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初期中國共產黨游擊戰爭戰略方針的確定

一

1937年前后，中國的政治、軍事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共產黨審時度勢，積極促成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局面的形成。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實現了轉變，這就為軍事戰略轉變提供了前提和基礎。

抗日戰爭爆發后，國內的階級戰爭轉變為民族戰爭，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日本是一個軍力、經濟力和政治組織力都比較強的國家，它實行的是以滅亡中國為目的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由于日本帝國主義大規模武裝進攻，使中華民族處于生死存亡的關頭。因此，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戰勝日本帝國主義，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

中國共產黨和它領導的紅軍在十年內戰期間受到很大削弱，全軍只有四萬多人，武器裝備差，主要根據地在陜北;江南的紅軍游擊隊還分散在八省邊界的十三個地區。但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都是經過長征考驗的革命精華，有著良好的政治素質和高度的組織紀律性，熟悉游擊戰，更重要的是，這支軍隊來自人民，是服務于人民的革命隊伍，這是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中最為寶貴的。比起幾十萬日軍來說，八路軍、新四軍的數量太少，武器太簡陋。如果與日軍進行正面大規模作戰，勢必會使自己損失殆盡。因此。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軍隊的任務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用人民戰爭戰勝敵人。

在這些特殊情況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戰場是敵后的廣大地域。毛澤東指出：“必須把過去的正規軍和運動戰，轉變為游擊軍和游擊戰，才能同敵情和任務相符合。”[1]

二

中國共產黨正確總結了黨的歷史上軍事戰略轉變的經驗教訓，引導干部認識已經變化的敵情和任務，防止過去發生的錯誤再度發生。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導人，對形勢作出客觀、全面的分析之后及時地提出了抗日戰爭中的戰略方針和戰術原則。

早在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涌過了《中央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確定了“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的方針，提出“游擊戰爭對于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及漢奸賣國賊的任務，有很大的戰略作用”。[2]這一方針是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實現戰略轉變的始點。隨著政治形勢的發展，這一方針不斷得到發展。

蘆溝橋事變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書記處關于華北工作方針問題即指示北方局立即與政府當局及各界領袖協商，研究具體辦法，迅速組成堅固的統一的戰線，對付當前的重大事變。并立即在平綏、平津以東地區，開始著手組織義勇軍，準備進行艱苦的游擊戰爭。八月一日，毛澤東、張聞天給正在南京進行國共合作問題談判的周恩來的指示中指出紅軍改編后作戰要堅持兩個原則：(1)在整個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游擊戰爭，而不是陣地戰，也不是集中作戰，因此不能在戰役戰術上受束縛。只有如此，才能發揮紅軍特長，給日寇以相當打擊。(2)依上述原則，在開始階段紅軍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為宜，兵力過去，不能發揮游擊戰，而易受敵人的集中打擊，其余兵力依戰爭發展，逐漸使用之。這兩個原則，表明了中共中央對抗日游擊戰爭的高度重視。同時這一指示提出了新的戰略的要點。

中共中央的正確思想武裝了廣大干部，也為洛川會議制定正確的戰略方針奠定了基礎。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陜北洛川縣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確定了新時期共產黨軍事工作的方針和原則，明確指出八路軍的主要作戰地區是在晉察冀三省交界處。八路軍的戰略方針應是獨立自主的游擊戰，即把黨的工作重心放在戰區和敵后，放手發動群眾，開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建立敵后抗日根據地，紅軍實行戰略轉變，把過去的正規軍和運動戰，轉變為游擊軍和游擊戰。次年，毛澤東把游擊戰提高到戰略地位來考察，認為這個問題是密切地聯系于整個抗日戰爭的戰略問題。

“獨立自主的游擊戰”是中國共產黨制定的八路軍、新四軍在抗日時期全面的戰略方針。獨立自主是八路軍、新四軍在抗日戰爭時期，軍事行動總的指揮原則，是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原則在軍事方針上的反映，始終保持共產黨對八路軍、新四軍的獨立領導;在戰略上同正面戰場配合，在戰術上、戰役上不受國民黨的限制和約束，主動地打擊日本侵略者，發動人民群眾抗戰。因此，毛澤東提出的我黨領導的軍隊在抗日戰爭中實行獨立自主的游擊戰方針是極富遠見的。

三

這一戰略轉變并不是一開始就被全黨所接受，在黨內就這一問題引起了爭論。1937年1月下旬，王明從蘇聯回國。12月9日至14日，在延安召開了黨中央的政治局會議。王明在會上作了《如何繼續全國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他提出了右傾投降主義的理論、方針、政策。他的右傾投降主義在戰略轉變上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第一，在軍隊的指揮關系上主張絕對統一于國民黨，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獨立自主的原則。第二，在作戰方針上提出“運動戰為主而輔之以游擊戰和配合以陣地戰”的方針。第三，在工作的重心方面，王明重視國統區的合法斗爭，輕視敵后游擊戰，主張利用原有的合法形式進行合法斗爭。因此，王明否認抗戰初期我黨領導人民軍隊的戰略轉變。他的理論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城市中心論的“右”傾錯誤在新形勢下的變種。

