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有之鄉研討會紀要：警惕嚴重通貨膨脹的烏云正在天邊聚集

警惕嚴重通貨膨脹的烏云正在天邊聚集

              ——烏有之鄉通貨膨脹問題研討會紀要

（通訊員 牧川）2010年11月13日上午，針對目前日益嚴峻的通脹形勢，烏有之鄉會議室召開了通貨膨脹問題研討會。著名經濟學家楊斌、左大培、高粱、楊思遠、賈根良，著名三農問題專家李昌平，知名評論員冼巖，獨立學者楊芳洲等參加了會議。郭松民主持了會議。

國家應該將通貨膨脹列為關系國家經濟安全的重大戰略性問題

與會學者認為，當前中國面臨著非常嚴峻的通貨膨脹形勢，此次通貨膨脹絕對不是僅限于農產品行業的結構性通貨膨脹，而是涉及面廣泛的全面通貨膨脹，甚至潛伏著爆發大規模嚴重通貨膨脹的危險。當前國際形勢也異常嚴峻，美國經濟復蘇緩慢并存在危機再次惡化的危險，為了通過各種途徑對外轉嫁危機損失，正采取一系列咄咄逼人的行動挑戰中國核心利益，如美韓黃海軍演、釣魚島問題、南海問題、蓄意授予劉曉波諾貝爾和平獎，發動“普世價值”輿論攻勢并且誘迫中國按美國意愿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美元貶值導致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猛漲和輸入性通脹危險，國際熱錢云集香港準備大舉投機中國資產、商品泡沫，等等。當前國內外嚴峻形勢的大背景下，如果政府不采取果斷措施有效地控制物價和投機資本的貪欲，物價上漲就可能突然全面加速并引發嚴重通貨膨脹，國內外各種政治經濟隱患相互共振，可能誘發社會經濟動蕩甚至“顏色革命”。

學者們指出，國家應該將通貨膨脹列為關系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重大戰略性問題，應該成立黨中央直接領導的專門機構（類似美國總統直接領導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來確保國家經濟金融安全，像建國初期黨中央直接領導的中財委一樣，調動、協調各部門的力量共同治理通貨膨脹，像當年老一輩革命家周恩來、陳云等人一樣，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并采取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辦法，以強有力的手段進行治理通貨膨脹和投機資本哄抬物價。

有的學者認為，大宗農產品、原材料價格猛漲很快會傳到各個領域，留給我們防止物價全面上漲的時間大約不超過6個月。如果我們現在不采取果斷措施制止通貨膨脹，而是等到物價大幅上漲之后再行動就為時已晚，國內外天量信貸就會發生共振導致流動性泛濫，投機資本就會因漲價暴利預期像餓狼一樣傾巢而出，民眾為避免儲蓄損失也會大量提取存款搶購商品，各個領域都可能像食品一樣出現兩位數物價上漲，廣大民眾的衣食住行和工作就會受到嚴重影響，民眾的終生儲蓄就可能轉瞬蒙受難以挽回的損失。

關于當前出現通貨膨脹嚴峻形勢的的重要原因

與會學者認為當前通貨膨脹形成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個是天量信貸的投放。當前全世界和中國面臨的通貨膨脹形勢比以往更為嚴峻，原因是世界各國中央銀行普遍效仿美聯儲發放了天量信貸，由于美國經濟復蘇乏力并面臨著嚴重的失業危機，美聯儲很可能繼續不斷推出新的量化寬松政策，不會為了控制全球性通貨膨脹而采取嚴厲的緊縮貨幣政策。根據美國國會的報告，自美國爆發金融危機以來，美國財政部、聯邦政府機構和美聯儲至少投入了8．5萬億美元資金來挽救美國經濟，其中主要是美聯儲通過各種方式濫發信貸，收購美國國債和銀行的有毒資產，這一數字已經超過了美國參與的歷次戰爭費用的總和，包括南北戰爭、兩次世界大戰、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盡管美國采取了如此大規模的刺激經濟計劃，取得的效果卻是二戰后歷次經濟危機中最差的。1970年美國發生經濟衰退期間，恢復到衰退前的就業水平僅僅耗費了18個月時間，但是，這次危機美國依照現在的緩慢速度增加就業，至少需要17年才能恢復到經濟衰退前的就業水平。當前美國政府采取的財政、貨幣刺激力度，達到了超過以前十倍以上的前所未有規模，但是，取得的恢復就業的效果還不到以前的十分之一，這說明美國采取的第一輪量化寬松政策取得的效果很差，美國這次危機的嚴重程度遠遠超過了二戰后歷次危機。美聯儲濫發貨幣注入巨資挽救金融市場，實質上是用新的債務泡沫挽救舊的債務泡沫，這種做法遲早會導致“衰退通縮”變成“衰退通脹”。

