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結盟與新中國外交

　　摘要：新中國成立后，中蘇同盟的建立,不僅為結束近代以來中國外交的屈辱歷史和打破舊中國的不平等條約體系創造了條件，而且為避免新中國在國際上的孤立和開創中國外交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礎。特別是在中蘇結盟過程中，中國領導人在原則方面的堅定性和策略方面的靈活性，既堅持了新中國外交獨立平等的基本原則，又保證了中國對蘇政策目標的最終實現。作為建國初期比較成功的一次外交實踐，中蘇結盟是新中國外交推進國際關系民主化進程的一次重要嘗試。

　　新中國成立之際，正是國際上美蘇冷戰正酣之時。為了實現“一邊倒”的外交戰略目標，與蘇聯結盟是建國前后黨和政府對外工作的重心。中蘇結盟的實現，不僅為結束近代以來中國外交的屈辱歷史和打破舊中國的不平等條約體系創造了條件，而且為避免在國際上的孤立和開創中國外交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礎。特別是在中蘇結盟過程中，中國領導人在原則方面的堅定性和策略方面的靈活性，既堅持了新中國外交獨立平等的基本原則，又保證了中國對蘇政策目標的最終實現。從新中國外交的角度對中蘇結盟的研究并不多見，本文擬從三個方面對中蘇結盟與新中國外交的關系進行一些初步的探討。

　　一、中蘇結盟為新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奠定了基礎

　　近代中國是在資本主義國家瘋狂對外擴張的過程中被迫加入國際關系體系的，“中國一百年來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啼國主義國家強加給中國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嚴重破壞了中國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造成了近代中國被動挨打的局面。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高舉民族解放的旗幟，以推翻帝國主義壓迫、實現中華民族獨立為己任，始終站在反帝斗爭的最前沿。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明確規定，“凡是與國民黨反動派斷絕關系，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采取友好態度的外國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與之談判，建立外交關系。對于國民黨政府與外國政府所訂立的各項條約和協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應加以審查，按其內容，分別予以承認，或廢除，或修改，或重訂。”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開國大典上莊嚴宣告，“凡愿意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愿與之建立外交關系。

　　在堅持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前提下，考慮到當時美蘇冷戰愈演愈烈的國際形勢，結合中國革命的客觀實際，新中國外交作出了“一邊倒”的戰略抉擇。倒向以蘇聯為首的國際和平民主陣營一邊，是新中國成立前后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對于維護新中國的獨立與安全，避免在國際上的孤立，爭取可能的國際援助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但1945年8月蘇聯與國民黨政府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是新中國與蘇聯結盟的最大障礙。根據中共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針，只有廢除這個不平等條約并在平等的基礎上另訂新約，方可體現中蘇之間新型的國家關系。1945年中蘇條約的存廢問題，對于新中國的外交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原則問題。廢除它并在平等的基礎上建立中蘇關系，不僅符合新中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針，而且有助于新中國廢除與其它國家的不平等條約，徹底肅清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和影響。

　　1950年1月20日，周恩來率領的中國代表團抵達莫斯科，中蘇結盟的具體談判正式開始。由于蘇聯采取了把中蘇同盟條約的談判與其它諸如旅大、長春鐵路、貸款、民航、貿易等具體問題的談判區分開來的做法，雙方在防止日本及其盟國的侵略、加強雙邊協調與合作方面沒有產生實質性的分歧，中蘇新約的談判進展十分順利。為了區別于1945年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國建議在原名稱“同盟”之后加上“互助”兩字，并把條約內容中關于締約一方受到日本及其盟國侵略時，另一方應該“給予”軍事或其他援助改為“盡全力給予”軍事或其它援助。1950年2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及相關協定在莫斯科正式簽訂。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是近代以來中國外交的一次重要轉折，為廢除舊中國與帝國主義國家的不平等條約，在平等的基礎上發展對外關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盡管某些協定的條款還有不盡人意之處，如未能使蘇聯在外蒙問題上改變立場，在關于大連、旅順、中長鐵路的協定和中蘇關于兩個勢力范圍的秘密協定中，暫時承認了蘇聯的一些特權與利益，但蘇聯能在廢除舊的不平等條約前提下，本著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精神與中國結盟，“將使人民共和國處于更有利的地位，……有利于迫使各國無條件承認中國”中蘇結盟不僅使新中國以嶄新的姿態出現在國際舞臺上，而且打破了西方大國試圖繼續維持舊的不平等條約體系的幻想，此間其他人民民主國家與新中國外交關系的建立和英國等資本主義國家對新中國的承認，都與中蘇結盟的成果密切相關。

