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作者：中央檔案館研究館員 齊得平
《毛澤東選集》第一至四卷，是毛澤東親自主持編輯的，收入的是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主要著作。網上流傳一篇署名羅冰的所謂《〈毛澤東選集〉真相》（以下簡稱《真相》）的文章，誣稱：“《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的160余篇文章中，由毛澤東執筆起草的只有12篇，經毛澤東修改的共有13篇，其余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領導成員，或中共中央辦公廳以及毛澤東的秘書等人起草的。”這純屬無中生有、肆意捏造的謠言。而不少不明真相的人被這種別有用心的編造弄得迷惑了，至今還有人寫文章進行引證，以訛傳訛。
這一謠言的制造者們，他們這樣做出于何種考慮，有何政治目的，很值得人們思考。雖是滿紙荒唐言，而且造得離奇拙劣，但不可低估它的社會影響。同時，在當今的社會土壤里，何以會冒出這種東西來，也很值得人們探究。
我從1950年就開始參加中共中央檔案的管理工作。1960年，中央檔案館領導決定將毛澤東手稿集中，指定由我專門負責保管。從此，我長期負責毛澤東手稿的管理工作，直至退休。我還參加了為編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檔案等項服務工作。面對羅冰們的造謠惑眾，謬種流傳，本著對歷史負責，對讀者負責的精神，我作為一名老檔案工作者，深深感到有責任談談我所知道的真實情況，尤其是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毛澤東文稿的情況，以正視聽。
我為編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提供文稿檔案的情況
1959年10月中央檔案館成立。這年12月，中央檔案館副館長裴桐到中南海開會，領受了為編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檔案的任務（此前《毛選》一、二、三卷已經公開出版）。我當時負責保管解放戰爭時期中共中央的檔案，他要我將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至1949年10月1日前毛澤東的講話、報告做出一個目錄，交給保管部主任吳善昌看過后，上報《毛澤東選集》編輯委員會辦公室。我照辦了。
1960年元旦一過，裴桐、吳善昌召集中共中央檔案保管部全體人員開會，動員、布置為編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檔案的工作。當時毛澤東同志起草的文電手稿分散在中央檔案各卷中，需要逐卷翻閱查找。因要求急，任務重，時間緊，保管部30多人，大部分都投入到這項工作中。大家把為編《毛澤東選集》提供文稿檔案當作頭等政治任務，參加這一工作的同志加班加點，用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查閱三千多卷檔案，從數萬件文電中，將這一時期毛澤東同志起草的幾千件文稿查出，由我負責把這些文稿編制目錄，交付打印成冊（其中本館打印了兩年的目錄，另請中辦機要室、機要局各幫助打印了一年的目錄），同時將毛澤東的這些手稿一一調出來，提供給裴桐和吳善昌逐件閱覽，遴選出他們認為可以考慮選用的文稿，陸續報送《毛選》編委會辦公室。裴桐、吳善昌推薦上報的文稿共約一百余件。其中有幾十件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除了《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1945年8月13日）、《關于重慶談判》（1945年10月13日）等幾篇文章是根據毛澤東同志的講話記錄整理出來的文稿外，其余絕大多數是毛澤東同志的手稿。
除了查閱館藏檔案之外，還需要在社會上廣泛征集。1960年1月，經《毛澤東選集》編委會和中共中央辦公廳批準，成立了中央辦公廳征集小組。曾三任組長，葉子龍、裴桐任副組長。以中央檔案館征集科和中辦機要室三科為主，共抽調五人組成中辦征集小組辦公室，立即著手工作。征集工作首先在中直機關、國家各部委、北京市有關各單位和中央軍委及各總部開展起來。在各有關部門的配合下，不到一個月就征集到毛澤東手稿原件165份。給我印象深刻的是，這165份文稿主要來自胡喬木處和新華社負責人范長江處。其中有幾篇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
毛主席還親自參加了《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文稿的選稿工作。如《丟掉幻想，準備斗爭》、《別了，司徒雷登》、《為什么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五篇文章，就是他自己從新華書店出版的《駁艾奇遜》一書中選定的。毛澤東同志寫的這幾篇文章的手稿和《駁艾奇遜》這本小冊子，都收藏在中央檔案館保管的毛澤東文稿中。
