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它觸動到人們根本
的政治立場，觸動到人們世界觀的最深處，觸動到每個人走過的道路
和將要走的道路，觸動到整個中國革命的歷史。這是人類從未經歷過
的最偉大的革命變革，它將鍛煉出整整一代堅強的共產主義者。”
話說12月27日，毛澤東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寫道：
恩來同志：
最近，不少來京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來信問我，給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臉、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認為：這種做法應該算是武斗的一種形式。這種做法不好。這種做法達不到教育人的目的。這里我強調一下，在斗爭中一定要堅持文斗，不用武斗，因為武斗只能觸及人的身體，不能觸及人的靈魂。只有堅持文斗，不用武斗，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來，才能真正達到教育人民的目的。應該分析，武斗絕大多數是少數別有用心的資產階級反動分子挑動起來的，他們有意破壞黨的政策，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降低黨的威信。凡是動手打人的，應該依法處置。
請轉告來京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
毛澤東
12月30日晚，陶鑄接見了武漢“赴廣州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的師生代表，學生和代表們提出來的問題以及陶鑄答復的原始記錄摘要如下：
“陶鑄答復說：現在就提出的問題講點個人看法。對王任重的看法：我覺得王任重的問題是十分嚴重的，他的問題不單是貫徹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問題，而是性質比這更嚴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壓制群眾。他的很多東西是更早了，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到底最后這個人的性質怎么定，我贊成你們徹底揭，揭到什么就是什么，性質是根據事實，材料來定，先有材料、事實才能定性，現在初步不能定性。
最近中央常委工作會議，文革小組討論了這個問題，根據現有材料，不僅是忠實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問題，有很多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主席的言論，同志們充分揭，我們支持同志們放手揭，充分揭，中央最后會作結論。”
“他干的事我都不知道，中央文革也不知道。他的錯誤嚴重也在這里。如印刷40萬份宋彬彬的傳單，后來人大何一華來反映，我才知道，他們講武漢文化大革命情況，我感到情況比較嚴重，那時我感到味道不對。為什么自己吹得那么厲害。3點指示作為9月份那時還認為還不錯。講了湖北基本上跟主席思想的，現在講那當然很不好。王任重這樣一個人還能緊跟毛主席？因為中南5省，湖北還搞得比較好一點。如武大揪出了李達、朱劭天、何定華‘三家村’，那時還不錯，不僅我這樣認為，很多人都這樣認為。后來他們來反映，覺得不對，為什么這樣吹，不支持少數派，打擊南下同學不對，要平反。”
“關于《湖北日報》的問題：我的態度是明朗的，支持革命同學的，你們封《湖北日報》是革命的行動。”
“9月份湖北問題發生了，我與王任重談過，說中南地區的問題值得注意，不是原來想象的，問題大，已暴露。到9月下旬問題更清楚了，到中央工作會議，趙紫陽說沒有執行方向路線錯誤，我認為不對，而是基本上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如不改正，不能解決問題。”
“中南局印了譚力夫的講話，我不知道。中南局寫了一個檢查，寫得很壞，沒有內容，不像檢查，我打電話，指出這是政治錯誤，是誰講印的，要徹底檢查，要作深刻檢查。為什么這時候還印譚力夫講話，印湖北日報以王任重的《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教育革命進行到底》為題寫的社論小冊子，這是嚴重錯誤。你們可責問他們，為什么還要印，不老實你們就批判他們。還有《紅衛報》，你們封得對，是革命的行動，這個報是辦得很不好，原來中南局準備停刊的，但又怕停刊了，不能批判了。”
“關于廣州市群眾斗群眾的問題。‘勸架隊’、‘掃流寇’（同學：把廣州造反的學生當流寇）這些組織是反動的。如是省、市委組織起來對待革命師生的，應立即解散。”“（同學：湖北省委組織了200多人的敢死隊，都是高干子弟）我不知道。與西城糾察隊一樣的應解散，搞法西斯暴行決不允許，我查一查，嚴肅處理。”
“我堅決支持你們造反派。（同學：中南局派飛機送4個保皇派到北京，要物質待遇）要他們表態，堅決支持你們革命。（同學：你對武漢12.23反革命游行有什么看法？）一個工人死了隨便下半旗，我們死了都下半旗，那還得了。下半旗是要對那些有重要貢獻的，這是錯誤的，要充分揭露，這是反對文化革命的行為。”
“整個湖北省委還是路線問題。應該徹底改正，支持你們，一起革命。中南局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有多少揭多少。”
“江蘇幾萬保守派圍攻省委，省委還是不動搖。湖北兩千多保守派要來，我認為不能來。絕對不能腳踏兩只船，過去犯了錯誤，現在改。中央也做工作，你們也做工作，堅決把湖北的錯誤路線批倒批臭！真正貫徹毛主席革命路線。
（同學：廣州形勢緊張，我們要求回廣州）
陶鑄：可以！我支持你們。
同學：我們來北京后，留下的人遭到圍攻。
陶鑄：要是省委挑動群眾斗群眾，就要垮臺，你們去廣州，我贊成，中南局為什么不可以炮轟。”