值得擔憂的是，自從爆發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中國也效仿美國投放天量信貸刺激經濟，據統計，2009年全國新增信貸規模迅猛擴大了9.59萬億元，同比增加4.69萬億元，相當于是2008年的2倍之多，這種情況是中國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其實，中國應該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國民經濟均衡發展理論，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運用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辦法應對危機，完全沒有必要相仿美國效果很差、副作用很大的天量信貸政策。楊斌說在危機爆發之初就撰文強調應采取謹慎甄別、區別對待的貨幣政策，既要防止經濟增速放緩和出現經濟衰退的危險，又要嚴厲抑制出現泡沫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西方凱恩斯主義的貨幣財政宏觀調控政策，缺乏像計劃調節那樣將宏觀、中觀、微觀聯系起來的機制，容易引起股市、樓市泡沫投機和嚴重通貨膨脹壓力，導致經濟陷入了停滯與通貨膨脹并存的“滯脹”困境。由于有關部門效仿美國而沒有繼承我國建國以來的成功經驗，刺激經濟政策沒有準確落實到實體經濟和微觀層面，發放天量信貸的過程中采取了籠統的、無差別的方式，事實證明大量流入股市、樓市并誘發了嚴重的投機泡沫，一年后才采取糾正政策措施就很難取得滿意的效果。左大培也指出自從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內地廣義貨幣供給量余額M2，已從2007年底的40.34萬億元增長到了現在的68萬億，增長了63%（其中一部分是增長的外匯儲備），中國的GDP是美國三分之一，但M2超過了美國，說明天量信貸政策已帶來了嚴重的貨幣超發風險。這種粗放的刺激經濟方法的副作用很大，長期實行必然引發嚴重的通貨膨脹。

目前，中國食品領域的物價上漲幅度已經高達兩位數，經過大約半年滯后期原材料、農產品漲價就會傳導出去，導致天量信貸形成的流動性過剩驟然活躍起來，投機資本可能因漲價暴利預期像餓狼一樣傾巢而出，投機炒作對象從樓市、農產品轉向其他各個領域，居民也可能因通貨膨脹造成的負利率大量提取存款，導致其他領域的物價上漲加速并逐漸超過兩位數，出現將會嚴重威脅社會穩定的全面通貨膨脹，因此，中國應充分認識到當前通貨膨脹形勢可能突然加速的危險，切切不可因消費物價指數尚不高而掉以輕心。

與會學者認為，造成大規模通貨膨脹的第二個原因，是龐大的不斷增長的外匯儲備、熱錢及大規模的國民財富外流。目前中國外匯儲備規模為2.6萬億美元。為此，央行將增發17.4萬億人民幣在國內市場流通，占據廣義貨幣量的25.6%，此舉本來就會造成通貨膨脹。超過5000億美元的熱錢，涌入股市、樓市、農產品等領域，投機炒作，更加劇了通貨膨脹。與此同時，大幅增長的外匯儲備并沒有給國人帶來什么好處，而是大量投資到美國國債、垃圾債券、垃圾股票，給外國人白白使用。伴隨著美元的貶值，這部分財富已經大幅縮水。

中國的出口導向經濟發展模式更是將大量物質財富、資源低價輸送國外。中國辛辛苦苦制造出的產品，以極低的價格賣給國外，供養了美國等西方國家，幫助其降低了通貨膨脹率，得到的結果卻是被動增發人民幣導致的國內通貨膨脹，以及因美聯儲濫發貨幣而不斷貶值的美元和美元債券。大規模變相私有化及其造成的腐敗泛濫，一部分腐敗官僚、買辦配合外資將資源、財富低價賤賣給外資，幫助外資低價收購、控制中國國內的戰略產業，也導致了巨額國民物質財富不斷流失。中國國內企業在境外上市，以低于國內的價格賣給國外資本，每年給境外分紅的數額，遠遠超過境外融資的規模，也成為國民財富流失的重要途徑。這種“輸出物資、財富和資源，輸入不斷貶值的美元和通脹”的局面必須改變。