我參加了《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部分文稿的
校對、鑒別、核實和考訂等工作
在編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期間，我參與了一些文稿的校對、鑒別、核實、考訂等工作，深深感到編輯《毛澤東選集》是一項極其嚴肅認真的事情。
我參加的校對工作，主要是用檔案原稿逐件核對《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印文。當時，參加《毛澤東選集》編委會辦公室工作的逄先知同志帶著《毛選》第四卷書稿的印文，來到中央檔案館，在館部領導安排下，我將原稿調出，用毛澤東同志文稿原稿，逐字逐句進行核對。核對的地點就在我的辦公室，工作程序是我讀原稿，他看印文，確保準確無誤。
我參加的鑒別工作，主要是鑒定有些一時沒有見到原始稿的文章是否是由毛澤東同志起草的。比如1948年2月25日《中共中央關于老區半老區土地改革和整黨工作的指示》一文，當時《毛選》編委會辦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員打電話問我：檔案館有沒有毛主席起草的這個指示的原始手稿？因為他看見的是毛澤東同志在抄清稿上作了修改的稿子。我查看了檔案原始稿，是周恩來同志起草的，毛澤東同志作了修改，修改后由秘書謄清，毛澤東同志在謄清稿上又作了修改。《毛選》編委會辦公室看到的就是在謄清稿上作了修改的稿子。我把核查的情況向編委會辦公室作了匯報，說：這個指示是由周恩來同志起草、經毛主席修改的，原始稿就收藏在中央檔案館。后來這篇文章就沒有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1980年，該文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恩來選集》上卷。
我參加的核實工作，主要是核實毛澤東同志手稿中涉及的一些地名、人名以及具體數字。比如1947年9月1日《中共中央關于解放戰爭第二年的戰略方針的指示》中，詳細列舉了敵軍的數字。編委會辦公室為核實《指示》中的這些具體數字，四處查找根據。在軍事科學院找不到，在中央檔案中也沒有找到，十分著急。我也急編委會所急，經過反復查找，終于在周恩來總理辦公室交來的周恩來檔案中，找到了周恩來當年親筆寫下的關于敵軍數字的統計材料，印證了指示中的數字，解決了一個大難題。
我參加的考訂工作，主要是考證毛澤東同志手稿中的一些具體文字和寫作日期。如為查實1946年9月16日《中共中央軍委關于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指示》的寫成月份。當時，編委會辦公室的一位同志打電話問我：“《指示》中說的有些事是八月十六日以后的，《指示》末尾寫的是‘八月十六日'，這是怎么回事？”接電話后，我查了中央檔案中保存的《指示》原稿，原稿文尾寫的確實是“八月十六日”，但從字跡上看，“八月”二字是后人加上去的。為了查清這個問題，我又查了發文的編號，編號是9月的，證明這個重要指示發文時間應該是“九月十六日”，而不是“八月十六日”。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編輯出版的《軍事文集》（第二集）中錯印成“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六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糾正了這一錯誤。
以上幾例是我為編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提供文稿等服務工作中的幾件小事，還遠算不上是《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工作。這些情況，足以說明《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工作，是十分嚴肅認真、實事求是的。
《毛澤東選集》的真相不容篡改
批駁《真相》一文的幾份檔案文獻
在《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收錄有1948年1月7日毛澤東同志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建立報告制度的指示》一文，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書記負責”，同時特別強調給中央所寫的報告應“自己動手，不要秘書代勞”（見《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4頁）。毛澤東同志對各中央局和分局書記是這樣要求的，而他自己就是這樣帶頭做的。《毛澤東選集》四卷收入的文章，都是毛澤東同志的著作，都有原始檔案為據。中央檔案館保存有毛澤東同志的文稿檔案幾萬件，這是他給我們黨和國家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
羅冰的所謂《真相》一文稱：《毛澤東選集》中《論人民民主專政》等著作都“不是毛澤東寫的，最后都變成毛澤東寫的了”，“這就構成‘知識產權’的侵權問題”。這完全是一派胡言。
