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紀念沙龍
嘉賓：中央第一任駐藏代表張經武將軍的后人張華川先生、藏學專家王小彬博士、鳳凰周刊主筆閑言、張宏良教授、蘇鐵山先生、博聯(lián)社馬曉霖總裁、裝甲兵工程學院指揮系蘆繼兵主任、西藏文化學者、電影編導周國瑾女士、著名網友云淡水暖、獨立學者秋石客
時間：2009年3月28日星期六下午2：30
地點：烏有之鄉(xiāng)書社（海淀區(qū)蘇州街18號院1號樓長遠天地C座1單元901室，電話：010-62760856）
主辦：烏有之鄉(xiāng)書社
1959年3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總理周恩來簽署國務院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qū)籌備委員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在西藏正式開啟民主改革，廢除“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使百萬農奴和奴隸獲得了人身自由，享有法律所規(guī)定的政治權利。這是新中國在人權事業(yè)上取得的一個重大歷史性成就，不久前，西藏自治區(qū)人大正式通過決議，將每年的3月28日設立“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
沙龍簡訊
在第一個“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烏有之鄉(xiāng)書社邀請了眾多學者及熱心網友共同來紀念這個特別的日子。
張華川先生認為過去對西藏解放及民主改革的歷史宣傳不夠，以至于說起西藏問題來，大多數(shù)人都是一頭霧水。假如過去能夠更多地進行宣傳，對達賴集團及其在境外的活動關注得較多的話，像去年3.14騷亂的事件是可以避免的。
王小彬博士詳細講述了1949年以來中國共產黨在西藏工作的幾個歷史階段。整個共產黨在西藏工作到2011年即60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反帝反封建，驅逐帝國主義在西藏勢力；
第二，推翻封建統(tǒng)治階級。其中，從1949年到1959年，進行的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從1965年設立西藏自治區(qū)人民政府至今是后一階段。
從元朝開始，西藏任一教派在歷朝歷代掌權都必須依靠中央政府的支持，否則就不穩(wěn)定。因此達賴在海外說西藏自古不是中國一部分是不正確的。
新中國建立后，毛主席主張將西藏改造為“人民民主的西藏”。但西藏反動頭領掌握兩面大旗——宗教和民族，用以抵抗，使得改造西藏的工作非常復雜，而且美國從1950年插手西藏事務，使情況變得更復雜。
解決西藏問題，首先，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制造武力威懾。不出兵的話，西藏地方政府不會派出和談代表；其次，在西藏民主改革的過程中，采取了與內地不同的策略。由于西藏宗教的因素，中國共產黨當時主要通過做西藏上層的工作來開展民主改革的工作，而沒有直接采取“打土豪，分田地”的階級斗爭的方法。
這次設立紀念日的目的就是：對內教育人民，對外廓清迷霧，澄清是非，占領政治道義的制高點，回擊和應對國外搞了五十年的反宣傳。
張宏良教授指出三十年來，左派在與右派的爭論中屢屢落于劣勢。在改革之初，左右之爭是兩種改革觀之爭，但被右派說成了是否改革之爭；到今天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時候，左右之爭是兩種民主觀之爭，但被右派說成了民主與專制之爭，這次我們不能再掉進他們的陷井里了。今天我們在這里紀念西藏百萬農奴解放，一個就是要掌握我們的輿論武器，一個就是希望西藏民主改革以前的事情不要再發(fā)生。
閑言先生認為現(xiàn)在西方在西藏問題上指責中國的理由都是站不住腳的，是無理取鬧，別有用心的。西方指責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幾條：
第一、 西藏在歷史上是獨立的。王小彬博士在之前已經回顧了西藏的歷史，指出了西藏與中央政府的聯(lián)系。即使退一步說，西藏如西方所說在歷史上曾經獨立過，西方也沒有指責中國的立場。因為如果把這個邏輯用到他們自己的身上，那么美國人就要把美洲還給印地安人，把澳大利亞還給那里的土著。如此才有資格指責中國。但西方長期以來形成的“傲慢與偏見”使得他們從來不想把這個邏輯用到他們自己身上，而僅僅是用來指責他人。
