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中國農民自主性與中國自主性——從被殖民到自我殖民

烏有之鄉編者按：前三十年農業合作化究竟怎么看，《農村人民公社之興與農業合作化》等文章雖然是按照主流輿論的觀點來寫的，但是提供了不少可供參考的歷史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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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平：中國農民自主性與中國自主性——從被殖民到自我殖民

一，中國近代史，是列強殖民史——追求獨立自主成為國人最大共識；
1840－1948年的中國歷史，是一部飽受列強侵略的屈辱史，也是一部被殖民和反殖民的斗爭歷史。百多年中，中國人達成的最大共識是：中國要想擺脫被殖民的命運、中國人民要想不做亡國奴，必須快速實現工業化。1948年，共產黨和其他黨派在總結百年共識的基礎上，制定了新中國的準憲法——《共同綱領》，《共同綱領》的核心思想就是快速發展國家資本主義工業化，以實現國家獨立自主和人民民主富強。

二，1949——1978年的國家工業化歷史，是國家對農民的“殖民”史；
新中國成立后，遭遇了帝國主義的封鎖和干擾，國家工業化道路并不順利。為了快速實現國家工業化，中國很快被迫走上了依靠中央“高度集權和高度計劃體制”剝奪農民——“內卷化”完成國家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工業化道路。農民在國家工業化中被迫完全喪失自主性，成為國家工業化的工具。在不長的時間內，“剪刀差”轉化為中國國家工業化的巨大成就，中國建成了完整的、自主的工業體系、國防體系、教育體系、文化和思想體系等等，并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國家自主性和自主權充分實現，被殖民的歷史發生了根本性改變。但這種以犧牲農民自主性為代價而獲得的國家自主性，最終遇到了農民的消極抵抗——出工不出力（創造性不足）和有效需求不足，導致人民公社體制失效，直接的后果是大量的城市工業品下鄉不能獲得等值的農產品，城鄉交換不能有效進行，國家工業化陷入困境。
中國1949——1978年的國家工業化實踐證明，靠犧牲農民（中國大多數人）自主性實現國家工業化是不可持續的，最終還是因為農民的自主性和有效需求不足而失敗。1949－78年的國家工業化的失敗，實際上是對內“殖民”發展道路的失敗。

三，中國1978——1988年的高速發展歷史，是農民自主性回歸的歷史。
到70年代，國家工業化遭遇了農民的消極抵抗（創造性不足）和內需不足的約束，對內“殖民”的國家工業化進入困境。在這個時候，在安徽的小崗村等地出現了“大包干”嘗試，“大包干”的核心是“交足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實際上是農民 “以自主勞動創造的增量向國家贖買生產經營自主權”——獲得自主性，正是由于農民獲得了有限的生產和經營自主權，中國進入了一個由農民自主發展、并推動中國自主發展的新時期。
1980年開始，全國各地開始試點小崗村的“大包干”模式。1982年全面推廣“聯產承包責任制”（也稱大包干），把7億多農民從人民公社的桎酷中解放出來，農民家庭獲得了組織農業生產和經營剩余農產品的自主權。隨之，農民的自主性和創造性得以空前釋放，勞動生產率得以極大的提高，糧食產量由畝產400斤增長到了600多斤。農民在“交足國家的、留足集體”——大約50斤/畝谷物，并完成300斤/畝的糧食定購任務之后，剩下農產品全部是自己的。農民不僅吃飽飯了，還有了剩余產品。最初的剩余產品主要是糧食，后來蔬菜、水果、水產、傳統食品和手工藝品等也多了起來，農村集市也隨之活躍起來。市場交換的出現，給農民的自主性和創造性增添了翅膀。
農民很快有了積累（錢），有了購買能力。但當時的情況是除糧食等主要農產品外的所有物質都極度短缺，農民有錢買不到所需的東西。很快，農民將需求沖動轉化為了投資沖動——鄉鎮企業、社隊企業、個體戶開始蓬勃發展起來——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即離土不離鄉），獲得了在本鄉本土發展非農產業的自主權。到1985年的時候，中國農村不僅出現了賣糧難和農產品的極大豐富，一部分農民跳出農門，在農產品加工業、建材建筑業、服裝加工業、流通運輸業等領域大顯身手，一部分有一技之長的農民首先成為萬元戶、十萬元戶、百萬元戶，農村涌現出一大批農民企業家，不僅數以千萬計的農民離開土地成為鄉鎮企業的職工，連城市待業青年和國有企業退休干部職工也加入到鄉鎮企業的行列。
鄉鎮企業的發展，很快成為中國經濟的“半壁河山”，小城鎮也如雨后春筍一般發展起來，80年代中國經濟新增值的70％以上是鄉鎮企業和農業創造的。80年代的中后期，農村區域或局部市場已經不能適應鄉鎮企業的發展要求，政府準許農民在城市開設窗口和銷售網點成為一時風氣—— 農民企業家和農民從鄉村中解放出來（離土又離鄉），自主性和創造性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間。農村企業和農民進城成為中國當時最活躍的發展力量，并為困境中的國有企業創造了巨大的內需市場，有力的促進了國民經濟整體性提升，同時也逼迫國有企業和城市不得不改革開放了。
中國80年代改革發展的成就，是在沒有外資、沒有中央積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幫助的背景下取得的；是農民自主性不斷發展，創造性也同步增強的結果。中國80年代的改革發展證明，不走對內“殖民”的道路——“內卷化”道路，中國也能自主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