美國等國家靠著發行美元，儲備了大量的原材料和戰略物資，而中國卻儲備的非常少。一個民族再地大物博，也擋不住這樣大規模的國民財富流失。一方面是不斷增長的貨幣供應規模，一方面是不斷流失的國民財富。物質財富和貨幣的數量發生了根本變化，兩者的平衡早已經打破，通貨膨脹在所難免。這種過度依賴西方市場、資本、技術的對外經濟發展方式，長期實行將會導致隱蔽的經濟買辦化、依附化和拉美化，必須堅決貫徹黨中央提出的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的方針，以根本扭轉這種必然誘發國內長期通貨膨脹的不利局面。

關于如何遏制當前通貨膨脹危險的若干政策建議

與會學者們認為，當前中國面臨著改革開放以來最嚴峻的通貨膨脹形勢，主要是剛剛實行了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天量信貸政策，一般緊縮貨幣政策已經無法回籠已發放的天量信貸，必須立即采取強有力的特殊政策措施剎住物價上漲勢頭，避免給廣大民眾生活和儲蓄存款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失，包括采取建國初期有效遏制惡性通貨膨脹的計劃調節措施。籠統的、無區別的加息、減息政策已經意義不大。中國僅僅依靠貨幣政策來調控經濟，宏觀經濟常常不是過熱就是過冷。籠統的緊縮貨幣政策難以有效抑制投機過熱，增加幾個百分點利息根本比不上投機炒作的高收益率，反而會打擊盈利微薄而且對借貸成本敏感的實體生產部門。

當前中國應該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實行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辦法來遏制通貨膨脹。解放初期，周恩來、陳云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建設實踐相結合，創造出了運用“四平”理論治理國民經濟的寶貴經驗，成功治理了舊中國遺留下來的惡性通貨膨脹與嚴重失業并存的困難。有人認為建國初期的經驗適合計劃經濟而非市場經濟，其實解放初期中國面對的正是市場經濟的爛攤子，尚未實行社會主義改造且私有經濟占相當大比重，失業嚴重、物資短缺和物價失控等困難遠遠超過今天，但是，周恩來、陳云運用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調控辦法，在努力保持物資、信貸、財政、外貿平衡的情況下，克服經濟危機并且實現了國民經濟高速發展，無需實行天量信貸和財政赤字政策也能有效擴大生產、就業，無需采取嚴厲的一刀切緊縮政策也能遏制惡性通貨膨脹，成功治理了國民黨政府及美國顧問都束手無策的經濟頑癥，創造了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都無法實現的奇跡。

周恩來、陳云領導的中財委將物資平衡作為“四平”的關鍵，將通過國營經濟控制物資、商品的流通和生產，作為擴大就業和穩定物價、貨幣、財政的關鍵。薛暮橋將這種穩定物價的經驗稱為貨幣的“物資本位制”。私營企業、商業具有追逐暴利的天性，在物價上漲情況下樂于投機炒作、囤積居奇，因而控制通貨膨脹的重任必須由有社會責任感和全局觀念，以穩定社會經濟為首要任務的國營企業、國營商業來承擔。當私營企業囤積糧食、棉花、煤炭和工業原料時，國營企業卻不追逐投機暴利而進行反向操作，組織緊缺物資的生產、流通并平價供應市場，這樣才能在抗美援朝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困難條件下，成功實現了國民經濟迅速恢復和人民生活穩定。