“（同學：現在有高干子弟組織敢死隊，整群眾）高干子弟組織敢死隊來整革命派，要解散。群眾中思想左一點右一點是允許的。我們告訴廣州，要嚴肅處理。”
12月3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發布了《關于對大中學校師生進行短期軍政訓練的通知》。決定從部隊抽調大批干部，到大中學校進行軍訓工作，計劃用半年時間，分期分批對大中學校學生實行軍訓。毛澤東說：
“派軍隊干部訓練革命師生的方法很好。訓練一下和不訓練大不一樣。這樣做，可以向解放軍學政治，學軍事，學四個第一，學三八作風，學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加強組織性、紀律性。”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發表了毛澤東審定的題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元旦社論，社論的基本精神來自毛澤東1966年12月26日與江青、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戚本禹、王力、關鋒等人的談話內容。社論中寫道：
“1967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斗爭的一年。1967年，將是無產階級聯合其他革命群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的一年。1967年，將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清除它的影響的一年。1967年，將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的一年。”
據《戚本禹回憶錄》說：“主席這次談話給了我們極大的震撼，我們都認為主席的這次談話非常重要。主席不僅概述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過程，而且為即將來臨的1967年指明了工作方針。第二天，江青、王力就分別向總理和康生做了匯報，總理又把主席談話的精神告訴了陶鑄。總理和康生都認為主席談話內容深刻。總理說，主席講的內戰，意思是以毛主席為首的革命派同黨內走資派的斗爭，是文斗，而不是槍炮武斗，打派仗。毛主席一貫反對兩派武斗，打內戰。江青把總理的意見告訴了陳伯達，當時陳伯達正在與王力、關鋒和我一起商議為《紅旗》雜志起草元旦社論。我們大家都認為，似乎可以把‘內戰’改成‘階級斗爭’。27日晚，陳伯達召集王力、關鋒和我4個人，根據毛主席的講話精神起草元旦社論。商定主題后，陳伯達、關鋒編句子、口述，王力記錄，我補充意見。凌晨草成未定稿，準備過一天再改。這篇社論的題目就叫《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這是毛主席祝酒詞里的一句話。而社論主題就是‘在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下團結起來，展開全國全面的階級斗爭。’關鋒提出，我們把主席的話，作這樣的改動，是不是好。我說，在意思上并沒有多大的出入。再說，我們寫的稿子還要送給主席審閱的。這和田家英的做法完全是兩碼事。不用擔心。后來，主席在審批這篇文章的時候，并沒有再作修改。說明主席也是同意我們所做的改動的。”
在元旦這一天，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最后一封信。他在信中寫道：
主席：
您命我去三線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擔任其它任何工作，辜負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駐地被北京航空學院紅衛兵抓到該部成都分部，23日轉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紅衛兵，于27日押解到北京，現被關在中央警衛部隊，與該紅衛兵共同看押。
向您最后一次敬禮！祝您萬壽無疆！
彭德懷
據《戚本禹回憶錄》說：“從四川揪彭德懷回京，是我組織人做的。那時彭德懷在四川任大三線副總指揮，李井泉在廬山會議上就恨死了彭德懷，所以他把彭德懷在四川的一舉一動都報告上來，我收到他的一個報告，是寫在一張白紙上的，說彭德懷現在很活躍，他到處在跟人講他冤枉，他還說你們現在才反對劉少奇，我早就反他了。我在廬山會議上反對的就是劉少奇。我把這件事在文革小組的會上講了，江青說，我們在這里拼命戰斗，他倒反而是個沒事的人了。總理也很積極地主張要把他弄回北京。但怎么弄回來呢？派部隊的人去，那得請示主席和林彪的同意。我就提出以紅衛兵群眾組織的名義去勒令他回北京。大家都說好，所以我就找了北航的幾個紅衛兵去，但實際上總理又叫上部隊的人跟著一起走的。總理說，彭德懷歸成都軍區保衛的，你光是紅衛兵去，它能把人交給你？到了北京后，也應交北京衛戍區管。稍微有點黨內生活常識的人都清楚，那時如果沒有總理的同意，誰能辦成這些事啊！”
后來，彭德懷在1973年4月被查出患了直腸癌，4月26日做了切除手術，在1974年11月29日病逝，終年76歲。
且說在1月初，北京市公安部門抓捕了“聯動”組織的頭頭賀鵬飛、劉濤、李明清、李黎風等人。
此前，以這些高干子弟為首的“聯動”組織，在1966年底提出了“毛澤東老人家讓位”的口號，并且在12月份至1967年1月初，肆無忌憚地6次沖擊公安部。還有北航的“八一縱隊”、“霹靂兵團”、“梅花”、“四野”等幾個組織也寫出了“四問、四致中央文革”的傳單和大字報。另外，在“聯動”的指使下，“四野”曾于1966年12月16日，廣播了反對中央文革小組的傳單：“一論向新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
1月2日，毛澤東決定派張春橋和姚文元以中央調查員的身份回上海。