下面，我就列舉中央檔案館保管的毛澤東同志的有關文章的原始文獻為證，來回答謠言的制造者，澄清事實真相。因為這些文章都是被羅冰們誣指為由他人代筆的，相信廣大讀者看了之后自有明斷。
1、《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1937年5月8日）。這是毛澤東同志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當時稱“蘇區黨代表大會”）上所作的結論。毛澤東同志這篇重要著作的手稿，全文共28頁，用的是16開紙，是用毛筆橫寫的。以下是這篇文章開頭的4頁。
毛澤東同志的親筆手稿，白紙黑字，歷歷在目。可造謠者卻硬說是別人起草的，用心何在，不言自明。
2、《實踐論》（1937年7月）、《矛盾論》（1937年8月）。這兩篇文章是毛澤東同志應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的請求，前往講授辯證法唯物論所寫提綱的部分章節。當時毛澤東同志每周到抗大講兩次課，每次4個小時，歷時3個月。總政治部把講課記錄整理出來，經毛澤東同志同意后印了若干份。中央檔案館收藏有1937年9月油印的毛澤東在抗大講《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和1940年八路軍軍政雜志社出版的《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實踐論》是講授提綱第二章的第十一節，《矛盾論》是講授提綱第三章中的一節。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同志親自將這兩節整理收入《毛澤東選集》。1956年3月14日，他在談到這兩篇文章時說：自己對已經發表過的東西，完全滿意的很少。《實踐論》算是比較滿意的。（見《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15頁）。
以下是中央檔案館收藏的《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的油印件和鉛印件的封面：
《真相》一文卻說《實踐論》、《矛盾論》不是毛澤東寫的，這不是無稽之談又是什么？
3、《改造我們的學習》（1942年5月19日）。
這是毛澤東同志關于延安整風的重要著作之一。當時毛澤東同志在延安干部會上講演時，只寫一個提綱。這篇文章的手稿是他按照講演提綱親自加以整理的。全文18頁，用的是16開紙，是用鉛筆橫寫的。
以上是這篇手稿的前4頁。
而《真相》一文卻捏造說，這篇“文稿是由康生起草的，經王稼祥修改的”。這種搗鬼之術，實在是荒唐可笑。
4、《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這是毛澤東同志向中共七大作的書面政治報告。1944年5月21日，擴大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七大的議事日程及報告負責人，決定政治報告由毛澤東同志來作，并特別說明政治報告不設準備委員會。1945年3月31日六屆七中全會全體會議討論為七大準備的政治報告草案和黨章草案時，毛澤東同志對政治報告的寫作原則進行了詳細的說明，對報告的主要觀點也進行了具體的闡釋。他說：如果同志們同意這些基本觀點，政治報告修改后可以印發參加七大的所有代表，代表大會上仍可提出各種修改意見。并說：我已改了8次。這次會議一致通過了毛澤東同志起草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
胡喬木同志后來在回憶文章中說：“4月24日，由毛主席向大會作政治報告。他寫了一個書面政治報告，即《論聯合政府》，發給大會代表，每人一冊。”
中央檔案館原副館長裴桐同志也對我說過：“《論聯合政府》是毛主席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的。”
而羅冰在《真相》一文中卻把《論聯合政府》說成是“由康生、艾思奇、胡喬木等人起草”的，這不又是一個謊言嗎？
5、《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6月30日）。這是毛澤東同志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8周年寫的一篇有重大歷史意義的著作。手稿全文共31頁，用的是16開紙，橫寫。文章標題原為《二十八年》，后來毛澤東同志用毛筆改成《論人民民主專政》，后邊還有他的親筆署名。
手稿第1-15頁是用鉛筆寫的，第16-31頁是用毛筆寫的，均用毛筆修改過。有過兩次豎排鉛印的清樣稿。
第一次清樣稿16頁，標題原為《二十八年》。毛澤東同志用毛筆改為《論人民民主專政--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年》。正文先是用鉛筆修改，后又用毛筆修改，增加了很多內容。
第二次清樣稿也是16頁，毛澤東同志用毛筆作了一些修改，又增加了一些內容。
以上是這篇文章手稿中的4頁和清樣修改稿的最后一頁。
而《真相》一文卻說文稿“主要執筆人是陳伯達、艾思奇和鄧力群”。顯然，又是在向壁虛構，信口雌黃。