第二、 西藏文化獨特，如此獨特的地方就應該讓她自治。但如果按這個道理，美洲的印第安文明同樣是非常獨特的，美國同樣無法將這個邏輯應用到其自身上。而且他們現(xiàn)在有個狡辯，稱印第安人已經自治了。然而我們知道，印第安人被屠殺到只剩幾十萬人，而且被圈養(yǎng)在一個小小的地方“自治”。中國能這么做嗎？這種做法也沒有藏人會答應。
第三、 最具迷惑性的即是，中央政府現(xiàn)在對西藏的政策壓制了西藏的宗教自由，侵犯了藏人的人權。事實上，中國的宗教信仰是比較自由的，不被允許的信仰只有三種。一是基督教的家庭教會一派、一是藏密達賴一派以及法輪功。他們被壓制并非由于他們是宗教，而是因為他們搞政治。他們中的一部分人以宗教為幌子，通過操縱宗教來與中央政府進行政治對抗，而且有很深厚的海外背景。中央政府對他們進行壓制是政治斗爭的性質，并非西方所宣傳的那樣壓制宗教自由。
閑言先生認為59年的西藏民主改革是非常有意義的，但在今天來說，并不是非常有針對性，因為達賴聲稱并不要農奴制，也不要獨立，他只要自治。那么我認為針對達賴的聲明，可以這樣回答。
第一、1959年西藏叛亂，使得西藏走到今天，自治權這么少，這完全是達賴造成的，而不是中央政府。在叛亂之前，西藏是高度自治的，中央基本不干涉。
第二、1959年的叛亂也說明自治在西藏不是好的選擇，在中國所處的國際環(huán)境中，如果西藏自治則必然走向叛亂。如今達賴集團與西方勢力更加緊密，西方更可以借助西藏來搞風搞雨。中國現(xiàn)在的一些知識分子也不知道是天真還是怎么回事，竟然認為西藏出現(xiàn)去年那種騷亂是因為中央政府沒有給西藏自由。
西藏本來一直都不是問題，毛主席當年早就已經把西藏問題解決好了。西藏過去把毛主席看作如來佛轉世，這并非是中央的宣傳機構搞出來的，而是被解放的農奴自發(fā)的認識。而最近西藏之所以成為問題，是因為在胡耀邦去西藏時，發(fā)現(xiàn)中央的撥款用在漢族官員身上的太多，用于西藏當?shù)氐奶伲覍ξ鞑氐淖诮绦叛鰤褐铺珔柡ΑＲ虼耍淖兞嗽谖鞑氐恼撸环矫娲驂簼h族官員，另一方面大建喇嘛廟，使得西藏民心越來越散。胡耀邦也是看到了問題，希望把事情辦好，但他出于一種理想的觀念，并用于現(xiàn)實是要出問題的。閑言先生認為無論是左也好還是右也好，過于理想化的觀念，用于解決現(xiàn)實問題都是要出問題的。《中國不高興》這本書中的觀點就比較理性，是超越了理想主義的新左派的觀點。
蘇鐵山老師引用張宏良教授不久前的一篇文章中的話說，這次設立西藏民主改革紀念日，是中國共產黨階級意識的回歸。這次“紀念日”的設立本身是國際和國內政治斗爭的需要。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在西藏問題上一直進行妖魔化的反宣傳，使得我們自己不那么自信了。但當我們用展覽、電視紀錄片等各種形式，將西藏過去農奴制度那種殘酷的剝削壓迫對外進行宣傳的時候，西方世界對我們的一切攻擊都煙消云散。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得到群眾的擁護，正是因為她能夠始終反對剝削和壓迫。另外，從民族的角度來看，共產黨堅決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努力使中華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毛主席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這兩點上都做到了，所以具有道義上的高度。
一個政黨講究的是政治邏輯與社會實踐的一致性，共產黨的政治邏輯是反對剝削壓迫和建立公平合理社會，而今天最為可悲的就是這個邏輯發(fā)生了混亂，這是道義上發(fā)生危機的一個重要問題。我們希望今天的黨中央能夠把這個政治邏輯說清楚，否則，政治邏輯一亂，我們的黨便失去了道義高度，群眾就不信服了。
蘆繼兵先生講了三點：
第一、西藏問題僅僅是英美等與中國為敵的國家想要打垮中國，分裂中國的一個事由而已，達賴喇嘛，藏青會等等都是他們手中的傀儡。西方世界與中國的敵對是核心問題。
第二、現(xiàn)在很多在境外從事分裂西藏活動的西藏人根本就不了解西藏的歷史和現(xiàn)狀，甚至從來沒有來過中國。他們不知道西藏同胞們根本就不愿意離開中華民族的大家庭。