四，以《土地法》為轉折，中國重新回到國家工業化和城市化優先的軌道；
80年代后期開始，中國經濟在農民和農村主導下快速發展的同時，中國卻出現了“鄉鎮企業”過渡論，認為中國遍地開花式的鄉鎮企業和小城鎮建設水平低、沒有前途，認為中國必須補資本主義的課， 要加大對外開放，以市場換資本主義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大力發展“合資企業”、“外資企業”，促進高水平的國家工業化和城市化，以此加快現代化的步伐。這種思想逐步在80年代后期占據主流地位，中國悄悄地發生了三項影響深遠的事件。
第一項是《土地法》出臺。1988年《土地法》出臺，這部法律的出臺帶來了三個改變，一是鄉鎮企業用地權收歸國家了，農民集體不能直接用地發展農村工商業了；二是城市和城鎮用地權收歸國家，城市化用地的增值收益歸政府獨占；三是各地新辦企業必須進入“經濟開發區”——合資或外資企業特區。這實際上是剝奪了農民分享土地非農用收益的權利，剝奪了農村辦工業的權利，剝奪可農民分享城市化土地增值收益的權利。一句話：農民被政府“殖民”了。農民的自主性再一次被國家工業化和城市化優先戰略剝奪了。
第二項是1987年開始的財政體制改革。從1986年開始，各級政府開始“分灶吃飯”（下面以縣（市）鄉（鎮）政府“分灶吃飯”為例加以說明）。縣（市）和鄉（鎮）的財政“分灶吃飯”是以1986年為基數，鄉（鎮）政府每年按照7％向縣（市）遞增上繳財政收入。但隨著90年代開始的農村經濟凋敝，鄉鎮財政的收入并不能每年遞增7％，有很多鄉鎮的財政收入甚至是下降的，但遞增上繳是不能少的，基層政府的財政就出現了收不抵支；更為嚴重的是，財政改革同時，“依法治國”的改革也在不斷深化，法律越來越健全，執法的部門的越來越多，基層的執法人員越來越龐大，上面任命干部，下面承擔工資，鄉鎮財政供養人數有了10倍以上增長，少則300人左右，多則1000多人。鄉鎮政府的合法支出超出了“分灶吃飯”初期的基數的數十倍之多。 財政體制改革的結果是，中央和省市政府的錢越來越多——增強國家（工業化和城市化）能力，縣鄉地方政府的錢越來越少——服從國家（工業化和城市化）戰略。
第三項是90年代初期開始的分稅制改革。分稅制改革使中央財政的財力（國稅收入）得到空前加強，由不足30％提高到了54％左右，省（市）財政也占到 24％左右，經過縣（市）一級之后，鄉鎮財政（合法收入）幾乎處于無米之炊的狀態。90年代中國農村流行的一句順口溜叫做：“一稅輕、二費重、三攤四派無底洞。”據不完全統計，河北省1996年各種收費和攤派146.15億元，占全省財政收入的56.52%，占縣鄉財政收入的96.29%。這就是說：鄉鎮的財政收入的絕大部分，都是“依法”向農民和鄉鎮企業“尋租”獲得的。
鄉鎮政府和部門的合法支出在日益膨脹，但合法收入卻在日益減少。在這樣的情況下，鄉鎮政府和部門不得不“依法創收”——“合法尋租”，直接的后果是加重農民負擔和鄉鎮企業負擔，并大規模強征搶占農民土地。1987年，農民每畝的負擔大約為100斤糧食；到1994年，農民每畝負擔150元，折合糧食約300斤/畝。1987年前，鄉鎮企業大約只向鄉鎮政府上繳利潤的30％左右；到1992年，鄉鎮企業所有利潤都必須全額上繳鄉鎮財政、甚至出現貸款上繳稅費的情況。在征占農民土地方面，有學者計算，數十年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政府”已經剝奪了農民土地價值19萬億！盡管如此盤剝農民，全國鄉鎮（村）在90年代中期還出現了5000多億的財政債務。
鄉鎮財政入不敷出日益嚴重，鄉鎮企業的負擔和農民負擔逐年攀升，農民創造能力和消費能力急劇下降，鄉鎮企業產品的市場也急劇萎縮；加上土地制度變革后“政府”獨占土地增值收益，導致銀行不再向鄉鎮企業和小農貸款，給了鄉鎮企業和小農雪上加霜的打擊。在上述三重壓力之下，80年底蓬勃發展的鄉鎮企業，在90年代出現了“倒閉”潮，也導致了90年代農民“盲流”潮的出現。
不僅如此，財力上收，事權下放，還導致了農村教育、醫療、養老、基礎設施建設、環保等完全拋棄在“國家責任”之外了（在90年代的農村義務教育總支出中，中央和省市財政支付不足2％；在90年代的農村醫療總支出中，中央和省市財政支出不足0.5％）。1949年建國以來形成的農村社會事業發展及其制度建設出現了嚴重的倒退。90年代的中國，不少地方的農民淪為了賤民，不少地方的農村淪為國家的“殖民”地。
1949－1978年，犧牲農民，理由是國家工業化和城市化優先。犧牲農民帶來的困境，通過80年前后的恢復農民自主性得到了很好的解決；80年代后期開始，再次犧牲農民，理由同樣是國家工業化和城市化優先。犧牲農民再次導致了困境，可是，歷史并沒有重復過去，中國并沒有用恢復農民自主性和創造性的辦法去應對危機，而是走上了一條前人沒有走過、也沒有經過充分討論（不爭論）的道路。

