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以本質論代替機制研究的中特主流經濟學方法
在本質論的研究方法之外，還存在著一種機制研究的視野，早期西方主流經濟學對集體農業的機制研究方法，是考察各種投入要素諸如土地、勞動力與農作物生產過程的結合狀況，解釋各種因子之間的相互關系。
在美國馬羅立這個自稱外行的外國人眼里，基于他在中國走馬觀花得到的結論是：一方面存在著海量低工資勞動力，一方面是巨大的抗旱除澇潛力。馬羅立的這個印象和對比，實際上就是林毅夫在討論比較優勢時，最為重視的資源稟賦與發展目標之間的機制對應關系：如何以最為豐富與可得性較強的資源，去嚙合最急迫的發展目標。馬羅立的觀察視野，實際上就是中國合作化起步時期的兩個基本出發點：一是資源稟賦（有大量的剩余勞動力），二是農業的增產和穩產目標，剩下的問題就是尋找一種合適的制度中介，去充分利用剩余勞動力來實現增產穩產目標。
對于農田水利建設而言，在投入（成本）和產出（費用）之間，要確立起投入者與受益者之間的一致性關系，同時，還要能夠合理地成本與費用的攤派，才能夠把自然地理條件下的水利潛力變成現實，這中間最為關鍵的是要在較大范圍內實現“外部性內部化”，例如水庫淹沒損失與灌溉受益范圍內部進行合理的成本與效益分配，這些都不是個體投入意愿所能夠決定的。杜潤生手下的主流經濟學，都頗有默契地遮蔽了資源稟賦與發展目標、以及成本費用攤派方面的外部性如何實現內部化的觀察視野。把全部的視野局限到田間管理的狹隘區間里去，似乎這才是農業發展的唯一投入要素。
對照1950年代共產黨決策層的觀察視野，1958年毛澤東提出農業八字憲法——水肥土種密保管工，這恰好是機制研究的視野，觀察各種影響農作物生長狀況的要素，如何被結合進農業生產過程。在后續的思考中間，毛澤東強調如何利用勞動力的有組織投入去建設高產穩產農田，這個設計是基于資源稟賦和發展潛力之間的對應關系。因此，要否定合作化的核心邏輯，就必須要在如何充分利用剩余勞動力的制度中介方面，證明組織強化是無效的制度中介。從毛時代的農業發展看，以農村三級基層政權的強化作為制度中介，去充分利用剩余勞動力，據以提升土地生產率的設計，是從勞動力的海量剩余這個資源稟賦出發，目的是在工業化完成之前，通過活勞動密集投入的方式，依托集體力量推進農田水利建設和耕作方法改革，據以實現增產目標，這種觀察方式才是真正的機制研究視野。在這個方面，林毅夫是選擇以某種積極或者消極的心理狀態，去替換和遮蔽資源稟賦如何對接發展目標的合適制度中介觀察。
要利用剩余勞動力去促進水利和農田基本建設的目標，合適的制度中介是什么？美國的經濟史學家、哈佛大學教授德懷特·H·珀金斯的比較研究，在印度的社區發展規劃和世界性的農村工程項目中間，想要調動過剩勞動力利用農閑時間去變丘地為可耕田的工作、以及修建灌溉系統和道路之類的基礎設施，結果這些項目有許多完全失敗了，其余的只是在接受了中央政府或國際救援機構的大量資助之后才得以存在。而中國農村工程的成功，原因在于絕大部分農業用地中間都廢除了私有制，而農業合作社和后來公社的建立，又使得勞動與利益的結合成為可能。因為私有制下修筑渠道，主要的受益者是土地臨近渠道的人，無地的勞動者和佃農完全認識不到土地生產力提高有什么價值，如果土地離渠道很遠，生產力提高也往往被更高的費用所抵消，因此要動員剩余勞動力遠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土地公有制和公社中間，即便一條水渠僅僅使1/4的土地增產，村民也可以按照自己的勞動取得數量不同的工分，增加的產量歸全村人所有，增加的部分也有按照各人的工分進行分配。正是遵循這個原則，中國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動員工作才比較成功。[1]
農田水利建設方面的觀察，可以較為理性地看到宏觀的資源稟賦與發展目標的關系，這大體上是在田塊之外的增產要素分析。即便是把眼光局限在田塊之內的增產要素分析方面，林毅夫的理論努力依然還存在著巨大的缺環，哪怕是積極性或者監督成本的作用再大，也需要最后影響到農作物生長過程的各種投入因素之后，才會對增產或者減少起到實質性的影響。依據毛時代的經驗，能夠促進農作物生長的各項投入要素——“水肥土種密保管工”等八項要素中間，只有田間管理一項家庭與集體差距不大，其他七項投入都是集體優于家庭，這就使得林毅夫理論缺環無法依據現實經驗來補足，只能夠長期停留在積極心態描述的本質論方法上，因為缺乏積極性如何影響投入要素并干預農作物生長這個具體影響如何起作用的中介環節，由此，其理論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就只能夠停留在一種以假設-檢驗方式展開的假設層次上。
