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至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爆發的空前嚴重的經濟大危機，給資本主義世界帶來巨大災難，但是，它卻給蘇聯工業化的發展提供了機遇。偉大的斯大林審時度勢，抓住機遇，利用西方迫切需要向外國輸出資本、技術和尋找擺脫危機出路的有利時機，大量引進西方先進技術、技術人員和資金，在各主要工業部門建立了一大批骨干企業，使蘇聯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成為當時國際經濟和政治最大的贏家。斯大林利用西方經濟危機來發展本國經濟的經驗值得我們學習。
一、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道路，通過實行科學的五年計劃奠定工業化基礎
在資本主義危機越來越臨近的時候，斯大林看出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危險。斯大林堅信資本主義制度不會消除經濟危機的科學論斷，堅定地認為只有堅持社會主義才是唯一出路。所以從1928年起，斯大林公開宣布，停止實施新經濟政策，在全國范圍內加速開展農業全盤集體化和社會主義工業化，蘇聯開始堅定不移地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1930年又實行了對外貿、外匯、關稅在國家壟斷下進行嚴格管制的制度，完全取締外匯和有價證券交易所的一切活動。這些措施在當時有利于防止金融危機向蘇聯本土擴散，等于給剛剛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蘇聯砌上了一道“防火墻”。到1932年底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時，蘇聯的工業產量已從世界的第五位上升到第二位。鋼產量從430萬噸增加到590萬噸，機器制造業的水平也達到世界第二位。
蘇聯的成功經驗，不僅保證了蘇聯免受資本主義世界危機的影響，而且還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了國民經濟。蘇聯也成為戰后各資本主義世界學習的榜樣，西方紛紛效法蘇聯以及后來我們國家計劃經濟的辦法，摒棄傳統自由主義的教條，用國家資本主義的方法發展經濟。這些舉措，一直持續到80年代，使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大大減少。但資本主義的政客們好了瘡疤忘了痛。在20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又泛濫起來，實行不加控制的自由經濟，結果闖下了大禍，引發了一輪又一輪資本主義世界的金融和經濟大危機。
我們現在的有些人，無視五年計劃和國家宏觀調控對人類經濟發展的巨大促進作用，完全抹殺計劃經濟的優越性，把市場經濟奉為神明，一味地、簡單地鼓吹要和資本主義世界接軌。這完全是拿著“金飯碗”討飯吃。結果使我國的經濟綁在了資本主義的囚車上，資本主義一感冒，我們就發燒，完全沒有一點免疫力。
同任何事物一樣，計劃經濟也有它的缺點和不足，這種缺點和不足，完全可以在發展中逐步改進和完善，而不是全盤否定。我們的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我們所要堅持實行的制度創新，是建立適合本國實際的經濟發展體制，堅持計劃與市場相結合，堅持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引導非公經濟為社會主義發展做貢獻的同時再不斷壯大自身的創新研發能力。要知道，正是由于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由于蘇聯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快速發展，使得戰后資本主義世界整天提心吊膽，生怕哪一天被社會主義所代替，他們才對社會主義陣營不斷掀起意識形態滲透和和平演變的颶風。蘇聯正是沒能頂住西方的干擾，上了全盤西化改革方案的當，才葬送了自己。這是值得我們警醒的!
當前各資本主義國家在應對金融和經濟危機中，又紛紛實行社會主義的辦法，國家控制，國家干預，連英美這類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也干脆把銀行國有化等等。這些鐵一般的事實，正說明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才能解決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危機，只有社會主義才是人類的發展方向。我們國家所謂的那些“精英”們，閉著眼睛說胡話，說我們現在出現的問題，都是沒有完全實行市場化私有化改革造成的，聲稱還要進一步“深化改革”。真不知道要把社會主義的中國“深化”到哪里去。
二、取消帝國主義租讓企業，將其收歸國有，收回經濟主權
租讓制是在蘇維埃國家面臨嚴重經濟困難，資金和技術都十分缺乏的情況下，列寧和斯大林為盡快恢復經濟的一種策略手段。雖然租讓企業數量不多，但隨著時間的發展，在租讓企業中，外國資本家為追逐高額利潤進行掠奪性經營和營私舞弊行為，愈來愈嚴重腐蝕著蘇聯社會和人們的思想。這與調動億萬人民進行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從1928年開始斯大林宣布逐步取消租讓企業，把外國資本家掌握的資源收為國有。1930年正式廢除租讓法令，到1932年，全國租讓企業由73個，剩下24個。以后又逐漸全部取消。
