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3月19日《新華日報》發表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連載4天。這一天是明朝崇禎皇帝吊死煤山300周年，陪都重慶政界學界及社會由此引發一連串震動。
很顯然這文章是針對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而來，批駁了滿族征服中國是因明末“黨派傾軋”和“流寇橫行”，把明王朝敗亡說成是在李自成、張獻忠等“流寇”和滿族八旗兵的“內外交侵下，竟以覆滅”的。郭沫若以大量有據可考的史實，論證明亡的原因，根本在于明室的專制和政治的腐敗，造成官逼民反，外族乘虛而入，而非《中國之命運》所謂“流寇”和外族侵犯。
歷史上，明朝末代皇帝崇禎“依賴宦官”、“輕信專斷”，其治下不僅官場腐敗，大小官員皆貪，盤剝百姓無度，且天災頻繁，中原餓殍遍野。據《明季北略》卷十二記載：李自成農民軍退出北京時，發現皇庫“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每錠皆五百兩，鐫有永樂字”。放著如此充盈的家當，朝廷卻對民間災情置若罔聞，任憑官吏橫征暴斂，導致饑荒肆虐，最終必然逼得人們鋌而走險，揭竿而起。
《甲申三百年祭》借歷史之實，巧妙地回應了蔣介石所謂明亡始于“寇亂”的謬論，尖銳地把如何吸取歷史教訓，從制度上找到防止為政者腐敗的規律推到了人們面前。同時，《甲申三百年祭》也折射出當時中國的現實苦難：讓人不難從崇禎的專制，聯想到蔣介石的獨裁；從明末中國社會的天災人禍，聯想到1942年的中原大旱；從腐敗叢生的明末吏治，聯想到聲名狼藉的國民黨官場。文章自然使國民黨當局如芒刺在背，《中央日報》迅速組織文章大加撻伐，指責郭文“影射當局”、“鼓吹戰敗主義和亡國思想”，咆哮不能“聽其謬種流傳”。
這篇讓蔣介石惱怒的文章，卻讓遠在延安的毛澤東深受啟發，發現了其中巨大的思想價值。毛澤東在讀到李自成進京后因驕傲自滿和部屬腐敗而導致最終失敗時極為興奮，連連擊掌稱贊好文章。
1943年至1944年間，正處于中共整風的高潮期，共產黨的中高級干部齊聚延安。這一時期，也是毛澤東就中國革命和中共黨的建設進行理論思考成果大豐收的階段。而《甲申三百年祭》的問世及其所觸及的問題，恰好與他的思考相契合。
在郭沫若的敘述里，李自成的武藝精湛、指揮有方、治軍甚嚴，規定官兵禁私藏金錢，經城鎮禁入住百姓家，除家室外禁與女人相處，不好色不飲酒不貪財，起義軍入駐京城之時，依舊是行軍裝束。只可惜，李自成進駐京城不久，他就被勝利沖昏頭腦，聽不進良言，亂政輕敵，軍紀渙散，以致首領生活腐化，宗派內耗日增，其結果是他創立的大順政權僅存40余天就以悲劇收場。
事實上，毛澤東對李自成起義失敗原因的關注，早在1926年他主持廣州第六屆農民講習所期間就開始了，他在為學員講授“中國農民問題”時就曾提到明末農民起義。《甲申三百年祭》的系統總結，啟發了毛澤東對中國農民革命局限性的進一步思考。
毛澤東指示在延安《解放日報》全文轉載《甲申三百年祭》，并要求各解放區印成單行本作為整風文件進行學習。1944年4月12日，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作《學習和時局》報告時，特意談到他讓全黨學習的用心：“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毫無疑問，中國革命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正確的，但不等于說農民就是天然的無產階級。正是基于對中國革命性質與社會階級基礎的判斷，毛澤東認為中國革命的主力軍，實質上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占大多數的軍隊，除了領導階級不同之外，同歷史上的農民戰爭有諸多相似之處，必須重視對中國農民起義歷史教訓的總結。
從共產黨自身的經歷看，對中國革命艱巨性的現實思考一直是毛澤東是記憶猶新且不斷反思的，所以他特別注意從歷史經驗中找規律。在《學習和時局》中指出：“我黨歷史上曾有過幾次表現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第一次是在1927年上半年。那時北伐軍到了武漢，一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為了不得，忘記了國民黨將要襲擊我們，結果犯了陳獨秀路線的錯誤，使這次革命歸于失敗。第二次是在1930年。紅軍利用蔣閻大戰的條件，打了一些勝仗，又有一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為了不得，結果犯了立三路線的錯誤，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損失。”他還講到了1931年在抗日運動中因驕傲所犯的第三次路線錯誤使革命遭受的挫折，以及1938年在統一戰線問題上因驕傲所犯的第四次路線錯誤給革命帶來的損失。
毛澤東的這些回顧，意在說明驕傲自滿對革命事業的巨大危害，強調中國共產黨必須是一個善于反思歷史、從中吸取智慧和教訓、并且用科學思想武裝的革命黨。所以要對黨的前途命運做長遠思考：《甲申三百年祭》揭示了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最終失敗的一個規律，就是一旦勝利，領導層上下皆逐利、皆腐化。
而對于農民出身的黨員占多數的中共來說，如何從政治上改造黨、防患于未然，毛澤東的思考也在不斷深化。因此《甲申三百年祭》被毛澤東列為整風文件絕非偶然，它對推動當時全黨整風是起了極其重要作用的。
當年的一些老干部回憶說：“差不多每個人都以李闖王進京失敗的教訓，聯系自己的思想作風作對照檢查，并且揭露出少數已經腐化墮落的人，純潔了革命隊伍。懂得了‘不能忘記艱苦奮斗，繼續戰斗’的道理。”此后，陜甘寧邊區相繼公布了《陜甘寧邊區政紀總則》、《陜甘寧邊區政務人員公約》、《陜甘寧邊區各級政府干部獎懲暫行條例》等法規，以逐步探索廉政建設的途徑。