五，鄧小平南巡講話，推動中國走上了外向依附型發展道路
在中國出現農民“盲流”潮的時候，也正是“廣場協議”之后的日本經濟蕭條時期。中國農民和國際資本都需要尋找新出路。在這個時候，鄧小平92年南巡了。為了吸引外國資本到中國來，鄧小平以非常的自信給了外國資本超國民待遇——土地不要錢、稅收減免、財政和金融支持、低環境成本、低工資和社保等等。鄧小平南巡講話，確實在短期內幫助中國農民實現了異地就業，并通過異地就業的低工資轉移回農村維持了數億小農家庭經營的簡單再生產。但是，一方面是中國的中西部鄉鎮企業普遍生存在高稅賦之下；另一方面是外資企業不僅享受低稅賦、低工資低社保成本、低環境成本政策，還享受土地、金融、財政優惠政策。內外資企業根本不在一個平臺上競爭，導致很多中西部的企業老板，關閉或變賣企業之后也來到了東部沿海，加入了“外資企業”或“合資企業”的行列，在加速了中國沿海地區經濟崛起的同時，也加速了中西部地區經濟凋敝。
對于中西部鄉鎮企業的大規模倒閉，當時主流的觀點是鄉鎮企業先天不足——沒有經歷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也必須補課。東部沿海地區的外資（資本）特權模式也在中西部農村開始推行，國家給所謂的龍頭企業（私營企業）財政、稅收、土地、金融等多方面的優惠政策，普遍推行“公司＋農戶”的模式，政府將幫助農民致富的責任委托給了資本家。80年代發展起來的鄉鎮企業和社隊企業，幾乎無償送給了私有的“龍頭企業”，“公司＋農戶”農業產業化的結果，是農民只能從事養殖業和種植業，農民被無情的排斥在農村經濟的加工業、運輸業、儲藏業、營銷服務業、生產資料生產和銷售、農村金融業、土地開發和交易等等之外了。農村經濟GDP的70％以上部分被5％左右的資本家所擁有，占農村人口95％的農民只占有農村GDP的30％。中國農民的經濟自主性和創造性在“補資本主義課”的過程中被資本特權給徹底剝奪了。中國農民再一次被“殖民”化了。
南巡講話更為深遠的影響是，中國從此開始了（內）外資本特權化的時代，中國很快走上了外資優先和外向依附型發展道路，中國發展經濟的目的是 “在滿足外國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的同時，讓少數人（外國資本家和極少數中國人）富裕起來”，中國經濟變成了蠟燭經濟——消耗自己、照亮別人或“殖民”大多數人、富裕極少數人。1840年到1945年的100年間，帝國主義的艦船利炮也沒有實現的戰略目標，在中國無聲無息（不爭論）的 “自我殖民”化的過程中實現了！
從1992年以來的16年間，中國GDP確實高速增長了，中國以價值100美圓的資源消耗和環境、社保代價，生產出大量的低端產品換來價值50美圓紙幣，中國為這個過程中創造的80美圓的GDP而自豪。如果“GDP－國民財富消耗－環境社會成本代價”之后的成果（價值）就不值得驕傲了，甚至是悲哀的。今天的中國，各種資源越來越短缺、環境和生態狀況越來越嚴峻、全民社會保障越來越遙遠、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城鄉差距越來越大、地區矛盾和民族沖突越來越激化、精英和底層對立越來越尖銳……30年的現代化，中國農民數量不是減少了，而是增加了；社會不是越來越公正公平了，而是越來越黑社會化了；法律越來越多了，但依法維權卻越來越難了；進來投資的越來越少了，進來投機的越來越多了；歸國奉獻精英的越來越少了，移居海外并向海外運錢的“先富精英”越來越多了……
中國以巨大的資源消耗、巨大的環境生態成本、低農民工工資和社會保障、低糧食價格和低農民收入等為代價，換來了巨額的外匯儲備。中國巨額的外匯儲備在美圓不斷貶值、石油價格暴漲和次級債危機中正在不斷蒸發。世界上有哪個主權國家，高速發展了數十年后，資源快消耗完了，人口要老齡化了，農民還占絕大多數（有9億多），并且全民社會保障體系還遙遙無期？！只有殖民地國家才會這樣，甚至連殖民地國家都不會這樣！
鄧小平先生南巡講話的時候也說過，如果兩極分化了、城鄉差距擴大了、東西部差距擴大了、民族和地區矛盾擴大了……，改革就失敗了。鄧先生自許“中國人民的兒子”，一生致力于為“國家獨立自主、人民當家作主”而奮斗，如果鄧先生今天還健在，不知當做何想？！

