和記述文章，尤其是在網上看到了兩篇觀點完全相反連載文章，一篇是署名“古彭萬俟軒”先生的《人民公社歲月》，已連載21篇，尚未載完，從正面對人民公社的優越性進行了報道與追憶；另一篇是署名“徐老莊人”先生的《公社是阻礙農業發展的一座大山,記述我在公社的經歷》一文，連載共30篇短文，從各個方面記述了人民公社存在一些實際問題，對人民公社持徹底否定之見。讀了這兩個大篇，對本人觸動較大，因此，從網上查閱了大量的文章與歷史資料，本來想把它們整理成一篇系列性的論文，供同仁們討論與參考。近日，在網上又發現了一篇由陳窗、曾德方兩先生執筆，發表在《中國教育和科研計算機網·中國教育 · 華夏論壇 · 社會與實踐》專欄上的題為《小崗村，一條越走越窄的小農經濟“老路”》的文章，細讀之下，感慨良多。因此，決定暫時放下那篇論文的寫作計劃，先談一談“人民公社，早就應該回來了”這一話題。　　

我是出生于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的人，對大躍進、建立人民公社那些情況了解不多，但幾乎經歷了這一全過程。文化大革命前夕，本人正好小學畢業，當年考上了初中，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全過程。高中畢業之后，回鄉參加了近七年農業生產，是一名典型的公社社員，因此，對于人民公社的優點及其存在的問題，應該說是很有發言權的。因為本文所要談的是“人民公社，早就應該回來了”這一話題，所以不打算對人民公社的優點與不足做過多的評論，只談談本人對人民公社的一些認識。　　

我是1979年參加全國高考考上大學的，人民公社解體的具體時間已不太清楚，當時只是敢覺到：人民公社辦得好好的，為什么突然要解體呢？那時，打的牌子是“改革”，但是，解散人民公社之后，公社一級的政權機構，隨即恢復為“鄉政府”，原生產大隊、生產小隊則恢復為“村”、“村民小組”； 至于當時所謂的“包產到戶”的聯產責任承包制，也就是按人口多少，將生產隊的田地分配到戶，實際上就是分田單干！這使我產生了較大的迷惑，因為這樣的“改革”，并沒有改出一個新套套來，僅是回到了解放初期的政權組織形式及小農經濟生產方式，甚至與解放前沒有什么兩樣！這哪里是“改革”？明明就是倒退！但是，當時做為一個在校大學生，對于國家的大事大非不宜發表政見，因此，僅是私下里議論一番而已。后來，從有關方面了解到，這一“改革”創舉，是緣于安徽省鳳陽縣的小崗村十八戶農民私下里搞“聯產承包”，并寫下了《生死單干書》，這說明當時農民對于人民公社是何等地反感，對聯產承包的單干是多么地迫切！　　

然而，從本人在人民公社當了近七年社員的體會，情況并不是這樣！我的家鄉是一個典型的小山區，在解放前，村民絕大多數是窮人，靠給地主幫工維持生計，村里的田地也是靠天吃飯，年成好，每畝水田可收300到500斤谷子，每畝旱地可收雜糧200到300斤（兩季），要是插紅薯可挖1000到2000斤；若是年成不好，多數田地顆粒無收。碰上歉收年成，很多村民只好到外地去逃荒，還有一些人鋌而走險，走上了偷盜、搶劫之路。解放之后，廣大貧苦農民分得了田地，當家做了主人，如我們一家當時是七口人，分得了近十畝水田，幾畝山地，還有幾片山林，一家人的生活基本上有了保障。但是，在生產方式上，由于一家一戶的分散耕作，每當農忙時節，大家都很忙，因此往往就忙不過來，容易發生錯過農時的現象。如果遇上天旱年成，糧食歉收，生活資料則遠遠不夠，但當時有國家救濟，日子也還是能過得去的。后來，農村逐步實行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興修了很多水利工程，農業生產也逐步規范化，上述的問題才基本上得到了解決。豐收年成，已達到了衣食無憂的水平。但是，由于當時農業生產技術還不是很高，尤其是雜交水稻的品種還比交單一，產量也沒有較大的提高，加上我們是山區，田地都是靠近山邊的小丘小塊，不能實行機械耕作，所以那時的糧食還不是很豐富，社員的勞動強度相對來說也是比較重的。然而，那時社會秩序卻非常之好，真正有夜不閉戶，道不拾逸之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比較和睦，講究的是互相關心愛互，沒有象現在這樣你幫我一個工要錢，我幫你一個工也要錢，銅臭味滿天飛。那時，人們的經濟收入確實不多，但開支也少，比如我們一家有十幾口人，我們兄弟姐妹九人，有六人讀了高中，一人讀了初中，二人讀了小學，我是恢復高考時考上了大學，其中兩個只讀了小學和一個只讀了初中的人，是因為他們不想讀書，而不是因為讀不起書，雖然那時讀書也比較清苦，但總還是讀得起的；而改革開放之后，我家那些在農村里的兄弟姐妹，他們一般是兩至四個子女，加起來共有二十多人，只有一人讀了高中，其他都是初中或小學畢業就沒讀書了，究其原因，雖然有讀書無用論的影響，但主要還是經濟上的困難所至。由此對比，也可見人民公社的優越性是不言而喻的。　　