1945年7月，黃炎培到延安考察，談到“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稱歷朝歷代都沒有能跳出興亡周期律。毛澤東表示：“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而到了1949年3月，在河北建屏縣西柏坡舉行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面對已經看得見的勝利、中共即將奪取全國政權的新形勢，毛澤東莊嚴地在全會上向全黨發出“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的殷切號召。他形象地說，“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
中國共產黨經過28年的曲折成長，已經發展為當時有270萬黨員的大黨。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經過22年艱苦奮斗，已經成長為400萬人的威武雄壯之師。毛澤東和全黨同志一樣，興奮溢于言表是很自然的。然而作為具有高度歷史自覺的無產階級領袖，這些話也絕非輕松之詞，這從七屆二中全會的幾個重要文件中可以看得出來，也從此后幾十年的黨內思想斗爭可以體會得到。
首先是關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任務的認識。
近年來一些人主張共產黨“退”回民主主義，丑化革命、抵制社會主義就是由這個認識開始的。中國近代一百多年的歷史，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先進的思想家、政治家們畢生追求的，都是如何使中國從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變成一個獨立、自由、富強的國家，但他們都主張以西方為榜樣，學習英美，學習日本，走資本主義道路。
十月革命以后，馬列主義的傳播，使中國共產黨主張走俄國人的道路，建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革命從此改變了面貌。到了解放戰爭初期，有些民主人士向往美英式的資本主義制度，幻想在國民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之外，另找所謂“第三條道路”，這實際上是英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道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由于自身的軟弱性和搖擺性，他們追求的是資產階級共和國，在中國是根本行不通的。到解放戰爭后期國民黨面臨覆滅的時候，美國政府的一系列文件仍把希望寄托在一些個人民主主義者身上，鼓勵他們推翻馬列主義，推翻共產黨的人民民主專政制度設計。
在共產黨內部，土地革命時期由于受共產國際的影響，陳獨秀認為既然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不是社會主義革命，革命勝利后就一定是建立資產階級政權，所以當時共產黨只能去幫助國民黨，因而放棄了革命的領導權，使中國革命遭到失敗。因此，七屆二中全會提出國內基本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從理論上明確了中國未來的政權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而不是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國家，經濟上是以社會主義為主體的新民主主義經濟，而不是資本主義經濟。從而使全黨保持清醒頭腦，同時也為將來實現對資本主義的和平改造指明方向。
正如毛澤東說的，基本矛盾的提出和規定是“帶著黨綱、政綱、政策幾重性質”的，它指明了我們國家未來發展的方向，是戰略性的。但是，基本矛盾并不一定就是主要矛盾，它的解決不是近期的事，目前的主要矛盾即目前的主要工作和行動綱領是恢復和發展生產，學會管理城市。這樣就把革命的長遠目標與階段性任務區別開來。
事實上，即使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也只完成了一半。直到1953年，抗美援朝戰爭勝利結束，反帝的任務才算真正告一段落，由此為中國開啟了60多年的和平建設時期。也是這一年，在全國大部分地區實現了土改，才徹底結束了封建土地所有制。革命的敵對勢力不同意這個認識是由他們的階級立場決定的，但黨內同志也不同意就很奇怪了。
其次是關于全國勝利后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的認識，這關系到中國向何處去的大問題。
從會議發表的公報和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的報告看，不僅提出了迅速奪出全國勝利的方針、實現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和新中國經濟、政權、文教各方面建設的基本政策，而且著重分析了當時中國經濟各種成分的狀況和黨必須采取的正確政策，指出了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總任務和主要途徑。是建國初期指導全黨各項工作的綱領性文獻。所以毛澤東說，七屆二中全會是一次為“新中國奠基的黨的代表會議”。
近年來，一些文章認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斗爭問題的提出，實際上已把私人資本主義看作了國營經濟的主要對立面，明顯地強調了私人資本主義的消極作用，從而降低在私人資本主義所應達到的發展程度問題上的調子開辟了道路。”著名的理論家于光遠的《從“新民主主義社會論”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就是代表作。他認為毛澤東從1940年創造性地提出新民主主義社會論，到1945年的《論聯合政府》發展到高峰，但七大后卻從這個新民主主義論的立場一步步后退，晚年最后走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道路。