六，中國在WTO體系中僅僅只是中國體系中的中國農民；
中國農民買肥料，肥料大漲；中國農民買柴油，柴油大漲；中國農民買農藥，農藥大漲；中國農民需要建房子，建材大漲；一句話，中國農民買什么，什么都會大漲！
中國農民賣糧食，糧食價格不漲；中國農民賣土地，土地價格不漲；中國農民賣勞力，工資不漲；中國農民減少生產大豆，大豆價格暴漲；中國農民減少生產生豬，生豬價格暴漲。
中國農民沒有養老保障、沒有醫療保障、沒有失業保障、沒有金融保障……
為什么？因為中國農民沒有自主性或自主權。中國的農民，由于喪失了自主性，成為了俎上之肉。
在WTO體系中，中國其實就類似中國體系中的中國農民。
中國是石油進口大國、中國是鐵礦石進口大國，中國是鉀肥進口大國、中國是木材進口大國、中國是飛機進口大國、中國是大豆進口大國……，中國進口什么，什么就翻番漲價；
中國是打火機出口大國、中國是服裝出來大國、中國是玩具出口大國、中國是鞋帽出口大國……中國出口什么，什么就便宜！
中國投資美圓，美圓大跌；中國投資次級債，次級債大跌……中國投資什么，什么就大跌！
為什么？因為中國在WTO體系中已經失去了自主性和自主權！