第三、對西藏解放和民主改革事業(yè)宣傳教育不夠，對達賴集團的揭露和批判不夠，以至于意識形態(tài)的陣地被人占領了。如果能夠把這個問題重視起來，能夠頭腦清醒起來，西藏根本獨不起來，西藏問題也不會是問題。
周國瑾老師在西藏生活和工作了十幾年，她認為西藏問題本身不存在。是因為西方一直在制造謠言，同時國內的民眾，包括知識分子也對西藏缺乏了解，以至于西藏問題成為了西方攻擊中國的一個把柄。中國不應該淡忘歷史，淡忘西藏廢除農奴制，解放農奴的巨大歷史進步，同樣地，中國的國慶節(jié)也不應該變成主流媒體口中的“黃金周”。“西藏百萬農奴紀念日”讓我們去反思，西藏的解放，新中國的建立以及中國共產黨革命的正當性等等問題，所以“紀念日”不僅僅是對西藏的，也對全中國人都具有深廣的意義！
周老師還指出，西藏的穩(wěn)定團結離不開中國共產黨在西藏的民族政策。中國共產黨一貫地支持受剝削受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yè)以及受剝削受壓迫的第三世界國家的獨立事業(yè)，為中國今天的國際地位和國內各民族的團結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馬曉霖先生建議把“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加上一句“暨人權保證日”，中國應該旗幟鮮明地大講中國的人權觀。
馬先生認為，我們的政府應該反思兩個問題：
一、中國的區(qū)域民族政策是否有可檢討的地方。西藏有些居民家中仍然掛著達賴喇嘛的畫像，這反映了什么樣的問題，需要專家和政府思考和解決；當我們在西藏人民心中樹立起一個更偉大的神之后，又親手把他打倒了，西藏人民的信仰問題如何解決；中央在西藏的投入是相當大的，物質上的成就是巨大的，但精神上的成就似乎并不能與之相提并論，我們是否有更好的辦法使西藏人民對中華民族大家庭有更高的認同感等等。
二、中國的新聞報道可不可以更開放一些。我們對于西藏的了解太缺乏了，甚至有些是前后矛盾的。去年的3.14事件給我們敲了一個很重很重的警鐘。中國共產黨如今反不如當年革命戰(zhàn)爭搞統(tǒng)一戰(zhàn)線時大度和自信了，動不動就封住媒體的口。使得虛假的小道消息到處流傳，誤導輿論，然后再花十倍的力量去澄清事實。
云淡水暖先生講了幾個小故事，從普通老百姓的角度去看西藏問題。中國共產黨在西藏的政策使得百萬農奴翻身解放，這就使老百姓最本質的需求得到了滿足，所謂的宗教旗幟這種事實面前不堪一擊。同時，農奴的解放也是中國共產黨成功地用階級矛盾取代民族矛盾來解決問題的一個例子。然而這么多年來，這些都被淡忘了。
云淡水暖先生引用一位西藏翻身農奴的話說，現(xiàn)在連“民主”的一條狗，一塊石頭都“平反”了，這些翻身農奴下了崗卻沒有人管，西藏人民如何能夠支持政府。因此，實際上，3.14騷亂更深層的原因是西藏這些年又重新出現(xiàn)的貧富差距等等問題。云淡水暖網友從這里擴展開來，說到不但是西藏的問題，現(xiàn)在某些資本家已經開始質疑當年的“土改”政策了，說“新中國”的歷史要從1979年開始算起。
紀坡民先生對此有同感，他曾經就這個問題與茅于軾等人發(fā)生過爭論，他感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性真得面臨著挑戰(zhàn)了。紀先生認為，在西藏問題上，我們應該分清楚，哪些是工作上的錯誤，哪些是大是大非，不能因為工作上的錯誤而模糊了大是大非的的問題。大是大非的問題即是：
第一是絕不允許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
第二是西藏的農奴制的廢除是必須肯定的歷史進步。
秋石客先生講了一個肯定和一個否定。
肯定，即是肯定毛主席當年在西藏問題的方針政策是正確的。西藏解放農奴的意義按教科書上的階段論講，是從農奴制跨越了一個大的過程進入了社會主義階段，這是巨大的成就。說到當年毛主席主張放跑達賴的問題時，秋石客先生指出毛主席在西藏民主改革的問題上考慮是非常深遠的，砍了達賴的腦袋容易，但人們腦袋里的思想還在。放了達賴，來逐漸地教育西藏人民是更為高明的方法。
否定，即是要反思，要改正一些不利于解決西藏問題，不利于民族團結的措施。中國共產黨的傳統(tǒng)就是有錯必改。
「 支持烏有之鄉(xiāng)！」
烏有之鄉(xiāng)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xiāng)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