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當局者迷，又言道，不識廬山真面目, 只緣身在此山中。所以身處近現代，反而看不清其真面目。有鑒于此，在解讀近現代的中國史時，如何才能揭示其時代的密碼？只有解開了密碼，才能真正理解毛澤東何以能崛起，并且在他帶領下，中共何以能得天下、治天下。
筆者以為，要做到這點，必須把握中國近現代時代的下列幾個突出的有異于前次歷代的時代特點：一是近現代的中國（1840-至今），被迫與時間競賽，被迫加速前進，否則將不斷沉淪挨打、挨罵；二是被迫徹底揚棄落后的中國傳統的農耕文明，接受西方先進的工業文明；三是在西方英、法、德、俄的工業文明中，審慎地、深思熟慮地，選擇了歐俄的馬列主義的社會主義工業文明。
這三大特點，都是在艱難的歷史實踐中形成的，不是苦思冥想、閉門造車形成的。
相較于中國歷史上數千年來所面對的落后的游牧文明的挑戰，中國近現代文明頭一次面對先進的西方工業文明。中國農耕文明在與西方工業文明的較量中，不論如何回應，都黔驢技窮，都以徹底的失敗告終，最終被迫不得不屈辱地放棄天朝、中國中心觀的世界觀、歷史觀，承認落后，轉而徹底否定自己，拆了孔家店這座神圣的文化思想殿堂，暫時權宜地接受西方的歐洲中心史觀或西方中心史觀。
這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中，可是破天荒的頭一遭承認儒道文明落后。但在放下身段，承認不及西方工業文明時，不是無原則的盲從，而是在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人李大釗、陳獨秀等，經過深思熟慮比較研究后，明智地選擇了歐俄的社會主義文明, 作為師法的楷模，所謂“走俄國的道路，向俄國學習。”
所謂中國近現代與時間競賽，是說相對于前幾段的中國文明的轉型，例如春秋戰國、五代十國、明末清初的轉型而言，都經歷了好幾百年，春秋戰國的轉型花了五六百年左右，以下的幾段歷史也花了二三百年不等。
然而，近現代中國文明這個時段的轉型，盡管極其復雜曲折艱辛，竟然在相對較短的一兩百年內完成，實在是一個奇跡。無疑，這是因為在趕超西方文明的時間重壓下，不得不甩掉老祖宗打造的文化遺產，拼了老命，加速趕超。
其次是，中國傳統的農耕文明，在游牧文明數千年來長期的挑戰下，都能有驚無險，安然無恙；甚至在被征服后，游牧文明雖然不斷嘗試按其模式改造農耕文明，結果反被同化為儒道中華文明的一部分，從而使士人陷入儒家文明至上、天朝無雙、盲目自大的文化自信和優越感。
然而，當近現代中國的農耕文明被迫進入世界文明的軌道時，在各個方面，完全不敵西方工業文明；不斷的挫折、失敗、羞辱，以致到了張之洞所謂的“國亡、族滅、教毀”的危境；最后終于在1900年的庚子之役，中國農耕文明徹底崩解，從此被迫毫無保留地進行文明重構，以求適存于世界大國之林。
這是國史上從未發生過的現象。游牧文明雖然多次征服了華夏中國，華族確曾經多次歷過國破家亡的困境危境，但從未徹底征服過中華儒道文明，士人從無教亡的憂慮。然而，到了近現代，以康梁為代表的仁人志士，不但親身經歷國破家亡的慘禍，還興起了道息教滅的深層憂慮。這是中國近現代史不同于歷代的一個特別突出的特點。中國傳統的儒道文明，在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挑戰下，陷入徹底崩解的深層危機！
由于急迫的存亡危機，必須與時間競賽，就個人而言，以致仁人志士，紛紛爭先，不斷“前進，進！”，唯恐落后。于是不斷否定自己，迎合時代潮流，改造自我。鑒諸梁任公的名言，“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孫中山名言，“迎頭趕上”；毛澤東名言，“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開除球籍”等。都是表達時不我與，與時間競賽的時代急迫感。
在這種思潮下，就個人而言，一時先進的人物，轉瞬間變成落后的人物?？盗喝绱?，孫黃如此，楊度更是不斷與時具變，從維新立憲到民國革命，據周恩來說，楊的晚年更轉而加入中共，成為中共的秘密黨員。楊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個與時間競賽的活典范。
次就制度體制思想而言，從自強中興、立憲維新、到國民革命、人民革命，不斷求變求新。
再就群體而言，從家、族、社、團，到國家、全體國民、人民群眾，參與變化的范圍，不斷擴大；抗日的民族戰爭，謂之全民抗戰；毛的革命，謂之人民革命，不斷擴大深化。這都是在與時間競賽，迎接時代的挑戰?；蛟幻^于激進，毛答曰，非所愿也，形勢逼人，不得不爾。
最后歷史昭示，在一個一窮二白、一個沒有工業基礎、資本實業的落后的中國農耕社會，擁有的唯一資源，就是人力資源，億萬的農民就是中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人力富礦源。
只有發掘調動這個人力富礦源，始能外抗強權，內除國賊；始能救亡圖存，富國強兵；始能振興中華，再造輝煌。
這就是中國近現代中國史的天機密碼。
誰能讀懂這個中國近現代史的天機密碼，誰就能夠動員億萬農民的人力富礦資源，誰就是時代的寵兒。毛澤東，一個師范生，出身農民，體察民瘼，知道農民，與農民有共同語言，能與農民同甘共苦；所以只有他，才能為廣大的苦難工農兵階層的利益發言，成為他們的代言人；才能從而實現外抗強權，內除國賊、富國強兵，改造中華，再造輝煌的迫切時代使命。
毛澤東，讀懂讀透了時代的天機密碼，崛起成為中共創黨建黨的領袖；是他，重新界定了張載的四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賦予新的時代意義，從而基本奠定了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基礎，制定了新中國的大政方針。以后的各個世代，只要沿著他開辟的道路前進，不斷與時俱變，革新、創新、充實，不離開正道，中國的社會主義文明，就可以繼續煥發其強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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