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書記一職，曾經是中共黨內最高領導職務。在毛澤東六屆六中全會成為中共事實上的最高領袖之前，中共至少有過五任總書記。
陳獨秀
第一任總書記陳獨秀曾經是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學教授，第二任總書記瞿秋白同樣是相當有名氣的記者兼教授，第四任總書記秦邦憲和第五任總書記張聞天也都受過高等教育，張聞天還進過莫斯科的紅色教授學院。但這五任總書記當中，卻有一位典型工人出身的總書記，他就是向忠發。而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工人出身的黨的最高領導人，也僅此一位。
因此，向忠發的經歷，以及他如何能夠在知識分子眾多的黨的領導人中異軍突起，他在何時起過何種作用，等等，應該是中共黨史研究的一個讓人感興趣的課題。
然而，向忠發到底不能因為其工人出身而引起后人的興趣。這是因為這個唯一工人出身的總書記，在位三年的時間里，不僅沒有留下什么轟轟烈烈的業績，反而成了中共歷任最高領導人中，唯一的一個被捕變節者。盡管向忠發被捕三天就被處死，但這種死顯然不能洗刷他向國民黨供出自己組織的機密而帶來的恥辱。他因此成為中共黨史中一位最受鄙視的黨的領袖。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可以看到的有關向忠發的說明，都是相當刻薄的。向忠發的工人出身，被說成是“流氓無產者”；他的文化程度，被說成是“大字不識幾個，連文件也看不了”；他在黨內的作用，自然只是“掛名”；而他的品質，更是讓人觸目驚心，因為據說他自任總書記以來，在那種極端危險的白色恐怖的條件下，竟長期“利用職權大搞特殊化，追求個人的物質享受”，“貪污了黨的很多經費，吃喝嫖賭什么都干，甚至還包了一個妓女叫楊秀貞的整天在他的住鬼混”，以至“黨”反過來“研究決定”派人監視自己總書記的“種種不軌行為”。
向忠發
不知道是否真的有人相信以上這種玄而又玄的說法。至少，在近兩年出版的有關著作中，對于向忠發的說法多多少少有了一些重要的改變。
比如，關于向忠發根本上是個“流氓無產者”的說法沒有了，承認他是個工人，至少是“仗著老工人的牌子才被捧上總書記的位子”的。
關于向忠發“大字識不了幾個，連文件也看不了”的說法，換成了此人“理論水平低，工作能力也差，不具備當領袖的才能。”
關于向忠發長期“利用職權大搞特殊化，追求個人的物質享受”，“貪污了黨的很多經費，吃喝嫖賭什么都干”之類，則被比較簡單地概括為追求生活安樂，跟妓女姘居。
不過，看起來關于向忠發是“掛名的總書記”的說法是難于改變了，作者只是換了一個更貼切的字眼兒，叫做“名義上的總書記”，并且斷言此人是“上什么山唱什么歌，一會兒聽李立三的，一會聽瞿秋白的，后來又聽王明的，連自己也對總書記的職務厭倦了”。
過分地貶低共產黨的總書記，結果只能是使人對共產黨本身的水平與能力產生嚴重的疑問。一個人才濟濟的共產黨，怎么可能容忍一個只是對嫖妓感興趣的庸人來做自己名義上的領袖？
如果說，這純粹是共產國際的主意的話，那么，第一，難道它就不了解向忠發的能力？難道它就不知道，讓一個毫無德行的人來做中共的領袖，即使不會引起無窮無盡的麻煩，也會嚴重損害中國共產黨人對自己的信任？
第二，稍微熟悉中共歷史的讀者都會知道，當時的中共領導人絕不是共產國際的馴服工具，發生在向忠發就任總書記之時的“立三路線”與共產國際之間的斗爭，再清楚不過地反映出當時的中共中央絕不可能聽任共產國際安排一個蠢才來做自己的領袖。
事情很清楚，時至今日，人們關于向忠發的種種說法都還不盡準確。對向忠發的情況，需要做進一步的研究與說明。
向忠發起家工運？
向忠發，1880年生于上海，出身貧寒，小學五年輟學。隨父母遷回湖北原籍，14歲入漢陽兵工廠學徒，16歲轉入漢陽造幣廠學徒。工廠倒閉后去江西一家大戶做傭人，3年后因受東家賞識介紹進入輪船公司，僅4個月即升任二副，兩年后再升大副。
以后幾經波折，在當時國內規模較大的漢治萍公司屬下的輪船上做事，并日漸因其識字較多，活動能力較強和熱心助人而被吸收參加當時的漢治萍工會工作。
幾年之后，即1921年，他已經成為擁有上千名會員的漢治萍工會的副委員長。次年，中共黨員許白昊發展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歷史上，有四名黨員是從早年土生土長的工人運動領袖中發展而來的。他們就是鄧培、向忠發、王荷波和蘇兆征。
鄧培是1921年入的黨，向忠發和王荷波晚鄧培一年，而蘇兆征更晚他們3年，是1925年入的黨。但就黨內地位而言，向忠發和蘇兆征最初遠不如王荷波和鄧培。
王荷波和鄧培是最早成為中央委員的，在中共三大與四大時，他們先后被選為中央執行或候補執行委員。他們在中共的工會工作中，也曾占據著相當突出的地位。直到1925年省港大罷工時，蘇兆征才開始成為中共工運的重要領導人之一。而向忠發則只是在武漢地區成為革命中心之后，才開始引人注目。
因此，直到中共五大時，即1927年4月底至5月初，由于鄧培在廣州遇害，王荷波改任中央監察委員，蘇兆征和向忠發才取代鄧培和王荷波而異軍突起，同時當選中央委員，開始進入中共中央領導層。
說向忠發在黨內嶄露頭角很大程度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北移武漢的結果，并不等于說在這個時候這個地方，只要有了工人領袖這塊金字招牌，誰都可以取得重要地位。
向忠發這時的崛起，靠的還是其不同尋常的突出表現。當國民政府的北伐軍剛剛攻克岳陽，湖北區執委機關為準備北伐軍進攻武漢，一度移往武昌，漢口只剩下向忠發、許白昊等4人。
在一個多月的時間里，由于北伐軍將至，漢口的工人運動驟然高漲，作為漢口當時共產黨和工會系統的最高負責人，他與許白昊等全力以赴，廢寢忘食，成功地領導了漢口此起彼伏的罷工斗爭，很快成立了湖北省總工會，把武漢地區的工人運動迅速統一了起來，支援了北伐軍的戰爭。
在總工會成立之后，27天里武漢三鎮的工會從最初的13個猛增到270個之多，有組織的工人迅速達到數十萬。加上具有執法隊性質的幾千工人糾察隊的組成，湖北總工會一時間叱咤風云，呼風喚雨，成了武漢地區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作為總工會委員長的向忠發自然也功不可沒。
隨著中共中央和國民政府均移到武漢，向忠發作為令人矚目的工人運動領袖而入選中共中央，可以說也是情理中之事。當然，向忠發這時在黨內的地位，還不能與作為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的蘇兆征相比。蘇兆征在中共五大不僅入選中共中央委員會，而且一步進入中共中央領導核心，成為中央政治局的候補委員。然而，有誰能夠想到，正是由于這一步之差，后來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大印竟與蘇兆征失之交臂，轉而落入向忠發的手中。
這是因為，當時的武漢政府邀請中共入閣，中共中央政治局特地選派在共產國際專門研究過農民問題的政治局委員譚平山去擔任農政部部長，選派政治局候補委員、工人運動領袖蘇兆征去擔任勞工部部長。結果，不僅在兩黨合作期間，他們領導的“農政部及勞工部與其他官僚機關并沒有什么區別”，“在群眾面前消失(了)共產黨的面貌”，而且當1927年7月國共關系破裂在即，蘇兆征進一步因為與譚平山一道未能按照共產國際的電令公開抗議武漢政府的政策并聲明退出，而是遞交了一紙被共產國際稱之為毫無原則的和怯懦的“請假”條，使其工人領袖形象在共產國際那里大大打了折扣。