在農村改革中，我一直認為解散人民公社是完全沒有必要的。且不論當年以毛澤東為首的老一代革命領袖經歷了多么的艱難困苦，無數的革命先烈拋下了多少的頭顱，灑下了多少的熱血，才建立起了人民當家作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廣大基層群眾真正當家作主的人民公社，這一勝利果實是何等地來之不易，單說人民公社時期廣大社員修建的水利設施及改造好的農田，亦是何等地來之不易！還有當時遍布廣大農村的學校、合作醫療，使廣大農民有病能就近醫治、及時醫治，甚至免費醫治，子弟能就近讀書，人人讀書，則更是開天辟地以來沒有過的歷史奇跡。人民公社，是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公社社員賴以發展集體經濟與共同致富，賴以參與國家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軍事等生活與管理的根基，沒有這個根基，就沒有他們參與政治及各項事業管理的立足之地！改革三十年的事實證明，人公社解散之后，以上的一切，都化為烏有！當年廣大群眾冒著嚴寒酷暑修建的水利工程，變成了水利部門的搖錢樹，由于村民得不到實惠，多數不愿交錢，所以從前的水利設施基本上被廢棄；村里雖然還有一些小學，但也變成了官辦的收銀機，后來雖然三令五申義務教育免費，但日食五谷的教師們，也得與時俱進，不想法子從學生身上弄點銀子，那喝西北風啊！再是醫療方面，村里雖然也還有赤腳醫師，但他們主要不是為了給村民治病，而是為了從村民身上撈錢，他們的醫術不一定要有很高，但他們收錢并不比大醫院差，村民得個感冒，有個紅傷或頭痛腳痛，不花上幾十元、上百元、幾百元是不能了事的。由于在農村沒有出路，大多數青年人、甚至中老年人都到外地闖世界去了，真正留守在農村里的人，都是一些年紀較大的婦女和沒有文化、沒有體力的老年男人，以及那些還未成人的小孩，他們守著那點所謂的責任田，在家看孩子，挨日子，他們的文化生活，除開看點電視節目之外，于所謂的現代文明，“改革開放”的成果，與他們毫不相。看到當今農村的這種狀況，每一個有良知的人，都感到心痛！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當年大吹特吹，被當做典型在全國推廣實施的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聯產到戶（實則分田單干）責任制（所謂《生死責任書》），竟然是別有用心的人捏造出來的，用這樣的謊言，蒙蔽了十多億中國人民！這種事，說起來都沒人相信，可是，事實就是這樣！陳窗、 曾德方兩先生《小崗村，一條越走越窄的小農經濟“老路”》一文，以鐵的事實，揭穿了這一謊言！我是在農村長大的，而且參加了近七年的農業生產勞動，參加工作之后，也一直與農村有著密切的聯系，因為我還有數十口直系親人在農村生活，對農村的情況了如指掌，陳窗、 曾德方兩先生文中所述，與農村的情況完全相符。在農村，除開一部分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分子以及極少數依靠權力富裕起來了村官之外，絕大多數貧下中農與社員群眾，是真心實意擁護人民公社的，他們并不想搞所謂的聯產承包（分田單干）責任制，因為這條路是越走越窄的，在他們面前，沒有任何前途，看不到任何希望！　　

然而，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對于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這樣一個農村改革的假典型，早就有人質疑，陳窗、 曾德方兩先生于2000年就對此進行了全面的調查，并寫出了《小崗村，一條越走越窄的小農經濟“老路”》一文，于2001年3月進行了詳細的報道，而江蘇華西村、河南南街村、劉莊村、山西大寨村、河北周莊鄉等數千個一直堅持走集體化道的村或鄉都無一例外地實現了共同致富的目標的典型材料不斷地見于媒體的情況下，我國的廣大農村，卻仍然在走著分田單干之路（所謂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并且大肆宣揚：這種制度還要30年不變，50年不變！真不知決策者們是愚蠢之極，還是居心壞極？　　

人民領袖毛澤東曾指出：“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他又說：“我們的黨是一個偉大的黨，光榮的黨，正確的黨。”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是偉大的黨，光榮的黨，正確的黨，不僅在于他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更在于他能正視錯誤，敢于承認錯誤，勇于改正錯誤！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這樣一個農村改革的假典型，已被三十年的實踐證明：它把整個中國農村由現代化的農業社會拉回到了封建時代小農經濟的老路，使廣大農村的發展倒退了幾十年，這完全是錯誤的，是那些別有用心者倒行逆施的產物！中國，再也不能在這條路上走下去了！本人作為一個民主人士，在此大聲疾呼：希望中國共產黨及其各級領導人，發揮中國共產黨偉大、光榮、正確的優勢，能夠正視錯誤，敢于承認錯誤，勇于改正錯誤，盡快在全國農村恢復人民公社，把廣大農村群眾重新引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正道上來，使大家走向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康莊大道！　　

毛澤東思想萬歲！　　

中國共產黨萬歲！　　

人民公社萬歲！　　

人民萬歲！　　

                       2009年11月4日完稿　　

附：陳窗、曾德方《小崗村，一條越走越窄的小農經濟“老路”》一文鏈接：http://www.edu.cn/20030305/3079056.shtml

小崗村：一條越走越窄的小農經濟“老路”
 
陳窗 曾德方
 
    安徽省鳳陽縣的小崗村，主要生產糧食，原來是一個很窮的小村子。戶不滿百，人只有三百七十多人。

　　1978年，他們因為帶頭搞了土地“承包”（大包干），便成了農村致富的典型。有些人，甚至把它說成是“闖出一條拯救中國農村經濟”的“新路”。然而，熟悉內情的人卻認為，小崗村搞的“承包”，盡管土地是公有，但從一家一戶的經濟模式來說，實際上仍然是一條越走越窄的小農經濟的“老路”。農民走這條“老路”，只能不斷走向兩極分化，并不能達到共同富裕。

　　現在，小崗村的“承包戶，已經推廣到全國農村，而且“包”字進城，已經推廣到城市的諸多領域。自然，要搞清楚小崗村這條“新路”，還得從小崗村來考察。

　　小崗村位于淮河中游東南，離淮河約20公里左右。據史料記載，小崗村及其所在地鳳陽縣，古時候就比較富庶，當時曾有這樣的諺語：“走千走萬，抵不上淮河兩岸”。可是，自從1194年黃水奪淮之后，由于淮河的入海通道被淤塞，小崗村及其所在的鳳陽縣，也就水旱災害連年不斷，以致農業衰敝，民不聊生。

　　就在這災害頻仍、餓殍遍野的1328年（元64年），被稱為農民皇帝的朱元璋，在鳳陽縣一家貧苦農民家里誕生了。朱元璋從小就征受苦難，曾給地主放過牛，種過田，還當過和尚。后來，朱元璋率領農民起義軍，推翻了元朝統治，建立了大明帝國。照理說，農民起義的勝利，應當使農民美好的愿望得到滿足了。但事實并非如此。朱元璋當上皇帝以后，不僅沒有解決農民的水旱災害問題，而且還是連年不斷給鳳陽人、包括小崗村人帶來深重的災難。農民由于一家一戶分散搞單干，抵抗不了天災人禍，只好背井離鄉，外出逃荒。他們一邊打著花鼓，一邊含著眼淚唱道：