1月3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及首都各大報刊登了姚文元撰寫的題目為《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的文章。這篇文章在元旦前后寫出后，姚文元送給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在反復審讀這篇文章時，作了部分修改，并加寫了一段重要的文字。
姚文元在文章中有一段文字，不點名地批判了劉少奇，他寫道：
“鼓吹《清宮秘史》的‘大人物’當中，就包括有在當前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他們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反動資產階級世界觀，他們保護剝削階級、仇恨革命的群眾運動的本質，早在建國初期吹捧《清宮秘史》時就表現出來了。”
毛澤東在文章中加寫了一段文字，是這樣寫的：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它觸動到人們根本的政治立場，觸動到人們世界觀的最深處，觸動到每個人走過的道路和將要走的道路，觸動到整個中國革命的歷史。這是人類從未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革命變革，它將鍛煉出整整一代堅強的共產主義者。當前是一片大好形勢，但斗爭的道路是曲折的。會有反復，會有起伏，會出現各種假象，會遇到反動勢力的反撲和軟化，要準備再打若干個回合。”
據曹軼歐回憶說：“我親自聽康生對我說過：‘江青這個人太驕傲，但是毛主席對她很信任，是想培養她的。毛主席有意識地在文化大革命中樹立江青、張春橋和姚文元的威信。文化大革命的每次關鍵時刻，都讓姚文元發表一篇經他修改的署名文章。這可不是一般的文章，是代表黨中央聲音的東西。這就是讓他們在全黨范圍造成影響。你別小看了這些人呀。’”
1月4日，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王力等人在人民大會堂東邊的會議室接見了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的代表們。陳伯達在談話中說：
“陶鑄到中央來，并沒有執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實際上是劉鄧路線的忠實執行者。劉鄧路線的推廣同他是有關系的。他想洗刷這一點，但后來變本加厲。比如你們到中南局去，你們了解了很多情況，的確是有后臺的。這個后臺老板是陶鑄。他在北京接見你們的那個態度是完全錯誤的。他是文化革命小組的顧問，但對文化革命的許多問題，從來沒跟我們商量過，他獨斷專行，不但背著文革小組，而且背著中央。你們揭得很好，給我們很多支持，感謝你們。”
江青說：
“同學們，你們回去斗爭要注意兩條：一條是實事求是，核實材料，才能立于不敗之地。二要作艱苦細致的工作，爭取多數。使自己由少數變成多數。不要把敵人看成鐵板一塊，多數派同學很多是受蒙蔽的，不是不能做工作的，是可以分割的。一定要作細致的工作。這是策略問題，希望大家注意這幾點。”
康生也說：
“同志們把材料整理出來，有材料擺出來了，你們就勝利了。再見！”
這天傍晚，北京街頭的傳單、大字報、大字標語上馬上出現了醒目的新口號：“打倒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陶鑄！”
晚上，數千首都紅衛兵、造反派上街游行，高呼：“打倒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陶鑄！”
晚9時，中南海西門外也響起了一片“打倒陶鑄”的口號聲，高音喇叭一次又一次廣播著陳伯達的講話。
夜間，各種急電紛紛發往全國各地。各大城市的紅衛兵、造反派連夜刷出大標語：“北京急電——打倒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陶鑄！”
陶鑄的夫人曾志回憶說：“直到深夜12點多，陶鑄才回來。我把情況相告，他竟全然不知！”“凌晨2點多鐘，總理來電話召見陶鑄，說江青他們的講話他也是才知道的！”（周恩來還說）“我去給陳郁同志（廣東省長——筆者注）打電話，回來見他們接見紅衛兵（指陳伯達、康生、江青、王力接見‘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筆者注），我坐下來聽了一會兒，陳伯達、江青、康生他們話已講過了，我沒有聽到。”
據《戚本禹回憶錄》中說：“本來，毛主席對王任重一直很器重的，他出任中央文革小組的副組長也是毛主席提名的。主席是希望他為文革出力，但結果他卻積極支持了劉少奇、鄧小平搞資反路線。陶鑄也是如此。那時陶鑄、王任重、劉志堅在中央文革小組里面是三位一體，互相呼應。身為中央文革小組的顧問和副組長，卻專門在路線上與毛主席對抗。這3人先后于1966年底至1967年初被打倒了。”
1月4日這一天，上海《文匯報》社造反派宣布接管報社。
1月5日，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的造反派宣布接管報社。
據《戚本禹回憶錄》中說：“這兩次奪權行動都是群眾自發搞起來的。張春橋事先并不知情。5日晩上，我看到毛主席支持兩報奪權的批示后，馬上通過紅機子找到了1月4日已到上海的張春橋，把主席批示的內容告訴了他。從電話中聽得出來，張春橋感到有些驚訝。毛主席支持并完全肯定了上海《文匯報》和《解放日報》的奪權行動，并且認為‘這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一場大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這件事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張春橋在上海所面臨的局面是嚴峻的。一方面，感到被上海市委拋棄的大批‘赤衛隊’（原是支持上海市委的工人組織，后來曹荻秋鑒于中央已表態支持‘工總司’，被迫聲明收回他12月23日已簽字同意赤衛隊的8項要求。在毛澤東生日談話兩天后，上萬‘赤衛隊’工人擁進康平路的上海市委，要打倒曹荻秋。