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我回到了闊別多年的宋家莊，那是我三十二年前高中畢業后下鄉的地方。
雖然在一年半以后，我就參軍離開了那里，但是村里的干部和群眾對我們的那種熱情關懷和情誼，使我永遠也不敢忘記他們。開始的那些年，經常還能去看望他們，體味和享受著那濃濃的鄉情，那是用多少金錢也換不來的。后來，因故去了很遠的廣東，很長時間都沒有再回來過，心里面覺得總好象欠了他們一些什么東西似的。
這一次，我在那里住了三天，和許許多多的舊相識都進行了促膝相談。因為，我很想從他們的嘴里知道，這些年村里都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他們的生存狀況和思想愿望是什么？他們對這幾十年來的社會變化形勢是怎么看的等等。
我之所以這么詳細的詢問，第一個原因，是我一直都非常關注他們現在的生活情況，希望這些勤勞善良的鄉親們能過的平安幸福，真的象熒屏里面表演的那樣“我們過上了好日子。”第二個原因，是因為我想寫一個文學作品，其中三分之一的篇幅在農村。我不能和現在的一些編劇們那樣，坐在屋子里閉著眼睛瞎寫，寫完了播放出來以后，因為半點也不符合農村現在的實際情況，而讓老百姓亂罵。所以，就一直在那里住了三天，和幾十個農民單獨談了話，大概了解了農民們現在的生存狀態和思想愿望。我的內心大受震撼，徹底改變了我原來的美好憧憬和豐富想象。
歷史前進了，社會前進了，村里也有十幾家有本事的人蓋起了樓房，但是整個生活狀態卻并沒有什么改變，有的人的生活甚至還倒退了人們的精神面貌則更是大大的倒退了。望著那一張張拗黑的臉，我竟然有回到封建社會狀態的一種怪怪的感覺。
如果要把我所有了解的情況都寫出來，恐怕要寫很長的篇幅。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政治時機也不太成熟，還需要一段時間的等待和沉淀。現在，我就把那個題目上說的那兩件事情說一下吧。
先說支書的孩子進了監牢這件事吧。到了那里，我先住在了下鄉時就是好朋友春民的家里，吃過晚飯以后，我們便開始聊起來村里的事情。我第一個首先就是問老支書現在的情況。
老支書是個很和善的身材矮小的老頭，那時候，他四十多歲，卻長得好象五十多歲一樣。他的身材非常瘦小，因為他從小家里就很窮，整天在外面流浪要飯，整天吃糠咽菜的，缺乏營養，是真正的苦大仇深的老貧農，這也是他緊跟著共產黨鬧革命的主要原因。當時，他領導的那個村是縣里赫赫有名的模范村，還是縣委書記的蹲點村。
他還是縣委委員，他們村的模范可不象如今有的典型，是用錢“培養”出來的，他全是憑自己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和不怕出力流汗干出來的。
聽春民說他已經去世了，我的心里猛地一沉。雖然，我知道人終究都是要死的，是一種普遍的自然規律。但由于心里一直還保存著對他的美好印象的回憶，所以鼻子變得酸酸起來。
我又問起他的家人。在我的印象里，除了他的老婆以外，他還有一個女兒和一個兒子。那個時候，他們都還小，女兒就是十二三歲的樣子，兒子更小，五六歲的樣子。
春民告訴我：他的老婆還在，女兒早就出嫁了，兒子則在省里的大牢里面。
我聽了大吃一驚，問他為什么？
春民說：由于老支書為人正直，到臨死前也沒給他的兒子安排一個什么工作。支書的老婆是個很老實的家庭婦女，什么也弄不懂。這個孩子就只好一個人到外面去打工了。后來不知道為什么竟然成了一個盜竊團伙的成員，前幾年，事發被抓起來判了十五年，到現在還沒有出來呢？
我又問：那他老婆怎么生活呢？他說她自己一個人過，村里頭已經給她辦了低保，女兒也經常回來看看她，給她買點吃的東西。聽了他的話，我的心里就象倒了五味瓶一樣，什么味道都有。我怎么也沒有想到，老支書勤勤懇懇為大家辛苦操勞了一輩子，最后的結局竟然會是這樣？我沉默起來，那天晚很久很久都沒有睡著。
第二天，我第二天在村里的商店里買了一些水果之類，讓春民帶著我去她家里看看。
還是那個地方，還是那兩間舊房子。老支書的老婆正坐在門前曬太陽，花白的頭發使她好象已經變得很老很老了，其實她才七十歲。由于她的眼睛不太好，記性也很差，跟她說了好大一會兒的話，她到最終也不知道我是來干什么的。又坐了一會兒，我怏怏地離開了那里。
她也沒有站起身，仍然呆呆地在那里面無表情地坐著。
走到門口回過頭，又看了看她哪個樣子，我心里一陣酸楚，眼睛也濕潤了：用風燭殘年、氣息奄奄來形容此時的她，那是再也恰當不過了。
新任的支書叫三囤，他家里原來的成份是地主。我過去下鄉時就和他認識，他比我大十歲左右。
在我的腦海里，我對他的印象還算不錯。我們到他們村下鄉的時候已經是七五年，在老百姓的心里面，到了六九年，文化大革命就算結束了。
因為文化大革命主要是一場政治和文化領域里的大革命，在農村早就恢復了正常的生產。城市里的人們所說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在農村人的印象里也就是三年。貧農和地主的經濟待遇是基本上是一樣的。不象現在有錢人和窮人分得那么涇渭分明，站在一起時，一看就知道誰是大款誰是農民工。