從我所列舉的上述這些毛澤東文稿的真實情況中，讀者可以清楚地看到《真相》一文作者所編造的謠言是何等離奇，何等荒誕不經！
《毛澤東選集》第一至四卷，是由毛澤東同志親自主持編輯的，它收入了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主要著作。這些著作，對探索中國革命道路，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創建新中國，產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響。完全可以這樣說，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沒有哪一個歷史人物的著作能夠與之相比。這些著作中所體現的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和人民的寶貴精神財富，是永遠應該倍加珍惜和不懈學習的。編造《真相》一文的羅冰們使出造謠之術，企圖瞞天過海、欺人欺世，但謠言畢竟是謠言，一經被事實揭穿，就會被擊得粉碎。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在中國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形象，是任何力量、任何詭計詆毀不了的。他們這樣做，最終只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檔案是歷史的見證，而歷史不容篡改！
第二部分：接班而不是接官
內容提要：
培訓中，中組部二處處長趙振清到場講話，講“接班人和接官人”的問題。
“趙振清說，接班是接革命的班，接老一代革命事業的班；
接班不等于接官，
不要一開始就想著做官。
但接班又必然要接官，所以必須要培養我們成為領導干部。”
楊志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多年后，他仍然對這次講話印象深刻。
此時，“接班人”開始被正式提出。
現在回憶起來，楊志海認為這其實是“接班人計劃”的一個弊端。
“這讓我們一開始就知道，自己是特殊的，會有優越感。”
本部分轉自《中國新聞周刊》
1965年8月末，19歲的任小彬和其他44個同學一起，坐在中共中央直屬高級黨校（即中央黨校前身）的中禮堂里，等待著“青訓班”開學典禮的開始。
青訓班學制五年，學員都是應屆高中畢業生，全部來自北京，畢業后將授予高等教育學歷證書。
學校綠化很好，像一座花園，但一棟棟宿舍空蕩蕩的，大多數人都下去搞“四清”運動了。
一位個子不高的中年女性被簇擁著走了進來。出身干部家庭的任小彬，一眼認出這是黨校校長林楓的夫人郭明秋，時任黨校校委委員、政策研究室主任兼青訓班班主任。
多年后，68歲的任小彬還能一字一句地對《中國新聞周刊》復述出郭明秋的第一句話：“歡迎你們，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接班人！”
這句話如此振聾發聵，震得聽者頭暈目眩。這些不到20歲的年輕人，很多來自工農家庭，他們做夢也沒想過，自己竟與如此宏大的“接班人計劃”聯系在了一起。
一、“我們要準備后事”
1964年，中蘇論戰正酣。毛澤東再次想起了“杜勒斯的預言”。
1958年10月28日，在記者招待會上，有記者提問，中國是否會發生和平演變，杜勒斯回答：“當然……我很難說出具體的時間，但是我要說，幾十年的可能性大于幾百年。”
據毛澤東的秘書林克撰文回憶，1959年11月，毛澤東在杭州召開了一次小范圍的工作會議，討論當時的國際形勢。他讓林克整理出了杜勒斯談和平演變的三篇講話，并親自做了批注，一同印發給與會者。
在毛澤東看來，防止中國發生和平演變的關鍵舉措之一，在于培養接班人。
引發他關于接班人的思考的，或許還跟60年代初中共高級干部的接連去世有關。
1961年，58歲的陳賡大將去世；
1962年，63歲的李克農上將去世；
1963年，61歲的羅榮桓元帥去世。
三年間，少將以上的解放軍將領中，共有18人去世。
后繼無人的問題被突出地提上了日程。
1964年5月，中組部副部長趙漢有感于1963年在福建考察時所見，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積極地培養和大膽地提拔新生力量》。
文章稱，培養一個在政治上和業務能力上都比較成熟的、具有豐富經驗的干部，是需要一個過程，需要相當長的時間的。
因此，必須及早動手，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一批一批地培養出來。
1964年6月8日，
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
毛澤東主席第一次提出了
培養接班人的問題。
他指出，宋任窮的一個材料很值得注意。
三個月前，時任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到遼寧省蓋平縣（今蓋縣）走訪。該縣太陽升公社何屯大隊黨支部對全大隊200多名青年進行了認真考察，挑選出了14人作為重點培養對象。
之后，宋任窮給中央和毛澤東寫了一封題為《關于農村支部培養接班人問題——匯報一個有政治遠見的黨支部》的信。
