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時期，我黨通過舉辦農民運動講習所培訓農運骨干，建立農民協會普及政治教育，并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創造和積累了豐富的農民教育經驗，在全國掀起了農村大革命的高潮，為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奠定了雄厚的群眾基礎，也為我黨的思想意識灌輸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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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農民思想意識灌輸重要性的認識
農民這支龐大的隊伍是中國革命不可缺少的生力軍。我黨的早期領導人認識到解放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對中國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陳獨秀在1923年就指出：
“在經濟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不但農民占全人口之大半數其國民經濟之真正基礎，還是農業；在這些地方之各種革命都不可忽視了農民的力量。”
中國共產黨認識到，農民是中國社會的基本力量，是中國革命最堅強的動力之一，領導農民是實現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基本內容，農民思想覺悟的提高是其參加革命運動的基本保證。然而，農民階級雖然占全國人口的大多數，但由于農民階級深受封閉落后的小農經濟和封建思想的影響和禁錮，嚴重影響其革命熱情和革命力量的發揮。正如毛教員所言，“他們是革命戰爭的主力軍;然而他們的小生產的特點，使他們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業群眾則具有無政府思想)”。而且，絕大部分農民階級缺少必要的文化教育，難以很快接受革命思想，造成農民階級自身具有相當的歷史局限性。農民階級落后的思想覺悟狀況客觀上要求黨在團結農民階級時，必須對其進行思想政治教育，以保證他們正確認識和對待革命運動。
中國共產黨人在開始重視農民問題以后，不但從事實踐活動，掀起了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而且進行理論總結，提出了許多教育農民的重要思想。1926年10月，彭湃的《海豐農民運動》，系統地總結了宣傳、組織和開展農民運動的經驗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民運動的理論和方法的第一部專著。毛教員在為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的《農民問題叢刊》撰寫序言時，評價彭湃的這本著作“給了我們做農民運動的方法”,“它又使我們懂得中國農民運動的性質”。毛教員在領導湖南農民運動的過程中，撰寫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實踐過程中逐步認識到農民階級的重要性，并認識到中國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要取得革命成功就必須聯合農民這一龐大群體；我黨也必須對其進行思想意識灌輸，以提高他們的思想覺悟和文化水平，進而使之了解并接受先進革命理念最終樹立起科學的無產階級世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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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思想意識灌輸的基本原則
第一，階級分析法。1923年7月，陳獨秀發表《中國農民問題》，這是黨的領導人分析農村階級的第一篇文章。1926年初，毛教員發表《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革命的態度》和《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兩文，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科學地認識農村階級，從而使黨的二大以來有關農民問題的思想得到揚棄和升華，創立了符合中國實際的農村階級分析理論。
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毛教員提出了黨在農村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必須堅持依靠貧農、團結中農的階級路線。他認為，中農對革命的“態度是游移的”，在革命的高潮時可能參加革命，要注意團結和爭取他們。“鄉村中一向苦戰奮斗的主要力量是貧農”；“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要堅定地站在他們一邊，熱情地支持他們的革命行動。對農民運動的態度，應成為區別革命與反革命的試金石，也是區分黨內馬克思主義與機會主義的分水嶺。通過以上分析，不但明確了誰是革命的朋友，誰是革命的敵人，為確定各階級在革命統一戰線中的地位以及對革命的態度提供了依據，也為開展有針對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了基礎。
第二，物質利益原則。馬克思指出:“人們為之奮斗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實踐中認識到：要啟發農民的覺悟，發動他們積極投入革命斗爭，必須滿足農民的實際生活需求，要把反帝反封建的任務與農民的切身利益結合起來。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的中心是土地問題。因此，中國共產黨提出了符合農民利益的口號和政策。早在1922年6月，中共中央就提出要“沒收軍閥官僚的財產，將他們的田地分給貧苦農民"。1925年10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執委會上提出了“耕地共有”的口號。1925年底，李大釗在《土地與農民》《魯豫陜等省的紅槍會》等文中，突出強調了農民問題的重要性和解決土地問題的緊迫性，主張實現“耕地農有”。1926年11月《中國共產黨關于農民政綱的草案》指出：
“平民民主革命的完全成功，必須由取消土地私有制辦法以根本解決農民問題，才能達到”。
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土地問題決議案》，提出了要沒收共有的田地和地主出租的土地。毛教員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提出了解決土地問題的一個綱領和兩步走策略，雖然由于國民黨右派的叛變和黨內以陳獨秀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影響沒有實行，但這為后來徹底的土地革命作了必要的思想準備，更從不同的角度證明了中國共產黨堅持馬克思的物質利益原則對教育農民、爭取農民的極端重要性。
第三，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原則。我黨在對農民進行思想意識灌輸的過程中，教育內容和方式都符合農民的實際和特點，堅持實事求是，注重走群眾路線，注意處理好先進性與廣泛性之間的關系。1923年11月，中共中央《教育宣傳問題決議案》指出，對農民的宣傳，“材料當取之于農民生活；尤其要指明農民與政治的關系”。隨著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湖南農民運動開展得如火如荼，對土豪劣紳展開了前所未有的沖擊。武漢國民政府的右派指責農民運動為“惰農運動”“痞子運動”，黨內也有人受其影響，說農民運動“過火”“糟得很”。為了回擊對農民運動的攻擊，瞿秋白、鄧中夏等人和國民黨右派及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進行了堅決的斗爭。毛教員在長沙、湘潭、醴陵、湘鄉、衡山五縣實地考察后，于1927年3月發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他把農民運動的成績概括成十四件大事，把普及政治宣傳列為其中的第八件大事。他謳歌了農民的革命先鋒精神和首創精神，痛斥了黨內外對農民運動的責難和污，從理論上解決了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和無產階級的同盟軍，同時也給農民運動中的思想意識灌輸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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