與此相反，因此時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中共中央實際上并不特別重視向忠發之流的工人領袖，向忠發在武漢地區雖有相當實力和影響，并已經當選中央委員，與中共中央近在咫尺，卻不能與聞中央之事，致使向內心頗不平衡。
故當中共中央為避免國共破裂而設法抑制兩湖地區的工農運動時，作為湖北省總工會委員長的向忠發更是常常怒形于色，公開表示對中央政策的不滿。特別是在中共中央下令解散工人糾察隊之際，向忠發幾乎怒不可遏，不顧一切地專程前往武昌找中共中央辯論。此種情況，自然給了在武漢的俄國人以不同凡響的印象。
向忠發雖然在中共五大當上了中共中央委員，但他畢竟仍舊是一省工會系統負責人，不僅離中共中央甚遠，而且連中共湖北省委的領導工作也很少能夠涉足。
向忠發的突然得勢，顯然得益于共產國際1927年7月14日一紙電令。該電令稱：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已經由于其對國民黨的種種妥協政策而表現出嚴重的機會主義傾向，中共全體黨員必須堅決與黨的領導的種種機會主義傾向作斗爭，改造中共中央。而這種改造的基本任務，就是“要使工人和農民組織的領袖以及在內戰時長成的黨員，在黨的中央內取得決定的影響”。
機會主義錯誤是怎樣產生的？按照共產國際的邏輯，中共1927年8月7日在漢口召開的緊急會議認定，這是由于“黨的指導機關里極大多數是知識分子及小資產階級的代表”。根據這樣一種認識和共產國際的明確要求，“八七”會議當然要設法“將幾個工人加入指導機關”。而黨內現成的“工人和農民組織的領袖”還能有誰呢？那只有三個人，這就是蘇兆征、向忠發、王荷波。
結果，經過投票，蘇兆征、向忠發均以僅有的兩個全票（20票）當選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王荷波則以多數票（17票）當選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
值得注意的是，與蘇兆征、王荷波不同，向忠發由于過去在武漢太引人注目，因而已于武漢政府公開分共之后被安排藏匿于漢口法租界，之后又轉到湖南鄉下，沒有能夠出席此次會議。其能在缺席的情況下以僅有的兩個全票之一當選政治局委員，當然不僅僅是因為共產國際有選舉工人的指示，它在相當程度上也同向忠發這時在黨的領導層中已經給人留下比較好的印象有關。
王荷波 1882年-1927年
當然，“八七”會議并不能使向忠發一步登天。在中共高層領導人內部，多數人對向忠發遠不如對蘇兆征和王荷波熟悉。加上向忠發事實上不能參加武漢的臨時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因此，新來的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并沒有特別重視向忠發的作用問題。
不僅如此，羅明那茲對共產國際關于把工農領袖充實到黨的核心領導機關去，并使他們在黨的中央取得決定性影響的指示，這時也沒有給予特別重視。他甚至遠不如中共中央其他知識分子領導人那樣重視新中央的工人成份問題。
當“八七”會議上許多與會知識分子出身的中共領導人主動要求“選出工人同志來作領導”時，他甚至不以為然，斷言“此會無權改選中央”，并表示，即使選出工人同志也還要“調查一下是否他能執行此新政策”，因為他無法判斷這些工人是否能夠勝任中央領導工作。
由此可知，在這一緊急時期，他所重視的仍舊是工作的能力和對中央工作的熟悉問題。在他提議下組成的政治局常委和實際參加常委工作的四個人中，工人成份的只有蘇兆征一個，其余3人瞿秋白、李維漢以及羅亦農仍是知識分子。
此后，王荷波被安排去北方政治分局任書記，由共產國際代表和瞿秋白共同領導的中共中央對向忠發根本不重視，竟一個多月沒有安排工作。
到9月下旬，他們才決定“調向忠發到上海去搞工人運動”，但卻既不給他具體任務，也不給他某種必要的名義。
因此，向忠發的政治局委員這時其實也只是名義上的。他不僅一次也沒有參加過“八七”會議后中共中央在武漢（從8月—9月）和上海（10月上旬）開過的20多次常委會議和四次政治局會議，而且自國共關系破裂以后幾乎就沒有接到過具體的任務。
由此可知，在三位工人領袖中，向忠發這時在黨內的實際地位仍舊是最低的。一方面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一方面卻又得不到共產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重視，這自然又要讓向忠發心存某種程度的不快。
他當然知道共產國際主張發揮他這種工人領袖的領導作用，但自己為什么得不到重用呢？他不能不開始懷疑，黨的領導機關的改造遠沒有達到共產國際的要求，黨的領導層知識分子仍舊占據著支配地位，這是中國共產黨產生各種問題的主要癥結。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認識在相當程度竟也正是中共中央領導人的比較一致的看法。這時的中共領導人本身大都出身于知識分子，他們卻不僅真誠地相信應當由工人同志來作領導，而且在實際工作中大量提拔工人，堅定地主張否定知識分子的革命性，甚至宣稱知識分子的革命作用已經完結，明確決定今后原則上不再派一個知識分子去莫斯科學習，一面把一切可能提升的工人黨員統統提升到領導位置上來，一面卻又毫不猶豫地把成百成千的革命學生和知識分子放到部隊里去當兵，直至最后損失殆盡。意識形態影響人們對價值觀的變化能有多大，由此可見一斑。
有誰能說他們不重視黨的工人成份？看來，他們與向忠發這時的區別僅僅在于，他們多半很少意識到，否定知識分子其實也正是在否定他們自己。主張鞭笞黨的向忠發，共產國際幾乎同向忠發一樣，不那么滿意“八七”會議的改造結果。
這種情況很容易理解，新的中共中央領導核心幾乎只是舊中央的翻版。新中央實際上的總書記瞿秋白是典型的知識分子，并且是陳獨秀中央時的重要成員；另一位常委李維漢與瞿秋白一樣，而他在1927年5月21日許克祥部在長沙發動反共事變之后甚至阻止過農民對長沙的反攻，這件事更讓共產國際感到不滿。
常委中雖然也充實了一位工人領袖，但又是眾所周知在退出武漢政府問題上表現軟弱的蘇兆征，這當然不符合共產國際理想中的工人領袖標準。
因此，進一步選拔合適的工人領袖擔任中共中央領導責任，并且大規模地充實工人成份到中共中央來，不能不成為共產國際這一時期反復強調的問題。只是，連共產國際領導人自己也很清楚，目前要找到合適的工人領袖來擔任中共中央的領導責任，還不那么容易。
機會終于送到向忠發手上來了。那是1927年10月初的事。當時共產國際在上海的代表從蘇聯在上海領事館得到莫斯科的指示，要求中共中央組織一個工農代表團秘密前往蘇聯參加10月革命十周年的大型慶祝活動。
這時，南昌暴動剛剛失敗，相當一批中共中央領導成員還在廣東、香港不能回來，瞿秋白、蘇兆征以及李維漢等又正在從武漢前來上海的途中，且中央工作無法離開，加上各地工作同樣極其緊張，難有合適的中央一級人選抽調，讓剛來上海不久的工人領袖、政治局委員向忠發充當這個工農代表團的領導人，當然是再合適沒有了。
因此，共產國際代表很快就通知向忠發為此進行必要的準備，以便趕在10月中旬由上海組團出發。10月上旬，中共中央常委到達上海，向忠發向中央組織部長李維漢通報了此一情況，并商定了代表團的基本構成。李維漢同時表示向忠發可以以中央委員身份作中共駐國際代表，負責轉達雙方的有關信息。
