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云的建議
在新中國政權已經穩定、通貨膨脹得到遏制、國民經濟基本好轉的情況下，主管全國經濟工作的陳云經過認真考慮后認定，待全國經濟好轉之后，接下來要做的最緊要的事就是籌備發行第二套人民幣，由此建立一個完整的新中國貨幣和金融體系。1950年7月，他向中央政府、毛澤東提出了發行新幣問題，認為現在發行新幣不但時機成熟，而且也是當前經濟的迫切需要，這是因為：(1)目前物價已趨向穩定，“預期一年后，對長期穩定當更有把握”;(2)流通的鈔票“因限于技術條件，頗難防假”，以至退踞臺灣的蔣介石勢力“有計劃地偽造我幣，以破壞我金融的事件，日益嚴重”;(3)流通的人民幣“票面價值過低，且在國際市場尚未規定固定價值”，因此，“有立即鑄印新幣，以備在一年后提高票面價值，以代替現行人民幣的可能與必要”。中央同意了陳云的意見，于是他開始親自主持第二套人民幣的設計方案。
在第二套人民幣的設計方案確定之后，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印制。對于這個問題，陳云經過反復考慮，于1950年7月10日向中央呈遞了《關于印鑄新幣方案》，內含三個具體方案：(1)利用國內現有設備和技術進行印刷;(2)委托蘇聯代印，可以采取盧布的紙張和規格，但按照中方規定的絲紋，代印數量也按照中方的要求執行，同時向蘇聯訂購必要的新式印鈔機和刻版機，并派人到蘇聯學習;(3)請蘇聯代印，中方只提供紙上絲紋和印刷技術要求，其他完全按照蘇聯盧布的標準執行。陳云還在這份文件中分析了三個具體方案各自的利弊：第一個方案，有利之處是可以立即開始印刷，弊端是以中國國內現有技術和設備無法印制出高質量的鈔票，同時偽鈔會立即出現，并且在此后大量存在。第二個方案，有利之處是可以獲得蘇聯的設備和技術，中國也能培養出自己的印鈔人才，弊端是印刷時間拖得很長，而新中國目前需要立即印制發行新幣。第三個方案，有利之處是直接采取蘇聯印制盧布的技術，防偽有很大的保證，弊端是蘇聯掌握了中國的鈔票印制。
最后，陳云在文件中提出了自己的意見：目前以采取第三個方案為好，理由是：目前我國與蘇聯建立了密切的同盟關系，蘇聯是會真心實意幫助我們的，對于蘇聯掌握人民幣印制不必過多擔心。我們發行第二套人民幣是要從根本上建立真正的全國性貨幣和金融體系，防偽是第一位的，直接請蘇聯印刷能夠達到這個目的。以后經過我們的努力和蘇聯的幫助，中國自己也可以達到蘇聯的印刷水平，那時我們就可以不再請蘇聯印刷了。中央經過慎重研究，最后決定接受陳云的建議，采用第三個方案，但要做些調整，即委托蘇聯代印大面額鈔票，小面額的鈔票仍由我們自己印制。
中蘇雙方的商談
中央確定請蘇聯幫助印制第二套人民幣的方案后，中蘇雙方高層進行接觸，商談此事，雙方很快就此事達成一致意見：蘇聯方面愿意代中國印制第二套人民幣。接著，中央立即安排重要干部同蘇聯方面落實此事。當年，受周恩來委托，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南漢宸、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副主任葉季壯、中國人民銀行印制局副局長賀曉初和陳邦達等負責與蘇聯商談。周恩來則在國內指導這次會談。