僅僅是西方學術市場的接納，還不足以揭示林毅夫的成功，他的學術造假在美國被徹底揭穿，這在西方肯定要遭遇到最為嚴厲的職業生涯挫折——比如被解雇，但是他在中國秋毫無損。這說明林毅夫的理論努力，在中國也存在著理論之外的巨大價值，由此才會得到強勢群體的無原則扶持，這說明理論錯誤的努力在政治上恰好是高度吻合需要的，在學術不端行為與政治需要之間，要優先應用政治標準，總和結果使得學術造假事件對他個人造成的負面影響為零。權力對一個人學術生涯的支持，遠遠不只是能夠起到降低其風險的作用，而且還能夠極大地增強去觀點或者學術成果的權威性和學術場域中間的壟斷性。沒有哪一個人像林毅夫那樣，能夠證明學術市場和權力支撐的巨大作用，哪怕是以假說的方式提出猜想，也往往被權勢之手助推為權威結論：恰在學術界還不容許有任何不同說法。
根據溫鐵軍先生的回憶：“林毅夫把生產者合作社作為完全市場條件下的企業，在進行微觀研究中指出，集體經濟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其組織內部為了激勵勞動者投入勞動而盡心監督的成本太高。……后來，杜潤生為了從理論上證明農業集體化不能成功其必然存在內部機制問題，組織了包括林毅夫在內的課題組，專門派人收集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生產隊臺賬，力圖在數據上支持合作社監督成本高的理論假設。盡管這個假設至今仍然沒有被驗證，但它在當前的政策理論研究中常常被當作分析問題的出發點，已經約定俗成地被人們接受為解釋集體經濟體制內部運行的重要前提。”（溫鐵軍：《中國農村基本經濟制度研究》，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年版，235頁）
我們知道1950年代初期，美國的麥卡錫運動中間，毀壞了拉鐵摩爾的學術生涯，卻成就了費正清的權威地位，由此，在美國漢學界中間，費正清的“沖擊-反應”模式也就成了最權威的學術框架。中國版的麥卡錫運動在杜潤生等人的主持之下，推行速度更快，效果更好，在很短時間內，本質論的研究方式及其以假設出現的結論，就在學術場域中間一統天下了。
據老田2009年訪問南開大學劉曉鐸教授得知，分田政策在高官中間一提出，很多學界的聰明人就開始站隊了，社科院農經所的主任就說要寫一本書，論證人民公社沒有干一件好事。雖然事實就擺在那里，但是實話是不能隨便說的，權力需要理論界的宣傳和包裝，正是因為與事實相反，理論和言論就格外需要壟斷，所以就沒有說真話的余地。那個和我們一起去蘇南調查社隊企業的社科院同學，后來還真是寫了一本書，說人民公社沒有干一件好事，不管他在蘇南看到了什么，都沒有改變他這位同學的觀點。有一次劉教授到北京開會，會上公開批判北師大的一個老師，因為他寫了篇文章發在《經濟研究》雜志上，宣傳集體農業的優越性，反對全面推廣“包產到戶”。1982年之后也不再容許公開討論這個話題了。劉教授說，我們寫的堅持集體經濟道路，反對強行推廣“包產到戶”的文章，完全發不出來，相關研究都是由正部級的農村政策研究室——杜潤生他們一幫子人在那里壟斷。包產到戶是中國私有化的起點，今天回頭看看就更清楚了。“包產到戶”既不是總結先進經驗的產物，也不是什么科學研究的成果，而是官學結合壟斷輿論鼓吹出來的，跟實事求是、跟科學研究沒有任何關系。
五、本質論研究結論與相關改革設計的普遍化
從最初階段杜潤生的“聯產聯住心、一年大翻身”，到胡耀邦那句廣為人知的名言“包公進城，一包就靈。”本質論的理解方式，就這樣從農業走向工業和城市，幫助設計和論證了讓國企自生能力無限趨近于零的改革方案。
與此相對應，主流經濟學從農業中間監督困難的假設出發，到工業中間的激勵不足，到朱镕基推行MBO時期則強調需要對企業家進行產權激勵，主流經濟學對于“積極心理狀態”的描述，對象就從最初階段的個體農民轉換為最后階段企業家或經理人了。在西方經濟學理論中間，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路與中國主流經濟學的努力方向有較多一致，所以得到格外的重視和引用。