張春橋指示‘工總司’集合隊伍，將他們趕出了康平路——筆者注）工人離開生產崗位，去北京告狀，使得許多單位的生產陷于癱瘓并造成京、滬鐵路的中斷；另一方面，此時又現出了一股‘經濟主義’的浪潮。面對洶涌的經濟要求，抵擋不住的上海市各級領導向群眾批條子，發鈔票。他們中有些人所以這樣做，在政治上的意圖是很明顯的，就是借此向毛主席和黨中央施加壓力。毛主席在那段時間里對上海的情況非常關心，他讓徐業夫來跟我說，上海方面有什么報告，要馬上給他送去。張春橋那時也常和我聯系，不過他和我聯系大多是通過電話，沒有書面的報告，他當時尚未接管上海市委的機要部門，要發電報也不太容易。我從他那里知道了情況就馬上報告給江青，然后江青就去報告給主席。主席在那段時間經常和江青一起住在釣魚臺，經常叫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到他住的小樓去開會。”“張春橋意氣風發，他一方面緊緊地依靠了‘工總司’王洪文這些工人造反派，讓他們到‘赤衛隊’工人群眾中去作路線交底，勸說他們支持革命造反派，回到生產崗位去。另一方面他已在1966年底支持了原來上海市委‘寫作班子’的一些機關干部起來造反，成立了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使得上海市委的‘后院’著了火。這時，他又支持由‘工總司’聯合各個造反派，成立‘抓革命，促生產火線指揮部’。這個由上海工人和學生群眾組織自發組織起來、后來又有機關干部參加的‘火線指揮部’，擔負起了領導全市的生產、生活正常運行的職責。原上海市委的有些人弄巧成拙，反而把自己弄得‘靠邊站’了。”
1月6日，在張春橋、姚文元的支持下，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市32個造反派組織聯合起來，在人民廣場召開了“徹底打倒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大會”，批斗了陳丕顯、曹荻秋、魏文伯、楊西光等人，奪取了上海市的黨政大權，刮起了一月風暴，時稱“一月革命”。
1月6日下午，在快吃晚飯的時候，中南海劉少奇家中的電話鈴聲響了。劉少奇、王光美都在家中，王光美接過電話，耳機里傳出了急促的聲音，說：
“是劉平平家嗎？你是劉平平的親屬嗎？劉平平剛才被汽車撞傷了，大腿骨折，正在我們醫院里搶救，請你們馬上來！”
劉少奇和王光美一共生育有4個孩子：女兒劉平平，兒子劉源源，女兒劉亭亭和劉瀟瀟。劉平平在劉少奇所有的孩子中排行老六。
王光美正想詳細問一下，對方已經把電話掛斷了。就在此時，電話鈴再度響起。這一回是公安局交通大隊打來的，說劉平平騎自行車在六部口附近被汽車撞傷，正在搶救，要求親屬盡快趕往醫院。王光美因為周恩來曾經要求她不得離開中南海，以防不測，所以，王光美就讓劉亭亭和警衛班長騎自行車先去醫院看一看。劉亭亭走后，王光美放心不下，又叫兒子劉源源騎車去了醫院。
過了一會兒，電話鈴又響了，劉亭亭在電話里說，平平是“粉碎性骨折”。接著是一位醫生的話音，要求家長盡快來醫院。劉少奇一聽，站了起來，跟王光美一起乘著轎車去醫院。他們一到醫院，立即就被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包圍了。
原來這是清華大學紅衛兵組織“井岡山”中由電機系二年級以李振言為主的幾十個同學組織的“捉鬼隊”精心設計的一個惡作劇，他們謊稱劉平平遇上了車禍，引誘王光美上鉤。劉亭亭和劉源源去了以后，沒有見到劉平平，是按照他們的要求給王光美打電話，說劉平平是“粉碎性骨折”。他們沒有想到劉少奇也來了，便迅速報告上級，得到的答復是：
“劉少奇立即回中南海，王光美可以去清華。”
于是，劉少奇在警衛們的保護下，登車回了中南海。他一回到中南海，馬上給周恩來打電話。
據蒯大富回憶說：“批斗會還沒開始，孫岳（周恩來秘書）就來了。孫秘書說：總理聽說這件事后，立刻就派我來找你。我就問他：總理同不同意我批王光美？他說：同意，但是總理要我告訴你，有幾條指示：不能打；不能侮辱；斗完以后立刻讓我帶走。”
就這樣，王光美在清華的批斗會上作了檢討，她說：
“我們對蒯大富同志進行的4次全校性的大會批判時，由于造成強大的政治壓力，而發生了3起自殺事件，對死者教師史明遠的親屬致以親切的慰問，并向他們請罪，對傷者學生朱德義賠禮道歉，并向他請罪。你們有權力控訴我，是我所犯的嚴重錯誤，使你們受到了傷害。”
第二天，清華大學“井岡山”印發的“智擒王光美”的傳單，飛向四面八方，成為全國轟動一時的“爆炸性新聞”。
再說1月6日晚，毛澤東將劉少奇1月5日的請示信批轉給周恩來。
劉少奇在請示信中寫道：“北京建筑工業學院井岡山紅衛兵總部來信，要我在1月7日4時以前到該院作公開檢查。另有該院‘八一團紅衛兵’來信，也要我到該院作檢查。我是否到該院去作檢查？請主席批示！”
毛澤東在信上批道：
總理：
此件請你酌處。我看還是不宜去講。請你向學生方面做些工作。
毛澤東 1月6日
1月7日晨，周恩來接見了北京建筑工業學院學生組織“八一團紅衛兵”的負責人賈健、董臨平（女，父親為軍隊將領）、張玉晉、林仲明、郭芳瑞、王成華等。
以“八一團紅衛兵”為主的北京建筑工業學院學生組織要劉少奇到該院做檢查的原因，是因為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到北京建筑工程學院蹲點，并在1966年8月2日、3日多次對建工學院的“革命團”、“八一團”等組織和一些辯論會上講過話。
周恩來在接見賈健等人時說：
“主席讓我來見大家，有件事情很重要、很急，要馬上處理。你們學院有人給中央寫了封信，要中央在7日零時將劉少奇交給他們，主席見到后很著急，把我叫了去，讓我轉告你們，中央不能把劉少奇交出來。我只好把工作放下趕快來見大家，我向有關方面做了了解，知道你們是建工學院的主流派，就把你們請來，告訴你們中央不能將劉少奇同志交給你們，主席不同意嘛！”“對劉少奇同志的問題你們只能背靠背的揭發批判，中央不能將劉少奇交出來。劉少奇同志的問題在十一中全會上已經解決了，不要揪劉少奇。中央對劉少奇同志的問題的精神是只能背靠背的揭發、批判，見不到劉少奇也能批深批透嘛！”
1月7日，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陳伯達、江青接見新華社人員，專門談陶鑄的問題。陳伯達在講話中說：