　　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個好地方。自從出了個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戶人家賣騾馬，小戶人家賣兒郎。 我家沒有兒郎賣，身背花鼓走四方。……

　　農民日夜盼望能擺脫這種苦難生活的煎熬，可是直盼到1949年，小崗村農民才和全國人民一樣，在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推翻了壓在頭上的“三座大山”，當上了新中國的主人。

　　建國初期，小崗村和所在地鳳陽縣，即對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使農民通過互助合作，組織了起來，走上了集體的道路。在這期間，毛主席發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號召。在毛主席的號召下，淮河水系所屬地區進行總動員，投入了一場移山倒海的偉大斗爭。這次治理淮河，對窮山惡水進行了規模宏大的改造。他們建造了許多山谷水庫、湖泊和洼地蓄洪區，而且，還疏浚和開挖了數條大型運河，培修和加高了淮河大堤，從而控制了淮河洪水的泛濫。

　　由于小崗村屬于崗地，往年都是十年九旱。與此同時，小崗村農民和附近農民一起，又修建了一座比較大的燃燈水庫（長20華里，寬10華里）。很多人都說，當年修水庫是不拿工錢的，但人民熱情高、勁頭足，干起活來就像是拼命。十幾萬民工日夜苦戰，工地上的喇叭唱個不停：“燃燈水庫，燃燈鄉，十三萬人民喜洋洋，……”俗話說，人心齊泰山移。組織起來的人民，確實有那么一種翻天覆地的力量。小崗村在治理淮河和農業集體化之后，糧食產量逐步穩定在十八、九萬斤，好年成可以達到二十萬斤，基本上解決了吃飯問題。從此，小崗人也和其他鳳陽人一樣，告別了十年九荒的悲慘歲月，告別了“身背花鼓走四方”的苦難生活。

　　1978年，小崗村大旱。原任老支書嚴俊昌（當時是隊長）和他的堂弟現任村長嚴宏昌（當時是副隊長），被逼得無路可走，只好搞起了“承包”（大包干）。

　　當然，小崗村搞“承包”，這和當時安徽省委書記萬里的關心也是分不開的。據說，萬里曾五次（一說六次）到鳳陽，并親自到小崗村進行指導。萬里十分贊賞小崗村搞“承包”，他對群眾和村干部說：“我就想這么干，就怕沒人敢干，你們這樣干了，我支持你們。”萬里離開時，汽車開得很慢，他探頭車外，叮嚀嚴俊昌一定要把地種好。汽車走了一段，萬里再次探頭車外，囑嚴俊昌要向黨講真話。汽車行至村頭，萬里第三次招呼嚴俊昌過去，說：“如果有人查你，你就說我同意的，讓你干5年。”

　　“承包”的第一年，小崗村就收了13萬斤糧食。雖然說，這個數字還趕不上農業集體化時的20萬斤產量，但比起刮浮夸風和共產風時的三萬斤，已經遠遠超過了。而且，由于農民改用良種和開墾荒地，小崗村在“承包”的頭幾年，糧食產量還不斷有所增加。這樣，便又刮起了一股浮夸風和私有風，說是“一包就靈”，小崗村真的脫貧致富了。

　　不過，后來繼續從小崗村傳出消息，說因為刮浮夸風和私有風，小崗村又一“滑坡”了。算起來，小崗村從帶頭搞“承包”到今天，已經有20多年的歷史。那么，今天的小崗村又變得怎樣了呢？

　　一、脫貧致富之謎

　　2000年的冬天，天上已經飄起了雪花，我們先到了鳳陽縣城。

　　一下長途汽車，就碰到一位名叫杭玉兵的小伙子。這位小伙子原是汽車司機，現年31歲。他因汽車從“承包”到私有，已是無車可開，只好在汽車站上，和母親一起使一個小餛飩攤子。這小伙子心直口快，一聽說我們要去小崗村，連連擺手說：“我勸你們還是不要去，小崗村窮得很，沒有什么好看的。你們還不如去看看名勝古跡，這里朱元月的祖墳明皇陵，還有朱元灣當和尚的龍興寺，都比小崗村好看。”

　　我們問：“你熟悉小崗村嗎？”抗玉兵說：“太熟悉啦。1998年，江澤民總書記來視察之前，縣里派我，還有另外一個汽車司機，把兩卡車飼料糧拉到小崗村去，說這是任務。可等江澤民一走，又讓我們把飼料糧拉回來了。”

　　我們很奇怪，忙問：“又拉回來干什么？”杭玉兵笑笑，說：“這是縣里的糧食，為什么不拉回來，拉去是讓他們看的。”

　　聽了杭玉兵的話，更使我們弄不明白。既然說，“一包就靈”，“承包”能致富，那小崗村“承包”了20多年，為什么還這么窮呢？

　　我們到了小崗村，訪問了不少農民家庭和男女老少農民老鄉，才算了解到一些深層次的問題和情況。

　　有一位名叫嚴立坤的老農，長著一雙濃濃的眉毛，說起話來很直爽。他一談起村里的情況，就非常生氣，他說：“縣里不知是怎么想的，小崗村的事不讓小崗人來辦。比如平整土地，小崗村明明有推土機，他們偏偏不用，非要到別的地方去調了推土機來用。”

　　老農嚴立坤越說越氣，又說：“有些干部，就是不講實話，不辦實事。就說1998年吧，江澤民到小崗村來視察，人還沒有來，鎮上早早就打招呼，說有意見，有問題，先不要談，你們放心，以后一定解決。鎮上打過招呼以后，縣里又來第二次打招呼。縣里打過招呼以后，地區還不放心，又來第三次打招呼，說不要講。”