毛澤東在講話中說：“這個材料要發到各縣、各社、各隊去。
你不注意培養后代怎么行？現在，就是不讓青年人上來，有些人占著位子，都是老年人。
總之，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干部配備也要有一、二、三線。不能一個人死了，沒人管事了，要準備幾線。”
6月16日下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和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
在北京十三陵水庫管理處大樓召開。
毛澤東再次提出了接班人問題，
而且提出，從中央局、省、地、縣到支部，都要搞幾層接班人。
7月，毛澤東主持討論中蘇論戰的最后一篇《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的修改稿。
他談到：“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在蘇聯搞和平演變，是向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包括我們中國在內，向所有共產黨，包括我們中國共產黨在內，敲響了警鐘。帝國主義對我們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沒有指望了，
但他們寄希望于
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變，
杜勒斯輩就是這么公開說的。
因此我們要準備后事，要培養革命接班人。”
7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該文，正式向全國公開提出了培養接班人的問題。
二、摸底調查
為了摸底，1964年，中組部進行了一次全國范圍的調查。第二年8月，向中央報送了《關于培養提拔新生力量參加縣、地、省領導工作的報告》。11月17日，中央將中組部的這份報告批轉下發。批示中稱，這是“關乎全局和革命長遠利益的戰略問題”。
根據這份報告，在南方十二省區，省級干部中，本地干部占90%以上。在地、縣兩級中，還是以解放時南下的北方干部為主。在129名地委書記中，南方本地干部有37名，占29%；在1092名縣委書記中，南方本地干部有306名，占28%。
在北方八省中，雖然都是本地干部為主，但地委書記的平均年齡達47歲，縣委書記也大多在42歲以上。
報告總結道：“過去十幾年中，對培養提拔新生力量和本地干部注意不夠，這是干部工作中的一個嚴重的缺點。”
1986年任中組部調配局局長的楊志海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回憶，他也看到過相關數據。
60年代，省一級的干部基本都是大革命時期（1927年以前）參加工作的，地級干部多是大革命后期或抗戰時期參加工作的，縣一級干部基本為抗戰后期或解放戰爭初期參加工作的。
鑒于干部隊伍的老化現象，報告提出了八項應對措施：
制定出培養提拔新生力量的具體規劃，一個一個落實到人；
培養提拔新生力量，要同四清運動結合起來；
南方各省區培養提拔本地干部時，要對北方籍的領導干部做適當調整，如去其他適當的工作崗位，或調回北方；
少數民族地區，應注意提拔少數民族中的新生力量；
一切地區、一切部門，都應注意培養提拔婦女干部中的新生力量；
做好老干部的思想工作，所有老干部都應該不吝惜自己的精力，培養新生力量；
如果有南下干部已適應了當地的生活，可以就地安排。
“步子要穩，要有計劃、有步驟地去做，不要搞突擊，不要一下子換一大批，以免影響工作，影響干部團結。”
1964年，中組部開始執行提拔接班人的任務。人手從各個部門抽調。
當時，中組部共六個處，干部不到250名。
一處為綜合調配處，
二處管黨群政法干部和干部的綜合研究，
三處管工業干部，
四處管財貿農業干部，
五處管對外干部，
六處管黨的基層建設，
此外還有一個研究室和一個辦公廳。
二處的唐文光，就是被抽調出來的人員之一。
如今86歲的唐文光，1963年進入中組部工作，是文革前進入中組部工作的老同志中碩果僅存的幾位之一。
在福建省福州市老干部局的辦公樓內，他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他進中組部和提拔新生力量頗有一些淵源。
1963年，中組部副部長趙漢到福建考察。臨走前，他請福建省委組織部推薦一個年輕有文化的縣委書記到中組部工作。
時任中組部部長安子文指示，部里的處長（即現在的司局級干部）都要下到縣里鍛煉，地方干部也可以調到部里工作。
時任福州市新店區區委書記、35歲的唐文光被推薦給了趙漢。趙漢看了檔案后十分滿意，當年中組部就調唐文光進京。
1964年，中組部自身率先提拔了兩名年輕人，擔任司局級干部。
中組部研究室一位32歲的年輕人被提拔為副主任，日后擔任了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
安子文的秘書邱建鼎被提拔為中組部辦公廳副主任，文革后任中央黨校組織部部長。
三、59名接班人
1964年6月中組部
開始從大學畢業生中挑選接班人
這個任務交給了二處，唐文光是唯一一個一直負責到底的。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按照中組部部長安子文的設想，對待這些挑選出來的大學畢業生，將按照