“從陶鑄接管中共中央宣傳部以后，就接管了新華社。這個新華社在他接管下邊，搞了好多非常之糟糕的事情，搞了同黨的十一中全會相對立的一些照片。明明把中央所批判的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樣一些代表人，跟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湊在一起，硬要湊在一起，有好幾次。你們今天這張，只是其中一張（指的是“新華社新聞造反團”印發的傳單《揭穿一個大陰謀》，說熊復拼湊了一張毛澤東和劉少奇在一起的照片——筆者注）。剛才有個同志遞了個條子，才可笑哩，說有一張鄧小平的照片，身體是陳毅同志的，頭是鄧小平的。（笑聲）這么湊的！就是想各種辦法要讓他們操縱的新華社發表的消息，發表的相片和電影，把劉鄧美化。這些事是什么東西？是什么性質？（眾人說：反黨。）由你們判斷，是不是呀？”
群眾呼口號：打倒陶鑄！打倒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陶鑄！敬愛的毛主席萬歲！陳伯達接著說：
“從文化大革命以來半年了，看我們全國的群眾，覺悟得很快，進步很快，你們也一樣，你們不肯受蒙蔽，不肯受欺騙，揭露了這么一種陰謀這是一種很好的現象。”
隨后，這“換頭術事件”立即見諸于傳單、大字報、紅衛兵小報，群情嘩然，“打倒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陶鑄”的呼聲，在全國各地都出現了。
據《戚本禹回憶錄》中說：“陶鑄對文化大革命，抽象的他都擁護的，但到具體的，他都反對。談到那個干部貪污腐敗了，陶鑄就馬上給人家辯護，就要保。其實他也不真知道下面干部的情況，好多人都是兩面派，他那些貪污腐敗的不好的一面怎么能讓你知道啊。更不用說好些人又都是官官相護的。陶鑄死保王任重。尤其是兩廣，兩湖的干部他都保。所以他的態度和中央文革的都不一樣。如果都按陶鑄那樣做，那你文革也不要搞了。”“說陶鑄是最大的‘保皇派’是沒說錯的，他確實是到處保的。陶鑄貫徹劉少奇的資反路線是很堅決的。陶鑄到了中央后就跟劉鄧跟得很緊。他說，鄧小平是他的老師，他就是要拜鄧小平為師。”
1月8日，以“工總司”為首的上海幾十個群眾造反組織，向全市人民發布了一個“緊急通告”，號召全市人民抵制“經濟主義”妖風，堅守抓革命、促生產的戰斗崗位，打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進攻。
1月8日下午，毛澤東在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陳伯達、江青、王力、關鋒、戚本禹，還有唐平鑄、胡癡的談話中說：
“《文匯報》現在左派奪了權。4日造反。《解放日報》5日也造了反。這個方向是好的。《文匯報》奪權后，3期報都看了，選登了紅衛兵的文章。有些好文章可選登。《文匯報》5日《告全市人民書》《人民日報》可以轉載，電臺可以廣播。內部造反很好，過幾天可以綜合報道。這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許多報依我說，封了好。但報總是要出的，問題是由什么人出。《文匯》、《解放》改版好，這兩張報一出來，一定會影響華東、全國各省市。
搞一場革命，先要搞輿論。6月1日《人民日報》奪了權，中央派了工作組，發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我不同意另起爐灶，但要奪權。唐平鑄換了吳冷西，開始群眾不相信，因《人民日報》過去騙人，又未發表聲明。兩個報紙奪權，是全國性的問題，要支持他們造反。我們報紙要轉載紅衛兵文章，他們寫得很好，我們的文章死得很。中宣部可以不要，讓那些人在那里吃飯，許多事宣傳部、文化部管不了，你（指陳伯達）我都管不了，紅衛兵一來就管住了。
上海市革命力量起來，全國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響整個華東，以及全國各省市。《告全市人民書》是少有的好文章，講的是上海市問題，是全國性的。
現在搞革命，有些人要這要那，我們搞革命，自1920年起，先搞青年團，后搞共產黨，哪有經費、自行車。我們搞報紙，同工人很熟，一邊聊天，一邊改稿子。
我們要各種人，左、中、右都要發生關系。一個單位統統搞得那么干凈，我歷來就不贊成。（有人反映吳冷西他們現在很舒服，胖了）太讓吳冷西舒服了。不主張讓他們都罷官。（留在工作崗位上，讓群眾監督）我們開始搞革命，接觸的是機會主義，不是馬列主義，年青時《共產黨宣言》都未看過。
要講抓革命促生產，不能脫離生產搞革命。保守派不抓生產，這是一場階級斗爭。你們不要相信‘死了張屠夫，就吃混毛豬’，以為沒有他們不行，不要相信這一套。”
毛澤東還說：
“陶鑄問題很嚴重，陶鑄這個人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我起初說，陶鑄這個人不老實。鄧小平說，陶鑄還可以。陶鑄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前，堅決執行了劉鄧路線。在紅衛兵接見時，在報紙上和電視里，有劉、鄧的照片鏡頭，都是陶鑄安排的。陶鑄領導下的8個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都要部。許多事情，宣傳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們管不了，我們也管不了。紅衛兵一起來，就管住了。陶鑄的問題我們沒有解決了，紅衛兵起來就解決了。”
毛澤東最后又說：
“要講抓革命、促生產，不能脫離崗位來搞革命嘛！保守派不搞生產，這是很大的階級斗爭。”
就在這次會議上，王力被毛澤東任命為中共中央宣傳組組長（相當于中宣部部長）。
1月9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 《文匯報》1月5日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并加了一個經過毛澤東審定的編者按語。按語中寫道：
