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解放軍在中印邊境大勝印度軍隊，維護了國家主權和人民尊嚴。
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建立新中國的歷史進程中戰果輝煌，在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不懈奮斗中立下了豐功偉績，這一切應當歸功于毛澤東思想。
20世紀40年代，中國已被帝國主義國家分裂成五六塊，這是中國最危險的時期，即使到了抗戰勝利的1945年，中國仍面臨可能被再次分裂的危險：北方有斯大林阻止共產黨軍隊南下，南方有馬歇爾阻止蔣介石北上，其目的就是阻止中國統一。但毛澤東沒有聽斯大林的“勸阻”，決然過江，我們今天才因此有統一的中國和這么大的中國版圖。反觀同一時期的印度。 1948年印度也面臨著有外來支持的國家分裂的危險。結果是受著西式“民主”熏陶的尼赫魯放走了巴基斯坦。不同的領袖，不同的結果：現在在印度原來的版土上有著兩顆互為目標的原子彈，而在中國則是統一使用管理的核武器和剛剛飛上世界屋脊的青藏鐵路。
看到新中國建設的巨大成就，多年后李宗仁也對自己當年堅持與共產黨劃江而治的行為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說：“如果美國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長江和毛澤東劃分中國，中國就會陷入象今天的朝鮮、德國、老撾和越南同樣悲慘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國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蘇聯鼻息，除各樹一幟，互相殘殺外，二者都無法求得真正之獨立。又因中國是六億人的大國，這樣一來，她就會陷于比前面提到過的三個小國家更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創傷則恐怕幾代人也無法治好了。如果這種事情真的發生了，在我們敬愛的祖國的未來歷史上，我會成為什么樣的罪人呢?”(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廣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49-950頁。)
可見，大國軍事的關鍵不在一個“大”字，而在于誰領導，用什么思想武裝。與一般的軍隊不同，用毛澤東思想武裝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不僅僅是一支能打硬戰的武裝力量，更重要的它還是黨和國家實現其政治目標的武裝力量。
毛澤東反手打天下，也反手治天下。 1949年10月建國，次年初毛澤東就西東開弓，出兵西藏，年末進軍朝鮮。由此為新中國打下了至今不可動搖的國基。
印度1947年獨立，美國、印度的一些人開始策動西藏脫離中國，同年中國國共在打仗，無力西顧。尼赫魯是西洋秀才，花架子，壓根就不知道毛澤東的厲害，一點點摳我們的西藏，誰知1950年初毛澤東直接出兵，一步到位，等尼赫魯反應過來，西藏已在中國手里了。毛澤東此舉意義重大，西藏使中國有了廣闊的戰略縱深，這也使我們在西部地區減少了很多邊防駐軍。如果1948年尼赫魯先下手將西藏控制在印度支持的人手中，那我們西部的國防安全就真麻煩了，航天、核試基地就在人家的監控之下，楊利偉的太空之行就困難多了。其次，拿下西藏，雅魯藏布江就在我們手里了，這使印度的布拉馬普拉河的上游在我們手里，水是生命之源。如果當時按照現在某些“布哈林式”的眼光，認為1949年底共產黨剛執政，就應該集中精力發展經濟，追求GDP，那我們中國今天就不會有這樣好的地緣政治位勢。
1950年下半年，美國軍事介入東北亞朝鮮半島，逼著毛澤東表態。按今天一些人的想法，中國根本就不應當出兵抗美援朝，應先以發展經濟為中心。但當時中國就那么一點重工業，東北是振興中國的基地，相當于今天的上海。面對美國的咄咄逼勢，毛澤東主動打出去，雖然把美國給得罪了，卻換來了蘇聯支持。這樣就打出了一個相對有利的地緣政治格局，同時也保護了東北的安全。這些在建國第二年就決定并完成的驚天偉業，并非“布哈林式”的賬房先生，更不是那些天真的書生們所能想得到和做得到的。這只能是我們的毛澤東及其戰友們所能想得到、做得到的。
朝鮮戰場上的勝利，使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大為上升。蘇聯加大了對中國的援助。1955年萬隆會議上，周恩來在會上受到英雄般的歡迎，歡迎并不為周恩來個人，而是為我們新中國打贏了美國。我們當時一窮二白，硬是將戰爭打贏了，這使中國在第三世界中威信很高，歐洲人也佩服新中國的領導人。東南亞國家曾受西方人和日本人的殖民壓迫，也希望中國強大。中國強了就有號召力。中國人在萬隆會議上受到歡迎，美國人不高興，但亞洲人高興。今天我們的外交要學習毛澤東以斗爭求和平的外交藝術。