特殊選拔、特殊培養和
特殊使用的“三特殊”原則，
先將之下放基層鍛煉，當縣委書記、公社書記和大隊支部書記，看日后的成長。
遴選的條件，首先必須是黨員。僅此一項，全國20萬大學畢業生里，只剩2000人了。
唐文光記得，針對這2000人的挑選，按照政治條件第一位、學習成績中上即可的條件進行。這項工作由各省組織部負責，名額分到各省，沿海省份較多。
家庭成分必須是工人、貧下中農、革命軍人和革命干部，地主成分不要。
全國一共選出了60名大學生（其中一人最終沒有參加，實際為59人），男生占了大多數。
1966年春節，中組部領導和部分“接班人計劃”成員合影 第一排：左二為1965屆畢業生顧人鳳，左三為中組部二處處長趙振清，左四為中組部副部長趙漢，左五為中組部部長安子文；第二排：左二為中組部二處工作人員唐文光；第三排：左三為1965屆畢業生孫關龍，右一為1964屆畢業生張學群
其中，天津選拔了4個人。24歲的南開大學原子核物理專業畢業生李夢錫當時任系里的團總支副書記，畢業時，所有同學都確定了分配去向，只有他“待分配”。待同學都離校后，老師才告知他，他被中組部選中了。
25歲的山東大學政治專業學生楊志海則在山東選拔的3個人之中。
畢業前，山東省委組織部調配處一位姓歐的處長找他談話。后來，他自己到中組部調配局工作后也經常找干部談話。他那時才知道，組織找人談話前，早已看過檔案、全面了解了情況了。“談話就是看人，看你的談吐。”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填報分配志愿時，系里通知他，不用填了，畢業后直接去中組部報到。
山東省委組織部給他出路費，讓他先回了一趟老家。隨后通知他，直接去北京的中央黨校報到，在那里進行為期一年的理論學習。不久后，省委組織部再次通知他，不用去中央黨校學習了，直接去江蘇四清。
他后來才知道，1963年中央黨校前任校長楊獻珍提出，事物既是“一分為二”的，也是“合二為一”的，這一理論被視為反毛澤東的“一分為二”哲學理論，因此，中央黨校1964年7月起開始批楊獻珍（其時任副校長）的“合二為一”理論，原計劃的理論學習被取消了。
搞四清，原本在中組部的培養規劃中屬于二年級的內容。
1964年七八月間，在北戴河一號樓，毛澤東和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學習的侄子毛遠新進行了一次有關接班人的著名談話。
他提到：“階級斗爭是你們的一門主課。你們學院應該去農村搞四清，去工廠搞五反。不搞四清就不了解農民，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階級斗爭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學畢業？”
1964年夏末，這59名大學生，20人左右一撥，分赴江蘇、山西和湖南四清。
李夢錫和楊志海都去了江蘇。這個組的學生來自天津、山東、上海、江蘇和福建五省市，共19人，由專門安排的優秀縣委書記——泰興縣委書記帶隊。一些工作能力較強的學生被任命為大隊下面的小組組長，楊志海便是其中之一。
中組部的領導專門來看望過他們。“領導說，你們的任務是要做一輩子的政治思想工作，一輩子的組織工作，一輩子的干部工作。”李夢錫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
有關“接班人”的字眼并沒有被提起，但李夢錫意識到，自己在被培養。“我知道，來這里就是要改造自己，如果做得好可以被提拔，做不好就要一輩子留在當地。”1964年，參加“四清”的工作隊員在農村訪問貧農。在1960年代中期，中組部通過下基層四清培養接班人。
四、“接班人和接官人”
經中組部考察，第一年的這59名大學生表現優秀，1965年，名額翻番，選出了120名大學生，并增加了女生名額。
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特種冶金專業、23歲的顧人鳳，原打算考研，但學校通知，她被中組部選上，要去北京。“黨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志愿，我當然服從分配。”顧人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1965年，包括顧人鳳在內，上海市選拔了9名應屆畢業生，五男四女，分別來自同濟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大等高校。
他們與來自北京的15名畢業生一起，集中在北京，住在萬壽路的中組部招待所。
他們首先參加了中組部的集體培訓，學習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和《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學習四清材料。
1964年的59名大學生也從四清所在地來京參加培訓，他們中的代表還介紹了參加四清的經驗教訓。
其中，就有顧人鳳后來的丈夫、畢業于復旦大學原子核物理專業的張學群。
培訓中，中組部二處處長趙振清到場講話，講“接班人和接官人”的問題。“趙振清說，