南漢宸等人于1952年4月初抵達莫斯科，于4月6日就蘇聯方面代印人民幣一事開始進行談判。第一次談判的主要議題是中蘇雙方就這件事的原則意見，由于事先中蘇雙方高層已經有過一致意見，因此第一次談判特別順利。此后，葉季壯、賀曉初、陳邦達等人留在莫斯科與蘇方詳細商談技術方面的問題，南漢宸乘飛機回國。為了更加慎重，中共中央請中國駐蘇大使張聞天作為主要會談者之一參加會談，中國駐蘇聯大使館代辦戈寶權、溫寧等也參與了會談。蘇聯方面參加會談的是財政部部長茲維列夫等人。
關于蘇聯代中國印制第二套人民幣具體工作細節的會談，從1952年初到1953年2月初，中蘇雙方在莫斯科舉行了30多次會談，主要集中在技術方面，如印樣、數量、交貨時間、蘇方供應印鈔紙、簽訂合同等，實質上是中國請蘇聯代印人民幣的技術性談判。
中國關注防偽問題
中國政府之所以要請蘇聯方面幫助印制第二套人民幣，主要原因是中國當年印制鈔票技術水平低，印制出的鈔票質量不高，更談不上防偽。而在印制鈔票方面，蘇聯已經有很多年經驗，達到了很高水平，在防偽技術方面已經和美國齊平，在某些方面甚至超過美國，是世界上掌握防偽技術最高的國家。中國期望蘇聯代印的人民幣在防偽方面達到國際最高水平，因此在中蘇雙方會談中，中國方面特別關心鈔票印制的質量，提高防偽水平。
1952年9月22日，中國駐蘇聯大使張聞天對茲維列夫的一次談話，特別強調了蘇聯代中國印制鈔票的質量問題，他說：“由于中國近年來物價穩定，財政收支平衡，及今后有計劃經濟建設的需要，我國不久將實行貨幣改革。由于新的人民幣的比值，一元將值舊人民幣一萬元，故提高新幣質量，防止造假，極為重要……特別由于我東南邊疆，臺灣的蔣匪及美帝常以偽鈔輸入搗亂，因而防假要求更為重要。蘇聯技術及印制條件都比我們高明，我們要求將使用于盧布上的奇異技術用于我國新幣上”。張聞天的意思非常明確：中國方面特別希望提高第二套人民幣的防偽能力。茲維列夫向張聞天保證，蘇聯方面代中國印制的第二套人民幣質量上有保證，會和蘇聯盧布一樣好，由于技術進步，防偽能力甚至會超過盧布。
為了使中國方面放心，蘇聯方面先印制出第二套人民幣的印樣，由蘇聯財政部部長親自送給張聞天審看。張聞天專門抽出時間仔細察看印樣，還交給中國駐蘇聯大使館其他同志審看，聽取他們的意見。盡管蘇聯方面已經用了最好的設備和最好的技術，并且特別用心，但張聞天和中國駐蘇聯大使館的同志們還是提出，要求蘇方人員在用紙、幣面底紋、變點花樣、水印暗花等各個方面“還要精致復雜”一些，進一步提高第二套人民幣的防偽能力。
茲維列夫認真聽取了中方意見后，明確回答張聞天可以重作。“重作后的第二套人民幣，按照中方所要求的技術方案操作，印制的人民幣比現在的樣子會有進一步提高。當然不能與盧布上的花紋一樣。決定重作后，印制第二套人民幣的時間會延長一些，需要延長多長時間，我們會后研究一下，定下來后再通知張大使。”此后幾天，蘇聯方面認真研究了中方意見，安排技術人員作了改進。改進后印出的鈔票防偽能力已經超過了蘇聯的盧布。
在中方和蘇方人員共同努力下，印制第二套人民幣的一切工作準備就緒。經過一段時間的會談后，雙方又在各種票面的印刷數量、印制要求、交貨時間、交貨方式等具體問題達成了一致。
真誠合作
中方原來擬定的請蘇聯代印的方案是：印100元、50元、10元、5元4種大面額鈔票，總金額為40億元;1元主幣和6種輔幣由中國人民銀行的印刷廠印制。就在蘇聯方面準備開印4種大面額鈔票之際，出現了這樣一個情況：蔣介石獲知新中國人民銀行正在準備發行第二套人民幣的消息后，擬請美國幫助制造假的第二套人民幣4種大票，干擾以至搞垮大陸金融和經濟。主管經濟的陳云分析研究了這一情況后，提出要立即局部調整請蘇聯代印的第三種方案。他在綜合考慮了中蘇美以及臺灣國民黨方面的情況后，于1952年10月27日提出了一個調整方案。這個方案主要是改變蘇聯代印鈔票的種類。