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燾焦躁的原因不難理解——這形勢是一天天地見證著他的失敗啊！
不甘心也不回頭的張國燾還是沒放棄對紅二方面軍的最后一絲幻想，他再次提出了召開兩軍干部聯(lián)席會議的要求。
有關情況，傅鐘回憶道：
……他（指張國燾）讓周純?nèi)菊胰五鰰r同志說，兩個方面軍開個干部會，首先求得意見一致。弼時清楚，張國燾是想利用這個會拉出一部分同志同情他，支持他，同黨中央繼續(xù)對抗。
弼時同志對周純?nèi)鞔_表示：不要開這個會！把黨內(nèi)分歧在干部中公開出來，會造成上層對立，使工作更加困難，損害團結。張國燾聽不進這種勸導，找到弼時同志堅持要召開兩軍干部會。弼時同志非常冷靜、鎮(zhèn)定，義正詞嚴地說：“我反對開這個會！如果你堅持要開，我敢肯定，會上爭取四方面軍的進步干部是沒有問題的。如果二、四方面軍干部對你態(tài)度尖銳起來，我不負責任。”弼時同志的話，力抵千鈞。張國燾害怕自己更加孤立，就不再提開這個會了。[1]
兩軍會師以來，經(jīng)過兩個多月耐心細致的調(diào)查研究和深入的思想工作，任弼時已經(jīng)非常有底氣地跟張國燾這樣講話了：人心思團結，人心思會師！痛定思痛的紅四方面軍將士中越來越多的人在覺醒，在覺悟！“北出陜甘”，已是大勢所趨！
張國燾還是沒死心，他緊接著又橫生出了一個枝節(jié)。
8月10日，紅二、四方面軍全部走出草地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在陜北保安召開了政治局會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王稼祥、凱豐，以及林伯渠、李維漢、張浩、林彪、楊尚昆、吳亮平、陸定一、周興、李克農(nóng)、李德、潘漢年等。會議討論了國內(nèi)外形勢，并根據(jù)毛澤東的建議，確定把開展統(tǒng)戰(zhàn)工作放在黨和紅軍三大戰(zhàn)略任務的首位，同時根據(jù)國內(nèi)階級關系的新變動，正式制定了逼蔣抗日的方針，確定以蔣介石政府為統(tǒng)戰(zhàn)談判的主要對手——“逼蔣抗日”，同時繼續(xù)對國民黨地方實力派進行統(tǒng)戰(zhàn)談判，大力開展群眾抗日運動，以推動國民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道路——“抗日和反蔣不再并列”。
這個時期，中共中央的統(tǒng)戰(zhàn)工作成效斐然：東北軍和十七路軍領導人張學良、楊虎城與中共的關系更加密切；“兩廣事變”后，李宗仁、白崇禧也派代表到達陜甘寧蘇區(qū)，要求同中共訂立抗日協(xié)定；四川劉湘等地方軍政當局領導人也日趨贊同抗日反蔣；華北地區(qū)國民黨軍領導人宋哲元、傅作義等也相繼開始同中共中央商談抗日問題……
而且，由于“兩廣事變”，原駐陜甘地區(qū)休整的國民黨軍胡宗南部主力被調(diào)去“救火”，蔣介石一時間也無力北顧。中共中央決定抓住這個時機，聯(lián)合東北軍發(fā)展西北抗日局面并借機打通與蘇聯(lián)的聯(lián)系，以出兵援綏，直接對日偽作戰(zhàn)，以推動全國抗日救亡大潮。8月12日，黨中央向中共西北局提出戰(zhàn)略方針的建議，其要點為：紅軍同東北軍合作，打通與蘇聯(lián)的陸上交通，建立西北國防政府。紅四方面軍在9月底以前盡可能奪取岷縣或其附近作為臨時根據(jù)地，以有力一部，攻擊隴西和臨夏，作渡河佯動，調(diào)動毛炳文、馬步芳部東援，以配合東北軍于學忠部占據(jù)蘭州，進而控制河西走廊的涼州（今武威）、甘州（今張掖）、肅州（今酒泉）……
爾后，紅一、二、四方面軍在甘北會合，進攻寧夏，以圖向外蒙方向“打通國際聯(lián)系”。[2]
因為與東北軍的配合難以落實，8月23日，中共中央就這個計劃的修訂問題再次征求中共西北局領導人朱德、張國燾、任弼時的意見：“依托現(xiàn)實力量，假如以二方面軍在甘南、甘中策應，而以四方面軍獨立進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聯(lián)系新疆邊境，兄等認為有充分之把握否”。[3]據(jù)徐向前回憶，當時張國燾打電話就這個修訂意見向其征詢意見時，他的回復是：“問題不大，紅四方面軍有這個力量奪取甘肅西部！”[4]
8月25日，中共中央把這個修訂意見報告了共產(chǎn)國際。在這個報告中，中共中央領導人設想的戰(zhàn)役步聚是：紅一方面軍先取寧夏，得到援助的武器后再與紅四方面軍一起，續(xù)圖甘西——取甘西的日程預計是“明年春暖”[5]，因為這個修訂意見與張國燾很久以來就孜孜以求的西進有吻合之處，因而也得到了他的支持。