10月15日，向忠發與湖北省工委負責人李震瀛一道，帶2個武漢工人和5個上海工人乘蘇輪安迪吉號由上海前往蘇聯海參崴，然后再乘火車赴莫斯科。11月初，代表團達到莫斯科，受到熱烈歡迎。向忠發10月革命節當天又是參加莫斯科紅場的慶祝活動，又是在電臺發表廣播講話。之后接連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東方民族兄弟大會、國際蘇聯兄弟大會，在德國和比利時舉行的反帝同盟擴大會議和反對中國白色恐怖委員會會議等，以中國工人運動領袖和中國共產黨代表名義到處作報告，當委員，可謂風頭出盡。而向忠發的報告，包括他在共產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所作的關于中國革命和中國工人運動狀況的報告，確實也給共產國際領導人留下了較好的印象。
共產國際東方部很快就樂于讓向忠發參加處理一切有關中國的具體事務問題。而向忠發也確在處理一些連共產國際東方部都感到棘手的問題上，表現出某種程度的果斷與魄力。
共產國際印象最深的顯然是這時向忠發處理莫斯科東方大學軍事班中國學生的學潮問題。此一風潮發生于1928年1月間，100多名中國學生結隊在共產國際辦公大樓前示威，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勸說無效，不得不請向忠發出面解決。
向很快使事情平息下來，并提出了具體的解決辦法。此事的最后解決，基本上是按照向忠發的提議辦的。這不僅迅速奠定了向忠發在共產國際領導人心目中的地位，而且也刺激了向忠發乘機提高自己政治地位的某種欲望。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在上海召開了擴大會議。會議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突出強調了黨的領導機關的工人成份問題，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組織任務是——將工農分子的新干部替換非無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之干部”，絕不能使黨的指導工作保持在“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分子手中”，從支部、到區、縣、市、省的各級領導機關，“必須大多數是工人同志或貧農同志”。
但是，會議卻沒有提到對中央一級領導機關的改造問題。恰恰相反，由于此時王荷波被捕遇害，會后又決定派蘇兆征前往蘇聯擔任駐共產國際代表并出席赤色職工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中共中央領導核心內幾乎不再有工人成份，新補入中央常委會的周恩來和羅亦農，照舊是知識分子出身。1928年1月，向忠發被共產國際從休養地召回莫斯科，準備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共產國際九次執委擴大全會。他同時得到了中共中央11月會議的各項決議和羅明那茲在蘇共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受到批評的消息。這立即給了向忠發發難的理由。
2月上旬，九次執委擴大全會期間組織了關于中國問題的小委員會，斯大林、布哈林與向忠發、李震瀛等都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向忠發敏感地意識到他的機會來了。當然，向忠發很聰明，他并不指望能夠在中國問題委員會的會議上當著中國同事的面向中共中央發難，而是接連寫了兩封信給共產國際和蘇共中央領導人。在這些信里，他非常強烈地表明了他的不滿。在這兩封信里，他巧妙地利用了中共11月會議決議的說法，宣稱：這個決議在評價中國黨的領導成份時是完全正確的，即我們黨的領導成員大都是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而他們“僅僅受著最初一時期革命高潮的沖動，并未經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鍛煉，并不知道國際無產階級運動的經驗，并且是站在工人貧民的階級斗爭之外的。他們不但沒有能改造成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反而將自己的政治上不堅定、不徹底、不堅決的態度，不善于組織的習性，以及其他種種非無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革命者所特有的習性、習氣、成見、幻想……帶到中國共產黨里來”。
問題在于，決議并沒有指出這種情況同樣嚴重地存在于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內部。政治局委員蔡和森與前任順直省委書記彭述之間存在著嚴重爭論，蔡和森、羅亦農與總書記瞿秋白有矛盾，政治局委員周恩來不僅思想上右傾而且政治上不那么堅定，長江局負責人之一陳喬年擅自改組長江局各級組織，原政治局委員譚平山已公開與黨分裂，原黨的總書記陳獨秀正在與譚平山合流。
蔡和森
“類似這樣不服從中央領導的動搖分子還可以舉出許多”。他斷言，中國黨近來種種失敗，多半都是由于這些領導者的無能，因此，“對他們必須采取相應的措施”。向忠發的信立即引起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的重視，因為這恰恰也正是他們所擔心的問題。
2月21日，斯大林、布哈林等人在中國委員會討論期間，又再次聽取了向忠發的有關報告。盡管，向忠發的這個報告其實是代表中共中央做的，但他仍舊花了相當的篇幅來批評現在的中共中央。
他斷言，黨內現在的矛盾斗爭，純粹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特性所致。而基本的原因在于：
第一，中國共產黨不是在激烈的階級斗爭中產生的，既缺乏理論準備，也缺少群眾的基礎，結果早期幾乎沒有工人黨員，只是一小部分知識分子在進行活動；
第二，這些知識分子基本上是由各個不同的進步組織中產生出來的，雖然在共產黨形成之后，這些組織不復存在，但這些組織的成員之間的感情依舊存在，不同組織之間的矛盾也必然在黨內有所反映；
第三，由于黨在理論方面相當欠缺，近些年來先后從莫斯科回國，經過相當理論訓練的同志，正在日益占據黨的領導地位，結果，他們不可避免地與那些缺乏馬列主義理論訓練，但有實際工作經驗、原來握有重要權力的知識分子干部產生矛盾。
因此，當前中國黨內的最大問題在于：（１）存在著動搖不定的機會主義領導者；（２）帶有小資產階級色彩的黨的高級領導人互相之間爭奪權力。
他強調，解決這種問題的最主要方法，就是“建立工人階級的領導并鞏固它”。但他并不主張采取過于激烈的組織措施，而是主張“鞭笞這樣的黨，但不要大張旗鼓”。
向忠發想干什么，在今天，或者在當年中國黨的領導人看來，應該很容易了解。但在當年，特別是在象斯大林、布哈林這樣一些本質上不信任知識分子，一心試圖尋找工人領袖來領導中國黨的外國人看來，就完全不同了。
這個報告雖然在文字上或者邏輯結構上不那么讓人滿意，但作者分析問題的能力十分明顯地給斯大林和布哈林留下了好的印象。更何況，向忠發這時也并沒有表現出那種讓人生疑的政治野心，他不僅沒有攻擊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和李維漢，盡管他們也是知識分子出身，而且很明確地批評黨在理論方面的欠缺，贊成由莫斯科訓練出來的具有馬列主義理論知識的干部出任領導工作。
這說明，向忠發并非完全沒有自知之明，他這時恐怕更多的只是想排斥黨的高層領導機關內部的部分知識分子干部，讓自已在政治局里的地位名符其實而已。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之后，政治局常委很快即作出決定，向共產國際派駐自己的全權代表，以便更及時和更直接地反映自身所遇到的各種重大問題。