“上海《文匯報》1月5日發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文件。這個文件高舉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紅旗，吹響了繼續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反擊的號角。這個文件堅決響應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產的偉大號召，提出了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關鍵問題。這不僅是上海市的問題，而且是全國性的問題。隨著上海市革命力量的發展，嶄新面貌的、革命的《文匯報》和《解放日報》出現了。這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歷史上的一件大事。這是一個大革命。”
1月9日這一天，江青選任了一個自己的專職秘書，她這個第一任專職秘書就是閻長貴。她對閻長貴說：
“我完全是個政治化了的人，除了工作，連今天是星期幾都不知道。”
此后，閻長貴每天在給江青送文件時，都要附上一個紙條，上面寫著今天是某月某日星期幾。
據閻長貴后來回憶說：在他給江青當秘書的整整一年中，江青無論是作報告或是發言，從不讓秘書起草講稿，都是她親自擬提綱。所以，秘書從來沒有為她寫過稿子。江青極自負，她不要秘書寫稿子可能是想顯示自己，也可能受毛澤東的影響，不要秘書代勞。
1月10日，江青給毛澤東報送了兩篇新華社電訊稿，一篇是《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發起總攻擊——<文匯報>、<解放日報>記者評述上海地區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勢》，一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等三十二個革命造反組織1967年1月9日在<文匯報>、<解放日報>發出<緊急通告>》。
毛澤東看了這兩個電訊稿，在批示中寫道：
伯達同志和小組同志們：
1、此兩件很好。2、請你們在二三日內，替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起草一個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指出他們的方針、行動是正確的。號召全國黨政軍民學習上海的經驗，一致行動起來。起草好了以后，開一個較大的會通過發表。
關于反經濟主義的文件不要發了，上海這個《緊急通告》就很好。但需要寫一篇解釋文章。
毛澤東 1月10日
于是，陳伯達、江青等人便起草了一份給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團體奪權斗爭的賀電草稿，報送給周恩來。周恩來接到中央文革小組起草的賀電草稿，按照毛澤東的指示，立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進行討論。
人民大會堂的小會議廳里，20多個與會者各有各的心思。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更關心他的老部下陳丕顯，他問道：
“上海是不是把陳丕顯同志打倒了？”
主持會議的周恩來把目光轉向陳伯達，陳伯達吞吞吐吐地說：
“沒，沒有打倒，還在監督工作。監督工作不能算是打倒嘛。”
譚震林又問：
“那上海這么搞，算不算奪權？”
周恩來不滿意陳伯達的回答，接過來說：
“上海已由無產階級革命派奪了權，賀電寫得很明白。”
“為什么奪陳丕顯的權，他可是紅小鬼出身，出生入死的老革命。”
譚震林仍然不依不饒。周恩來生氣地說：
“我看你是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點也不理解。”
江青解釋說：
“陳丕顯過去的功勞沒人抹煞，但他解放后生活腐化，連住房門上的扶手都經常用紅外線消毒，又頑固地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還不應該靠邊站，接受群眾的批判嗎？”
譚震林聽江青如此說，就更來勁了，說：
“批判，批判，難道你們就不應該受批判？現在一切都是你們中央文革小組說了算，未免太霸道了吧？！”
江青說：
“誰不按毛澤東思想辦事，誰就應該受到批判，誰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就要奪他的權。沒有人例外。”
“這些老干部怎么就走資本主義道路了？”
譚震林緊追不放。江青說：
“區別是否走資本主義道路，既有理論上的根據，又有現實中的標準。你到群眾中去看看大字報所揭發的那些觸目驚心的事實，不要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當然，并不是所有的老干部都有問題，更不都是走資派，只有階級敵人才混淆是非，攪亂階級陣線。”
譚震林臉紅脖子粗地喊道：
“我還要你來教訓？”
江青也生氣了，說道：
“我是沒有資格教訓你，在你眼里只有論資排輩，等級差別森嚴。但我是共產黨員，我們是平等的。實際上有些人就是落伍了，光看到真槍真刀的敵人，看不到隱藏很深的敵人；光能革別人的命，不能革自己的命。這些人應該想一想，我們革命到底為了什么？我們是不是還在繼續革命，還是不革命了，甚至把革命拉向后退？走資派不是天生的，是逐漸形成的，也不是名牌標價的，而是他自己的言行確定的。”
譚震林一聽就要蹦起來，這時工作人員報告說：
“毛主席來了。”
譚震林聽說毛澤東來了，就不再吱聲了。毛澤東興奮得滿臉放光，大步走進會議室，看完中央文革小組草擬的賀電，連聲說：
“好，好。”
他又轉向大家，問道：
“對上海的奪權，你們還有什么看法？”
與會者大多都發了言，紛紛表示支持。毛澤東大手一揮，說：
“好。馬上把賀電發出去。”
他又告訴周恩來說：
“結尾的署名應該加上中央文革。”