這個時候，紅二方面軍已陸續(xù)集結于哈達鋪一線，賀龍、肖克、關向應等都要求任弼時“務在哈達鋪歸還二方面軍”[6]。8月30日，中共中央就“冬季前三個方面軍行動方針”再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一方面軍主力占領海原、靖遠、固原及其以南地區(qū)，一部保衛(wèi)定邊、鹽池、予旺、環(huán)縣蘇區(qū)，一部保衛(wèi)陜北蘇區(qū)，另一部保衛(wèi)關中（涇水、環(huán)水、洛水之間）”；“四方面軍占領臨潭、岷縣、漳縣、渭源、武山、通渭地區(qū)，盡可能取得岷、武、通三城，但岷州如無辦法奪取，則用少數(shù)監(jiān)視之”；“二方面軍速向陜甘交界出動，首先插出王均防線之后，占領鳳縣、寶雞、兩當、徽縣、成縣、安康地區(qū)，再與王均對戰(zhàn)”。[7]
于是任弼時于9月初回到紅二方面軍總指揮部。
因紅四方面軍三十一軍軍長王樹聲患病，原紅二方面軍副總指揮肖克調(diào)任紅三十一軍軍長。9月8日，為貫徹黨中央“冬季前行動方針”，紅二方面軍總指揮部在哈達鋪下達命令：紅二方面軍“乘甘陜敵人分兵據(jù)城的弱點，透過其封鎖線打擊成縣、徽縣、兩當、鳳縣、略陽、康縣之敵，而西取之，建立臨時根據(jù)地”。部署為：以紅六軍為左縱隊，紅二軍主力及紅三十二軍為中縱隊，于11日全部出動，18日分別襲取兩當、鳳縣、徽縣；以紅二軍六師為右縱隊，12日集中西固，配合中縱隊襲取成縣后北取康縣、略陽，“戰(zhàn)役任務期于9月底完成”，預定徽縣為全方面軍臨時后方地域。[8]
爾后，紅二方面軍迅猛東進，長途奔襲，10天之內(nèi)，先后占領成縣、徽縣、兩當、康縣四座縣城及陜西略陽、鳳縣部分地區(qū)，完成戰(zhàn)役預定戰(zhàn)役計劃。隨后在上述地域展開，開始建立臨時根據(jù)地的工作工作……
就在這段日子里，張國燾又生枝節(jié)了，差一丁點兒就把“北出陜甘”給擰轉了向。
——“任胡子”一離開，“張主席”少了個克星，尾巴又翹起來了。
紅二方面軍向成縣、徽縣、兩當、康縣出動那天，共產(chǎn)國際回復了中共中央關于打通國際路線的方案，其要點為：“同意你們占領寧夏區(qū)域和甘肅西部的計劃。同時，堅決指出不能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面前進，以免紅軍脫離中國主要區(qū)域。在占領寧夏區(qū)域以后，將給你們幫助。”[9]
這個回復強調(diào)了“不能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面前進”和“占領寧夏后給予你們幫助”，如此一來，中共中央原設計的“占領甘肅西部”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就大打了折扣。中共中央醞釀幾天后，不得不對原來的“分攻寧、青”作出重大調(diào)整：“一方面軍主力九、十兩個月仍在海原、固原地區(qū)，十月底或十一月初開始從同心城預旺之線攻取靈武、金積地區(qū)，以便十二月渡河占領寧夏北部，一方面軍之其余部隊保衛(wèi)陜甘北蘇區(qū)”；“四方面軍以主力立即占領隆德、靜寧、會寧、通渭地區(qū)，控制西蘭大道，與一方面軍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區(qū)之部相當靠近，阻止胡宗南西進，并相機打擊之，十月底或十一月初進取靖遠、中衛(wèi)南部及寧安堡之線，以便十二月渡河奪取寧夏南部”；“二方面軍在陜甘邊積極活動，吸引胡宗南于咸陽、平?jīng)鲋€以南地區(qū)，與四方面軍互相策應，并聯(lián)絡陜南游擊區(qū)”[10]
這也就是說，紅一、四方面軍原擬定的會師時間，要大大提前；紅一、四方面軍“分攻。寧、青”也變成了“合取寧夏”；紅四方面軍參加寧夏戰(zhàn)役的渡河點將改在“靖遠、中衛(wèi)南部及寧安堡之線”……
中央發(fā)來這個“重要調(diào)整”指示的前一天晚上，針對“兩廣事變”解決后國民黨軍胡宗南部返回陜甘地區(qū)的敵情，朱德、張國燾、陳昌浩也曾向“陜北同志”提出了一個“三軍協(xié)同作戰(zhàn)”方案。這個方案是陳昌浩提出來的，意圖為：“我軍為先要打破敵之既成計劃，爭取抗日友軍，造成西北新局面，一、四方面軍乘胡敵在西北公路上運動之時機，協(xié)同消滅其一部。二方面軍盡力阻止和遲滯胡敵西進”，部署“一方面軍主力由海源、固原地區(qū)向靜寧、會寧以北地區(qū)活動，南同四方面軍在靜、會段以襲擊方式側擊運動之胡敵，并阻止其停滯靜寧以東”，紅四方面軍“適時以八團以上兵力打擊靜、會間之胡敵，相機打通一方面軍。”[11]
其實，這個方案與黨中央提出的方案相當近似，但因為沒有改變“分攻寧、青”的原設計，所以張國燾也是同意的。現(xiàn)在黨中央提出要將兩軍會師提前，兩軍會師后要“合取寧夏”，這一家伙就觸發(fā)了“張主席”心中的糾結：他一直就不愿意和黨中央會合，一直在打出偏僻之地自創(chuàng)局面的主意……
張國燾，他要變臉了！
1936年9月16日～18日，中共西北局在岷州開會討論中央部署，參加會議的有張國燾、朱德、陳昌浩、傅鐘、曾傳六、李卓然、何畏、肖克、劉少文等人（徐向前、周純?nèi)仍谡目h前線未能與會）。關于會議情況，與會者傅鐘有一段回憶：
