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有之人按］
中國正在內憂外患中迅速發展，崛起之勢引人注目。西方發達國家宣揚“中國威脅論”，中國學界則應對以“和平崛起論”。前些時間央視大型史論片《大國崛起》熱播后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話題。然而，該片展示的歷史視角不夠全面，結論有些片面，于歷史和邏輯都值得深入探討。近些日子，我們烏有之鄉網站已經轉發了一批討論“大國崛起的歷史經驗”的文章，從諸多角度進行了初步討論，包括了對該片贊揚和批評的聲音，并于12月10日下午組織了一次講座，正面闡述了一些關于“大國興衰的歷史經驗”。為了更為深入地探討這個話題，我們又于2006年12月17日星期日上午9：00在北大資源賓館寫字間三層1308號舉辦一次專題研討會，應邀的專家學者圍繞“大國崛起的歷史經驗——由央視史論片《大國崛起》引發的思考”這個主題發表各自見解。
下面是田辰山老師的演講稿，經演講人審閱：
“大國崛起的歷史經驗”研討會的發言
田辰山
夏威夷大學政治學博士
北京外國語大學文教專家
2006年12月17日于烏有之鄉文化書社
《大國崛起》這部文獻片，我是在接到這個研討會的通知之后才去買了一套，把這12集看了一遍。看的過程中，記了一些筆記，有一些即興的想法，記錄下來，然后準備了一篇下面的發言稿。
首先，我想說在整體上，我是肯定這部文獻片的。它比播出《河殤》的時代要成熟多了。它具有高瞻遠慮的氣勢。立意很高，比起改革開放以來任何時候的立意都高。在高立意之下，它很有啟迪性，向觀眾提出了許許多多問題，引起大家的關注和思考。我們今天來開這個會，也是這個文獻片達到的一個很好的效果。在這方面，我愿意祝賀撰稿者編導者的成功。我覺得是個好文獻片。對今天所處的時代，面對的前途，進行了很有意義的探討。
但是說實話，從中國角度來說，我不太贊成大國這個提法，我們過去的詞匯是列強。這里有個話語結構問題。它變了。我想說的問題是，我們為什么要宣揚西方大國的崛起？它崛起的原因歸結為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文獻片表達的效仿西方崛起做大國的意圖是比較明顯的，至少對它們是很羨慕的。
為什么對大國這么感興趣？為什么要做大國？我們過去一百年中受到的屈辱，要強國，要強大，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我們這種欲望，要擺脫飽受欺辱的弱國地位，這與想做大國是兩個概念和兩個邏輯。不是一回事。我們不要做大國，更不要做的是西方式的大國。這一點這個文獻片似乎有所表達。我們主張世界各國無論大小，要獨立自主，一律平等；要合作，要團結，要共同發展，要為創造一個和諧國際大家庭共同努力。這比任何什么大國主宰世界都要好，也對國際社會的民主化更有促進。
另外，之所以不要任何大國主宰世界，就是因為除了個別例子之外，幾乎每個大國的崛起，都伴隨著血腥的歷史過程。很遺憾，這是文獻片講得很不明確的地方。這一點，在對大國崛起的描寫中，筆墨是很不到位的。
這也就讓我們想到這部文獻片所使用的話語結構是不很客觀的。這是一套歐洲中心主義很嚴重的話語結構。應該說，這套話語結構與我們引進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有一定的關系。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很好的理論，它對資本主義分析入木三分，迄今為止，沒有什么其它的理論在這方面比它更高超。它絕妙精彩的科學分析魅力，至今還影響著千千萬萬的人們。它的理論迄今在很多方面仍然具有效力。但是我們仍然要一分為二，對一切事物都要一分為二。我們應該認識到，很遺憾地，馬克思主義帶有歐洲中心主義色彩。這應該是我們今天進行理論創新的一個理由，一個在創新中應當對待的問題。
我想指出的是，文獻片的對西方民主、科學和私人資本主義的描寫性語言是有嚴重邏輯問題的。這三個概念是需要很好地用辯證分析方法來理解其深刻的含義的。對這三個概念，是不能將其絕對化、普遍化的。這三個屬于需要放到西方的思想傳統中去找到它真實的含義，然后我們再決定怎么對待它。到今天為止，我們對這些詞匯存在很大的誤解，包括自由、人權、法治、人治等等一系列術語。對它們如果“食洋不化”，會使我們迷失方向，會誤導人民，會把中華民族的發展之路，引導不正確的方向上去。