中國建國初期成功戰勝惡性通貨膨脹與嚴重失業，關鍵在于通過計劃調節將宏觀、中觀、微觀政策聯系起來，促使宏觀政策準確落實到產業層面和企業層面。當時周恩來、陳云領導的中財委面對兩難的宏觀調控目標，沒有簡單采取一律緊縮或放松的貨幣政策，而是實行了貨幣政策“三緊三松”的靈活反復調節，避免了“大松大緊”導致矯枉過正的危險，即使緊縮貨幣控制嚴重通貨膨脹的過程中，也對緊缺物資的收購、生產實行寬松信貸政策，銀行信貸大力支持國營企業收購、生產和擴大就業，有效打擊投機資本炒作哄抬物價并穩定了經濟。周恩來、陳云深知商人唯利是圖投機本性危害極大，不能因很難找到投機的確鑿證據就忽視其存在，并善于運用行政、經濟手段打擊各種投機活動，有效避免了投機泛濫妨礙實施政府經濟政策。

針對目前中國嚴峻的通貨膨脹形勢，學者們提出了以下若干政策建議：

1、黨中央強調堅持并發展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在所有制方面要堅持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公有制經濟應該在數量和質量上占有優勢。當前中國應提高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將國有經濟在關鍵生產、流通部門的比重恢復到60%以上，這是體現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和數量、質量優勢的最低限度，并且根據不同行業的具體特點摸索最適宜的比重標準，改變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比重過高的局面。當前中國面對通貨膨脹的嚴峻形勢下，公有制經濟包括國有控股的股份制企業，一律不允許像私有、外資企業一樣追逐盈利，而首先應顧全大局服從國家的宏觀調控目標，將維護物價穩定和社會經濟穩定作為首要任務，以平價向廣大民眾供應各種食品和生活用品，特別是私營企業、外資企業炒作抬價的商品。委內瑞拉曾靠著這種辦法維護了社會經濟穩定，美國曾經慫恿私營企業、跨國公司在委內瑞拉猛漲物價，推動通貨膨脹、社會動蕩和“顏色革命”。查韋斯建立起了新的國營商業銷售渠道，全國最大的國有連鎖零售企業“梅卡爾”，向普通民眾提供品種豐富的廉價食品、生活用品，其銷售額占到國內銷售總量的40%~50%，國營商業將商品以平價供應民眾保障民生，贏得民心挫敗了美國的“顏色革命”陰謀。目前私營、外資企業比重已經超過我國國民經濟一半以上，流通領域中的外資大型超市更是占據過大的份額，這些都嚴重損害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不利于采取特殊的政策措施應對嚴重通貨膨脹。必須嚴厲打擊各種投機炒作擾亂市場的行為，前一段時間沸沸揚揚的綠豆炒作事件，對當事人處罰最終都沒有有效執行。2009年中國發放天量信貸不久后樓市出現價格猛漲，金融監管部門稱調查沒有發現信貸流入樓市的證據，判斷失誤耽誤了實行差別性信貸政策抑制投機的有利時機。

2、中國應成立黨中央直接領導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應對美國濫發貨幣引發的全球貨幣戰爭，以及美元貶值加劇輸入性通貨膨脹的嚴峻形勢，從國際戰略高度確保國家經濟金融安全。美國早就成立了由總統直接領導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下設具有策劃隱蔽經濟金融戰爭能力的“國家安全規劃組”，中國也應設立最高級別的國家安全機構應對挑戰，統一領導、協調政府各部門和安全部門的力量，防止本位主義和部門利益干擾國家的整體戰略利益，防止全球危機的外來沖擊與國內不穩定因素發生共振，為國際敵對勢力和分裂勢力趁機利用制造社會動亂。中國還應像建國初期那樣設立中央直接領導的中財委，統一調動、協調各部門的力量共同治理通貨膨脹。貨幣發行量屬于關系經濟全局和社會穩定的重大決策，應該由中央銀行上交權力給黨中央領導的中財委，吸收產業部門和人大代表參與共同制定貨幣政策，這樣有利于協調各方面利益并實現“四平”目標。中央銀行缺乏協調貨幣、財政、產業政策的能力，為刺激經濟或抑制通脹難免過度運用貨幣政策杠桿，或者過度投放天量信貸威脅物價穩定和民眾儲蓄，或者過度緊縮信貸造成企業運轉和社會就業困難，難以像建國初期的中財委一樣兼顧兩難的宏觀調控目標，成功地同時治理惡性通貨膨脹和嚴重的社會失業困難。中國不應效仿美國的聯邦儲備銀行制度，美聯儲的所謂獨立性實際上是由金融壟斷資本控制，制定貨幣政策明顯偏袒金融、證券、房地產利益集團。G20峰會上奧巴馬總統稱無力干預美聯儲的量化寬松政策，普通民眾更是難以阻止美聯儲濫發貨幣威脅其儲蓄和財富。