張國燾主持會議。他不像前幾天研究甘南根據(jù)地建設時那樣興致勃勃，滔滔不絕，情緒有了微妙的變化。講話中，有同意中央來電部署的意思，但又大談陜北地瘠民貧，人口稀少，難以供應大部隊生活之需，顯出仍不愿會合一方面軍。
……
關于部隊的戰(zhàn)略方針，大多數(shù)同志同意中央九月十三日來電的部署（引者注：應為九月十四日），發(fā)動靜、會戰(zhàn)役。[12]
然而，一進入具體方案制訂時，張國燾的底氣就變得很足了：
誰知，在做靜、會戰(zhàn)役具體方案時，張國燾與中央鬧獨立的故態(tài)又惡性發(fā)作。他反對北上，要西進，過黃河去青海、新疆，根本推翻了剛才西北局所作的決議。陳昌浩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開與張國燾唱了反調(diào)，主張北上。爭論十分激烈。張國燾甚至說經(jīng)靜會北上是“斷送紅軍”；朱總司令耐心地勸張國燾維護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不要個人推翻集體決議。我也向張國燾表明，主張向北，并陳說了北進方針的好處。張國燾成了孤家寡人，情緒很壞……[13]
陳昌浩也有相類的回憶文字：
岷州會議是西進與北上的爭論。張國燾是不會合的。會議開了好幾天，張國燾堅決主張向青海之西寧進軍，怕會合后他就垮臺了。我們堅決反對西進，與他爭。[14]
今非昔比，岷州會議的大多數(shù)與會者表現(xiàn)出了空前復蘇的黨性，根據(jù)中央部署調(diào)整的精神作出了決議：執(zhí)行黨中央的既定方針，組織實施靜會戰(zhàn)役計劃。9月18日，西北局以朱德、張國燾、陳昌浩名義致電前線徐向前、周純?nèi)逻_《靜會戰(zhàn)役綱領》。
據(jù)當時在紅軍總部任警衛(wèi)班長的潘開文回憶：
會議開到第三天（筆者注：即1936年9月18日），張國燾突然宣布辭職，帶著他的警衛(wèi)員和騎兵住到岷江對岸的供給部去了。朱德氣憤地說：他不干！我干！于是找來作戰(zhàn)參謀掛起地圖，著手制訂部隊行動計劃。當天黃昏，張國燾又派人通知繼續(xù)開會，朱德、陳昌浩和西北局成員趕到張的住處開會。參加會議的多數(shù)人都支持朱德的主張，張國燾被迫說：“黨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是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既然你們大家都贊成北上！那我就放棄我的意見嘛！”[15]
據(jù)朱德稱，張國燾還在會議形成的決定——《靜會戰(zhàn)役綱領》上簽了字。[16]
然而，簽了字也不認賬是這位“張主席”慣有的脾氣。
20日當晚，張國燾獨自策馬趕往漳縣前線。
陳昌浩回憶了那天晚上的情況：
……他（注：指張國燾）最后以總政委的身份決定西進，決定后就調(diào)動部隊。那時，我和朱總司令、劉伯承都談過了，無論如何要會合，會議的決定不能在半路上違反。向前那時不在，可能他先到的漳縣。我認為張國燾的決定是錯誤的，我有權推翻他的決定，即以四方面軍指揮部名義下達命令，左翼部隊停止西進，準備待命；右翼部隊也停止西撤。
命令下后，張國燾就知道了。他深夜三點多鐘找我來了，談幾點：⑴我無權改變他的計劃；⑵命令是錯誤的，今天革命形勢應該保存四方面軍；⑶會合后一切都完了，要讓我們交出兵權，開除我們黨籍，軍法從事。說到這里就痛哭起來。我當時表示：⑴誰有權決定，要看是否符合中央要求，而你的決定是錯誤的；⑵必須去會合，會合后就有辦法了，分裂對中國革命是不利的。我們是黨員，錯誤要向中央承認，聽從中央處理，哭是沒有用的。談到這里張國燾就走了。我以為他回去睡覺了，準備明天再去漳縣對向前說明。但哪知當天晚上他就連夜到漳縣了。我知道后立刻騎馬趕了去。……[17]
21日，趕到漳縣的張國燾召集徐向前、李先念等前線軍事指揮員重新計議。計議的結果是槍桿子又一次指揮了黨：推翻西北局岷州會議決議，紅四方面軍全軍掉頭折返，在永靖、循化一線渡河西進。更有甚者，張國燾還電令岷州的紅軍總部通訊部門負責人：“未經(jīng)我簽字的電報一律不準發(fā)出”[18]——封鎖朱德等向黨中央?yún)R報的渠道。而被蒙在鼓里的朱德還以為已經(jīng)在岷州會議決定上簽了字畫了押的張國燾此去漳縣是落實“北上”部署的，20日那天晚上他還電告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甲、張于本日已北進，我明日率總部行動。乙、每晚請通知敵情一次并切實聯(lián)絡。丙、親譯密電悉，已釋疑慮，現(xiàn)迅速取得會合在會寧道上以便消滅胡敵。丁、請大大動員擁護這一會合。”[19]殊不知這才僅僅過去一個晝夜，張國燾就翻了臉，不但成功地忽悠了紅四方面軍主要將領把原則之爭當作哥們兒之間的“權位之爭”，而且還要剝奪他這個“紅軍總司令”向中央發(fā)電報的權力！
幸而紅軍總部還有黨性未泯的領導人，幸而總部通訊部門還有黨性未泯的負責人，幸而朱總司令一年以來身處逆境卻依然忍辱負重顧全大局的度量胸襟感動感染了諸多紅四方面軍將士，朱總司令終于突破封鎖向黨中央?yún)R報了這個重大變故——更重要的是表達了西北局乃至紅四方面軍內(nèi)部擁護中央部署反對張國燾“變臉”的意見：