為什么？因為英美自由主義思想很流行，但是似乎人們對自由主義思想的內在邏輯很不在意。自由主義的理念聽起來很好聽，但在邏輯上，它是建立在一些假設上的。沒有這種假設，就沒有自由主義的理論。我在這里提幾個最重要的假設：第一是上帝的存在；第二是人性是邪惡的不變的；第三是自然狀態的假設，第四是契約的假設。也就是說，不管意識到還是沒有意識到，你在接受自由主義理念的時候，你實際上已經接受了這四個前提或者邏輯。自由主義的一套理念，是從這四個前提邏輯上衍生出來的。
第一，自由、權利、追求幸福的權利、追求無限制積累個私人財富的權利，這些權利是誰給的？是怎么具有神圣性與合法性的，是上帝。是上帝的假設成為這些權利具有神圣性與合法性的保證。
第二，是因為人性是邪惡的-上帝都無法改變的，是因為假設的曾有過一個“人與人的自然狀態”是互相殘殺的戰爭狀態，是個人生命都不能保證的環境，所以才有個人自由概念的邏輯性產生。個人自由首先是免除死亡的威脅。為了免除死亡威脅，個人要有實力或競爭力作為保護自己的條件，這個實力就是物質的、政治權力的。為了個人生命安全，個人就要無限制的增長個人的實力。否則任何其他比自己實力強大的個人都會傷害自己。這就在邏輯上產生了追求個人物質積累和政治權力的自由概念。這個自由而且要變成天賦的權利，這就又與上帝的假設連接在一起。
第三也是因為前三個假設，在邏輯上發展出契約的假設。因為人性是邪惡的，因為是出于個人與個人相互殘殺的自然的狀態，所以有結成契約的必要。也就是說，個人可以任意邪惡，但是要有一個契約，在互相殘殺，危及任何個人生命的時候要止步。因為人都是邪惡的，不可能誰給誰權利，所以必須由上帝來給，這一點也聯到上帝的假設上去了。在這里接下來的邏輯是，這契約是人的法，后來的形式是憲法，但是它是從上帝的自然法延續來的，是服從上帝的自然法的。所以契約也是上帝的意志，因為上帝給予了個人自由的權利。
第四，自由主義的假設前提，不包括任何個人如何對自己限制的理念，也即如何從自己做起，共同營造包括其他個人自由的環境和條件。因為人是邪惡的，是不可改變的，這樣的規定是不合乎邏輯的，是人做不到的。
第五，正因為這樣的假設，在它們的邏輯上使我們很容易確定，所謂自由，實際是對個人欲望的不加約束，也必然是對人性邪惡的不加約束。自由主義的自由概想，是對任何非限定的外在障礙而言，所以它是一個絕對概念。
在這幾個假設之上建立的一系列理念，就使我們不會再停留在字面上去理解它們。民主不是什么大多數人的權益，而是專指權力制衡的政治機制。為什么要制衡，又是人性惡的前提邏輯。因為人心險惡，歷來如此，世上沒有好人，任何個人上臺不制衡怎么能行？這個邏輯是如此必然得來的。為什么反對人治，還是這個邏輯；人人都是壞蛋，任何個人掌權都是壞蛋掌權，怎么能不反對。為什么法治比人治好？這樣也是不言自明的了。法治也是制衡，就是契約，就是限制個人行為的。所以在這里邏輯又走向自由的相反方向。但法治的假設是具有神圣性質的，因為它是上帝自然法的延伸。所以個人自由到了法這里也只好向回走了。
知道了這些假設，知道了自由主義的理念都是建立在這些假設之上的，問題就出來了。一個是，這些假設如果本身就存在問題，或者說從另一個文化傳統出來的人，根本就不接受這些假設，會怎么樣呢？比如說，我不認為有什么上帝，我不相信人性都是邪惡的，甚至我相信人性總體上是好的，我根本不認為有什么人類的一個“自然狀態”，我認為世界上從來就沒有契約這么一回事。比如說，休謨對契約論就大有微詞。如果是那樣，在這些假設上建立起來的一套自由主義的話語結構還有什么讓人相信的可能性呢？恐怕一點也沒有了。
但是問題還不在這里，問題卻在于這些假設不僅僅是假設，從思想傳統和心理狀態上來說，它們是西方某些人群的信仰。上帝存在，人性邪惡而且無法改變，人類經歷過互相殘殺的自然狀態，契約的建立，不僅是一種假設，而是作為一種真理被人們信仰。這就麻煩了，它不僅僅是社會管理問題，不僅僅是操作問題，不僅僅是政治問題，利益問題，不僅僅是意識形態問題，而且是某些人群的精神支柱問題，是文化和宗教問題，是牽涉整個文明的傳統問題。所以亨廷頓提出文明沖突的說法也就不奇怪了。