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聯名給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團體發出賀電。賀電全文如下：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等32個革命群眾組織：
你們在1967年1月9日發出的《緊急通告》，好得很。你們提出的方針和采取的行動，是完全正確的。你們高舉了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你們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模范。你們堅定地站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方面，你們及時識破和揭露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新反撲的陰謀，進行了有力的還擊，你們堅持了無產階級專政，堅持了社會主義大方向，提出了反對反革命修正主義的經濟主義的戰斗任務。你們根據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制定了正確政策。你們實現了無產階級革命派組織的大聯合，成為團結一切革命力量的大聯合，成為團結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命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命運，把社會主義經濟的命運，緊緊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們這一系列的革命行動，為全國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為一切革命群眾，樹立了光輝的榜樣。我們號召全國的黨政軍民各界，號召全國的工人、農民、革命學生、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干部，學習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經驗，一致行動起來，打退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沿著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勝利前進。
中共中央 國務院 中央軍委 中央文革小組
這一天，《人民日報》、《紅旗》雜志同時發表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社論中號召說：
“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
1月12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給上海“工總司”等32個造反派團體的賀電。
1月12日這一天，中南海的造反派組織沖入劉少奇的家中，在劉少奇的辦公室里貼上了大字報。
中南海的造反派組織最早出現在《十六條》下發以后。那時候，中央秘書局為了接待全國各地來京群眾，在中南海西門外設了一個接待站，不久就引發了內部矛盾。中央秘書局黨委在1966年8月21日全體會議上，公開點名要機要室的張良源、張振昆和“后樓”的邢進立、郝錫良等8人停職檢查，并將他們趕出中南海。信訪處閔耀良等6人認為這是壓制群眾，在11月25日首先貼出了題為《徹底肅清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影響》的大字報。而信訪處洪雪竹等9人則針鋒相對地貼出了題為《秘書局八月二十一日的全體會議好得很》的大字報，反駁閔耀良等。由此引發了一場大字報式的爭論，并出現了近20個造反派組織，后來逐漸形成了以閔耀良為代表的“中南海紅色造反團”和以洪雪竹為代表的“中南海紅旗造反團”兩大派群眾組織。
1月13日深夜，毛澤東得知中南海造反派到劉少奇家中貼大字報，就派秘書去把劉少奇接到了人民大會堂。此時江青在側。毛澤東見劉少奇的第一句話是：
“平平的腿好了嗎？”
劉少奇一聽，這才明白毛澤東還不了解真情，就說：
“根本沒有這回事，是個騙局！”
毛澤東示意他坐在自己身邊的沙發上。劉少奇一落座就問道：
“我們現在是社會主義國家，也要造共產黨的反嗎？”
毛澤東說：
“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在共產黨員內，就要造他們的反，不從黨里抓要從哪里抓呢？你讀讀列寧是怎樣教導我們的。”
他把《國家與革命》中的一段指給劉少奇看，念道：
“資產階級思想家，特別是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家，迫于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而不得不承認，只有在有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地方才有國家，但他們又來‘改正’馬克思，說國家是階級調和的機關。在馬克思看來，如果階級調和是可能的話，國家就不會產生，也不會保持下去。在市儈的庸俗的教授和政論家們（他們往往善意地引用馬克思的言論！）看來，國家正是用來調和階級的。在馬克思看來，國家是階級統治的機關，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關，是建立一種‘秩序’，來使這種壓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階級沖突得到緩和。在小資產階級政治家看來，秩序正是階級調和，而不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緩和沖突就是調和，而不是剝奪被壓迫階級用來推翻壓迫者的一定斗爭工具和手段。”