本來，政治局委員向忠發已經在莫斯科，并且已經開始起中共中央代表的作用，但政治局顯然不相信幾個月來始終沒有參加過政治局會議的向忠發能夠準確地反映中國革命的實際需要。為此，他們特別決定派政治局常委蘇兆征來擔任這一職務。
當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給共產國際的正式函件中，中共中央具體說明：中共中央決定以蘇兆征、向忠發和李振瀛三人組成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蘇兆征、向忠發為全權代表，而以蘇兆征為書記，李振瀛為秘書。
因此，當1928年3月7日，蘇兆征正式通知共產國際東方部他已到任之后，向忠發也開始名正言順地以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全權代表的身份進行工作了。
不用說，在國內領導干部極其缺乏的情況下，不讓已經在莫斯科的向忠發擔任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的發言人，卻把蘇兆征派來擔任中央駐莫斯科的主要代表，這并不符合向忠發的愿望。但讓向忠發感到滿意的是，共產國際顯然仍舊喜歡與他而不是與蘇兆征打交道。
當然，向忠發未必了解共產國際對同樣是工人領袖的蘇兆征不甚滿意的具體原因，但經過３月份舉行的赤色職工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幾乎人人都可以發現，蘇兆征至少不如向忠發那樣機敏活躍和善于言辭。
因此，盡管根據主次順序，中共代表團在內部分工上，蘇兆征應當負責共產國際方面的工作，向忠發則負責赤色職工國際方面的工作，實際上，共產國際東方部卻仍舊要求向忠發繼續他原來在共產國際的工作。
結果，蘇兆征雖然身為代表團書記，并在各種正式文書中掛名于前，而實際上在共產國際工作的卻仍舊是向忠發，而不是蘇兆征。事情就此發生了最根本性的變化。3月下旬，共產國際作出決定，不惜冒極大風險、花大量金錢，組織大批工人作為100至110名中國共產黨的主要代表偷渡到莫斯科來，在共產國際的直接指導下，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徹底改組中共中央的領導機關。
此舉意味著，共產國際對于全面改造中共中央已經有了相當的信心。這種信心從何而來？考慮到此前共產國際始終未能確定此會的召開地點和時間，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它一方面顯示出莫斯科再也不能容忍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中共中央占統治地位的情況存在了，一方面也是因為共產國際這時終于選中了具有中國工人領袖“金字招牌”的向忠發，決心把他推到中共中央的最高領導地位上來。
毫無疑問，即使對于共產國際和蘇共中央來說，這也是一個極其重大的政治步驟和組織步驟。通過外力的作用把一個在中國黨內并不十分出眾的工人，推到最高領袖的地位上來。如果沒有對這個工人政治活動能力的相當信任，無論如何是不可想象的。
當然，這時對于斯大林和布哈林等人來說，判斷一個中國的政治領袖的能力畢竟是兩方面的，首先是他堅持共產國際所規定的階級路線的堅定性和革命的徹底性，其次才是他為實現這一階級路線的主要目標而進行組織、鼓動，以及調度指揮全黨團結斗爭的能力。
對于中國黨，斯大林等人這時最關心的，顯然是它能否擺脫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影響，使其領導權真正保持在無產階級手中。必欲找一個工人出身的領導人來擔任中共的最高領導職務，正是為了這一目的。向忠發是工人出身，這是最重要的；而他又確實較其他共產國際所了解的中國工人領袖更有組織和指揮能力，這在斯大林等人看來，多半也就足夠了。至于他的教育程度，以及受此影響綜合能力如何，都不甚重要。
因為凡是大的問題，都有莫斯科在指導把關呢。那么，向忠發的反應如何呢？從已有的資料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甚至到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正式開幕的前三天仍不了解事態的這種變化過程。也就是說，他事前并沒有想到他會如此輕易地一步登天。
還在1928年6月15日，即中共六大開幕之前三天，這位未來的總書記在布哈林召集的政治談話會上，第一次發言就講了幾句顯然不符合其未來身份的自謙的話。他說：“第一，我離開中國很久，很多實際情況缺乏了解；第二，我對于黨的理論也知之不多，正如斯大林所說，還缺少馬克思主義的觀察力”。
不過，向忠發的發言一上來就與眾不同。當時幾乎所有與會者都把批評的矛頭指向以前的中共中央和前中央的某些領導人，而向忠發則聲稱：第一，中國共產黨的機會主義錯誤的產生，最主要的是它的小資產階級社會基礎；第二，中央的錯誤要批評，但不能站在個人的立場上，更不能不顧事實，把所有問題都說成是中央的。
向忠發的這種與眾不同的態度始終堅持到六大的結束，按照周恩來后來的評價，說他當時的這種作法是“左右開弓”，既反對會議中以瞿秋白為代表的“左”的傾向，又反對以張國燾為代表的右的傾向。向忠發之所以有如此表現，很顯然是他這幾個月在共產國際耳熏目染的結果。只是，這些看法有些是來自于國際，如他批評瞿秋白政治報告受到羅明那茲理論的影響，顯然是因為羅明那茲的觀點早在蘇聯受到公開批評；他強調黨的小資產階級社會基礎，也正是共產國際內部判斷的中國革命失敗原因的基本結論之一。
但他不同意把一切問題都歸結到中共中央，批評張國燾反對農村割據和自發斗爭的觀點等，也確有一些自己的思考，并不純粹是照搬共產國際的說法。
沒有資料說明向忠發什么時候開始確切知道或者清楚地意識到他的政治生命將出現重大轉折。但從會議代表的成份上，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出共產國際要改造中共中央的決心有多大。
兩年前，即1927年中共五大時，代表82人，工農分子僅11人，其余71人均為知識分子。
而這一次，由共產國際審定的六大代表84人，工農分子即占50人，知識分子只有34人，以至周恩來后來憤憤不平地稱這次的代表中其實是“暴徒一大堆”。
可以想象，經常參加共產國際工作的向忠發應當了解，全面加強工農分子，尤其是工人分子在中共中央的地位，正是共產國際召開這次大會重要目的之一。至于共產國際領導人準備安排向忠發擔任什么樣的黨內工作，在6月17日分發的由共產國際審定的會議日程安排上，可以說已經初露端倪了。
根據這一日程安排，向忠發被明確指定為大會開幕式和閉幕式的主持人。雖然僅僅通過這一通常更具榮譽性質的會議職務，人們一時很難看出向忠發將來在黨內的地位如何，但到7月十日，即大會閉幕的前一天，就很少有人不了解共產國際的意圖了。
因為，共產國際代表米夫這一天正式提出了中央委員候選名單，在這個36人的名單里，工人就占到了22個，而且，向忠發的名字頭一次被排在了第一名。在隨后召開的六屆一中全會上，中央委員們已經不再需要共產國際代表的提示了，他們幾乎不約而同地推舉向忠發擔任會議主席。緊接著，向忠發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正式做了中國共產黨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工人出身的總書記。
向忠發并非傀儡
做了總書記的向忠發當然不會再做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