　　講到這里，老農嚴立坤放大嗓門，氣吼吼地說：“你們說，這樣打招呼，誰還敢講真話啊？！這還不說，人走了，茶也涼了，到現在，離江澤民視察已經兩年多了，問題不但沒有解決，而且他們連人也不來了。”我們只好笑笑，說：“不是說你們已經先富起來了嗎？”嚴立坤一聽，眼睛都瞪圓了，說：“富個鬼，有口飯吃就算不錯了。”

　　當然，這也不能說上面領導對小崗村不關心。據我們了解，上面領導曾經花了不少錢來“包裝”小崗村。現在，小崗村屬于小溪河鎮管轄，而在江總書記1998年來視察之前，從小溪河鎮到村里只有一條土馬路，坑坑洼洼的，一到雨天，就泥濘不堪，很難走汽車。小崗村聽說江總書記要來，忙向鎮里報告，要求修一條馬路，但是鎮里沒有錢。后向縣里報告，縣里也說沒有錢。最后報告到省里，省委書記才從財政上撥了二百多萬元，給小崗村從小溪河鎮到村子里修了一條八公里左右長的柏油馬路，另外，在小崗村西頭，還建造了一座很氣派的牌樓。縣里為了表揚18戶農民按手印帶頭槁“承包”的首創精神，并免費給18戶農民安裝了電話（每戶僅收電話機費160元）。同時，還在小崗村專門布置了一個“小崗村大包干20周年展覽室”。

　　不僅如此，在此之前，縣里和省里已經給小崗村西頭好幾家修造了十分整齊的院墻，院墻雖說不高，但已經把幾戶農家的一些破破爛爛的東西遮擋起來了。據村里農民說，村里小學校那幢寬敞明亮的洋摟，以及高聳云天的自來水塔，也都是省里來修建的。此外，江蘇省張家港市長江村，還無償支援小崗村100多萬元，在村里修了一條寬廣的水泥馬路，馬路兩側，裁有冬天不落葉的長青樹，并豎了一塊石碑，石碑上刻著“友誼大道”四個大字。

　　走進小崗村，乍一看外貌，感到小崗村確實已經富起來了。特別是展覽室，展出的糧食產量數據更是嚇人。1978年糧食產量是3萬斤，1997年糧食產量已達到120萬斤，竟然增加了39倍。

　　然而，不少農民對這個展覽卻有不同看法。他們認為，把官僚主義者刮浮夸風和共產風所造成的糧食減產到三萬斤的惡果，也算在小崗村搞農業集體化的帳上，而用它來與“承包”后并不實在的糧食產量作對比，是不科學的。這樣一來，也就用“承包”把小崗村搞農業集體化的成績否定掉了。不少農民還認為，“展覽室”里另外有一些東西也是不實在的。
 
 
小崗村：一條越走越窄的小農經濟“老路”
 
陳窗 曾德方
 

　　我們為了進一步了解情況，先找到村長嚴宏昌的親弟弟嚴富昌，他告訴我們：“這個‘展覽室’是縣里搞的。小崗村農民最了解小崗的情況，可縣里就是不讓我們小崗人講。他們搞了個講話稿子，讓小青年背得滾瓜爛熟，然后像電視里廣播新聞那樣，一句一句背著向參觀的人介紹。”

　　我們想，嚴富昌是村長嚴宏昌的親弟弟，現在既然村長嚴宏昌已經先富起來了，通過先富幫后富，嚴富昌恐怕也富起來了吧。我們笑著問：“村長對你家搞先富幫后富，你家大概也像‘展覽室’說的那樣，已經脫貧致富了吧？”

　　嚴富昌直搖頭：“村長沒有幫過我家一分錢。現在一家一戶各顧各，哪有什么先富幫后富。實話對你說，我家沒有脫貧致富。”他指著草房一角的屋頂讓我們看。這里有一個大窟窿，通過窟窿，晴天可以看見藍天白云，晚上可以看見月亮星星，一到雨天，這里就漏個不停。

　　嚴富昌無可奈何地嘆了聲氣：“沒有辦法，想蓋房子也沒有錢！”他又指指掛在墻上的一只空破木匣和電話線，說：“你們看，這就是江澤民來視察之前公家給我家安裝的電話。沒有想到，不打電話，一個月也要交八、九元錢。我家用不起，已經把電話機送給別人了。”

　　這時，一個青壯婦女一瘸一拐地走了進來，沖著我們笑笑，說：“實在對不起，沒有燒開水，也不好給你們倒開水喝。”原來，這婦女就是嚴富昌的妻子，名叫張長淑。她老家是四川渠縣，因家里生活困難，從小就跟人到了這里。她和嚴富昌結婚時，才只有16歲。現在，她已是32歲。她和嚴富昌生了兩個兒女，大兒子16歲，二女兒14歲，都在離這兒8公里左右遠的小溪河鎮，住校念初中。他們算了一下，讓兩個孩子上學，除吃自己的糧食不算以外，一年還要花三千元左右（據稱，住校念初中，要收學費、書費、板凳費、課桌費、保險費、住宿費等，一學期是500多元。伙食方面，菜費每天是？角，主食則由學生自己帶米，校方收取蒸煮費。學生在伙食上，每月至少也要花幾十元）。嚴富昌想了想，搬著指頭數了幾下，說；“我們家種14畝地，今年因年景不好，只收了六、七千斤糧食，就說每斤糧食能賣0．45元，也只能賣三千元左右，只夠讓兩個孩子念書用的。”（稻谷的國家保護價雖然是每斤0．53元，但在壓級、壓秤、壓價之后，實際上賣不到這個價。而且，有些農民由于人力和運輸方面的限制，很難到糧站去賣，只能將稻谷賣給上門收購的糧販子。）

　　嚴富昌說著說著，難過得幾乎要流出淚來：“真沒有想到，搞‘承包’，把別人‘包’富了，卻把自己‘包’窮了。”

　　嚴富昌一家的生計確實有些困難。去年，嚴富昌被毒蛇咬了，花了一筆錢。誰知禍不單行，今年他老婆張長淑的腿又讓馬路上的車子撞了。張長淑到鎮上去看了醫 生，綁了石膏，原以為沒有事了。沒有想到，等打開石膏一看，醫生又說要照片子檢查。據說，檢查還要花百十來塊錢。嚴富昌、張長淑十分為難，因為搞不到錢，也就沒有檢查，只好拖著。