“看完了嗎？”毛澤東接著說：“我的書和列寧的書中，都是這個觀點。我們的修正主義者很奇怪。當他們打擊左派的時候，從來也不講法律，不講民主，專門搜集左派的材料，他們對我們可狠哪。無產階級剛剛準備反擊，他們的一切輿論就都來了，這難道是平等嗎？這又能說明什么問題呢？”
“那以你之見，就這樣鬧下去嗎？”劉少奇不服氣地說：“就不需要制定一定的規矩嗎？”
毛澤東生氣地說：
“又是你們那一套黨有黨規、國有國法，是不是？依我看，革命就是要打爛一切條條框框，讓群眾起來徹底革命。在推翻走資派統治的斗爭中，是不能給造反派指定那些陳規舊俗的。要不然，還有什么革命二字？”
劉少奇也忍不住還要發牢騷，他說：
“第一，這次路線錯誤的責任在我，廣大干部是好的，特別是許多老干部是黨的寶貴財富，主要責任由我承擔，盡快把廣大干部解放出來，使黨少受損失。第二，我辭去國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澤東選集》編委會主任職務，和妻子兒女去延安或老家種地，以便盡早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
毛澤東聽他依然如此說話，便沉吟不語了，不住地抽煙。過了一會兒他才又開口了，勸劉少奇認真讀幾本書，要讀黑格爾的《機械唯物主義》，還要讀狄德羅的《機械人》。就這樣兩人的談話結束了。
這是毛澤東和劉少奇最后一次談話，正應了中國的兩句老話，叫作：“道不同不相為謀”，“話不投機半句多”。
毛澤東送劉少奇到門口，叮囑他說：
“好好學習，保重身體。”
劉少奇回到家，對家人說：
“主席沒有批評我的錯誤，很客氣。”
1月16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紅旗》雜志評論員文章《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文章中用黑體字刊出毛澤東所說的一段話：“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里奪權，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即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的革命。”
評論員文章中還寫道：
“上海工人階級，其他革命群眾和革命干部的這一革命行動，標志著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到達了一個新的轉折點，標志著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一個新的階段。”
1月16日這一天，全國最早支持紅衛兵造反的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和黑龍江軍區司令員，在毛遠新的配合下，成立了造反團聯合總部，宣布奪權。
1月16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
“我們的干部十幾年來有些人變質了。”“左派群眾起來奪權，這是好的。右派奪權當然不好。左派的力量發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11月上旬只有1000多人，今年1月上旬100萬，再加上學生，就是主力。”“過去是軍隊打江山，現在是工農自己打江山，軍隊幫助。”
“群眾選舉新的干部，就讓他們選嘛！廠長、書記讓他們去選。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選。”“接管很好，只管政務，不管業務，事情還是原來的人去搞，我們只管監督。”
欲知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斗爭是否順利？請繼續往下看。
東方翁曰：本章中關于毛澤東生日談話部分有重大變動，其原因在于筆者此前只看到了《王力反思錄》中的相關內容，別無選擇。
關鋒在給戚本禹的信中說：“王力的兩本厚書《王力反思錄》，香港友人給我寄來了一套。粗看一下，問題之八十五以上是造謠，歪曲事實，美化自己，簡直是無恥之尤。”目前，《戚本禹回憶錄》已經問世，張春橋等人的回憶材料也已公諸于世。相比較而言，這些材料是更可信的。據《戚本禹回憶錄》說：“談到王力的《反思錄》對文革的全面否定，尤其是他對鄧小平的阿諛奉承，關鋒氣憤填膺，大罵他是叛徙，無恥、造謠。他在《王力反思錄》上寫滿了痛斥王力的批語。”這就是本章修改的依據。筆者以為，一個背叛了毛澤東的人，即使是當事人，他出書的目的及其所提供的材料都摻雜了一定的政治因素，這是后人不可不警惕的。所以，要寫出一部信史，不但要仔細辨別所獲取的材料的真偽，而對于材料提供者的人品之優劣，也是不可不加以識別的。
另，本章有關上海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發展情況值得認真研究。正如《人民日報》1月16日轉載的《紅旗》雜志評論員文章《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一文中所說，上海工人階級、其他革命群眾和革命干部“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里奪權”，“標志著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到達了一個新的轉折點，標志著我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一個新的階段。”倘若全國各地的革命派都能像上海一樣，擯棄私欲，不打派仗，搞好革命的大聯合，順利地實現“從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里奪權”，那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就會少走許多彎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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