3、中國不應拘泥于凱恩斯主義的宏觀調控政策，應認識到其財政、貨幣刺激政策的負作用，長期實行將會帶來財政失衡和通貨膨脹的弊端。中國應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國民經濟均衡發展理論，繼承陳云同志運用“四平”理論治理經濟的經驗，探索一條在保持財政平衡和信貸平衡的基礎上，根據經濟危機沖擊造成的市場閑置資源數量，不增發可能造成通貨膨脹的一般貨幣和銀行信貸，而是發放有充分人力、物力資源保證的特殊憑證，在政府計劃調節指導下專門用于啟動閑置資源，解決社會就業困難實現充分就業和人力資源平衡，解決企業經營困難提高納稅能力實現財政平衡，改善企業償貸能力實現信貸平衡消除金融風險隱患，充分啟動內需轉變增長方式實現外貿外匯平衡。美國走出網絡泡沫衰退不久又爆發更為嚴重的次貸危機，充分說明凱恩斯主義存在“治標不治本”的弊端，因此，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不應只提政府宏觀調控而完全不敢提計劃調節，不應只提借鑒凱恩斯主義的宏觀財政貨幣政策，而不敢提堅持馬克思主義關于經濟危機的科學理論。適當的政府計劃調節非但不會限制市場經濟，非但不會必然降低資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效率，還會通過防止周期性經濟危機更好發揮市場積極作用，通過啟動市場閑置資源避免浪費并提高經濟效率。

4、考慮到緊縮貨幣政策一時難以回籠天量信貸發放的貨幣，物價上漲過快會擾亂相比比價和價格調節功能，政府有必要采取各種行政和經濟手段制止物價猛漲，特別是波及面廣泛的大宗商品、能源和原材料價格，包括拋售國家物資儲備、最高限價和價格漲幅限制，實行價格漲停板制度防止過度投機扭曲相對比價，形勢緊急時還可凍結物價并實行全面的物價管制，爭取時間擴大供給、回籠貨幣直到市場恢復基本穩定。不應拘泥于新自由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教條，延誤制止物價上漲時機而損害廣大民眾的利益。幾乎所有國家的歷史經驗都證明，當國民經濟面臨著重大困難的時期，無論是經濟危機、戰爭和自然災害，還是經濟轉軌或結構急需調整的特殊時期，面臨物資短缺或過剩的嚴重供求失衡，政府都應保持比較嚴格的價格控制，同時采取比較寬松的信貸政策扶植實體經濟，一方面遏制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的危害，一方面支持國民經濟迅速調整結構，擴大有效需求并且增加有效供給，消除嚴重的生產過剩或物資短缺，增加就業機會并維護社會穩定。一次大戰時期，西方面臨嚴重的通貨膨脹壓力，缺乏經驗沒有實行價格管制，物價上漲嚴重損害了廣大民眾利益，也給政府大大增加了財政負擔。二次大戰時期，羅斯福總統成立了政府物價管理局，物價上漲幅度遠遠小于一戰期間。二戰后德國也長期管制工業原材料和能源價格，對于戰后嚴重短缺的住宅的租金和價格，政府甚至實行了長達20多年管制，直到市場供求達到基本平衡后才逐步放開。尼克松政府曾經采取凍結物價的辦法應對通貨膨脹，遭到貨幣主義學者弗利德曼的激烈批評，但是，弗利德曼的弟子拉姆斯菲爾德也承認凍結物價政策深得民心。