他在向中央提交的文件中說：“鑒于臺灣尚未收復，港澳與我國陸地相連，美蔣不斷利用空投與經由港澳走私向我國境內散播假票，以破壞我人民幣信用，同時臺敵在美國援助下，可以在技術上把假票印成與真票完全近似，老百姓不可能區別真偽，單靠少數銀行干部用顯微鏡來觀察票子真假，是不能阻止假票流行的……我們發行的票子面額越大，則空投與私運入口同一體積與重量的假票其金額數目也就越大。為減少假票的影響與損失……擬在新幣發行時暫不發行五元以上大票，但只發一元券又嫌太小，故擬增發三元券一種以資調劑。”中央很快就批準了陳云的意見，并由周恩來出面通知蘇方作出改變，提出中國政府已經決定“采用不超過三元和五元的票面”，請蘇聯增加代印3元券人民幣;小面額鈔票總金額改為45億元;印制時間也要求縮短;已經由蘇聯方面印好的100元、50元人民幣暫不發行。與此同時，國內的印鈔廠也開始增印2元券人民幣。
蘇聯財政部部長茲維列夫收到電報后有點為難，他對中國駐蘇聯大使張聞天說，原來的方案我們已經商談好了，蘇聯方面也已經做好了一切準備工作。原來商定的訂貨票額大，總金額小，現在鈔票面額改小，總金額反而由40億元加大到45億元，這就增加了印鈔工作，大體相當于原計劃的3倍，而交貨時間反而縮短，按中方要求的時間完成印制工作很困難。張聞天如實向蘇聯方面解釋了臺灣和美國形成了破壞中國新貨幣計劃的情況，茲維列夫聽后表示一定按中方變化的要求去做。時任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副主任的葉季壯還向蘇方做了詳細解釋，他說，增加發行3元券主要是考慮到可以少印1元券;40億元改成45億元是因為過去計劃少了，現在不得不彌補空缺。葉季壯接著與蘇方商量：“原做好的五元券版不動，新做三元券版;或原拾元券版改成五元券版，原五元券版改成三元券版。”茲維列夫回答說：“過去做的版全已無用，都須重新做版。可將原拾元券的圖案和尺寸改為五元券的，五元的圖案和尺寸改為三元的。”茲維列夫還向中方提出了建設性意見：為了加快工作效率，印刷這些鈔票時用一種紙即可，不必用兩種紙。中方同意了他的意見。蘇方馬上動員起來，按照中國的新要求重新調整部署，并且工作進行得很迅速，短時間內即調整完畢，開始印刷第二套人民幣的3元券和5元券。印出的人民幣采用膠凹套印，版紋深、墨層厚、有較好的反假功能，是防偽能力居于世界前列的精致貨幣。在蘇聯方面代印人民幣一年之后，中國在分析了美蔣的動向后認為，由于中國政府中止了印制4種人民幣大票的計劃，他們破壞新人民幣的計劃難以實施，我們增印10元券風險不大。1954年4月12日，中國駐蘇聯大使張聞天向蘇方口頭再次提出“新印十元券20億元，計2億張”的請求。盡管印制數量增加很多，蘇聯方面仍表示要克服困難，完成增印任務。
嚴密交接
接下來的重要環節就是交接。在幾次詳細商談后，中蘇雙方確定：蘇聯代印的人民幣從1953年9月底起開始分批運往中國。運輸方式是用火車經鐵路運送，走的路線是莫斯科開往西伯利亞的鐵路，交接地點設在中國內蒙古自治區的滿洲里口岸。
為了順利交接，蘇聯方面作了嚴密部署，采取了十分嚴密的保衛和押運措施。每次起運人民幣，蘇方都會事先向中方提供一份詳細的清單，包括裝箱數、總重量、箱子規格體積等，以便中國做好接運準備。為了做到絕對保密，蘇聯方面與中方溝通多次，雙方最后確定采取的措施是：蘇聯方面的發貨者是“蘇聯木材公司”，收貨者是中國的滿洲里入口公司(即現在的進口公司，當時稱為入口公司)，所發的貨物是“技術裝備”，雙方交接地點定在滿洲里火車站的列車上，實際的發貨種類、時間、經由路線、包裝形式只有兩國高層少數人知道。