他很快將代表工作交待給新的中共代表瞿秋白和張國燾，然后與新的政治局委員蔡和森，政治局候補委員李立三先行轉道歐洲回國工作。
8月底，向忠發到達上海，并于9月2日開始正式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上臺伊始，向忠發就做了幾件頗值一提的事情。
一件事是開除了剛剛選出的新的政治局常委蔡和森的政治局常委和委員的職務。開除的原因只是因為蔡和森出席六大前曾一度接手順直省委工作，因思想左傾且經驗欠缺，造成順直黨盲動主義問題嚴重，而省內又出現極端民主化傾向和對中央的嚴重不滿情緒。
根據劉少奇和陳潭秋的9月10日的調查報告，蔡和森于15日正式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并主動申請免除自己的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員職務。盡管與會者在蔡和森等人的處分問題上均表示了看法，但大主意顯然要向忠發來拿。對此，向忠發毫不客氣，斷言順直黨的錯誤大部分應由蔡和森負責，主張“對他的處罰同意本人的意見，即公布錯誤，退出政治局”。同時認為：“此事不好好解決，新中央的生命就要斷送一半”。
會議當即根據向忠發的意見做出了一系列有關的決議。
另一件事就是指示秘書潘問友起草和發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告全體同志書》。在這一根據向忠發意見起草的長達九千字之多的文件中，他一方面強調應當反對種種不正確的觀念，包括過于重視合法運動，或者害怕群眾產生幻想，反對一切合法斗爭；忽視農民的革命作用，或者專注鄉村工作，受農民意識所支配；輕視反帝運動，或者把發動群眾的工作純粹寄托在反帝運動上，主張以反帝運動來掩護階級斗爭，等等。另一方面，他也突出強調了必須堅決反對黨內小資產階級意識的問題。他所列舉的黨內小資產階級意識的表現有：極端民主化傾向、小組織傾向、以個人意氣、個人攻擊代替反機會主義斗爭的傾向、雇傭革命的傾向、消極怠工的傾向，以及機械地規定指導機關工人成份的比例，甚至盲目反對一切知識分子的傾向，等。其意顯然在宣示自己的施政綱領。
再有一件事就是提議中央兼江蘇省委的工作。在逐漸熟悉了中共中央各方面的工作之后，向忠發明顯地希望能夠盡快地做出成績來。為此，他大膽地提出了一系列組織上變革的設想。象總工會并工委、宣傳部并農委、軍部取消并組織部，政治局下設軍事委員會，甚至中央兼江蘇省委的工作，等等。
這些建議基本上都得到了其他中共中央領導人的贊同，然而以中共中央來兼江蘇省委的工作，在國民黨嚴密統治的上海畢竟具有極大的冒險性，因此受到一些中共領導人的懷疑，尤其是受到中共六大前負責江蘇工作的項英的反對。但向忠發聲稱：“我們受了六次大會的重大委托，我們如何來實行？新中央工作至數月但有多少成績呢？我們深深感到組織上是一個問題，的確感到工作方式之錯誤。我們每天都要喊中心工作，全中國的政治經濟中心是上海，……中央兼江蘇可給一般同志以很好的影響，同時群眾的情緒可以很快的反映到中央來”。
因此，他一意堅持，根本不聽項英的意見，并當面指責項英對江蘇的問題總是帶有感情色彩，斷言江蘇的工作要有起色，“中央兼江蘇才是唯一的辦法”。由于向忠發的這一提議，江蘇省委與中共中央發生了尖銳的矛盾，以至中共中央不得不接連開了十幾次大小會議加以解決。而向忠發的意見，也只是在周恩來從外地回來后提出了極為充分的反對理由，并得到幾乎所有領導人的支持之后，才極不情愿地放棄了。不過，他仍舊相當固執地表示：“放棄我的主張是可以的，但并不是豪（即周恩來）說服了我”。
顯然，這些事情比較典型地反映了向忠發的工作作風和政治局成員對向忠發的態度。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向忠發并不是一個四肢發達、頭腦簡單、只會人云亦云的人。
這個人脾氣暴燥、思想方法也較執拗，根本就不大能夠聽得進他人意見，遠不是那種可以輕易做別人傀儡、當掛名總書記的人。不僅如此，他也確有一定的政治觀察力，有相當程度的語言表達能力和組織協調能力，做事決斷，很想做出點成績來。因此，政治局多數領導成員雖然是知識分子出身，對他也還是比較尊重的。就使是同樣工人出身，同樣不大藏得住火的項英，事實上也得讓他三分。
即使是對通常被后人視為向忠發的主心骨的李立三，他也一樣不稍客氣。如1929年1月底李立三起草過一個中央通告，說明當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主要任務，公開提出了他幾個月來一直宣傳的一個觀點，即認為，南京政府所代表民族資產階級，而美國因為與英日兩國有矛盾，正在極力支持南京政府保持和平與穩定，因此中國資產階級的統治正趨于暫時穩定，軍閥戰爭不會馬上到來，在這種情況下，目前黨必須把如何戰勝改良主義的問題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對于李立三的這種看法，向忠發一直持有異議，因此當即宣稱：李立三的說法有很大的毛病，美國同樣是帝國主義，不能說它與英、日有什么區別，中國資產階級雖然有穩定的企圖，卻絕沒有穩定的可能，即使暫時的穩定也不可能。雖然此一通告因其他領導人基本贊同，向忠發不能不批準下發，但他實際上并不服氣。結果，兩個月后，共產國際2月指示信對中共黨內的這種觀點提出了明確的批評，向忠發立即大翻其案，批評李立三過高估計美帝國主義和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是右傾的危險”，并且聲稱中國同志在政治分析上普遍存在一種缺點，往往因為統治階級修了一條馬路，就對統治階級作過高的估計，認為改良主義很厲害。
不難看出，說向忠發是李立三的傀儡，完全不著邊際。當然，李立三在向忠發作總書記期間確實起過極為重要作用。只是，李立三之所以有如此機會，也還有向忠發的作用。原來，李立三在六大時不僅不是政治局常委，而且不是政治局委員，他只是政治局的候補委員。是向忠發作出了開除了蔡和森的政治局常委和委員職務的決定，為李立三迅速晉升開辟了道路。并且，當1928年10月4日政治局會議正式追認9月15日常委會關于解除蔡和森的職務的決定后，又是向忠發提議由李立三遞補因蔡和森退出政治局常委及委員的缺額。
于是，在周恩來等政治局委員回國后，李立三就正式接替蔡和森成了中國黨內舉足輕重的4位常委之一，擔任宣傳部長兼黨報委員會主任。李立三早年留學法國，政治活躍，思想敏銳，文字及講話能力均較強。他從1922年起就長期從事中共領導的工人運動，擔任過各種黨和群眾組織的領導工作，有相當的實際工作經驗。但李立三一向較為偏激，1925年“五卅”運動中作為上海總工會負責人的他，就曾因激烈地主張發動武裝起義而受到過指責。
1927年十2月廣州暴動失敗之后，他作為中央代表，在處理暴動善后工作中又因嚴厲打擊知識分子干部，不顧事實地堅持要搞第二次廣州起義而受到批評，影響了他在六大中當選中委。
基于這些情況，李立三在初任政治局常委職務時，還比較注意務實。他之所以能夠得出諸如美國對華政策與英、日不同，南京政府代表民族資產階級，而民族資產階級一年多來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正在取得明顯進展之類的觀點，正是這時觀察問題比較實際的結果。但想不到又被總書記批評為過高地估計統治階級，因而帶有右傾的危險。共產國際對向忠發的看法的事實上的肯定，促使他重新走向偏激，認為：中共六大所強調的反對盲動主義的任務已經完結，中國黨的盲動主義客觀上已經失去其存在的基礎，已經到了不動的程度，現在我們所面臨的是“如何消滅右傾危險”，甚至“不能既反左又反右”了。