英、洛、毛、周、彭、賀、任、劉（指人密譯）：
（甲）西北局決議通過之靜、會戰(zhàn)役計劃，正在執(zhí)行，現(xiàn)又發(fā)生少數(shù)同志不同意見，擬根本推翻這一原案。
（乙）現(xiàn)在將西北局同志集漳縣續(xù)行討論，結果再告。
（丙）我是堅決遵守這一原案，如將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負此責任。
朱德[20]
朱總司令隨即趕往漳縣，趕到漳縣后立即召集前線高級將領們開會，會上還幾次發(fā)言，堅決維護岷州會議關于北上的方針，闡明紅四方面軍和紅一方面軍會合對整個形勢是有利的。他責問張國燾：現(xiàn)在迅速北上，可以不經(jīng)過同敵軍決戰(zhàn)而實現(xiàn)會合，“可能會合為什么不會合？”
他還說：
岷州會議的決定是西北局成員集體論討論作出的，作為西北局書記，已簽字同意北上計劃，但未經(jīng)西北局重新討論，又馬上改變計劃，是不允許的，即使是黨的書記也要根據(jù)決議來工作，這是關系到組織原則的嚴重問題，應當弄清楚。改為執(zhí)行西進計劃，是要受到重大損失的。[21]
然而，張國燾成功地忽悠了與會的多數(shù)人，張國燾西渡黃河的意見被采納。[22]
而且，張國燾這回是鐵了心！朱德總司令突破封鎖迭電勸阻不果，趕至漳縣勸阻仍不果，紅二方面軍任弼時、賀龍、關向應、劉伯承來電勸阻還是不果，中央迭電再陳利害仍然不果。張國燾擺出的就是一副“九頭牛都拉不回來”的架勢（竟然還聲稱是因為“完全同意國際指示”）！大概他覺得此番出走已成定局，又跟年前草地分裂前一樣，勁頭很足，口氣也很沖，一口一個倘如按中央意圖辦就要“斷送紅軍”……
——少了個克星“任胡子”在場，張國燾這就是要翻天啊！
注釋
[1]《西北局的光榮使命（1997年12月）》，《中國工農(nóng)紅軍第四方面軍戰(zhàn)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763～第78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任弼時年譜（1904～1950）》第291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傅鐘《西北局的光榮使命》，《中國工農(nóng)紅軍第四方面軍戰(zhàn)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77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中共中央領導人關于今后戰(zhàn)略方針的建議致朱德、張國燾、任弼時電（1936年8月l2日）》，《鞏固和發(fā)展陜甘蘇區(qū)的軍事斗爭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597～第599頁，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12第1版。
[3]《中央征詢對二、四方面軍行動的意見致朱德、張國燾、任弼時電（1936年8月23日）》，《中國工農(nóng)紅軍第四方面軍戰(zhàn)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651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4]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331頁，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5]《中央關于紅軍行動方針致王明電（1936年8月25日）》，《中國工農(nóng)紅軍第四方面軍戰(zhàn)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661～第662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6]《賀龍、蕭克、關向應關于完全同意任弼時堅持黨內(nèi)統(tǒng)一的立場致任弼時電（1936年8月16日22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109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7]《中共中央領導人關于冬季前三個方面軍的行動方針致朱德、張國燾、任弼時電（1936年8月30日）》，《鞏固和發(fā)展陜甘蘇區(qū)的軍事斗爭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648～第65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