　　我們反復勸嚴富昌和張長淑，不管怎樣，還是要去治。我們說：“張長淑只有32歲，還年輕，治好了，總可以多一個勞動力吧。”

　　幾天以后，我們在路上碰到張長淑。她笑瞇瞇的，說：“去檢查了，醫生說我不會殘廢，等治好了還可以勞動。”后來，我們走到張長淑家門前，她丈夫嚴富昌正在用手扶拖拉機打場。嚴富昌還是那么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子。他抬頭瞧瞧我們，嘆著氣說：“不行啊！現在柴油太貴，一斤要四元二角，打一場稻谷就得用10斤柴油，算起來，就要花42元，實在用不起。我想，今后只能去買條牛來使喚嘍。”
　　這時，有人告訴我們，省里幫小崗村修建的自來水塔，里邊的機器也壞掉了。據說，要修好，就要花二、三萬元。再說，就是修好了，一個月全村光是電費就要花一、二千元。這個自來水，農民確實用不起。這樣，自來水塔也就只好提前“下崗”休息了。

　　我們望著高聳云天的自來水塔，又想想剛才嚴富昌講的話，不覺心里一陣發涼。我們琢磨：像這個樣子，還怎么搞農業現代化的建設呢？！不過，我們還是想搞清楚“展覽室”的情況。比如，農民說“展覽室”里有些東西是不實在的，那么，“展覽室”那個糧食產量又是怎么統計出來的呢？

　　我們找到村里的出納（又稱保管）嚴立學聊天，問今年天旱減產，村里到底能產多少糧食？嚴立學把嘴一咧，笑著說：“ 6 0萬斤。”（按：小崗村有小崗和大嚴家兩個自然村，出納說的是小崗自然村，再加上大嚴家自然村，糧食產量也就是 120萬斤，這和“展覽室”統計的數字是吻合的）。我們又問：“去年呢？”答：“60萬。”再問：“前年呢？”答：“還是60萬。”……
　　哦，原來如此！

　　后來，我們把此事說給正在打場的農民嚴留昌聽，嚴留昌不禁笑了起來：“你們還不了解我們這里的情況，這就叫有增無減，穩產高產。”我們這才恍然大悟，原來他們正像某些人所說，是在玩弄“村騙鄉，鄉騙縣，一直騙到國務院”的把戲。

　　嚴留昌想了一下，又說；“我們小崗自然村，今年能收二、三十萬斤糧食，也就碰項了。”

　　嚴留昌用自家的例子，又跟我們仔細算了算。他說，他家種25畝地，過去年成好，可以打二萬斤稻谷。他有兩個兒女，大女兒21歲，上中專，二兒子19歲，上高中，供兩個孩子上學，一年要花七、八千元。如果田里能收二萬斤稻谷，兩個孩子上學也就夠了。可今年，糧食減產，只收一萬斤稻谷。不說別的，就是讓兩個孩子上學也困難啊！

　　我們又訪問了一些農民，他們也都認為，小崗村并沒有“致富”。在他們看來，問題主要是兩個：一是由于“承包”帶來了一些問題，例如，由于一家一戶，力量分散，很難拓寬致富門路，很難合理組織人力物力，很難進行規模經營，等等；二是由于市場經濟的沖擊，使農民的利益受到損害。有人說，過去稻谷可以賣到七、八角一斤，現在稻谷只能賣到四、五角一斤，相反，農民種田用的化肥、農藥、柴油、水電等費用，卻是有增無減。這樣，也就出現了谷賤傷農和種田賠錢的現象。住在小崗村東頭的徐德凱和韓德斌兩家，因為種田虧損，生活不好過，已經分別搬到板橋和小溪河鎮去了。可是，某些干部卻不顧事實，仍在鼓吹“承包致富”論。他們說，不是“承包”不能致富，而是小崗村農民的素質低，所以致不了富。

　　然而，已卸任的老支書嚴俊昌卻不同意這個看法，他認為：不能把現在的問題，說成是小崗村農民的素質低造成的。他說：“我們小崗村搞‘承包’，并沒有想反對農業集體化。可是，有些干部，卻利用我們搞‘承包’，來否定農業集體化，來反對所謂吃“大鍋飯”。原先，我們小崗大隊有七個生產隊，他們只讓我們‘包’一個生產隊。我說，隊當然不是越大越好，但也不能說越小越好啊！到后來，才把大嚴家生產隊劃給我們，合成一個小崗村。可這樣，還劃得太小。我們既不能搞協作分工，也不能搞規模經營。”

　　我們問他：“你們搞統分結合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到底‘統’在哪里啊？”

　　嚴俊昌兩手一攤：“沒有啊，哪有什么‘統’啊！我們只有‘分’，沒有‘統’，還是小農經濟，一家一戶搞單干。”他舉例說：“就說今年吧，因為天旱，簡直像放鴨子，各顧各，爭著用水。塘里有水的，就能收稻谷八、九百斤，沒水的，就只能收稻谷二、三百斤。要是組織一下，也不致于像今年這樣減產。”嚴俊昌說到這里，不禁長嘆一聲：“搞成這個樣子，我實在睡不著覺啊！”

　　我們問他：“不是干部還在宣傳，說是搞‘承包’可以致富嗎？”

　　嚴俊昌把手一揮：“盡瞎吹，沒有那回事！”
 
　　嚴俊昌對這種說假話、搞浮夸，十分反感。他向我們介紹：那是八幾年，溫家寶來召集他們開會。嚴俊昌的堂弟嚴宏昌，還有一個名叫吳風起的，一說起私人搞“承包”，就像渾身都能長出錢來，說小崗村一搞私人“承包”就富起來了，人均年收入可以達到5000元。嚴俊昌一聽就覺得不對頭，便說，搞不到那么多錢，也就是能解決個溫飽。溫家寶聽了很贊賞，隨即表示，他要聽真話。