他說“把新中國的基本矛盾作這樣的規定，就暗含了不顧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把消滅資本主義作為第一位任務的危險……。產生這種不正確的思想的認識根源，就是認為革命的發展只表現在一個問題上：從打倒某一個階級轉變為打倒另一個階級。也就是認為革命的性質不是由社會經濟的發展決定，而只是一個打倒就再打倒一個這樣的過程。”因此他進一步指出毛澤東創造了一個新教條：“在40年代末提出這個基本矛盾的轉變問題的時候，的確有一個教條，那就是：既然整個進入了階級社會之后人類的歷史是階級斗爭史，不停頓革命，就是以一種階級與階級之間的矛盾為基本矛盾轉到另一種階級與階級之間的矛盾為基本矛盾，而不可能是其他。如果沒有這樣一個教條，人們考慮問題的思路就會開闊一些。”
他的意思是，新民主主義革命1945年就已經到達高峰，革命就該停止了，七屆二中全會又提出一個基本矛盾的“新教條”，中國就打倒一個再打倒一個，沒完沒了。換句話說，毛澤東從七大以后就開始犯錯誤了。
我們今天翻開七屆二中全會文件，查不到于光遠說的那些內容。我們重新回顧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共產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也都是明確的公開的。最高綱領是實現共產主義，始終沒有變化。最低綱領是根據革命不同發展階段的任務有所差異，但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是統一的，從來沒有說過要建立一個資本主義共和國。
在哲學范疇上，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是兩個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不同概念。基本矛盾是“規定事物根本性質和發展全過程的本質的矛盾。基本矛盾貫串于事物發展的全過程，通常起著主導作用。但在發展的各個階段上，它會采取逐漸激化的形式，被它所規定或影響的許多大小矛盾，有些會激化，有些暫時地或局部地得到解決，或者緩和，有些則會產生，于是過程顯示出階段性。”而主要矛盾是指“在復雜事物的多種矛盾中起著支配的、決定作用的矛盾，它規定或影響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在一定階段上的主要矛盾，有時就是全過程的基本矛盾，有時則不同”。
這是毛澤東提出區別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意義。毛澤東指出“不但要認識整個過程的根本性質，而且要認識這個過程各階段上性質的差異。”這樣，在基本矛盾的全過程中就顯示出階段性。也就是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一國內基本矛盾，在不同的時期可以表現出不同的主要矛盾。
在七屆二中全會上，黨內的看法是一致的，即一方面要堅持馬克思主義關于資本主義社會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基本矛盾的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又結合中國革命的實際，把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加以區別。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雖然是基本矛盾，但在當前不是主要矛盾，當前黨的中心工作不是和資產階級進行斗爭，而是團結、聯合民族資產階級，恢復和發展生產，提高生產力。這是因為舊中國不是一個完全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要想在這樣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那是一種空想。中國共產黨人不應該害怕資本主義，而應該在一定條件下允許它的發展。
關于這方面的史實，從黨內對基本矛盾提出的過程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在全國取得政權后國內基本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最早是劉少奇提出來的，后來由黨中央和毛澤東肯定。
1948年5月黨中央遷到西柏坡，毛澤東集中精力指揮三大戰役的戰略決戰，委托劉少奇全面考慮即將到來的新中國建設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各項方略。劉少奇根據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著作中的理論，結合總結東北根據地經濟恢復和政權建設工作的新經驗，對未來國家建設特別是經濟建設作了理論上和政策上的探索，提出了很多有價值的意見。
1948年9月13日，劉少奇在政治局會議講話《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問題》中說：“在新民主主義經濟中，基本矛盾就是資本主義（資本家和富農）與社會主義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勝利以后，這就是新社會的主要矛盾。在解放區內部，主要的矛盾則是無產階級勞動人民與資產階級的矛盾。” 1948年9月，劉少奇在《論新民主主義的經濟與合作社》中說：“資產階級和富農與無產階級及其他勞動人民的矛盾”，就是在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以后，“逐漸發展起來的新社會中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矛盾”。