接班是接革命的班，接老一代革命事業的班；接班不等于接官，不要一開始就想著做官。
但接班又必然要接官，所以必須要培養我們成為領導干部。”楊志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多年后，他仍然對這次講話印象深刻。
此時，“接班人”開始被正式提出。現在回憶起來，楊志海認為這其實是
“接班人計劃”的一個弊端。
“這讓我們一開始就知道，自己是特殊的，會有優越感。”
這一年，來自東北地區8所院校的17名大學畢業生，沒有來北京參加集訓，而是就地在遼寧省委黨校進行培訓。
25歲的遼寧大學歷史系畢業生李有存一開始并不樂意進入這個名單。她是團支部書記，每年都是優秀學生，畢業時本已確定分配到長春歷史研究所工作，卻被通知要去中組部。
李有存表示想搞專業，不想做組織工作。為此，省委組織部派人找她談話，告訴她作為共產黨員應服從組織分配。
和這17名畢業生一起參加培訓的，還有遼寧省委組織部自己挑選的省內接班人。
五、四清
1965年秋，1964屆59名大學生和1965屆中來自北京、上海的大學生，隨中組部領導分赴河北、陜西和山西四清。山西由副部長陳野蘋帶隊，陜西由副部長趙漢帶隊，河北則由部長安子文親自帶隊。
楊志海和顧人鳳都分在河北省石家莊市正定縣二十里鋪公社二十里鋪大隊搞四清。他們分散住在不同的村，在農民家吃住，每天的伙食費3角錢，不準超標。
楊志海則對高規格的四清隊伍印象深刻。二十里鋪大隊隊長由中組部六處處長陳一平擔任，副隊長是化名為韓文的安子文。
指導員是河北省委組織部部長，副指導員是中組部研究室副主任。大隊管后勤的是中組部行政處處長王庭棟，負責安全工作的是石家莊市地級公安部門負責人。
李夢錫則分在正定縣二十里鋪公社東兩嶺大隊。同樣分在這個大隊的唐文光除自己參加四清外，還負責考察大學生們的表現。“我心中有數，什么人政治好、工作能力不強，什么人工作好、政治不行，什么人兩方面都很強。”他對李夢錫印象深刻，覺得他這兩方面都很強。
按照計劃，如果有人表現不佳，則退回學校重新分配，但兩年來，所有人都表現優異，留在了計劃內。
毛澤東的女兒李訥也一起參加了這次四清。當時李訥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讀大四，不在接班人計劃名單中，但也一起參加了四清，為了鍛煉她，還讓她當了小組副組長。唐文光回憶，她很愿意吃苦，表現不錯，但工作能力有待磨煉。
李訥的身份只有中組部的人知道。畢業于北京大學、后來任《光明日報》副總編輯的孫關龍曾起了疑心，向唐文光打聽。“我只好回答他，你該知道的，我會告訴你；你不該知道的，你不要問。”這在中組部，幾乎是一個通用的標準答案。
1966年5月，因表現優異，楊志海成為正定縣縣委副書記。同一屆的另兩位山東籍大學生周長清和張克智，分別成為公社黨委副書記和村支部副書記，實現了安子文所希望的三級基層干部搭配的安排。
就任前，楊志海特地去向安子文請教。安子文要他起碼在縣委副書記任上做三年，再做縣委書記。“他說，
縣委書記
是關鍵崗位，如果坐好了，
可以不經過地委，直接到上面來。
我的任務呢，不是學怎么種地，是要善于處理人和人之間的關系，學會治理這個地方。”
六、青訓班
除中組部之外，中共中央直屬高級黨校也參與了對新生力量的培養。在黨校校長、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林楓的提議下，經中央書記處同意，黨校開辦了“青訓班”，在高教部的配合下，從全國各地選拔高中畢業生。
因為時間緊迫，1965年的“青訓班”只從北京市招生。由各中學推薦畢業生，中央黨校組織處處長楊長春帶隊、中央黨校和北京市委共同抽調人組成的考察組進行考察，通過即可錄取。45名高中畢業生進入了這個班，30名男生，15名女生，全部政治表現優異。
三個來自北京四中的畢業生進入了這個班，他們是：開國上將蘇振華的兒子蘇承德、外交部駐東德參贊宋之光的兒子宋揚之和中共北京市委組織部副部長任彬的兒子任小彬。
高中期間，任小彬成為了四清中的積極分子。畢業這年，老師告訴他，不要考大學，等待中央黨校的考察，直接參加青訓班。
“四中干部子弟很多，學校不斷強調，讓我們覺得，接老干部的班，讓紅色江山不變色，屬于我們的一份責任。”任小彬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時任中央黨校黨委辦公室秘書科長金春明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時中央黨校的所有教職員工都知道，這批青訓班學員是接班人。“不僅是中央黨校的接班人，而且是全國的接班人。”
因為是培養接班人，培養方法十分特殊。
學校在安排宿舍時，頗費了一番心思。青訓班中，三分之二來自工農和一般干部家庭，三分之一為高干子弟。每間宿舍兩個人，總是盡量讓干部子弟和工農子弟搭配。
8月開學后，并不著急上課。有兩個月時間，他們天天自由地出入圖書館看書。學校破例給他們發了最高等級的借書證，可以借閱“灰皮書”。“我那會兒看了德熱拉斯、托洛茨基的書。可以看得出來，林楓對我們這批學生期望很高，放得開。”任小彬說。
給青訓班上課的老師也十分特殊，多數是外請的黨政領導，黨校內部的老師并不多。
這一年的10月，青訓班學員都下去四清，直到第二年六七月份文革開始后才回到學校，很快投入了文革的熱潮。任小彬參加的“紅戰團”因為貼了康生的大字報，被宣布為反動組織，他則被開除黨籍。