　　然而，現在某些媒體卻在鼓吹“承包致富”論。新華社記者慎海雄等人，在他們寫的《中國農村的歷史變革》中，還從理論的高度作了概括，說：“農業以家庭經營為基礎，這是農業生產的規律決定的，也是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規律決定的。中外各國的共同經驗表明，農業的現代化和社會化大生產，離不開農戶的家庭經營。”

　　某些人甚至說，“承包”可以調動人的生產積極性，可以提高生產力。

　　二、提高生產力之謎

　　既然說，“承包”能調動人的生產積極性，能提高生產力。那么，在深入小崗村之前，就先從人談起吧。

　　什么是人？不同的階級，對人有不同的看法。資本主義思想的核心是個人主義，在資產階級看來，人是自私的動物，要調動人的生產積極性，要提高生產力，就要講“私”字。所以，作為資產階級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都離不開一個“私”字。

　　但是，作為無產階級思想的馬克思主義，并不是這樣認為。馬克思早就說過，人是社會動物（也可以說是政治動物），所謂生產，也就是社會生產，人不能脫離社會而生產。馬克思在對資本主義作了深入考察之后，認為：12個人共同勞動的產品，要比12個人單個勞動的產品多得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這里的問題不僅是通過協作提高了個人生產力，而且是創造了一種生產力，這種生產力本身必然是集體力。”在馬克思看來，組織起來協作勞動能提高生產力，這也和軍隊組織協作能提高戰斗力的道理一樣，是集體力所產生的新的力量。（馬克思主義的這個觀點，鄧小平也是贊成的。淮海戰役前，毛澤東主張二野和三野聯合作戰，毛澤東說，兩個野戰軍聯合，就不是增加一倍的力量，而是增加好幾倍的力量。后來，二野和三野聯合作戰，終于取得了淮海戰役殲敵五十五萬五千多人的勝利。鄧小平說：“經濟協作也是這個道理。”（《鄧選》第3卷，25頁）。）所以，要提高生產力，就不能只講個人，而且要講集體，要組織起來，要協作分工。

　　當然，一些具有資產階級世界觀的人，并不贊成這個觀點。1944年，延安的《解放日報》，就準備發表一篇社論：《把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建立在家庭里》。毛澤東審閱了這篇社論的清樣后，立即寫信給博古說：“分散的個體經濟——家庭農業與家庭手工業是封建社會的基礎，不是民主社會（舊民主、新民主、社會主義，一概在內）的基礎，這是馬克思主義區別于民粹主義的地方。”實際上，1943年陜甘寧邊區的農民，已經沖破了分散的小農經濟，開展了互助合作，因而使當年的收成增加了一倍。毛澤東用“組組起來”四個字，概括了當時互助合作的經驗，他指出：“按自愿的原則把群眾組織到合作社里來”，“這是人民群眾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窮苦變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戰勝利的必由之路。”

　　歷史已經告訴我們，以家庭為基礎的農業生產，不過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并不是永恒不變的經濟模式。如果從秦、漢算起，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也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可到了現代，在通常情況下，這種小農經濟，已經成為生產力難以提高和農民難以擺脫貧困的一個重要原因。那么，今天小崗村的實踐，是否已經證明一家一戶的土地“承包”能提高生產力呢？

　　首先，我們到了縣里設在村里的農技站，找到農技員吳廣法。他一聽我們說“承包”，就很有意見，他說：“‘承包’的弊病大大啦！”可是，吳廣法一看我們很吃驚，忙改口說：“當然，我是從農業發展的角度來說的。這個‘承包’，弊病確實很大，它一不利于科學種田，二不適宜規模經營，三不利于農業機械化，四是浪費人力物力和不利于勞動力的合理利用，五是不利于興修水利，……，總之，不利于生產，限制了生產力的發展。”

　　吳廣法給我們講了一個故事。

　　他說還是前幾年，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與鳳陽縣農業局簽了一個合同。由日方支援 1000萬日元（相當于67萬元人民幣），由中方在小崗村搞農牧業開發。一開始，就說要小崗村農民養鴨子。怎么養呢？因為是搞“承包”，你家養十幾只，他家養二十幾只。結果，死的死，丟的丟，一點效益也沒有，連成本都沒有收回來。

　　至于科學種田，比如說推廣良種，那就更成問題了。不少人都知道，二千多年以前，《晏子春秋》里就講過“橘化為枳”的故事，說：“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水土異也。”事實正是這樣，有些良種，到了我們這兒，就不一定是良種。所以，你說是良種，農民并不相信，良種還是推廣不開。如果村里有集體農田，撥一些出來作良種適應性試驗，要是收成好，不用費唇舌，良種也就推廣了。現在，有些良種，農民不接受，作為抽象生產力的農業科技，也就不能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吳廣法講得雖然很有道理，但我們還是想多聽聽，多看看。一位青壯婦女，約莫30多歲，名叫顧乃芳。她一見我們，就說：“今年天旱，塘里沒有水，一畝田只打300多斤稻谷。”

　　我們不敢相信這是事實。因為我們問過好幾家，盡管也是歉收，但一畝田還是收了500斤左右稻谷。我們皺了半天眉頭，便說：“收這么少，不可能吧？”

　　這時，正好有一位青壯婦女從前面走過，顧乃芳大聲喊道：“你家一畝田今年打多少稻谷？”

　　那位青壯婦女一聽就沒有好氣，大聲答道：“200來斤！”

　　顧乃芳看著我們笑笑：“怎么樣，我沒有騙你們吧。她家的收成還不如我家呢！”

　　我們依然有些疑惑，對顧乃芳說：“能不能領我們到田里去看看？”顧乃芳說了聲“好”，便領著我們到了田里。

　　顧乃芳家的水塘，確實很淺，也很小，儲的水根本就抗不住干旱。我們還看到一些水塘，幾乎已經淤成了盆地。看得出來，這些水塘已是年久失修，不能再用了。

　　我們問顧乃芳：“這些水塘，都是什么時候挖的？”

　　顧乃芳說：“早啦，聽說還是大躍進時候挖的。”

　　我們十分吃驚，便問：“搞脫貧致富都這么多年了，怎么連個水塘都沒有修一修呢？”