在這里，需要注意的是當時劉少奇對“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沒有作嚴格的區分。但是劉少奇在其后不久，在1948年10月——12月期間《對＜關于東北經濟構成及經濟建設基本方針的提綱＞的若干修改》中又改為：“這個矛盾，即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是在徹底消滅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與官僚資本主義的壓迫以后，新民主主義社會中的基本矛盾。”
為什么劉少奇把“主要矛盾”修改為“基本矛盾”不得而知，但至少說明經過幾個月的思考，劉少奇對矛盾的提法已經更加準確了。
更需要指出的是七屆二中全會通過的毛澤東的報告也是用“基本矛盾”的說法，而不是“主要矛盾”。毛澤東說：“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并且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后，中國還存在著兩種基本的矛盾。第一種是國內的，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
劉少奇在1949年5月6日對天津市委同志的講話中，也改變了“九月會議”時主要矛盾的提法，對“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作了嚴格的區分，他說：“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之后，中國的主要階級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但那是要在全國徹底肅清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勢力官僚資本主義以后，今天還沒有到那時候。”又說：“如單以國內來說：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確實是基本矛盾，但馬上不是消滅資產階級的時候，可以不解決，拖一下，拖十幾年以后再解決。”
這期間無論是毛澤東或劉少奇，對當時階級矛盾的分析，都是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看成是建國以后國內的“基本矛盾”，他們既反對左又反對右。
毛澤東說：“在革命勝利以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盡可能地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于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經濟上必要的。如果認為應當對私人資本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認為簡直可以很快地消滅私人資本，這也是完全錯誤的，這就是左傾機會主義或冒險主義的觀點。”毛澤東同時指出：“但是中國資本主義的存在和發展，不是如同資本主義國家那樣不受限制任其泛濫的。如果認為我們現在不要限制資本主義，認為可以拋棄‘節制資本’的口號，這是完全錯誤的，這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
同樣劉少奇也是這樣說的：“自由資產階級，不是我們的斗爭對象，不但不是斗爭對象，而且是爭取對象，如果把資本家當作斗爭對象，就是犯錯誤，因為這跟二中全會的路線不符合，跟黨的總路線不符合。把資本家當作敵人，就擾亂了自己的陣線。”劉少奇還說：“中國革命勝利后，我們力求發展的方向，是過渡到社會主義。資產階級則要建設資本主義。我們與資產階級有兩條道路的斗爭，這個斗爭的結果，將決定新中國的性質。如果我們對這點不覺悟，在方針上犯錯誤，是危險的……會發生右傾。”
七屆二中全會的公報更說得十分清楚：“全會著重地討論了在現在形勢下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的問題”，并且向全黨和全國人民宣布：“從現在起，重新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城市的中心工作是“全會認為，管理和建設城市的中心關鍵是恢復和發展工業生產”，其他一切工作“都應當為恢復和發展工業生產這一中心工作而服務。”
毛澤東在報告中說，“黨和軍隊的工作重心必須放在城市，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我們黨要“一步一步地學會管理城市，恢復和發展城市中的生產事業。第一是國營工業的生產，第二是私營工業的生產，第三是手工業生產”。毛澤東強調：“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黨的組織工作，政權機關的工作，工會的工作，其他各種民眾團體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肅反工作，通訊社報紙廣播電臺的工作，都是圍繞著生產建設這一個中心工作并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的。”毛澤東告誡全黨：“如果我們生產工作上無知，不能很快地學會生產工作，不能使生產事業盡可能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獲得確實的成績，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失敗。”
以上引文都是在七屆二中全會前后公開發表的，我們是根本看不到當時把消滅資本主義作為“暗含”的“第一任務”，更不存在“降低在私人資本主義所應達到的發展程度問題的調子上開辟了道路”。