5、政府官員不應為政績追求10%以上的經濟增長目標，這樣就會違反經濟規律并超過國民經濟的增長潛力，必然造成經濟運行過熱和較大通貨膨脹壓力。中國應該適當降低經濟增長目標，考慮到2010年的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情況，2011年經濟增長率應該降到9%左右，尤其不能為片面追求增長率而增發貨幣。中國應努力加強宏觀政策與微觀經濟的聯系，如資金投放與刺激計劃緊密掛鉤不準隨意支配，采取特殊信用憑證形式限制企業用于增加采購和就業，經人民銀行等監督機構核實用途后才能支取貼現，杜絕刺激計劃投資、配套貸款被挪用并流向泡沫經濟。中國努力提高經濟刺激配套資金的使用效率，實現宏觀政策的杠桿化和精確定向化，盡量采取財政和央行的定向政策性補貼、貼息，以較少資金作為杠桿撬動更多資源流向關鍵性領域，促使宏觀貨幣財政政策產生更大的乘數效應，并且更準確地落實到產業層面和企業層面。中國應采取謹慎甄別的宏觀貨幣政策，在發放貸款方面仔細區分泡沫投機性資金需求，以及實體經濟維持再生產和技術改造的資金需求，對于前者應該嚴格限制并且實行高利率緊縮政策，而對后者則應積極鼓勵并且實行低利率的寬松優惠政策，不能簡單實行一律從緊或一律放松的政策。

6、當前中國還應警惕通貨膨脹對廣大民眾存款形成的威脅，確保實際利率能夠隨著通貨膨脹靈活調整，防止突然爆發惡性輸入通貨膨脹侵蝕廣大民眾存款財富。中國對十萬元以下的存款賬戶應該提供通貨膨脹貼息，為防止熱錢的利息套利應加大審查甄別力度，加大巨額熱錢化整為零逃避監管的成本代價，一旦發現熱錢套利就深入追查并且嚴厲處罰，迫使熱錢因偽造身份設置分散賬戶的成本太大，同時懼怕一旦被發現面臨深入追查和巨額罰款而放棄套利。凡發現盜用身份開設賬戶累計存款巨大，與盜用身份人財產和收入嚴重不符的情況，就應深入追查并全面掌握違規資金的運作情況，然后通過嚴格的防范、懲罰措施打擊熱錢套利。中國應借鑒歐洲國家向民眾存款提供明確的無限度擔保的政策，將以前國有銀行全額保障民眾存款安全的傳統制度化和法律化，確立國有銀行制度乃是保證中國金融體系安全的基石，回購中資銀行被經營不善、瀕臨破產美歐銀行持有的股份，嚴禁沾染了投機惡習、壞賬纏身的美歐銀行控股中資銀行，

7、中國應優先利用本國資金并限制外資流入，逐步減少現在的招商引資模式。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累計吸引外資1萬億美元，而現在中國已經有2.6萬億美元外匯儲備，這些錢幾乎都是白白給外國人使用。也就是說，改革開放至今，我們的對外投資總額比我們的吸引外商投資總額還要多。我們應該暫停這樣的吸引外商投資方式，充分利用國內資金，發展國內生產。在現有的模式下，如果美國超發貨幣，不停的貶值，我們的人民幣也就不得不超發，跟著貶值。如果我們不限制外資流入，那么熱錢就一定會在我們國內興風作浪、投機炒作。等到熱錢賺的盆滿缽滿，就一定會兌換成美元出逃。此時國內將面臨生產衰退，通貨緊縮。持續升值的人民幣匯率將會暴跌。此時外資又會重新回來，以低廉的價格購買國內產業。

8、中國應改變現在的出口政策。現在的政策是嚴進寬出，要反過來才行。應該大規模進口、儲備原材料和戰略物資，限制出口將商品留在國內供應內需。國內商品供應豐富可以一定程度上消化超發的貨幣。在進出口的時候盡量不使用美元結算。逐步取消出口退稅的政策，想方設法擴大內需。轉變現在的補貼方式，大幅補貼農民，從補貼富人轉向補貼窮人，從補貼大城市轉向補貼小城鎮。政府應該投資到住房、醫療、教育這新三座大山上來，解決了這三座大山，老百姓就敢花錢了，內需就被解放出來。

正確處理糧食收購價格問題  保護農業擴大生產穩定物價

著名“三農問題”專家李昌平建議，國家應立即宣布2011年的糧食、棉花等收購價格在2010年基礎上提高30%~50%，由國家向國有糧食收購企業提供政策補貼，以此調動農民糧食生產積極性，增加糧食產量。如果糧食出現搶購和非正常漲價，政府應該大膽把充足的儲備以低價（高于2010年收購價10－15%的價格）大規模投放市場。市場供給大幅增加，再加上2011年的農產品增產，各種投機資金立即就會放棄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炒作，糧價等主要農產品價格就會較快恢復正常。國家為扶植農業、保護消費者應該提供必要補貼，美國政府二十年來一直不斷提高對農業的直接補貼，1995-2002年累計補貼1140億美元。

