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學大寨”這五個極為普通極為平常的字一經偉大領袖之口，就變成了一種潮流，就放射出燦爛的光華，就顯示了強大的力量，就產生了社會效應。他已經影響和正在影響著新時期的一代人。就在筆者精心整理陳永貴的遺物的時候，又采訪了河北省獲鹿縣高遷東街黨支部書記，村農工商經理，全國勞動模范張銀周。他所在的村子是一個吃糧靠供應，生活靠貸款，人均收入只有70元的窮村。他擔任黨支部書記以后，靠艱苦奮斗的精神，苦干了幾年，變成了畝產1000斤，公共積累800萬元，人均收入達到1300元的水平。三中全會以后，他總結了學大寨運動中的經驗教訓，在鞏固農業的基礎上又發展工業，搞起了17個村辦企業，年產值達到了2000萬元，主要產品鈦鐵粉占到全國鈦鐵產量的45％。而在農業方面不僅改革了由他一統制的作法，又沒有照搬包產到戶的大撒手作法，創造了一個代營法的生產責任制，不僅糧食畝產保持千斤以上，而且全村實現了機械耕種，受到了國務院的重視。昔陽縣李家莊鄉北南溝村的現狀也給筆者一個較大的啟示。他是在昔陽普遍實行包產到戶以后，堅持集體生產的幾個典型之一。他既接受了過去統得太死的教訓，又避免了搞包產到戶放得太散的弊病，實行了以產計酬的家庭承包責任制，不僅糧食畝產每年遞增5％至10％，農田基本建設也常年不懈。由于堅持集體化生產，他的工副業也有了驚人的發展，人均收入比同類地區提高一倍。靠大寨精神，山東和河南等地不少地方也走出了一條農村集體化和農村工業化的道路。昔陽、大寨前去參觀的人請他們介紹經驗，他們首先回答是靠大寨精神，走集體化道路發展起來的。無論處于什么時代，“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都是立于不敗之地的。但是，過去一些可取的東西，往往隨著一個人政治上的浮沉而默默地沉落了，這對時代的發展是沒有益處的。因此，根據陳永貴的畢生經歷，實事求是地去研究大寨經驗的成功與失誤，為中國農業開辟一條比較暢通的發展渠道，對中國農業的發展是十分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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