8]《第二方面軍基本命令（1936年9月8日于哈達鋪）》，《中國工農(nóng)紅軍第二方面軍戰(zhàn)史資料選編㈣》第260～第261頁，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9]《共產(chǎn)國際書記處關于同意占領寧夏區(qū)域和甘肅西部計劃致中央電（1936年9月11日）》，《中國工農(nóng)紅軍第四方面軍戰(zhàn)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693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0]《中共中央領導人關于占領寧夏的部署致朱德、張國燾、任弼時電（1936年9月14日18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1124～第112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1]《朱德、張國燾、陳昌浩對于三個方面軍協(xié)同作戰(zhàn)之建議致毛澤東等電（1936年9月13日20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1121～第1122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2]傅鐘《西北局的光榮使命》，《中國工農(nóng)紅軍第四方面軍戰(zhàn)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781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3]傅鐘《西北局的光榮使命》，《中國工農(nóng)紅軍第四方面軍戰(zhàn)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781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4]陳昌浩：《北上和西進的爭論》，《中國工農(nóng)紅軍第四方面軍戰(zhàn)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763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5]潘開文：《臨大節(jié)而不辱》，《工人日報》1979年3月2日。
[16]朱德在西北局會議上的發(fā)言記錄（1936年9月23日），轉引自《朱德傳》第548頁，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
[17]陳昌浩：《北上和西進的爭論》，《中國工農(nóng)紅軍第四方面軍戰(zhàn)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763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8]《張國燾關于未經(jīng)他簽字的電報一定不準發(fā)出致周子昆等電（1936年9月21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1142頁，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第1版。
[19]《朱德關于北進會合致中革軍委電（1936年9月20日21時）》，《中國工農(nóng)紅軍第四方面軍戰(zhàn)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71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0]《朱德關于少數(shù)同志擬推翻西北局決定之靜會戰(zhàn)役計劃原案致林育英等電（1936年9月22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1142頁，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第1版。
[21]《朱德在漳縣中共西北局會議上的發(fā)言（節(jié)錄）（1936年9月23日）》，《朱德年譜（1886～1976）·上》（新編本）第588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22]《朱德在漳縣中共西北局會議上的發(fā)言（節(jié)錄）（1936年9月23日）》，《朱德年譜（1885～1976）·上》（新編本）第588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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