在發運之前，中國方面向蘇聯提出了這樣的要求：“全部車輛嚴加警衛，護送至我站臺。”蘇聯方面表示完全按照中國意見辦，隨后安排莫斯科最精銳的警衛部隊沿運輸道路全線警戒。1953年9月底，當首批3元券即將啟運時，蘇方在自己國內加強警戒的同時，還特別向中方提出，希望中國方面安排誠實可靠的接收人員、警衛人員以及搬運工人。
交接是最容易出問題的環節，因此雙方都予以高度重視。蘇聯方面率先安排好了需要他們做的工作，中方也對交接工作做了充分準備。中蘇交接第一批人民幣時正值嚴冬，地處中國北端的滿洲里更冷，達到了滴水成冰的程度。中國方面有關干部考慮到了這個問題，給中方交接人員全部配發了最好的冬裝，專門給押運、交接人員預備了餐車、廚師和住宿的車廂。
在中蘇雙方共同努力下，到1955年初，蘇聯代印的第二套人民幣全部順利運抵中央人民銀行庫房。其中的16億張3元券是蘇聯方面動員印制人員加班加點工作，提前了4個月完成的。
第二套人民幣于1955年3月1日開始發行，其中包括蘇聯代中國印制的人民幣3元、5元券和國內印制的2元、1元及角、分幣共10種貨幣;1957年12月1日又發行了人民幣10元券，也是蘇聯代中國印制的。
緊急回收蘇印“三種票”
1956年2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作了《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報告，譴責和批判斯大林，此后，中蘇兩黨在意識形態領域里的分歧越來越嚴重，到20世紀50年代末，赫魯曉夫把兩黨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引入到國家關系，兩國的矛盾也越來越大。60年代初，蘇聯政府撕毀援華協議，撤走援華專家，兩國關系迅速惡化，蘇聯還中止了代印人民幣的工作，并停止向中國提供印鈔紙和印鈔設備，使中國印制人民幣出現了暫時的困難。
在此情況下，中國方面不得不全面調整對蘇政策。首當其沖的就是調整金融貨幣領域的政策，其中最迫切要解決的就是蘇聯代印人民幣問題。當時中國已經擁有了印制高質量人民幣的技術，從此人民幣由中國自己印制。
1964年三四月間，中國政府發現在東北和新疆地區，蘇聯代印的人民幣3元、5元、10元券突然增多，但并非假幣，因此流通暢行無阻。雖然中國方面沒有切實證據證明這是蘇聯故意為之，但這顯然極不正常。于是，中國政府決定立即采取緊急措施，回收已經發行的蘇聯代印人民幣，回收后不再發行。1964年4月14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關于限期收回三種人民幣票券的通知》，規定從4月15日起蘇印“三種票”(即3元券、5元券、10元券)停止在市場流通，至5月14日止為收兌期，限期1個月內到銀行兌換成其他面額，過期未收兌的一律作廢。
在中蘇關系緊張之時，中國人民表現出了極高的覺悟和極強的愛國主義精神，群眾積極配合回收，回收工作進行得相當順利，短時間內，中國市場上就見不到蘇聯代印的3種人民幣了。同時，中國大量發行了自己印制的5元券人民幣。由于當時中國還沒有完全掌握最先進的防偽技術，一時還不能印制10元券人民幣，因而此后一段時期內，5元券就是第二套人民幣中最大的面值了。后來，中國政府掌握了先進的防偽技術，具備了印制10元券人民幣的能力，才開始自己印制發行第二套人民幣10元券。(摘自《黨史博采》201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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