李昌平的發言指出，從80年代至今的多次事實來看，在通貨膨脹時期，提高糧食收購價格，反而可以抑制通貨膨脹。1988～1989年的通脹率為18％，1990年國家將糧食收購價格定到0.24元/斤，上漲100％多，1990～1993年的物價反而出現較大幅度回落。1993～1995年通脹率為13.1%~24.1%， 1994年下半年國家宣布糧食訂購價格上漲，1996年糧食收購價格達到高峰0.7元/斤，而1996年卻出現了通脹轉向通縮的現象。

國家不能再將通脹的矛盾轉嫁到農民頭上。最近25年，一般公務員工資上漲了60倍左右，農資的價格漲了20倍以上，而糧食價格上漲只有6倍左右。長期依靠壓低糧食價格向廣大農民轉嫁通脹風險的做法，是中國經濟深層矛盾的根源，其結果一定是民弱國虛。譬如：農民收入低、農民工工資低（中國農民工的工資水平很大程度上是由糧食收購價決定的）、內需不振、經濟結構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困難、中國生產物資美國生產票子、經濟自主性受制于外部市場約束、貿易摩擦不斷、進出口定價權喪失等等，都是因為長期向農民轉嫁通脹代價——持久壓低糧價引起和積累的。

國務院有個千億工程，花千億元增長千億斤糧食。但實際上，只要提高收購價的10%，就可以達到相應的效果。如果我們現在不提高糧食訂購價格，很可能導致2010年的糧食減產。糧食減產情況一旦出現，一般就會連續多年減產，而不是僅僅一年。另外，國家應該宣布農產品的收儲必須國儲來做，其他企業不能做，尤其要禁止外資收購糧食。

國家應該禁止資本下鄉，禁止資本兼并土地和掠奪農民。日本和臺灣直到今天也是禁止資本下鄉取代農民的主體地位。國家應該直接貸款給農民、農業合作社、消費者合作社，而不是將大量補貼發放到伊犁、蒙牛這樣的龍頭企業。應該建立農民和消費者直接接觸的合作社。國家應該禁止外資下鄉。最近一段時間，外資在國內攻城略地，大量收購糧食，堪比國儲的規模。這在許多發達國家都是不允許的行為。我們必須禁止這種行為。

國家還應該嚴厲打擊糧食的走私、投機炒作行為。控制農資企業的經營行為，防止化肥、農藥、農業機械等大幅漲價。國務院必須成立副總理級別的控制農產品的首長負責制度，地方也應成立相應的負責制度。農產品關系到13億人民的日常生活，關系到1億貧困人口的日常需求，農產品的大幅漲價，必定會造成災難性的后果。

           警惕美國利用新自由主義和超級通脹謀求霸權

與會學者認為，長期以來，我國的一些經濟界和金融界人士，盲目崇拜西方理論并拋棄馬列主義，認為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已經過時、失效了，缺少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大局意識，缺乏縱觀世界格局的戰略眼光。

他們盲目崇拜新自由主義的貿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教條，卻無視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學的其它流派。英國的崛起靠的是重商主義，德國的崛起靠的是李斯特經濟學，重商主義和李斯特經濟學都主張貿易保護和維護民族利益。日本和美國的崛起也是靠貿易保護主義，美國19世紀的經濟學借鑒了李斯特經濟學的很多理念，只是在美國崛起、強大之后，擔心別人沿著自己的梯子爬上來，才開始鼓吹自由貿易。

新自由主義的貿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理論，只對強者有利，對于弱者不利。美國作為強者也不完全遵循自由貿易，美國實際上是實行雙重標準，是西方發達國家中保護主義最嚴重的國家，國際輿論對美國實行保護主義的批評隨處可見。前些時美國國會通過決議，禁止中國國有企業在美國投資。中國擁有龐大的美元外匯儲備，卻在美國根本買不到重要的產業和技術，這些事實就是美國實行雙重標準的明證。