針對黨內右傾投降主義者依靠國民黨打正規戰，輕視我黨領導的抗日游擊戰爭，毛澤東在《論持久戰》和《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等著作中，都十分強調游擊戰爭在抗日戰爭中的巨大作用，把抗日戰爭中的游擊戰爭，由戰術范疇提高到戰略范躊。他“要求把問題放在戰略的觀點上加以考察”。[3]抗日游擊戰爭的作用問題，實質上是我們黨和人民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問題。為了獨立自主地發展游擊戰爭，毛澤東正確地提出了共產黨和國民黨在軍事上的分工。他指出，“就目前和一般條件說來，國民黨擔任正面的正規戰，共產黨擔任敵后的游擊戰，是必須的、恰當的。”[4]因為這樣的分工可以避免我們和國民黨發生過早的磨擦，更可以使我們不受國民黨的限制，獨立自主地開展游擊戰爭，發動群眾，發展和壯大人民軍隊，建立和擴大敵后根據地。這一任務是和抗日戰爭存在著兩條路線和兩個戰場相聯系的，特別是和國民黨戰場的作用由于國民黨的消積抗戰路線而日益縮小聯系著的。所以，毛澤東指出，當時中國革命斗爭中武裝斗爭的總概念，就是游擊戰，并指出：游擊戰爭“是在落后的國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國中，在長時期內，人民武裝隊伍為了戰勝武裝的敵人，創造自己的陣地所必須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爭形式”。[5]因此，可以說抗日游擊戰爭是抗日戰爭勝利的出發點。

關于游擊戰爭在抗日戰爭中的偉大作用，毛澤東還進一步指出：“長期的殘酷的戰爭中間，游擊戰不停止于原來地位，它將把自己提高到運動戰。這樣，游擊戰的戰略作用就有兩方面：一是輔助正規戰，一是把自己也變為正規戰。至于游擊戰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的空前廣大和空前持久的意義說來，它的戰略地位是更加不能輕視的了。”[6]

為了克服王明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統一全黨思想，領導抗日戰爭勝利發展，在1938年9月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召開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指出：“在抗日戰爭的過程中，就我黨的軍事任務說來，也將大體上分為兩個戰略時期。在前期(包括戰略防御、相持兩個階段)，主要的是游擊戰爭;在后期(戰略反攻階段)，主要的將是正規戰爭。”[7]因此，黨在軍事戰略上的轉變，即由國內戰爭后期的正規戰爭轉變為抗日戰爭前期的游擊戰爭，用具有某種正規性的八路軍、新四軍去執行游擊戰的任務，以分兵發動群眾。為了說明這一轉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毛澤東列舉了游擊戰爭的十八項好處，并強調指出：“這一轉變關系整個抗日戰爭的堅持、發展和勝利，關系于中國共產黨的前途非常之大，只要想一想抗日游擊戰爭在中國民族解放命運上的歷史意義，就會知道的。中國的抗日游擊戰爭，就其特殊的廣大性和長期性說來，不但在東方是空前的，在整個人類厲史上也可能是空前的。”[8]

由于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及時克服了王明等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所以，正確路線在中央仍占據主導地位，游擊戰的戰略已被多數同志接受。到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上，全黨對戰略轉變問題上的認識基本一致。這樣。軍事戰略轉變的思想深入人心，這是中國共產黨能夠勝利實現游擊戰爭戰略方針的保證。

四

抗日戰爭發展的實際情況證明：中共中央新的戰略方針是正確的，由運動戰轉變到游擊戰的戰略轉變是完全必要的，這對推動坑日戰爭的勝利發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一，游擊戰爭在抗戰初期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戰場，開辟了敵后解放區。

由于中國共產黨堅持了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勝利地實現了由國內正規戰爭向抗日游擊戰爭的軍事戰略轉變，把正規軍分散為游擊隊廣泛地發動群眾，把建立根據地作為達到保存和發展自己、消滅和驅逐敵人之目的的戰略基地，中國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和抗日根據地有很大的發展壯大。解放區抗戰的第一時期從1937年9月平型關初戰勝利至1940年百團大戰為止，中國共產黨員由1937年四萬人發展到八十萬，八路軍、新四軍發展到五十萬人，解放區和游擊區的人口發展到一億人。從鴨綠江邊一直到海南島的敵人后方，都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和抗日根據地。八路軍、新四軍抗擊了侵華日軍的百分之五十八(四十七萬人)和全部偽軍。由于國民黨軍隊的潰敗而瓦解了的華北、華中戰局，由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和人民合作，迅速恢復起來，為國民黨當局所喪失的陷入黑暗的廣大淪陷區變成了光明的廣大解放區。由于解放區戰場在抗日戰爭初期牽制了日本侵略者很多兵力，造成了使日軍不能全力西進的形勢，相持階段到來后又變成與日軍作戰的主要戰場，八路軍、新四軍在游擊戰爭中發展為抗日的主力軍。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通過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游擊戰爭的發展，真正成了一個人民的大革命，人民的戰爭，一個農村包圍城市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形勢，通過抗日游擊戰爭的形式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