有人說，中國出兵朝鮮卻丟了臺灣。事實并不是這樣。
中國人民志愿軍1950年10月25日才入朝作戰，而在6月27日美國就宣布封鎖臺灣海峽。當時斯大林告訴中國，朝鮮戰場上打不敗美國，中國就也別想拿回臺灣。事實也是這樣，如果中國當時示弱，那今天的臺海形勢就會更糟。看看同時期蔣介石討好美國的結果，就知道美國人歷來都是“柿子撿軟的捏”，
也有人說，中國參戰是被蘇聯人利用了，事實并不是這樣。
我們知道，1945年雅爾塔秘密協定中，蘇聯擁有在大連、旅順駐軍權和中長鐵路的使用權。這些都是蘇聯在遠東的戰略利益，這些利益又為蔣介石國民黨政府所承認。1950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蘇聯也是極不情愿地表示要廢止這項秘密條約，但主張保留形式。中國革命的勝利發展從根本上改變了遠東政治的格局，也迫使蘇聯重新調整對華政策。隨之而來的朝鮮戰爭及中國軍人打敗美國人的結果，讓最具現實主義政治眼光的斯大林看也明白了中國人在朝鮮戰場上驅逐了美國人的同時，也驅逐了在中國東北的蘇聯人。結果蘇聯于1953年繼而1955年將中東鐵路及大連、旅順港交還中國。至此，蘇聯在雅爾塔條約中已吞到嘴里并為蔣介石政府承認了的戰略利益又悉數吐出，這對在二戰中大獲紅利的斯大林來說不能不說是一種說不出的痛楚：一場戰爭下來，中國軍隊由弱變強、在蘇聯的支援下組建了強大的空軍、將美國趕到三八線以南，而蘇聯卻告別了自彼得大帝起就追求、1905年俄國人在此與日本人流血爭奪而斯大林又剛剛獲得的大連和旅順這兩個進入太平洋的最便捷的不凍港。
不僅如此，這樣的后果使獨立不久的外蒙古通往海參崴和遼東半島出海口的關鍵陸上通道從蘇聯控制區轉入已為中國完全控制的境內。這不僅大大緩解了外蒙古獨立對新中國安全造成的壓力，而且還使外蒙古由此與中國產生了天然的依存關系。這對蒙古的發展和中蒙兩國的未來關系定位有著如何估計都不會過高的意義。對此，我們真要感謝毛澤東及其戰友們，感謝他們為中華民族所做的這一偉大貢獻。
毛澤東的軍事藝術在于張合有度和恰到好處。中國及時在三八線停火，而沒有接受斯大林打過三八線的要求，中國軍隊因此沒有透支。現在回頭看，如果中國接受斯大林的建議，拒絕停戰打過三八線，那中國必然要透支國力，結果反而對蘇聯，尤其是對駐扎在旅順的蘇聯海軍會形成嚴重依賴，這反易受制于蘇聯。果真如此，后來的大連旅順移交可能就不會那樣不折不扣。1953年7月中美停戰，當年1月蘇聯移交中東鐵路。3月5日，斯大林病逝。斯人已逝，在中國問題上卻是甘苦自知。
說到這些，我們不能不感謝毛澤東同志及在他領導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
我們再來談談1962年中印之戰。1962年的中國形勢真是“高天滾滾寒流急”：中國國內剛剛經歷了嚴重的自然災害，蔣介石在東南準備反攻大陸，蘇聯在北方制造新疆居民“外逃”事件，印度借機在中印邊境燃起戰火。印度事關西南穩定，但毛澤東總體上還是認為與美國不同，印度是朋友，不能真打。1962年10月中國對印自衛反擊戰高調開啟，一月后卻又輕輕落下：一仗下來，只是將印度的屁股打響了些，但沒有讓它傷筋動骨。在戰爭規模上，毛澤東巧妙利用了古巴導彈危機，將它控制在有限范圍內，不讓第三國卷入。10月20日，美國封鎖古巴海域，蘇美劍拔弩張。當天中國全線反擊。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最后結束封鎖，11月21日，蘇聯也對軍隊解除了動員令。當天中國也對印全面停火。一月后，中國又將印度俘虜養得黑胖黑胖，把印軍的槍擦得干干凈凈交還給他們。戰爭結果與朝鮮戰爭不同，朝鮮戰爭要將美國硬逼到三八線以南，而1962年的對印自衛反擊戰則沒有將印度硬逼到“麥線”以南。在前者，毛澤東意在打出國格和平等，在后者，毛澤東意在西南方向打出持久和平，至于中印兩國間的領土糾紛，毛澤東則留由后人慢慢解決。研究一下毛澤東1962年西南一役，其目的不是打贏，而是長期穩定大西南。它與諸葛亮“七擒孟獲”曲異而工同。今天總結這場戰爭，我們看到毛澤東的軍事藝術大張大合，但張合有度，畢諸葛“七擒”之功于一役，令后人扼腕贊嘆。反觀毛澤東出手過的東北和西南，至今均無戰事。
說到這些，我們還得感謝毛澤東同志及在他領導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
有位美國人說過，他們不怕中國軍事現代化，就怕中國軍人毛澤東思想化。歷史表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但沒有毛澤東思想，就不會有中國人民解放軍。毛澤東思想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真正靈魂和戰無不勝的力量源泉。
因此，在記念“八一”建軍節這一天，我們心中更加想念毛澤東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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