一些經濟界人士死抱著對中國不利的新自由主義教條，盲目深化對外開放不顧過度依賴西方的危險。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份報告：在中國已開放的產業中，每個產業中排名前5位的企業幾乎都由外資控制；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新帝國主義正試圖通過經濟依附化，像以前那樣重新控制中國的經濟金融命脈。學者們質疑為什么不學習西方崛起的真正成功經驗，卻偏要學習危害極大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

楊斌指出，新自由主義實際上是美國謀求霸權的國際戰略工具，美國歷來高度重視國際戰略與經濟理論的密切聯系，美國政府曾積極資助芝加哥大學培養各國經濟學家，通過文化交流傳播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以促進霸權利益。1973年中東戰爭爆發后才有“滯脹”和“凱恩斯失靈”，但是，早在1971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就資助芝加哥培養的經濟學家協助密謀政變的智利軍方，擬定軍事政變成功后按新自由主義改造經濟的詳細計劃，有意將智利扶植成第一個推行新自由主義模式的樣板。根據1975年美國參議院的調查報告，“中情局合作者參與了一項全面經濟計劃的初步制定，該計劃成為智利軍政府最重要的經濟決策的基礎。這份長達500頁計劃的作者80%曾在芝加哥大學接受培訓，75%以上的資助資金來自中情局”，這充分說明新自由主義流行的原因并非“凱恩斯失靈”，而是美國為謀求全球霸權精心策劃的國際戰略。[1]美國在拉美推行新自由主義初期遇到很大抵抗，在智利、阿根廷等國都是由中央情報局策劃軍事政變開路，通過被稱為“骯臟戰爭”的大規模鎮壓、暗殺清除社會抵抗，然后在右翼軍事獨裁政權支持下推行新自由主義，充分表明新自由主義根本不是中性的學術理論。

楊斌還談到最近他撰寫的一本新著《美國隱蔽經濟金融戰爭》，對美國利用新自由主義作為國際戰略工具，攻擊、破壞別國經濟謀求世界霸權的證據進行了系統歸納和論述，包括美國總統、高官提供的宏觀證據，美國經濟殺手提供的微觀證據，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提供的證據，美國華爾街策劃“沒有硝煙的金融戰爭”的證據等，同時繼承并發展馬列主義的帝國主義戰爭理論，以及權威軍事經典《孫子兵法》的傳統智慧，揭示了為何在越戰失敗后特定的國際格局條件下，美國會選擇利用經濟金融杠桿作為攻擊國際對手的政策武器。

楊斌指出，當前中國面臨的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和通貨膨脹危險，同美國為謀求霸權策劃的隱蔽經濟金融戰爭有密切聯系。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的導師、喬治城大學教授奎格利，是一位深得西方金融權勢集團信任的學者，他接觸過西方金融權勢集團秘密謀劃的各種文件，他著書透露美國壟斷金融財團的御用智庫早就擬定詳細計劃，逐步建立一種由少數金融寡頭統治世界的新秩序，最終發行由少數金融寡頭控制的超主權世界貨幣，徹底剝奪世界各國的經濟金融主權，由西方金融寡頭控制的世界貨幣替代各國的主權貨幣。西方金融權勢集團深知將會遭遇各國民眾抵抗，有意推行旨在誘發全球金融危機和長期動蕩的政策，同時誘惑各國中央銀行推行天量信貸政策挽救金融危機，以便在經濟崩潰與惡性通貨膨脹并存的全球災難到來之時，將責任歸咎于各國中央銀行和主權貨幣作為替罪羊，誤導各國民眾出于對惡性通貨膨脹造成極度痛苦的恐懼，愿意放棄各國的主權貨幣并接受金融寡頭的全球統治。中國必須從抵御美國隱蔽經濟金融戰爭的戰略高度，充分認識到克服當前通貨膨脹危險的重要性，這樣中國才不會被誘騙到滿載美元的泰坦尼克號，遭到金融海嘯和超級通貨膨脹的巨浪吞噬、淹沒，而是用穩定的人民幣良幣驅逐美元劣幣，戰勝美國金融霸權的挑戰并實現中華民族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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