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大軍：今后改革的主要任務是解決權力的蛻變

今后改革的主要任務是解決權力的蛻變

----中國改革中心的轉移

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軍

2008年9月2日

    中國歷史上的政治模式，從來都是從一個優秀的政治集團走向一個腐敗的政治集團，從而出現一個個政權的更替。中國共產黨自從執政以來，就從來沒有忘記過與腐敗和蛻化做斗爭，但這一核心政治卻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表現不同。如果說毛澤東時期過度注重了對權力集團的 制約，那么改革開放以來，權力的約束卻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寬松。

    這里所說的權力主要指官僚群體。在任何國家，對官僚群體的監督和約束都是政治的首要任務。但偏偏在我國，現行政治已經解除了民眾對官僚群體所有的制約方式。

    到2008年，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已進行整整30年，我國的經濟領域取得了巨大的進展，但政治領域卻進入了一個建國后從來沒有過的腐敗和極權時期。之所以出現這種狀況，主要有如下幾個原因：

    一是文化大革命后，為了矯正前一時期過分殘酷的整治干部運動，我國進入了一個權力反抗和權力報復的歷史階段，具體表現就是將一項項對權力有制約力的民主權利一一取消，憲法里抽掉了“罷工”的內容，社會上明令禁止大鳴、大放、大字報。在這些基本權利被限制之后，官僚集團空前強大，特權與腐敗卷土重來。

    第二，為了集中精力抓經濟，幾屆政府相繼采取了少談政治或不談政治的發展戰略，以精英政治替代了大眾政治， 以經濟增長代替了階級斗爭,使得中國經濟得以在一個階段內保持高速和平穩增長。這種政治模式更象政治學中所描寫的極權政治，并且，極權政治往往是發展中國家進行現代化時期特有的現象。中國在這種特有的現象中已經持續了30年。 經濟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精英和極權政治隱埋下的社會問題也不少。

    精英政治與大眾政治是兩個極端，都有它的優點和缺點。精英政治具有高效率的特點，但也極易產生腐敗。種種事實表明，30年間權力集團的腐敗已經達到一個相當嚴重的程度，官民矛盾也已達到相當的程度。

    任何事物走到極端，都要向回返。目前，精英政治的歷史鐘擺已經走到極端， 再繼續走下去已經十分困難，大眾政治和民主政治正在呼之欲出。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不是經濟和貧困的問題，公平、公正、合理已經成了社會的主要訴求。政治已成為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
在對現狀進行了簡要分析后，我們對各個歷史時期變革的主線還要進行清醒的認識。

    中國共產黨建國后主要有兩條歷史主線，第一條是防止權力腐化變質，一切工作都是為了防止干部 群體搞特權和腐化墮落。第二條主線是改革開放后的經濟建設，千方百計追求GDP，追求經濟增長。這兩條主線都是在其發展到頂峰時期而轉向。如果說第一條主線是以文化大革命為頂峰而結束，那么第二條主線將以經濟高增長的改革30年為分水嶺，中國政府的工作重心將不得不進行 適當的轉移。

    回顧中國共產黨執政之后的兩大任務：防止官員腐敗和經濟建設，這兩條主線分別由毛澤東和鄧小平代表。歷史表明，單抓哪條主線都不行，忽視經濟一味抓清正廉潔不行，而一味抓GDP，放棄權力制約也不行。實際上在江澤民接班之后， 也并沒有放松對權力腐敗的治理，但由于整個工作重心不是以遏制權力為中心，又缺少相應的政治體制做保障，所以，十幾年里政治上的努力比不上權力蛻變來得更快。

    胡錦濤執政后，更是面臨著抓經濟增長還是抓政治腐敗的問題，以現行的政治體制和管理手段，實在難以取得好的效果。政治體制的弊端日益顯現，因此，政治建設將成為中國下一步的工作重點。 而沒有政治保障的經濟改革，對于廣大人民群眾來說，經濟增長只是一個惠及權力財富增長的無底洞。

    經過30年的改革，人們開始理解毛澤東，開始理解為什么當年毛澤東要那樣做。人們看到了失去毛澤東之后的權力蛻變是一件多么現實的事情！直到今天人們才開始認識到，毛澤東時期的共產黨是一個歷史上任何政黨都無法比擬的執政黨，它敢于以文化大革命這種形式來制約權力的蛻變和干部的變質。歷史哪一個政權敢于這樣做？只有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

    歷史上，任何一個政權都有一個從革命到腐敗、從優秀到昏庸的過程。共產黨政權也不例外。富有理想主義的第一代革命領袖對這一點十分清楚。因此，建國后，毛澤東發動了一次又一次針對執政黨自身的革命。但是，毛的理想主義超出了權力集團的忍受力和接受能力。四人幫被粉碎后，毛的理想和主義基本被放棄。中國進入了一個世俗主義、物質主義、特權主義和專制主義盛行的極權時代。

    權力上的專制和物質上的世俗，使共產黨的干部大多放棄的理想，轉而發展資本主義。改革開放后的30年，中國歷史上出現了一個少有的滋生腐敗的溫床，在這種情況下，經濟的高增長就是權力群體的財富高增長。中國經濟發展的本質就成了權 貴精英群體的發展。因此，這種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自21世紀以來遭到了社會越來越多的抵觸。

    2008年到來的時候，越來越多的人們認識到這個問題。變革的呼聲已經變得不僅高漲，而且成熟。中國的發展已經進入到一個總結反思的歷史階段，改革30年了，應當站到一個新的認識高點來梳理下一步改革的思路。

    建國后,毛澤東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防止權力群體的腐敗和特權, 但隨著他的去世,先前的一切努力都化做了泡影, 遏制權力腐敗的力量從黨內到黨外都消失了。改革開放的30年, 是權力群體權勢大解放的年代，隨著民眾權利的被收縮，以前所有的監督和約束都消除了，官僚群體獲得了任何歷史時期都難以比擬的自由伸張。伴隨著這種權力的擴張，經濟腐敗和政治腐敗也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只有從這個角度來看待毛澤東，才能對這一領袖人物作出公正而準確的評價。

    擁護還是反對畸形的改革，已成為當前人們態度的試金石。那些既得利益集團會對這種改革大唱贊歌，堅決捍衛，而在改革中受損的平民大眾，卻飽嘗了這種精英改革的苦楚。

    何去何從，胡溫政府已經需要慎重選擇。如果說文革時期反對的對象僅僅是政權中的走資派，那么今天政府需要清理的對象應當是政權中的貪腐分子 ，甚至是產生貪腐的制度根源。如果說當年毛澤東運用的是群眾運動的手段，那么今天要將法制與群眾監督相結合。兩種手段結合并用，一方面放開社會監督，依靠社會力量，一方面調整組織路線，在現有的組織體系上，只要換掉一批人，換上一批人就什么事都辦了。

    從毛澤東當年的一條腿走路，到今天的兩條腿走路，中國政治今后可以動用的資源還很多。特別是大民主，中國還要搞，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形式和內容，決不能因官僚集團的反對而放棄。

    總之，傳統的辦法已經無法遏止官僚群體做大，中國必須尋找新的途徑和辦法。中國沒必要照搬西方的多黨制，還是老方法，聽取群眾意見，組織換人。中國傳統的方法是最有效的方法。極權政治的核心是人，只要選對人，問題就解決了。東方政治與西方政治的差異就在這里。否則，即使搞得天下大亂，問題也仍然解決不了。

    革不革自己的命？是對一個政府和政權的嚴峻考驗。中國的改革如果是光革社會大眾的命，而不革政府自己的命，這種改革是難以持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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