共產國際在1929年也提出了“反右傾”的任務，但那是7月份的事了，正式傳達到中國更是4個月之后的事了。而向忠發提出必須把“反右傾”當作唯一的任務，則是在1929年3月間，可算是有先見之明。作為黨的總書記，極力反對所謂黨內的右傾危險，甚至宣布說左傾盲動傾向已經不復存在，其結果自然只能使黨的領導層日益左轉。說李立三是在這種條件下日益左傾，當不為過。
當然，所謂“立三路線”的形成，向忠發還有更直接的作用。向忠發率先提出反右傾，這本來可以成為一種政治資本。卻不料，當11月底共產國際關于反右傾的決定傳達到中國之后，共產國際駐上海的遠東局竟通過了一個決議，指責中共中央還左得不夠，因此犯了右傾的錯誤。
李立三
這真是天大的冤枉。向忠發知道后，立即強烈地批評遠東局“是一貫的右傾的錯誤，吹毛求疵來指責中央，掩飾他們的錯誤”。在與遠東局接連三次面對面的爭論不得結果之后，中共中央當即提出了書面的抗議，并上告國際控告遠東局。
但在處理與遠東局的爭論問題上，向忠發自知不僅自身能力不及李立三，即使周恩來也不如李立三能言善辨。于是，中共政治局作出決定，將一切有關與遠東局爭論的問題統統委托李立三去處理。緊接著，因政治局確信國際對中國的情況有些隔膜，又派周恩來于1930年2月底前往莫斯科匯報工作，組織部工作亦交給李立三代管，從而使李立三有了充分展現其才能的條件。
當然，”立三路線”要想形成，還需要共產國際“批準”。向忠發一心想做出點兒石破驚天的大事業來，因此他早就在主張盡快地“動”起來了。共產國際關于“反右傾”的決定，正合向忠發的口味。恰巧中共中央討論如何貫徹“反右傾”精神之際，共產國際1929年10月指示信又到了。這封信中關于中國革命已經開始進入高潮，“已經可以而且應當”立即開始準備實行奪取政權的革命行動的說法，確實更使人熱血沸騰。沒有什么可猶豫的了，不進則退，不左則右。中共中央迅速通過決議，表示完全擁護。而后，李立三又很快提出了一整套令人眼花繚亂的關于中國革命進程的設想。這一套革命設想的基本內容就是，中國革命已經到了通過一省數省的首先暴動奪取全國勝利的階段，而中國革命的勝利必然緊接著世界革命的爆發。因此，不僅共產國際應當批準中共立即開始發動奪取武漢的總暴動，而且蘇聯和共產國際也要準備采取進攻路線，配合中國革命。
不過，如果說立三提出的這一整套進攻路線的要害是“左”的話，那么這時最“左”卻未必真的是李立三。因為事情很清楚，至少最早在中央里面主張消滅右傾危險的，并不是李立三，而是向忠發。
盡管在構制革命宏偉藍圖方面，向忠發的想象力與李立三比確實相形見絀，但在過高估計革命力量而不是過高估計敵人力量方面，向忠發畢竟從不后人。當李立三還在那里含糊其辭地說什么：“革命高潮一天一天接近來到我們面前”時，向忠發則直截了當：“如果明天有幾萬人上街，就可說是革命高潮到了”；當李立三還在那里主張要在文件上肯定存在著革命發展不平衡的情況，以免下級發生“左”傾時，向忠發則明確主張：“取消‘斗爭發展不平衡’一句”，事實上到處都有勝利可能；當李立三強調現在實際上只是農村存在明顯的革命高潮時，向忠發更是表示“我絕對不同意”，稱“這樣說足以使一般同志觀念動搖，將革命分作兩個東西，忽略城市無產階級領導，只簡單看見了幾個槍桿子、赤衛隊”。中國革命早已不是李自成、張獻忠和洪秀全的時代，“如果特別看重農村，那和洪秀全時代有何區別？”必須指出：“農村與城市不是兩個東西”，由于無產階級斗爭之興起并正在發揮領導作用，因此城市斗爭更尖銳。向忠發和李立三究竟誰走得更遠，不是一目了然嗎？
1930年6月初，所謂“立三路線”已經在向忠發的鼓勵和推動下基本形成，中共中央甚至開始從中央到各省區，一概取消正常的工作機構，組織各級所謂的行動委員會，積極準備實行10月革命式的一擊而中的全國暴動計劃，打算以進攻武漢為中心，分別組織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暴動和罷工。
不想，這時恰恰傳來消息，說是共產國際懷疑中共所設想的以進攻武漢為中心的暴動計劃，周恩來在莫斯科則接受了關于在中國首先建立蘇維埃根據地的思想。這等于說，中國革命并沒有到全國勝利的可能，革命的發展仍然嚴重不平衡。
中共中央對此極為不滿，緊急致電共產國際主席團，明確表示“不同意建立蘇維埃根據地等類的割據觀念”，要求國際批準他們奪取全國政權的計劃。隨后，他們立即于1930年6月11日通過了關于“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決議，準備迅速動員全黨展開奪權斗爭。
6月11日決議從一開始就受到了共產國際遠東局的堅決反對。他們強調，共產國際正在就中國革命問題制定系統的政策文件，而中共中央卻決議在全國平行布置奪取政權的工作，反對建立根據地，此種作法十分不妥，目前只應當集中一切力量爭取一省或幾省的勝利。對此，負責與遠東局交涉的李立三明確表示，中國革命已經到關鍵時刻，“我們要對國際負責，同時也要對中國革命負責”。向忠發立即給支持，聲稱遠東局總是拿些雞毛蒜皮的小問題來進行刁難，對于這種純粹“強奸式的批評，我們絕不能接受”，“一定要來一個政治上的抗議”。同時還要向寫信給周恩來和共產國際說明情況。
隨后，向忠發很快寫信周恩來，大談革命形勢如何高漲，奪取全國政權的方針如何正確，嚴厲指責遠東局當時的臨時負責人羅伯特“總是在許多細小的技術問題上吹毛求疵，搞得中央不勝其煩”。斷言羅伯特“把一切力量集中于一省或幾省來奪取政權的觀點，是一種露骨的地方割據的觀點，表面上很激進，但實際上是對客觀情勢估計不足”，“是一條極其錯誤的路線，而且是徹頭徹尾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在現在這種革命形勢下，如果不能堅決貫徹這樣一條路線，“就是對革命的犯罪，就是阻撓革命”。
否認革命發展不平衡，批評有根據地的發展的觀點為右傾機會主義的“割據”觀念，斷言中國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必然引起統治階級全面圍攻，非有全國范圍的革命勝利不能鞏固，結果只能得出中國革命的勝利必然引起世界范圍的帝國主義干涉，中國革命非有蘇聯的直接援助和世界革命的全面爆發不能真正勝利的觀點。
7月，隨著中共中央關于平行組織南京士兵暴動、上海總同盟罷工，而以武漢暴動為中心建立全國蘇維埃政權的決定正式出臺，李立三不能不開始設想蘇聯援助和世界革命的保障問題。但這樣一來，不僅立即引起以陳紹禹、博古為代表的留蘇回國學生的公開反對，而且再度造成與遠東局的激烈爭執。
7月底，紅軍乘虛攻下湖南省會長沙，消息傳來，使正在緊鑼密鼓地準備布置奪取全國政權工作的中共中央歡欣鼓舞。誰知這時共產國際又來一電，斷言中國革命主觀力量太弱，全國暴動計劃純屬盲動。
對此，中共中央自然難以接受。8月1日和8月3日，政治局接連召開會議，情緒激昂，人人批評國際不能了解中國革命的實際。李立三甚至氣憤地說出，“如果我們對總的路線動搖了，對國際的來電是忠實了，但對中國革命則是罪惡”的話來。
他明確主張：“國際必須迅速采取進攻的路線”，蘇聯必須立即開始準備進攻滿洲，外蒙必須立即開始準備出兵中國華北，不這樣做，就“不能在中國革命中掀動全世界的大革命，作最后的階級決戰。這一問題非常嚴重，絲毫不能延緩。中國黨應負起責任，求得國際了解”，“根據實際與國際力爭”。
向忠發更是直截了當，聲稱：國際的幾次來電都表現出“還不能了解中國實際情形”，國際事實上提出了一條與前不同的不正確的路線，這“證明國際的錯誤”，“證明我們不僅充分執行了國際的路線，并且給國際以很多的幫助”。當然，由于周恩來沒有能夠讓國際切實了解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他在政治上也負有“嚴重責任”，“暴露他右傾的危險”。因此，向忠發堅持認為中央前此的路線是正確的，“如果中央機械的忠實的執行國際的電報，不僅是機會主義，而且使黨成為敵人奴隸的黨”，成為“革命的罪人”。