諾斯強調制度包括正式約束和非正式約束，林毅夫作為一個標準的意識形態生產部門的雇員，他受到的正式約束和非正式約束，又有些什么呢？我們具體考察一下。
林毅夫回國之后，是在杜潤生領導之下工作的廳局級研究員，當今世界沒有一個人能夠免于雇主的命令和要求，因此，雇主的期待是對下級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約束。而杜潤生的直接上級是萬里，萬里則要聽從鄧小平的指示。因此，這些人的所思所想及期待，都是林毅夫教授難于擺脫的正式約束。這些約束本身，規定林教授需要說什么，他僅僅是在怎么說方面有些自主權。
除了正式約束之外，道格勞斯·諾斯在研究制度變遷時，還很重視非正式約束的作用，因為非正式約束通常不會迅速變革，結果，制度變革中間會嚴重非正式約束的狀況，走出“路徑依賴”的鎖定狀態。如果一個制度變革，一開始就很糟糕，其結果會順延下去。林毅夫教授選擇在杜潤生門下當寫手，作為自己職業生涯的開始，這就決定了他必須從說完成上級交代的正面任務，從說假話開始自己的研究生涯，結果，忽忽三十年過去了，林教授再也沒有抓到機會，回到說真話的道路上來?？雌饋?，林教授是不得不把說假話進行到底了，這應該是諾斯“路徑依賴”思想，在中國主流經濟學場域映照出的活標本。在論證分田政策的“瞬間增產效果”時期，林毅夫還往往強調農業不同于工業監督成本特高，到了后來他也不得不選擇遺忘工業監督成本更低的想象力了，這樣，才能夠把理論創新跟上政策變革的要求，同時還能夠最小化自身的學習成本——可以無需學習新的理論和邏輯就可以應付終身的意識形態生產服務。
因此，中特主流經濟學一開始就是從本質論入手的，因此，在后續的研究中間也無法走出鎖定狀態，毫不意外地，第二步的政策主張就提出要給管理層以“剩余索取權”（這個在國企承包制階段特別合用），然后才最后走向管理層買斷的對經理人進行“產權激勵”主張（這個在論證朱镕基的國企私有化時期合用）。為了給朱镕基的產權改革做論證，張維迎提出了“吐痰論”，厲以寧提出了“靚女先嫁論”，更為理論化的努力是活學活用“科斯定理”，把科斯定理解釋為——如果市場交易成本為零，產權的初始配置狀態是無所謂的；主流經濟學家們的意思，通俗地說就是只要是實現了產權私有化提高了效率，對原所有者給不給補償是無所謂的。
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在中國為國企私有化論證時，往往引用科斯的理論來加強自身的力量，說私有化就是好、一私就靈。為此，各種口號式的主張諸如“經營者持大股”“管理層買斷”等主張，堂而皇之成為口號繼而成為政策和現實，在實現私有化的速度方面還要選擇盡早盡快。有記者去美國訪問科斯，把中國經濟學名家活用其理論的狀況當面相告，科斯表示這樣的理論發展超出了他本人的理解力水平，科斯不僅對此表示難于理解，還更進一步指出他自己也不知道明晰產權用哪種方式好。
與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主張“一私就靈”不同，科斯作為嚴謹的學者，很認真地指出：“我不知道明晰產權用哪種方式更好。有許多方式已在許多國家試驗過了。我不知道哪個方法最好。實際上，我不能認為最好的方式在各國都適用。”記者提到在中國，經濟學上的“產權”概念與法律意義上的“產權”概念有點區別，科斯回答說“我覺得這一點難以理解。就我來看，產權是指一種權利。人們所享有的權利，包括處置這些桌椅的權利。”對于主流經濟學家們以科斯定理論證國企“一私就靈”的主張，1994年科斯在一次演講中間指出：“我的論點是，在交易成本為零的環境下，資源配置與負債的法律地位無關。施蒂格勒將之命名為‘科斯定律’（Coase Theorem）。”“此一定律可以應用到交易成本大于零的真實世界，前提是交易成本不會因負債的法律地位變動而受重大的影響，而這一前提一般都能成立。”[2]
記者提到中特主流經濟學主張的產權與法律規定不同，是指代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們主張把國企低價轉賣給經營者的路徑，以快速實現私有化，經濟學家不同于法律規定的差別是不用考慮真實資產價值和所有者權益。在后續的爭論中間，更為明晰的說法是要赦免對國有資產巧取豪奪的各種“原罪”不予追究，為此還重新修訂了《物權法》。按照上文科斯的說法，赦免原罪和修訂法律的目的，是為了在交易成本不為零的現實社會中間，以法律方式達到那個“前提是交易成本不會因負債的法律地位變動而受重大的影響”（老田按：文中“負債”二字若翻譯為“請求權”似更為準確），有了這個前提條件之后科斯定理才那個在現實交易成本不為零的世界里也能夠成立。