那時，我們知青在生產隊里參加勞動時，和他們有些成份高的人也是經常的說笑打鬧。我那個時候就想，其實，這人并不是全部應該按照成份和出身來區分好人壞人的。實事求是的說：有的人雖然出身貧窮，也有品行不好的，有一些出身地主的人也是很善良的。
幾十年來，我的親身經歷更加證明了我那時的這種想法是正確的。辨證唯物主義認為：任何事情都是一分為二的，如果一個人都能以這樣的世界觀對待在生活中的一切問題，他肯定是一個胸襟開闊無憂無慮的人。而且，他的每日每時都會過得輕松愉快的。
于是，第二天，我準備去他家里找三囤，和他談論一下，了解一下他對現代社會上各種事情的看法，因為他特殊的身份，他的話也許會有更特殊和更深刻的意義。
他父親其實是個富農，不過農村人分不太清楚什么地主富農的，也稱他家為地主。那時，反正也不是和現在一樣按所定的級別發工資，稱呼什么都一樣。
他的父親的相貌長得很消瘦，象一個苦大仇深的老貧農。不象我們在電影里的那些肥頭大耳，滿臉橫肉、一雙閃爍著兇恨光芒的小眼睛的那種類型。他臉上的表情總是很和善的，而三囤的模樣就酷似他父親。
我是一個人去的。
我已經養成了一個習慣，到任何地方去時喜歡跟一個人單獨交談，兩個人無拘無束，想問什么就問什么，想說什么就說什么。一次交談就可以完成自己預想的任務。如果是三個人，就要顧慮多多，浪費時間不說，還達不到自己的目的。
正好，在半路上就碰到了他。他一下子就認出了我，并興致勃勃地領我到他的家里去坐。
我想他那么高興地領我去他家不只是多年不見的原因，還有向我顯擺和炫耀自己當了支書的意思。我也完全理解他的心情，屬于正常。
跟著他走了一會兒，就來了一個有著兩層樓房的寬敞的院子里。
他把我讓領到了他的屋里，我們便走進他整潔干凈的房間里，坐在舒適松軟的沙發開始聊了起來。
我們談論著這些年村里的變化，他們家里的變化，以及他自己的生活歷程。他的家里也是一個女兒一個兒子。女兒已經出嫁，生活得很幸福，兒子在天津一家什么外國銷售公司當代理，收入很高。他在說著這些話時，臉上洋溢著無比興奮和非常幸福的神情。
此時，我的腦海里卻不合適宜地浮現出老支書老婆那憔悴的面容。盡管我知道他們之間沒有什么直接的因果關系。
接下來，便聊到了他是怎樣當上支書的問題上。
老支書是二十多年前去世的。去世后，當時的村長德明接了老支書的班，那時，上面來了精神：說是讓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要找一個成份高的進入村里的班子。他當時是生產隊副隊長，比較吃苦能干，群眾基礎好，便被結合進了班子。后來，村長得病死了，他便又接任了村長。前年改選，由于德明得罪人太多，被大家給選掉了。他便被轉成了正的。
我聽了有些放心，估計他的這所院子和房子都是靠辛苦掙來的。
談到過去的生產隊時，他說，那個時候還是比較平穩的，就是不讓人說話。我明白他的意思：因為社會的原因，他們家過去一定是比較受壓抑的。現在他當了支書，心中肯定覺得解氣得多。
我聽春民說過：他其實并沒有什么能耐，村里的工作他有點兒領不住，許多工作都開展不起來。他當支書也就是為了讓村里的人們看看：過去我受了壓，并不能說我們不行，現在我不是當村長了嗎？他主要是為了解氣。不過，他還是盡了一些力氣給村里辦了一些好事的。他的膽子不大，吃點兒喝點兒屬于正常，估計他不會有大的胡來。
我在和他的談話中也感覺到了這一點兒，他為自己能夠當上這個支書是頗為自豪的。
最后，在談到老支書的時候，他的自豪感更加強烈，他傲然地說：“這人啊！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他那個時候當支書不是很厲害嗎？現在怎么樣？他的兒子進了監獄，我的兒子靠自己本事考上了大學，又進了外國公司。我也當上了支書，不行怎么樣也是不行。”
我聽出了他話里的意思。沒本事的人就是沒本事，他老支書這運道不又轉回貧窮里去了嗎？
我聽了很不以為然，就以一個朋友的口氣對他說，過去不管怎么樣，那都是由于社會的原因早成的。你現在應該對他們予以必要的照顧，人到難處是最需要別來幫助的。你現在是一把手了，不要計較過去的那些事情了。
他聽了也點點頭表示同意。他的心其實還是屬于比較善良的那種，只是想起過去他爹挨斗的情景時，還是有一點耿耿于懷的。
我覺得該說的話說完了，便起身告辭。他誠懇的留我吃飯，我笑著拒絕了他。
他把我送到他的大門外。
在回去的路上，我想了很多很多，心中升起一股淡淡的悲哀：我們共產黨領導人民鬧革命，就是為了讓人人平等，人人有飯吃。不是為了讓一少部分人欺負和壓迫另外一大部分人。對于那些能力弱的人要進行適當的幫助，對于那些對革命有過功勞的老貧農、老黨員、老模范都要予以必要的照顧。不然還叫什么中國共產黨啊！
另外，在當今的農村中，還有很多很多的問題需要解決。只是不知道中央領導知不知道農村里的這些事情？我不知道能想個什么辦法給他們匯報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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