林楓本人也被戴高帽游街。青訓班被定性為“培養修正主義苗子”的園地，成為他的罪行之一。
入校時林楓曾計劃，這批學生第一年四清，第二年開始去工廠和部隊實踐，最后一兩年學習理論知識，五年后畢業，挑一定的擔子，逐漸培養。但這五年間，這45個學生先后經歷了四清、下放干校、參加清理階級隊伍和整黨，幾乎沒怎么上過理論課。
1970年，青訓班學員畢業。這批“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接班人”，并沒有受到特殊對待。畢業時，任小彬和同學們被分配到了天南海北，到基層當了工人、農民。直到1977年胡耀邦任中央黨校副校長，他才得以平反，恢復黨籍。
一些青訓班學員留在了基層，直至退休。也有一部分學員靠自己的努力，從基層脫穎而出，如后來任《光明日報》副總編輯的李景瑞、退休前任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的甄小英。任小彬則在1980年代成為中組部青干局副局長。
據任小彬所知，除了中央黨校，當時各地方黨校和一些頂尖高校都以“培養接班人”為目的招收了學生，但這個“青訓班”無疑是其中最特殊的一個。這是中央黨校建校歷史上，第一次亦是唯一一次招收高中畢業生。
七、回歸
文革開始后，中組部的接班人計劃也中斷了。
唐文光等中組部干部接到通知，全部回京參加運動。
多數大學生和楊志海一樣，留在了當地，成為公社、大隊干部。劉少奇被打倒后，他們被說成是劉少奇的“黑苗苗”。楊志海被打成“劉少奇、安子文伸向河北的黑爪牙”，挨了批斗。
楊志海回憶，文革中，這兩撥大學生命運各異。有的人在基層任職，被批為“走資派”；有的人回到北京，到中組部討說法，繼而成為了“造反派”。“不過據我了解，即使成為造反派的，也沒有很激進的。”
唐文光曾接待這些討說法的人。“中組部都散了，領導也靠邊站了。我也不知道該拿這批學生怎么辦，只能跟他們說，回去以后參加革命，在大風大浪中成長。”
1969年，他自己也被下放到東北白城地區的中組部五七干校，后在河南省洛陽市制冷機械廠做黨支部書記。
1975年，中組部逐漸恢復秩序，重建了辦事組、干部組、組織組和研究組。老干部們開始出來工作。
中組部曾派人來問唐文光，是否愿意回部里工作，他婉拒了。“那會兒形勢不明朗，要是再來一個文革，我也不知道自己會怎么樣，我還是想回到地方去。”1976年，他回到福州市，任市委宣傳部副部長。1985年起，先后任福建省人事局副局長、局長，在省老干部局局長任上退休。
1975年，文革前的這兩批接班人，開始重新進入中組部的視野。
這一年，楊志海從石家莊地委調回了中組部，被分到干部組下面的調配小組。1986年，出任調配局局長。1992年，他離開中組部，先后任黑龍江省副省長、輕工業部副部長。目前，擔任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常務副主任。
1978年，在《沈陽日報》工作的李有存給時任中組部部長胡耀邦寫了一封信。她問：文革前選拔了一批大學生，現在是否還有安排？能不能回到組織部？胡耀邦的秘書張耀光代筆回了信，稱中組部會對此負責，讓她耐心等待。
果然，1979年，李有存回到了中組部，進入老干部局工作。1981年，她成為專門平反冤假錯案的黨史處負責人。1983年，任老干部局副局長。2000年，從《人民日報》群工部主任崗位上退休。
同一年，李夢錫也從北京市鍋爐廠回到了中組部。最后，從中組部機關黨委副書記兼紀委書記的任上退休。
他印象中，當時進入中組部的還有其他幾個“接班人”計劃的大學生，但都是來了又走。另一位一直干到退休的，是同為1964屆大學生、退休前任中組部四局副局級干部的馬紅珍。
這兩撥大學生，還保持著春節或外地來人時聚會的習慣，不過是分地區的。顧人鳳只認識在山西、陜西、河北四清的這五十來人，李有存所知的也只是東北的17人而已。
全部179名大學生的名單，現在已不可查。
楊志海在中組部調配局工作時，經手了這179人中多數人的工作變動。他回憶，其中不少人，成為局級、副局級干部，還有一些則遠離政治，轉往技術崗位。如顧人鳳，就申請調到了專業對口的北京市冶金局，在技術崗位上待到退休。
李有存進中組部后得知，這179名大學生，原本是作為省部級干部的候選人培養的。不過，據她所知，最終，只出了4名部級或副部級領導。除楊志海外，另三人分別為：
1964屆的張克智，畢業于山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是正定縣四清成員之一，后來任國務院副秘書長。
1965屆的肖作福，畢業于遼寧大學哲學系，東北17人之一，后來任遼寧省政協主席。
1965屆的陳玉杰，畢業于吉林工業大學，亦是這17人之一，后來任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任。
“培養接班人這條路，是當時歷史條件下形成的，走了一條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路。當時只有一個標準，德才兼備，以德為先，不帶任何個人色彩，沒有任何不正之風，十分公平。我們這批人，沒有人出過大問題，更沒有人被抓，所以這是一條值得肯定的路線。”
楊志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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