七，中國的危機是喪失自主性和自主權的危機
受美圓貶值、石油和鐵礦石漲價、次級債危機等多種國際因素影響，中國出現了通貨膨脹、企業虧損倒閉和銀行壞帳、股市和樓市大跌、學生失業等經濟現象。中國確實面臨很嚴重的危機。中國的危機和中國農民面臨的危機其實是一樣的，是自主性和自主權喪失的危機。中國的公民主權、生態主權、價格主權、稅收主權、金融主權、貨幣主權、市場主權、甚至制度創新主權、教育主權、話語主權等等，都正在喪失之中。這是自我殖民化的必然結果。
面對危機的時候，中國的應對辦法是什么？中國的辦法很簡單，在經濟方面，會進一步向農民和農民工轉嫁危機，進一步壓低中國農民工工資，進一步壓低中國糧農的糧價，由農民和農民工承接全球經濟危機后果，盡管中國農民工工資和糧食價格已經是全世界最低；與此同時，中國會再次大量補貼出口企業，維持外向依附型（蠟燭經濟）經濟增長，以期度過階段性（自欺欺人的判斷）的危機。這樣做，實際上是用“高消耗、高污染、低工資、低福利”代價補貼全世界，盡管占中國人口80％的農民和工人還沒有醫療、養老、失業保障。中國發展經濟，還會繼續“以滿足外國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為目的，繼續犧牲本國底層人民的利益補貼外國人民和富裕中國極少數人。這樣做的結果是本國人民的需求更加萎縮（內需不足），外向依附會更加嚴重，貿易損失會更加巨大。這是無法走出惡性循環！在政治方面，中國會繼續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會繼續“深化改革開放”，會繼續堅持“不爭論”，會繼續“多難興邦”……
在經濟上，中國現在的危機和中國農民70年代的危機是一樣的，是喪失自主性和自主權導致的危機，只有靠爭取自主性和自主權——創造增量和有效內需才能化解危機。80年代就是這么做的，實踐證明是對的。這是最根本的中國經驗！中國當前不著手解決自我殖民化的問題，什么加息還是降息、收緊還是放松流動性、CPI高還是低、減稅還是加稅、財政政策是積極還是穩健等等，統統都是不著邊際的！這就好比：一個人的動脈上有一個洞，在不斷向外輸血，醫生不給他將這個洞補上，而是取其賣器官換血漿給他輸血，同時做各種各樣的中國式“理療”。這樣做是非常荒唐的！
90年代初開始，中國農民逐步喪失自主性或自主權，鄉鎮企業和農村經濟迅速凋敝；同樣的道理，今天中國沿海的外向型企業的倒閉潮是不可避免的。中國政府當務之急要做的不是去救外向依附型企業（就像當時不是直接救國有企業一樣），而是要增加國民、特別是農民的權利和收入，以增強國民的創造性和擴大有效內需，建立起有效的內循環。在內循環正常的基礎上，尋求平等、公平對外貿易。
中國政府當下最要好緊的是大幅提高糧食價格和幫助農民發展合作經濟，同時增加對低收入人群的食品補貼和社會保障。如果該做的不做，而是繼續給外向依附型企業更多的出口退稅補貼，只會更加“自我殖民化”，陷入更深的危機！
在政治上，中國不是要繼續深化改革，而是要來一場類似“撥亂反正”的思想運動！
中國現在需要為國家獨立自主和公民自由民主而奮斗！

2008年7月22日于日本大阪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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