　　二、中蘇結盟決定了新中國外交的基本格局

　　在國際政治力量被明顯地劃分為互相對立的兩大陣營的情況下，“一個國家不站在美國領導的陣營內，就站在蘇聯領導的陣營內，不存在中間道路。作為一個在國際舞臺上具有重要影響的國家，新中國成立以后，在國際格局中如何給自己定位，是關系到新政權生存與發展的大問題。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在革命陣線上說來，則屬于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n[}aa中國革命的終極前途，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在帝國主義時代，任何國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沒有國際革命力量在各種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勝利了，要鞏固，也是不可能的。”在國際上以美蘇為首的兩大陣營對立的情況下，革命勝利后的中國，站在哪個陣營一邊，這是由當時的國際形勢和國內形勢決定的。從中國革命的經驗和性質來看，幻想帝國主義援助不僅是不現實的，而且是十分危險的。“真正的友誼的援助”只能向“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去找，中國革命要‘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一邊倒”不僅有利于新中國的生存與發展，而且有利于增強國際和平民主陣營的力量，有利于世界人民的反帝反殖斗爭，有利于制止戰爭維護和平。這種選擇，無論從中國外交的短期利益還是長遠利益來看，都是現實可行的。

　　為了保證“一邊倒”戰略目標的實現，從1949年初開始，“在外交政策問題上，中共領導人就把同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關系置于中心地位。從現實和戰略的角度來看，中蘇結盟是一種相互需要。對于中國來說，中國革命勝利后，國際上帝國主義的威脅，國內反革命勢力和帝國主義殘余勢力的存在，千瘡百孔的國民經濟，缺乏管理和建設經驗的干部隊伍，極度落后的文化教育事業以及缺乏海空軍、裝備落后的國防實力，都使新政權的生存與發展面臨嚴峻的考驗。為了避免國際上的孤立，維護新中國的安全，并在激烈對峙的國際格局中站穩腳跟，中共以與蘇聯結盟作為新中國外交的突破口，是一種非常現實的選擇。蘇聯作為當時國際舞臺上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和社會主義陣營中擁有最高威望的國家，能在平等的基礎上與中國結成廣泛的同盟，對于提高中國的國際聲望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中蘇結盟;不僅拉動了中國與其他人民民主國家關系的全面發展，而且粉碎了美國等帝國主義國家試圖通過組織所謂“國際共同陣線”孤立中國的夢想，從而使新中國在激烈對峙的國際格局中站穩了腳跟，為新中國由革命時期向建設時期的平穩過渡創造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外部環境。對于蘇聯來說，與中國結成同盟，不僅可以進一步保障蘇聯遠東邊界的安全，而且可以進一步壯大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增強蘇聯與美國在亞洲甚至世界范圍內冷戰對峙的優勢，同樣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長遠的戰略意義。

　　朝鮮戰爭爆發以后，由于西方國家的蠱惑宣傳，許多國家對中國抗美援朝的行動產生了誤解，從而中斷了1950年初以來外部世界對新中國的承認進程。然而，中蘇同盟的存在，對于美國沒有把戰爭擴大到中國境內，并最終以和平談判的方式實現了朝鮮停戰起到了一定作用。隨著抗美援朝的勝利和朝鮮停戰的實現，中蘇同盟進一步鞏固，中國的國際影響和政治地位空前提高。中國政府參加1954年日內瓦會議和1955年萬隆會議的事實表明，中國作為世界上一個有影響力的大國，已經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中國代表團對這兩次會議的巨大貢獻，則進一步表明中國已經有能力承擔作為一個大國應該承擔的國際責任，中國外交開始向著更廣闊的空間拓展。