近幾十年來，資本主義國家在華的某些獨資、合資企業，他們對我國資源的掠奪性的開采和控制，對我國人民的剝削，對我們黨和國家的肌體的腐蝕，對我國金融和經濟安全的威脅，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我們也應該學習借鑒斯大林政策，用我們手中的外匯儲備，把威脅我國經濟安全的外國資本家控制的有關國計民生的行業、企業全部收回國有。這樣，我們國民經濟的命脈就會永久的掌握在自己手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才不會是一句空話。
三、大量購買先進技術和機器設備進行消化復制，最終走上自主發展的技術路線
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迫于嚴重的經濟危機，為了找出路，也都愿意或競相向蘇聯提供技術援助。國際市場上有大量的先進機器設備積壓。所以，斯大林就采取措施，有選擇地大量購買先進技術和機器設備。
從1929至1945年間，蘇聯和外國公司之間約有200個技術援助協議在執行中。可以說，30年代蘇聯所有的骨干大型企業都是利用外國的先進技術武裝起來的。
蘇聯的三大鋼鐵廠，馬格尼托哥爾斯克鋼鐵廠、庫茲涅茨鋼鐵廠和札波羅熱鋼鐵廠都是美國援建的。蘇聯最大的第聶伯河水電站是引進美國技術設備，雇用美國技術專家，于1933年建成的。著名的高爾基汽車廠是30年代初由美國福特汽車公司援建的新廠。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廠是整套建于美國，再拆運至蘇聯的。在飛機和發動機的生產方面，美國供應蘇聯飛機或飛機附件，并給予技術援助。
蘇聯除了在重工業方面引進西方先進技術外，同時在輕工業、農業和交通運輸業方面大量引進西方先進的技術和設備。例如，蘇聯的棉織品的生產是在德國的援助下重振旗鼓的，并由美國大通銀行提供資金輸入美國原棉。這種形式在實踐中發展很快。1924年，蘇聯同外國資本家簽訂的技術援助協定只有5個，到1929年，就迅速發展到70多個。1931年，已增加到124個， 1945年，又增加到220多個。在整個斯大林時期，蘇聯所接受的技術援助項目，對于實現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技術改造，提高整個國民經濟技術水平，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與此同時，蘇聯通過外貿手段，直接從西方市場上購買了大量的機器設備，以至成為世界市場上西方技術和機器設備的最大買主。1929年，僅美國向蘇聯出售機器設備的商號就有1,000多家。1931年，蘇聯購買機器設備的數量，約占世界機器設備出口總量的30%，到1932年，約占50%。
在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時，蘇聯還十分注意利用在經濟危機間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激烈競爭和矛盾，多方索取各種設備的報價，盡量擇優、擇賤購買。為了盡快擴大國內生產能力，在這個時期內，蘇聯很重視所引進的機器設備的翻版和復制工作。這種翻版復制，主要采取兩種途徑：一是對已引進的成套機器設備，通過復制或稍加改造，以求迅速擴大生產能力;二是對尚未引進或直接引進困難較大的機器設備，通過外交活動、參觀訪問和有關情報機構的活動等，先索取全套機器設備的技術資料，并購買必要的樣品，進行解剖分析之后，選擇最適合蘇聯情況的工藝標準，再進行復制。所以很快形成了生產力，加速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實現，使蘇聯的國力大大增強，為二戰期間有效地抵御住德國法西斯的進攻和取得勝利，以及戰后的美蘇爭霸奠定了經濟基礎。
過去，我們實行以市場換技術的政策，其結果是，市場丟失了，技術一點也沒換來。不僅沒有學到西方的先進技術，還把我們過去的老本快丟光了。我們的汽車工業就是最好的例子。雖然滿大街跑的都是外國牌子的汽車，但核心技術仍然控制在外國資本家手里，我們一點也不掌握。
在目前，我們要學習斯大林，與其用數萬億的外匯購買美西方的白條債券(而且隨時可能血本無歸)，倒不如利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金融危機、社會危機，用我們手中的外匯，大量購買我國長期需要的資源性產品和先進技術及機器設備，武裝我們的制造業，為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打牢堅實的基礎。
四、利用貿易武器，打擊反共勢力
在當時的資本主義危機中，各資本主義國家，一方面要搞資本、技術的輸出，來轉移危機;一方面又怕社會主義對他們造成威脅。所以西方就大肆煽動反蘇情緒，丑化社會主義制度，以此來欺騙本國人民，鞏固資本主義的統治。
在這種情況下，蘇聯在斯大林的領導下，采取了針鋒相對的方針。一方面利用資本主義的危機，有選擇的擇優引進先進的技術設備;一方面對那些猖狂反蘇的國家，實行貿易制裁，限制對這些國家的出口和進口。為此，蘇聯人民委員會專門通過了有關限制這些國家的規定，使歧視蘇聯的反共國家在經濟上撈不到一點好處，從而狠狠打擊了國際反蘇勢力。這些針鋒相對的斗爭，使蘇聯在國際上取得了政治和經濟上的主動權，確立了大國的地位。1933年11月16日，美蘇宣布恢復邦交。與美國關系的正常化推動了其他國家與蘇聯關系的改善。1934年，蘇聯加入國際聯盟，并成為國際聯盟行政院的常任理事國。
如今，在對待各種各樣的反華小丑時，我們應該向斯大林學習，挺起我們的脊梁，給他們一點顏色看看。國家現在讓那“幾百上千億的大單”換個地方，不讓反華小丑們在經濟上占便宜，不能不說是有此考量。那個美西方國家站在實力地位欺侮我們、我們卻只能說幾句抗議的話得時代早已一去不復返了。奉勸某些跪久了不愿起來的“精英”，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吧!
來源：紅色文化網
作者：許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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