我想在這個認識上去理解大國的崛起，就比較清楚了。某些西方大國的崛起秘訣在那里，就不難回答了。那就是亞當•斯密的《富國論》的邏輯。什么邏輯呢？就是人為一己個人的私利在市場的充分發揮，人為一己無限制積累財富的戰斗，成為無窮無盡的強大動力。再加上政府對這種機制提供的政治保障。但我們不能忘了，亞當•斯密就在這同一部著作中明確地指出了：那是少數富人向多數窮人的戰爭。
現在有一種說法，文獻片也持有這種觀點，似乎這樣的大國在國內是民主的，只是在國外是霸權的。盡管國外的表現不讓世人滿意，國內民主還是好的。然而了解到自由主義的幾個假設及其理念的建立，其中的內在邏輯也躍然紙上了。搞大國主義，在世界稱霸與在國內搞自由民主，其中有一條必然的邏輯，它就是自由主義。對內搞自由民主人權，對外搞霸權這是一根藤上的兩個瓜。這就是我為什么說需要我們分析自由民主人權是什么意思，它們在西方思想文化歷史社會范疇之中是什么意思，為什么不能只從字面理解的原因。自由主義在經濟上無非就是搞私人資本的無限制的升值和積累，它的膨脹發展必然超越國界，過去是侵略和占有殖民地，在今天恐怕就是建立全球性的有利于私人資本無限膨脹的經濟體系。盡管手段由于歷史條件不一樣，目的是一個。人類面臨的一切關系到自己生存的前途問題，都與這樣的發展，這樣的大國主義，必然聯系。
歷史似乎給我們留下了太多費解的問題。人類似乎在自己的歷史面前顯得竟然那么無能為力，無法破解自己制造的疑團。大國的崛起竟然是那么一個難解的問題。我在思索的問題是，是不是人類自己把自己搞糊涂了。可能本來是個十分簡單的問題，是個象康德所意味的、連幼兒園里五六歲小孩都明白的道理，但是人類自己把它搞復雜了，搞得讓自己失去了辨別的能力。我在想，是不是人類的全部問題就是一個如何認識一己和一己的一個集合概念的“人”。說開來，就是一個把一己看成是脫離一個集合體的“人”毫無瓜葛的獨立實體，是與“人”永遠處于排斥沖突的一己，還是與“人”無法分開的互系體的問題。如果說人類在許許多多方面都有過重大的進步，恐怕唯獨在這個認識上的進步很可憐。也是不是可以說，人類幾千年的歷史，包括所謂大國崛起的這五百年，人類都是越演越烈地在一個小小的怪圈之中翻滾，這個怪圈就是一己和“人”這個難解難分的怪圈。這是一個一己總試圖擺脫“人”而讓自己獨立出來（即所謂的自由），而又屢屢失敗的過程，這恐怕就是迄今人類的歷史。不管一個大國它多么榮光，多么不可一世，它也始終在這個小小的怪圈之中。
所以，在這個怪圈的意義上，我似乎看不出有什么人類的新思維。而且今天，常常是，越是唱的所謂思維“新”，它包裹的東西可能越是陳舊。常常是，舊思維，起了個新名而已。但是名字變了，語句變了，其本質的邏輯沒有變。語句變了，不過是因為人變了，人的態度變了。人的路向變了。這一點，我覺得人人都有必要張大眼睛看，琢磨，不能因為誰標榜“新”，就認為他真的是新。
最后我想說，我們就是大國，用不著刻意去做大國。我們人口多，地幅廣袤。如果我們提倡做大國，對以往的大國講起來津津樂道，這個意義的大國，與我們說的我們現有的地理廣大，人口眾多的大國概念，就不是一個意義了。我認為還是不要做這種津津樂道的大國，更不要做超級大國。我們只是世界的一員，是與大國小國一樣的平等的一員。我們要的是有一席之地，有說話的權利，我們只能負起我們應有的責任，這就夠了。我們也希望和力爭無論大小國家，都和我們平等，都有一席之地，都有說話權。這就是我們要的和諧民主的國際社會。看到這一天，就是滿足的事情。我們不僅不做大國，也不希望世界由任何大國主宰，這就是人類的進步，人類的新。否則一切新都是假的。這就是歷史的進步。這就是跳出怪圈。人類不能科技發達了，科技發達仍然由舊的思想支配，而思想行為幾乎不進步甚至倒退，還是讓大國興衰主導的歷史劇反反復復上演起來沒完。
我們要站起來，而不是崛起。站起來是因為過去站不起來，讓別人騎在頭上。站起來是爭取平等，而不是翻過身來做同樣的事情。總結人類歷史的經驗是正確的態度，對大國的理解也是必要的。但是需要注意不能宣揚大國主義。當然我不是認為文獻片就是宣揚大國主義的，但我們應當警惕，要強大起來和大國主義兩個概念之間，如果沒有警覺，它們之間就沒有一個嚴格界限，是很容易向一方面滑過去的。這里我們應當有一個區分和一個適當掌握的尺度。我們應當注意我們過去中文翻譯詞匯是列強。大國主義就是列強論。
（2006年12月16日于北京外國語大學專家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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