　　三、中蘇結盟體現了新中國外交的原則堅定性與策略靈活性

　　“一邊倒”的戰略決策并不是說沒有斗爭，對蘇聯無條件的服從。任何重大的決策都有它特定的歷史條件。中蘇同盟的建立，雖然是雙方相互需要的結果，但它確實是一種弱強聯合。由于整體實力與蘇聯有較大差距，中國在同盟中處于相對被動的地位。中蘇同盟對于蘇聯來說是進一步鞏固安全的問題，而對于中國來講則是關系到新政權生死存亡的問題。在這一同盟中，中國對蘇聯的需求遠遠大于蘇聯對中國的需求，如果追求在同盟中的絕對平等，不僅是不現實的，而且是不可能的。盡管中國在中蘇同盟中處于相對被動的地位，中國領導人在維護國家根本利益的原則問題上并沒有讓步，中蘇在廢除1945年中蘇條約問題上較量的結果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外交的本質就是利益，社會主義國家在對外政策中也有自己追求的利益。蘇聯對華政策中的那些消極因素，作為一種歷史遺留和客觀存在，廢除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急于求成將會危及中蘇結盟的大局，必要的妥協與讓步對于中蘇結盟的實現是非常重要的。根據近年來解密的前蘇聯檔案來看，中蘇結盟的談判確實是一次極為曲折和艱難的談判，中國代表團在每一個問題上都是從國家利益出發據理力爭的，而最后所作的妥協與讓步也都是有原則的，這正是新中國外交與舊中國外交最根本的區別。一方面，這些讓步沒有從根本上危及中國的獨立與主權;另一方面，這些讓步促成了中國對外政策目標的實現。

　　中蘇同盟的建立，充分體現了新中國外交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中國政府所作的每一個讓步，都是艱苦談判后的最佳結果。比如，關于兩個勢力范圍的協定，毛澤東當時也提出了許多疑問，只是在斯大林的一再堅持下，“為了照顧中蘇團結的大局，只好讓步”。又如，當蘇聯提出蘇聯軍隊和軍用物資可以沿中長鐵路自由調運時，中國也提出了自己的軍隊和軍用物資自由地沿蘇聯境內的鐵路調運的要求，以顯示雙方權利之平等。蘇聯認為這是中國針對蘇聯要求提出的“反提案”，“是隱諱地反對蘇聯建議的一種特殊方式。”最后，當米高揚用把已經縮短的中長鐵路協定的有效期再延長10年作為蘇聯放棄調運軍隊建議的條件相要挾時，中方經過商量才作了讓步。但要求蘇聯口頭承諾，在必要的情況下，中國也可以沿西伯利亞大鐵路調運軍隊，此事才算了結。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中國比蘇聯更需要中蘇同盟，特別是在國家安全和經濟建設方面，沒有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會像蘇聯那樣援助中國。因此，在維護國家根本利益的前提下，為了中蘇團結的大局，中國作出一定的讓步也是非常必要的。中蘇結盟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對外政策的主要目標，如果說由于某些分歧損害了正在形成中的中蘇同盟關系，那才是因小失大。至于雙方關系中的那些消極因素，可以等待時機逐一解決。“一個國家既要保證自己的民族獨立，努力維護自己的主權，又要有適當的外援，必要時也得以小的妥協換取長遠的利益。但是完全依賴國外以至損害民族利益，也是不允許的。當時我們同蘇聯的關系，總的方面是平等互利的，同時也是既講友好，又有矛盾;既講團結，又有斗爭的。”中蘇結盟集中體現了新中國外交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

　　從當今國際關系發展的趨勢來看，結盟已經不是發展國家間關系的理性選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推行不與任何大國或集團結盟的外交決策，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結盟外交已經成為歷史。即便如此，中蘇結盟在中國外交史上的歷史地位仍應予以肯定。正是中蘇結盟，開啟了新中國獨立自主、與世界平等交往的新時代。以中蘇結盟為標志，近代以來的百年屈辱外交得以終結，中華民族以嶄新的姿態出現在世界舞臺上，受到世界的高度關注。中蘇結盟粉碎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扼殺新中國的政治企圖，為鞏固和發展中國革命的勝利成果開創了一個相對有利的外交局面。中蘇結盟過程中，中國領導人堅持原則、有理有節的外交斗爭，為新中國外交工作的全面開展奠定了基礎。作為建國初期一次比較成功的外交實踐，中蘇結盟也是新中國推進國際關系民主化的一次重要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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