第二，八路軍、新四軍運用游擊戰，勝利地渡過解放區戰場的最困難階段。

在這個時期，各根據地軍民都進行了英勇頑強的斗爭，1941年抗擊了日軍六十一萬人(占全部侵華日軍的百分之五十七)和全部偽軍。但是由于敵、偽、頑的夾擊，根據地人口縮小至五千萬以下，八路軍減員至三十萬。華中解放區戰斗頻繁僅次于華北，新四軍則維持著發展的局勢。經過這個困難時期，八路軍、新四軍和解放區受到了鍛煉，堅持下來了，數量減少而質量增加。日寇的“掃蕩”伎倆有限，根據地軍民反“掃蕩”的辦法則層出不窮。由于軍隊和人民更加親密地結合，因而學會了堅持與敵人頑強斗爭和戰勝強敵的許多本事。

在解放區，針對敵人的“掃蕩”，部隊以一部分力量分散與民兵相結合，日夜與敵人扭打，用地雷戰、地道戰、麻雀戰等到處巧妙地殺傷敵人;同時又實行空舍清野，使敵人搶不到糧食、物資，保護了人民的利益。。

在游擊區，針對敵人的“蠶食”政策，采取“把敵人擠出去”的方針，使廣泛的群眾運動與軍事斗爭相結合。

在敵占區，針對敵人的“清鄉”，采取“敵進我進”的方針，組織了無數支武裝工作隊，向敵后之敵后開展全面攻勢。

八路軍、新四軍在中共中央制定的正確的戰略方針和戰術原則指導下，密切聯系群眾，使游擊戰爭進一步深入地發展。這種群眾戰爭的特點在1941年—1942年的困難階段最充分地表現出來了。正如朱德所指出的：“這種群眾戰的特點，就是不但有人民大眾在政治上、經濟上的協力，而且有人民大眾在軍事作戰上的協力。這種戰爭不是軍隊單獨進行的，而是以人民大眾共同作戰的靈活配合來進行的。這種戰爭是主力兵團與地方兵團的配合作戰，是正規軍與游擊隊、民兵和人民自衛軍的配合作戰。”[9]

第三，抗日游擊戰爭在抗戰后期經驗更加豐富，對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起了重大作用。

從1942年冬到抗戰勝利是解放區抗戰的第三個時期。

經過1941年—1942年艱苦斗爭的根據地軍民，斗爭經驗更加豐富了，對敵斗爭的方法更見成效，他們從反“清鄉”、“反掃蕩”、反“蠶食”及開展對日偽政治攻勢中堅持和發展根據地，以敵進我進的戰略，到敵后之敵后去開辟解放區，粉碎敵人的進攻。

游擊戰爭的勝利發展，為實現抗日游擊戰爭向正規戰爭轉變，使抗日戰爭的勝利成為人民的勝利奠定了基礎。1945年8月11日，中共中央《關于日本宣布投降后我黨任務的決定》中曾指出，為了猛烈擴大解放區，占領一切可能與必須占領的大小城市與交通要道，奪取日偽的武器與資源，“各地應將我軍迅速集中，脫離分散游擊狀態。……變成超地方性的正規兵團，集中行動，以便在解決敵偽時保證我軍取得勝利。”[10]雖然，由于戰略反攻時間短，由游擊戰向運動戰的轉變并未實現，只是在打一些城鎮據點的攻堅戰中開始由游擊戰向小型的正規戰轉變，但是，抗日戰爭時期游擊戰爭的大發展和在戰略反攻中取得的初步攻堅戰的經驗，為解放戰爭初期逐步實現這一轉變奠定了基礎。

在偉大理論的指導下，必然會出現偉大的革命運動。對游擊戰爭的戰略地位作出科學的論證，并付之革命戰爭的實踐，這是毛澤東在軍事科學上的偉大貢獻之一?？谷沼螕魬馉幨侨嗣駪馉幍乃枷朐诳谷諔馉庍@種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最好的最充分的表現。廣泛持久的抗日游擊戰爭的勝利發展，是全面抗戰路線得以實現的重要保證。抗戰初期，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游擊戰爭戰略方針的確定是黨走向成熟的體現，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在實事求是思想指導下最英明的決策之一。

注釋：

[1]《戰爭和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5一一6頁。

[2]《中央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1935年12月。

[3]《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374頁。

[4]《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528頁。

[5]《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572頁。

[6]《論持久戰》，《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46頁。

[7]《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513頁。

[8]《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516頁。

[9]《論解放區戰場》，《朱德選集》，第146頁。

[10]中共中央《關于日本宜布投降后我黨任務的決定》，1945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