　　顧乃芳皺了皺眉頭，說：“怎么慘啊！村上說沒有錢。農民呢，一家一戶的，又沒有那個力量。最近聽支書講，根據揭發，已經查實，村長貪污10萬塊錢，現在村長吐出了8萬，村里就打算拿這個錢來給我們修挖水塘。”

　　我們再向四處看看，這周圍連一條路都沒有。我們非常吃驚，忙問：“這里沒有機耕路，怎么搞機器耕作呀？”

　　顧乃芳苦笑著，露出一瞼為難的神情：“你們還不知道哩，我們割了稻子，就只好一捆一捆往村子里扛。你們說，像這樣一家一戶搞單干，還有誰愿意讓出田來修路呢！可要是不修一條走機器的路，我們還怎么用機器呢？”

　　我們往回走時，遇到一位名叫吳強風的青年農民。這人住在附近的板橋，約莫30歲上下，文文靜靜的，很像是念過幾年書的樣子。現在，他是到小崗這里來辦事。

　　他認為：搞“承包”，根本就談不上提高生產力。現在，一家一戶，條塊分割，不僅無法用大機器，而且也不利于規模經營，不利于協作分工。特別是，浪廢勞力。村里由于多余勞動力得不到合理利用，農民只好外出打工。但是，這幾年，外出找工作也很難，于是到處流浪。一些人養成了游手好閑的習慣，便在家里搞賭博，弄得村里的風氣也是越來越壞。
　　我們為了繼續搞清楚這個問題，又找到原先小崗隊的會計嚴國平，還找了一些60歲以上的老農，和他們分別談心。老農的話雖不多，但卻很有份量。他們舉出這樣兩個例子來作比較：

　　他們說，1949年建國以后，我們的國家很窮，也沒有什么機器，但由于農民組織起來搞合作，搞大躍進，走農業集體化的道路，形成了一種翻天覆地的力量，終于做到了農民皇帝朱元璋做不到的事，征服了淮河，使這里的農民擺脫了水旱災害的苦難。可是，今年的旱情并不嚴重，但由于一家一戶搞單干，不少人家還是抵不住旱災，弄得減產減收，以致受苦受窮。

　　對這個問題，原先在隊里當會計的嚴國平，一說起來就有氣。在他看來，現在某些干部，不單會吹、會吃吃喝喝，而且為了吹噓自己的政績，還會刮浮夸風和私有風。甚至，他們還用這個來詆毀當年農民搞集體化和大躍進的成績。嚴國平非常氣憤地說：“我們當年要是不搞集體化，不搞大躍進，不興修水利，你們今天去喝西北風吧！”

　　我們從農民這里，確實學到不少東西。比如，什么是農業？看起來，這個問題好像很簡單。其實，這是某些“著名經濟學家”永遠也搞不清楚的問題。正如馬克思主義所指出，自有史以來，農業是農民以有生命的動植物為勞動對象，是一種利用和改造自然界的產業。農民只有組織起來，才能在這一產業中具有駕馭自然的力量。所以，只有在集體化的基礎上，才能建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農業。

　　鳳陽縣人武部的馬政委告訴我們，小崗村的“承包”，雖然搞得不理想，但這是他們18戶農民自己按手印搞起來的。當然，對于馬政委這個話，我們沒有理由來懷疑。但我們問了一些人，都說搞“承包”時并沒有看到按手印的條子。后來，又聽人說，所謂按手印的條子，也是假的。我們感到很奇怪，這張按手印的條子，怎么也會是假的呢？！

　　三、按手印之謎

　　原來，這張18個人按手印的條子的影印件，就陳列在“小崗村大包干20周年展覽室”里。走進展覽室，墻上有一條很醒目的大標語：“以民為本順應民意的愛民精神”，這條大標語下面，就是18個人按手印條子的影印件。在這個影印件上，還附寫著這樣幾個字：“原件存于中國革命博物館。”

　　我們看了很久，還是看不出這個按手印的條子是假的。后來，我們又進行仔細琢磨和認真比較，才發現，這張按手印的條子，從前言到簽名，都是一個人的手筆。而且，這張條子上寫的并不是18個人的名字，而是21個人的名字。

　　奇怪，這是怎么回事呢？

　　我們找到村長嚴宏昌。嚴宏昌一聽就笑了，他說按手印的條子是他寫的，他把來龍去脈說了說。

　　據他講，那是“承包”以后的事。有個名叫王影東的高級記者，來拍電視。王影東說，有個按手印的條子，北京很重視，中國革命博物館要陳列展覽。這可給小崗村出了難題，時間這么久了，還到哪里去找按手印的條子呢。于是，從前言到簽名，都由村長嚴宏昌一手包辦，寫了一張假的按手印的條子。至于手印，也不是真的，而是亂按的。

　　那么，到了今天，這個按手印的條子，還能不能代表小崗村農民的心聲呢？根據我們的調查，今天小崗村農民已經明顯地分化成窮富兩派。（我們到小崗村調查，小崗村以及小崗村周邊的一些農民都說：現在的小崗村，已分化成窮富兩派。）

　　村長嚴宏昌，在村里來說是屬于富裕戶。還有幾家比較富裕的農民，也和嚴宏昌一樣，是發了財的。他們都怕變，都不愿意走集體道路。江澤民總書記來小崗村視察時，嚴宏昌就代表少數富裕農民提出了“怕變”的問題。嚴宏昌等人并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他們主張搞私有化。（這里的富裕農戶，并不是靠種田致富，而是靠某些特殊關系和跑運輸等致富。）

　　不過應當指出，農村小農經濟的兩極分化，必然自發產生資本主義，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這條通過小農經濟兩極分化而自發產生資本主義的道路，從經濟模式來說，也就是“美國式的道路”。列寧曾指出：這條道路的特點，是“地主經濟已不再存在，或者已被沒收和粉碎封建領地的革命搗毀了。農民在這種情況下占著優勢，成為農業中獨一無二的代表，逐漸轉化為資本主義的農場主。”（列寧全集》第13卷第 219頁）。（列寧在《論意大利社會黨內的斗爭》一文中并指出：“只要還存在生產資料私有制（例如，農具和耕牛的私有制，即使土地私有制已經廢除）和自由貿易，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也就存在。”所以，即使搞土地不是私有的“承包”，也仍然會產生資本主義。）