那么于光遠為什么要這樣說呢？因為他要為“從打倒某一個階級轉變為打倒另一個階級”的說法找到理論根據，從根本上批判馬列主義。馬列主義確實認為，進入階級社會后人類的歷史是階級斗爭史，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后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但馬列主義同時也認為，階級斗爭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武裝沖突是一種，政治上斗爭是一種，經濟上限制反限制的斗爭也是一種。矛盾的性質不同，解決矛盾的方法也不同。
在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無產階級掌握了政權，在參政的幾個階級之間仍有矛盾，其中也包括階級矛盾，但是毛澤東從來也沒有主張通過暴力來消滅資產階級。毛澤東、劉少奇都不止一次指出過限制和反限制的斗爭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階級斗爭的主要形式，贖買也是一種形式。階級斗爭的結果消滅階級是一種“揚棄”，消滅它消極、落后的東西，吸收、保留它有用的東西，并不是消滅對方階級中的一切因素。
馬克思在1881年給維•伊•查蘇利奇的信中就曾經說過，俄國農村公社“能夠逐漸擺脫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為集體生產的因素在全國范圍內發展起來。正因為它和資本主義生產是同時存在的東西，所以它能夠不經受資本主義生產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積極的成果。”
列寧提出過的但沒有實行的贖買政策，在我國對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中得到實現，也正是吸收了資本主義一切有用的“積極的成果”。這一贖買政策，就是和平過渡。后來共產黨在1953年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是以“一化三改造”為核心內容的總路線，又稱為公有化改造，就是對這一理論進行的實踐。
其實這些理論問題在籌備七屆二中全會時就已經討論過，劉少奇明確說過，我們和資產階級可以“搭伙十年到十五年”。毛澤東在1949年1月6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曾說，對資本主義，“凡有害的，加以限制；凡無害的，加以利用。如果希望搞社會主義，太快了，會翻筋斗。”在1月8日講話中又說：“中共二十八年，再加二十九年、三十年兩年，完成全國革命任務，這是鏟地基，花了三十年。但是起房子，這個任務要幾十年功夫。”
即使是鄧小平，1956年也說過：“在我們中國共產黨看來，普遍真理有這樣一條，就是消滅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實現社會主義。如果離開了這條普遍真理，不實現社會主義，那么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共產黨就不要存在了。離開了這條普遍真理就談不上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那就是走資本主義的道路而不是走社會主義的道路。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們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采用了和平改造的辦法。實踐證明，這樣做的結果，我們的生產不僅沒有受到破壞，而且得到了發展，既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教育了資產階級。這是比較好的辦法。”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本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 “我們的社會主義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這是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重大貢獻。”
實際上，研究中國革命進入轉折時期的歷史主題才是七屆二中全會的任務。
1949年，中國革命進入了偉大的歷史性轉折，結束戰爭開啟建設，走完中國式的革命道路，走上中國式的建設道路，把當時的歷史主題提到黨的議事日程上來，才是大會的根本任務。這是實現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革命轉變的歷史要求，也是建設新中國的歷史要求。共產黨的高層領導為了警戒自己，保持謙虛謹慎，防止勝利以后對個人歌功頌德，根據毛澤東提議，七屆二中全會還鄭重地作出了六條重要規定：一不祝壽，二不送禮，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國同志和馬恩列斯并列。
1949年2月，黨中央就要離開西柏坡遷往北平了，一個偉大的新時代就要開始了。毛澤東對身邊工作人員說：我們進北平，可不是李自成進北京，他們進了北京就變了，我們共產黨人進北平，是要繼續革命，建設社會主義……要教育戰士，不要中了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
3月23日進京前夕，毛澤東再次提醒：今天是進京“趕考”的日子，我們應當都能考試及格，不要退回來，退回來就失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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