作為共產國際一個支部的領導人，懷疑甚至批評共產國際，揚言要幫助共產國際，這無異于“犯上作亂”。李立三和向忠發由此給自己惹了大禍。只不過，遠東局領導人對于共產國際欣賞的這位工人出身的總書記還不敢大張撻伐。
盡管在按規定送給共產國際的中共中央會議記錄里，向忠發所表現出來的對共產國際的不敬絲毫不比李立三好一些，但遠東局還是把矛頭指向了這位有系統理論的知識分子出身的領導人。
在8月5日致中共中央的信中，遠東局聲稱李立三犯有反對共產國際的嚴重錯誤，并開始在下面找團中央和總工會的干部搜集反對李立三的材料。
對此，向忠發同樣毫不含糊地挺身而出，與遠東局大吵，指責遠東局挑撥中國黨的糾紛，破壞黨的統一。8月6日，雙方開聯席會。向忠發一上來就連珠炮般地發問：遠東局是否認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仍然存在？是否承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領導中國革命？是否認為中共中央在政治上已經破產？如果承認，為什么要越過政治局在中國黨內搞小動作，煸動其他黨員來反對政治局？如果不承認，那就干脆宣布停止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好了。
但羅伯特并不示弱，嚴厲批評李立三不應當與共產國際的路線相對抗，中共中央政治局任何重要決定都必須與共產國際共同作出，在共產國際新的指示到來之前，一切暴動計劃必須推遲進行。
對此，向忠發越聽越氣。當遠東局秘書杰克威脅說，共產國際可以開除任何象李立三這種敢于反對共產國際并試圖削弱共產國際威信的人時，向忠發不禁大發脾氣，沖著杰克嚷道：“這里沒有你說話的資格！”
雙方當即吵了起來。向忠發因此站起來大聲告訴遠東局負責人羅伯特：“我是以國際執行委員和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資格來這里討論工作的，不是來討論這些無原則的爭論的，更不是來聽那些不負責同志的發言的”。“今天或者遠東局宣布解散中央政治局并解散中共中央，否則我們還是要繼續執行我們的計劃，直到我們被停止工作為止”。
會議就此不歡而散. 對共產國際的代表大發雷霆，此事非同小可。在次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向忠發承認“這是犯了政治上的錯誤，特別對遠東局不應如此”。但他同時亦表示，遠東局本來只是一個傳達機構，并非指導機關，卻總是在枝節問題上找麻煩，如今又提出中央反國際，并專門挑出李立三個人來攻擊，甚至挑動中國黨的干部反對黨的領導，這實在難以忍耐。
他明確表示，中共中央向來是集體指導，絕不能同意遠東局把李立三同政治局分開來批評。既然遠東局不信任李立三，今后向遠東局匯報工作的責任就改由鄧中夏來擔任。同時，政治局會議迅速通過正式決議、政治局致遠東局的信、政治局復遠東局8月5日信關于李立三同志發言的材料，等，為李立三辯護。
向忠發起草并屬名的政治局決議稱：“遠東局來信所引立三同志在八一與八三兩次政治局會議上說話，完全是斷章取義，而且全非原意”，政治局嚴重抗議遠東局的來信，“在政治上堅決反對說中國黨有以冒險代替革命領導與有反國際斗爭的危險的結論，以及拋開政治局的集體指導指摘政治局個人，破壞中央政治局兩年來一貫集體指導的精神”。
當然，為了設法緩和與遠東局的緊張關系，向忠發在“要求遠東局以后不應在枝節問題上吹毛求疵”的同時，也主動“要求遠東局派人參加中央政治局的重要政治討論的會議”，以便在目前工作異常緊張和困難的環境中，與中共中央“共同負起政治上的責任”。
僅僅設法緩和與遠東局的關系并不能真正解決問題。為此中共中央特別勸說遠東局聯名急電共產國際，請其重新討論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暴動計劃。向忠發并親自寫信給斯大林，仔細說明整個革命形勢的進展情況和中共的暴動計劃，說明盡管國際主席團已覆電反對，但“我覺得國際主席團未得到中國最近革命猛烈發展的實際情況的詳細報告，故有這樣的指示。因此除由中央將實際情形報告國際請示批準中央的決定外，特將目前嚴重形勢告你，請求你的指示，并望在聯共中央提出，予我們以切實的援助“。
他特別強調：“這一嚴重形勢不只是中國革命的關鍵，而且是異常嚴重的世界問題，請你迅速的答復”。斯大林真的不了解情況嗎？事實上，有關中國問題的主要政策，這時恰恰都是根據斯大林的意見制定的。因此，向忠發的申訴當然不會有任何他所期望的結果。
向忠發何以“墮落”？
共產國際幾次電報，中共中央卻仍舊頑強地堅持自己的意見，這迫使共產國際下決心派瞿秋白和周恩來回國貫徹國際指示。
1930年8月19日，周恩來先行回到上海，并于22日向政治局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
由于周、瞿回國之際，共產國際尚未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８月初的兩次會議記錄，因此指示只集中于說明建立蘇維埃中央政權問題、肯定根據地和紅軍發展的重要意義、強調革命發展不平衡的必然性，等等，不僅沒有否認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線，甚至沒有根本否定中共中央關于以武漢為中心的暴動布署。
以至政治局聽了周恩來的報告后，反而認為：國際“不是根本反對武漢南京的暴動，而是要我們更積極的準備武裝暴動”。
直至六屆三中全會召開，向忠發的領導地位，包括李立三的政治局常委職務，均無任何改變，因此，中共中央不僅沒有把問題看得很嚴重，而且斷定自己與國際之間的分歧，其實只是一些“誤會”，現在已經解決了。
所以，當遠東局說明共產國際決定調李立三去莫斯科時，向忠發仍舊敢于表示反對，“不同意在目前工作中調立三同志去”，直到共產國際再來電報堅持，向忠發才不得不表示同意，但仍要求國際應讓李立三在兩個月后即趕回國內。
這件事清楚地反映出，中共中央領導人這時對冒犯共產國際和蘇共領導的嚴重后果，還缺乏深刻的了解。
11月中旬以后，情況全然改變了。先是陳紹禹等留蘇學生預先得到俄國人大發雷霆的消息，開始公開反對李立三，要求撤銷他們因批評李立三的主張而受到的處分。
對此，作為中共總書記的向忠發竟還蒙在鼓里，以至于他還敢在11月17日的宣傳工作人員會議上借著批評留蘇學生沈澤民，把陳紹禹等痛罵了一頓。
但當天中共中央就看到了共產國際關于立三路線問題給中共中央的信。這封信根據從遠東局得到的關于李立三反對共產國際的有關報告和中共中央8月初兩次會議記錄，斷言李立三和其他幾個政治局同志已經形成了一條與共產國際對立的反列寧主義的政治路線。
這種情況使向忠發極為尷尬。在11月18日的會議上，向忠發心情沉重地宣讀了共產國際的來信。在22日與團中央舉行的聯席會議上，他被迫開始承認自己負有主要責任。
到12月6日，他更是完全屈服了，過去那點打抱不平的勁兒消失得無影無蹤了。他甚至開始畏畏縮縮地想把自己摘個干凈，說什么：“我缺乏理論，過去對立三錯誤不能說服他，不能與他爭辨”，加上“我不能寫，沒有幫手，使我自已覺得立三不對也不能反抗，這是我過去的責任—助長‘立三路線’”。
當然，他這時還不了解陳紹禹等留蘇學生背后有蘇聯的大手在撐腰，因此還是咬著牙不收回過去對陳紹禹等人的處分決定，并且不能容忍陳紹禹等人對中央的態度，堅持要“與之斗爭”。
然而到12月16日，即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米夫來到上海，并與向忠發談過話之后，向忠發徹底老實了。他進而極其消極地提出：“中央政治局有改選的必要。因我工作能力不夠，同時在‘立三路線’時代我應負很重大的責任，對我個人，希望允許我到下層去做工作。我的態度亦有很不好的地方，亦可影響到政治上去，并且我的病體亦不能擔任這一工作”。