當然，在為搶劫和掠奪國企資產的政策主張進行學術論證或者包裝方面，林毅夫的貢獻僅僅是理論上的，他只是說監督成本很高，說如果沒有足夠的激勵，管理卸責的狀況是很常見的，也說過要給管理者以剩余索取權，他似乎沒有公開說過要把國企資產送給管理層的話。站在林毅夫此種理論巨人的肩膀上，他的北大同事張維迎和厲以寧繼續推進了理論，比林毅夫跑得更遠、跳得更高，進一步主張了吐痰論和靚女先嫁論。今天中國最頂尖的資本家群體的協會，業已提出“官學產媒四大同盟”的政綱，回溯歷史你會發現學術對于財富的流動和再分配的巨大作用，學術論證對于少數人快速實現先富先貴地位，其作用絕不是可有可無的。
在經濟學方面，作為美蔣學術共同體核心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發展相對成熟，而講述并提煉土共歷史經驗的土共范式遠未形成，這就使得美蔣范式在官權力支持下引入之后，形成了一種如入無人之境的霸道擴張態勢。作為受到國民黨政權底下的意識形態教育的研究生，后來成為美國芝加哥大學培育的英才，林毅夫本人所學直接地與老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尖銳對立，這原本不應該有任何疑問。在1987年林毅夫回國之后，雖然沒有面臨著土共范式的挑戰，還是遇到了截然有別的另外一套說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這與西方經濟學主流尤其是制度經濟性的相互摩擦不少，從理論到理論家之間都是如此。為此，就需要進行“梁山伯英雄排座次”，誰先誰后，誰高誰低，要有一個大家公認的說法才好。排定高低，就相當于是一種潤物細無聲的范式轉換過程。
很多年前，在北京的經濟學家圈子里，到處都有林毅夫的擁躉，他們或自主或受邀散布一個說法，真正的國際頂級權威學者標準是要得到海外學界的承認或者認可，最優認可標準是誰受邀為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辭典寫過幾個詞條，目前張五常受邀寫了6個詞條，林毅夫4個，這是最權威的認可方式。因此，在大中華區域中間，張五常毫無疑問是第一權威，林毅夫屈居其次是第二權威。
在前文討論過，林毅夫的很多論文都發在美國刊物上，按照美國經濟學水平遠高于中國的說法，那么，在美國發文章就比在中國發文章具有更高的權威性。相關學術觀點的權威性，經過先出口再轉內銷的話，明顯要上好幾個檔次，就此可以輕而易舉地壓倒土鱉的中文論文。
詭異的是，2014年林毅夫不止一次公開談論中國要有相對于西方理論的自信，說經濟學界對西方的理論自信不夠。檢索發現，林毅夫的主要權威觀點不久就挨了西方經濟學名家的指名批評，上文引用斯蒂格利茨的觀點就是一例，這到底是有先見之明的高人：在你說話之前就先行把你的批評意見貶值。
同在杜潤生手下工作過，溫鐵軍教授對自己的老同事林毅夫博士，一貫持有高度評價，說他是美國芝加哥經濟學派在中國的嫡系傳人?，F在，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從從學習西方開始，終于要走到自立于西方以加強自身的理論自信了，無限接近于采取學術生產場域的“脫鉤發展”戰略了，這倒真是可喜可賀的跡象。
總之，在美蔣學術共同體的范式中間，無法很好地處理或者兼容土共的政治歷史與經驗，這是確鑿無疑的事實，三十年多年來長盛不衰的歷史虛無主義，恰好是范式不兼容的體現。也就是說，在林毅夫的理論研究與他想要表達的經驗事實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不可通約性。有關這方面的具體比較和對照，則需要另外一篇文章來處理。
二〇一七年八月七日初稿
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三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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