　　我們問村長嚴宏昌，今后是不是也要搞一點集體經濟，好幫助大家共同富裕起來。比如，村長的親弟弟嚴富昌，就是需要幫助的貧困戶。可村長嚴宏昌并不這樣認為，他說：“我們小崗農民素質低，集體經濟搞不好，還是搞私有。”我們聽了很吃驚，不好附和。嚴宏昌瞧了我們一眼，又說：“少數人先富起來，這是黨的政策允許的。”

　　可是，我們到小崗村東頭的大嚴家自然村，找了一些農民談心。他們對搞私有化，卻不像村長嚴宏昌那么熱心。相反，他們還有些談“資”色變的樣子。經過了解才知道，由于一家一戶這種小農經濟的脆弱性，在天災人禍的沖擊下，不少農民已經先窮起來了。

　　農民徐家松告訴我們，現在差不多有50％以上的農民借了債，少則六、七千，多則一、二萬。他家因蓋房、娶媳婦等等，就背了兩萬元的債。沒有辦法，他只好讓兒子、媳婦出去打工。現在，小崗村出去打工的人越來越多，單是大嚴家自然村，就有20幾家。

　　更出人意外的是，那個背著鳳陽花鼓要飯的現象又出現了。繆夕五家，為了讓兩個孩子上學，借了五、六千元的債還不說，因為今年歉收，生活過不下去，只好讓老婆背著花鼓出去要飯了。我們在繆夕五家看了看，屋里空空蕩蕩，床上亂七八糟，連一條像樣的被子都沒有。

　　這時，謬夕五的嫂子李文秀走了進來。她40來歲，原是四川省大竹縣人，因不堪婆婆虐待，跑到了這里。后來，她和繆夕五的哥哥繆夕海結了婚。雖說李文秀已來安徽多年，但仍是一口四川口音。據她說，為了蓋房和讓兩個孩子上學，也是欠了五、六千元的債。現在，房子雖然蓋起來了，但因為手里沒有錢，墻沒有泥，他也沒有做。冬天，房子的墻縫里透著刺骨的寒風。下雨天，房子的地上還滲出潮膩膩的水來。要是走路不小心，就會跌一跤。

　　李文秀心里很難過，眼眶里不斷滾動著淚水，她說：“我是四川人，不會唱花鼓，要是會唱花鼓，我也和兄弟媳婦一起，背著花鼓出去要飯了。”

　　我們越來越感到問題的嚴重性，像這樣的兩極分化，社會怎么能安定呢？！

　　一天早晨，只見村子中央的“友誼大道”旁邊停著一輛警車和好幾輛小汽車。特別是村長家旁邊，還圍著不少人。我們再一看，有些人在用卷尺量來量去，有些人在忙著拍照。據說，昨天傍晚，有人用雷管把村長搞的私有小型瓶蓋廠炸了，幸好沒有死人，只有兩個人受了輕傷。

　　盡管說，已卸任的老支書嚴俊昌非常反對這種破壞生產的行為，但他仍認為，村長嚴宏昌主張搞私有化是不對的。

　　嚴俊昌認為，有一個問題必須說清楚。他向我們介紹：當年小崗村搞“承包”，并不是想搞私有，而是官僚主義者刮浮夸風和共產風，把大家搞得沒有飯吃，為了解決溫飽問題，所以搞起了“承包”。應該說，這個“承包”是暫時性的。當時萬里也說，可以讓小崗村干5年。可現在，“承包”把村里搞得窮的窮，富的富，貪污的貪污。對這個問題，嚴俊昌感到很內疚，他說：“要早知這個情況， 就是砍我的腦袋，也不搞‘承包’啊！”嚴俊昌反復講，搞“承包”搞了20幾年，事實已經證明：“承包”只能解決溫飽，不能解決致富奔小康。至于通過“承包”來進行私有化，這會造成多數人先窮起來，也是行不通的。

　　其實，嚴俊昌講的這個話，鄧小平早就指出過。雖然說，鄧小平說過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他也說過：“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的走了邪路了。”同時他還說過：“組織起來就有力量”，要實現兩個“飛躍”。即：“第一個飛躍”，“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鄧選》3卷111、355頁）。

　　嚴俊昌根據自己多年的實踐，認為一家一戶搞“承包”，大家束縛在士地上，不利于勞力的合理利用，也不利于拓寬致富門路和農業機械化。農村要進行經濟結構調整，要搞科學種田，要發展多種經營和適度規模經營，就要組織起來，發展集體經濟。

　　嚴俊昌想了想，又對我們說：“你們看，這樣行不行？你們寫個材料，我拿著去找溫家寶。他那次找我們開會，說是要聽真話。我這次去，就要告訴他，像這樣通過‘承包’來搞私有化，不少農民已經先窮起來了。”

　　關于這個問題，我們問了不少農民，除了某些比較富裕的農民以外，多數農民也都贊成嚴俊昌這個看法。61歲的老農關友章，曾經到江蘇等地一些富裕農村去參觀過，他說：“人家都是靠集體經濟致富，可我們還是一家一戶搞單干。這樣干，撐破天，也就是搞個溫飽。要致富奔小康，不搞集體經濟怎么行呢！”

　　板橋青年農民吳強民，也是這個看法，他說：“過去有些集體經濟所以搞不好，一是領導有問題，二是科技條件差，種子不好，又沒有什么機器。要是解決了這些問題，集體力量無論如何要比個人力量大。往后，只要把農民好好組織起來，提高生產力，就能辦到個人辦不到的事，真正致富奔小康。”

　　現在，不少農民雖然希望組織起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但嚴酷的現實已經與美好的希望拉開了距離。他們似乎已經聽到了舊時中國的民歌：“月兒彎彎照九洲，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高樓飲美酒，幾家流落在外頭。” 特別是，那些先窮起來的農民，更是有一種預感，好像過去那種“身背花鼓走四方”的命運，又將降臨到多數人的頭上。他們像是熱鍋上的螞蟻，為此而感到惶惶不安，……

　　（2001年3月整理，5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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