向忠發的請辭沒有得到任何人的贊同，瞿秋白第一個反對，肯定向忠發自六大以來領導政治局做了很多工作。在緊接著于1930年12月29日米夫和遠東局為六屆四中全會擬定的改選政治局委員的名單上，李立三自然被刪掉了。
而與“立三路線”完全不沾邊的瞿秋白莫名其妙地成了三中全會“調和路線”的責任者，也因為在莫斯科時一度與米夫作對而被刪掉了。再一個被刪掉的是李維漢，而他實際上只是在六屆三中全會上才補選為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候補委員，卻成了國際來信中所提到的那個支持“立三路線”的“其他政治局委員”的代表，唯獨“立三路線”的最高主持人向忠發巋然不動。
不僅如此，在1931年1月7日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上，幾乎所有的原政治局領導成員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與會者的批評指責，并被要求退出政治局，就連人們這時所公認的在黨內工作能力最強的周恩來也不能幸免，卻沒有一個人向這位總書記發難。
周恩來
雖然人人都知道，李立三很大程度上是靠向忠發這個“炮筒子”打天下的，向忠發也再度表示：“政治局本身的錯誤，我個人要負特別的責任”，仍沒有人把矛頭指向向忠發。
這里的原因大概只有一個，那就是：向忠發是個工人。正象參加會議的國際代表所說的，周恩來犯錯誤，“自然應該打他的屁股”，但向忠發等人“是工人同志”。
言外之意，因為是工人，因此不僅“決不讓他們滾旦”，就連屁股也不用打。甚至國際代表直截了當地說：什么叫真正的反“立三路線”？就是要“吸引工人干部，提(高)他的政治水平，教育他訓練他，到指導機關為黨工作，這才是真正的反‘立三路線’”。
結果，新改選的政治局委員中，“十六人中十人是工人出身”。
雖然向忠發仗著工人出身的金字招牌保住了總書記的位置，但反復公開地承認錯誤并把自己說得幾乎一無是處，結果使他明顯不再象過去那樣爭強好勝了。他開始把寶押在陳紹禹的身上，極力想讓剛剛當上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的陳紹禹進入政治局常委，來幫助把關。
因為他這次政治上的嚴重挫折使他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再不能象過去那樣呈英雄了，他幾次提出需要有個“幫手”。而這個幫手最好就是陳紹禹。其實他早就知道，陳紹禹是共產國際東方部米夫的最得力的干將。但過去他過于自信，竟沒有把陳紹禹放在眼里。
如今他翻然悔悟。雖然米夫和遠東局最初并不同意讓陳紹禹迅速進入常委工作，但他還是每每必定拉上陳紹禹來開會，并且一反過去那股從不服輸的勁頭兒，即使是陳紹禹當面頂撞他，他也盡量不動肝火，好長一段時間里，每逢開會，他只是喏喏而已。
不過，四中全會以后，向忠發還是做過兩件對中共歷史有重要影響的決定。
第一件是不讓張國燾到江西蘇區去擔任蘇區中央局的書記。四中全會結束后，遠東局立即提出加強蘇區中央局的領導問題，并建議派將要從莫斯科回國的張國燾（六屆四中全會選舉的政治局常委之一）來擔任書記。對此，向忠發極力反對，稱張國燾長期不在國內，對國內工作不熟悉，同時與江西蘇區的毛澤東過去在一些問題上有矛盾，難以合作，在蘇區工作剛剛走上正軌之際派張國燾去擔任領導職務，對整個工作是不利的。遠東局雖然堅持認為張國燾與毛澤東之間不會產生嚴重問題，但最終還是同意了向忠發關于張國燾應暫時留在中央熟悉工作的意見。從以后張國燾到鄂豫皖蘇區后大搞一言堂的情況來看，這個決定顯然為毛澤東減去一個具有重要威脅的政治對手。
再一件事是讓毛澤東來做即將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的主席。本來，在六屆三中全會以前，中共中央曾經決定過建立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的名單，向忠發作為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自然也被規定為蘇維埃政府的主席。但在四中全會之后，遠東局建議即將成立的蘇維埃政府名單不必過于注重形式，群眾還不熟悉者不必排在名單里。因此，關于政府主席是否有必要由中共中央主席來擔任的問題，在政治局會議上引起了爭論。有人認為向忠發做政府主席“沒有必要”；有人則認為蘇維埃主席需要全國有威信的，盡管由在上海中央的向忠發來做個掛名的主席未必好，但“除特生（即向忠發）外，沒有別的人”更有威信來做這個主席了。張國燾則明確主張：“在全國威信上，還是特生好”。而向忠發卻提出：自己在上海，又不能到蘇區去，沒有必要擔任這個主席職務，“我覺澤東可做主席”。
顯然，想到應當并且可以由毛澤東來做這個主席的，這時也就是向忠發了。
由于這一意見最終得到了會議和共產國際的批準，毛澤東也就真的當上了蘇維埃政府的主席。向忠發的這一提議，很明顯為毛澤東以后在政治上的發展創造了一個十分有利的條件。但是，向忠發在中共黨內的作用，無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也就到此為止了。
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之后，根據共產國際的意見，全黨的工作重點已經開始轉到蘇區、紅軍和蘇維埃政權建設問題上去了，大批的干部和工人黨員被先后送到各個紅軍根據地去，向忠發原來所熟悉的城市工作，特別是工人運動的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削弱。
更有甚者，四中全會的召開由于違反了黨的幾大工會系統黨團干部的意愿，因而引起了強烈的反抗，先是以何孟雄為代表的25名重要干部在開會反對四中全會時，被人告密全部犧牲，接著又是以羅章龍為代表的一批工會干部另立中央，分庭抗禮。
結果，包括上海在內的諸多城市工作及工會工作嚴重受損，從此幾乎一蹶不振。
面對這種情況，向忠發再也鼓不起過去那種急于想成就一番大事業的雄心了。他的總書記固然并非完全虛置，但他可以考慮和可以用心去籌劃的工作畢竟越來越少了。
理論上有陳紹禹等一大批留蘇學生，實際工作上有周恩來等，他的工作只剩下一周向遠東局代表匯報一次工作，參加一兩次中央政治局會議或常委會議，聽幾個報告，發兩次言而已。
漸漸地，向忠發越來越消沉了。他一面因看不上陳紹禹不可一世的樣子，動不動就和陳大吵，使得遠東局一度為兩人的關系磨破了嘴皮；一面不顧總書記形象，用黨的經費，住洋房，養小老婆，雙棲雙宿，不僅弄得負責其安全和生活的周恩來等人好一段神經緊張，而且搞得部分領導人對此議論紛紛。
因此，周的評價是，向忠發這時“墮落”了。其實，這期間“墮落”的又何止一個向忠發。據周恩來回憶，根據莫斯科意圖改造后產生的六大中央委員總共有36個，其中工人占了22個，而這22個工人委員中，除了向忠發于1931年6月22日被捕變節以外，相繼投降了國民黨的就有14個，占整個中央委員三分之一還多。
這也就難怪，當向忠發被捕并被殺后，曾有另一位工人出身的政治局委員盧福坦明確表示想要接替向忠發做總書記，卻不被共產國際所考慮。繼向忠發之后，共產國際寧肯找一些自己信得過的，即使是毫無經驗的留蘇學生來維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再也不提找工人來做中共領袖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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