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以提議要發一個給赫魯曉夫祝壽的賀電，還考慮到有這么一種可能，就
是在赫魯曉夫內外交困、大家對他很不滿的情況下，他有可能被宮廷政變推翻。
要考慮到這種可能。而推翻以后，上來的人可能比赫魯曉夫好一些，但應從壞
處著想，即也可能比赫魯曉夫更壞，大國沙文主義更厲害一些。”
話說1964年1月上旬，毛澤東在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徐冰《關于中央統戰部幾年來若干政策理論性問題的檢查總結》中加寫了一段話，他寫道：
“如果我們和我們的后代不能時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眾的覺悟，社會主義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級領導權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里，而被修正主義者所篡奪，則我國還可能要走一段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
1月7日，毛澤東在頤年堂西廳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這次會議主要是討論“七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
毛澤東還談到了《人民日報》的問題，他對吳冷西說：
“《人民日報》要發表學術方面的文章，包括哲學、經濟學、歷史學、文學、藝術等方面的文章，抓活的哲學。現在報上政治新聞太多，盡是送往迎來，這個會議那個會議。這些事情完全不登也困難，但可以少登。如果要登，可以增加一兩個版，多登學術方面的文章。”
他在談到歷史人物時說：
“老粗出人物!自古以來，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漢朝的劉邦是封建皇帝里邊最厲害的一個。劉敬勸他不要建都洛陽，要建都長安，他立刻就去長安。鴻溝劃界，項羽引兵東退，他也想到長安休息。張良說，什么條約不條約，要進攻，他立刻聽了張良的話，向東進。韓信要求封假齊王，劉邦說不行，張良踢了他一腳，他立刻改口說，他媽的，要封就封真齊王，何必要假的。南北朝宋、齊、梁、陳，五代的梁、唐、晉、漢、周，很有幾個老粗。文的也有幾個好的。”
1月11日，加納共和國發生了政變，恩克魯瑪總統遇刺受傷。
中國為了支持加納人民的民族斗爭，由周恩來和陳毅率領的中國代表團，按照中加以前的約定，如期抵達加納首都阿克拉訪問。
周恩來、陳毅前往奧蘇城堡拜會恩克魯瑪總統，只見打著繃帶的恩克魯瑪飛速地迎出城堡門外，與周恩來、陳毅等人緊緊擁抱。
周恩來向恩克魯瑪總統遞交了毛澤東寫給他的慰問。只見毛澤東寫的是：
“帝國主義和反動派對非洲各國的人民領袖和著名政治家，一次又一次地進行暗害陰謀活動表明：他們是不甘心在非洲的失敗的，是決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的。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總是要千方百計地阻撓和破壞非洲各國人民的獨立和進步事業。事實已經證明，而且還將繼續證明：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瘋狂掙扎只會使各國人民更加提高警惕，更加堅定地為反對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為維護民族獨立和爭取自己國家的繁榮和進步而奮斗。
中國人民將永遠支持加納人民和非洲人民的正義斗爭。祝加納共和國在閣下的領導下，在各方面取得新的成就。祝非洲各國人民在反對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的基礎上，加強團結，勝利前進。再一次向您表示最良好的祝愿!”
周恩來對恩克魯瑪說：
“我要對總統閣下最近遇刺表示關心。毛主席給閣下發的慰問電，今天已經廣播。”
恩克魯瑪緊緊握著周恩來的手說：
“感謝你們在我最困難的時刻，送來中國朋友最大的關懷和支持!”
恩克魯瑪設宴招待周恩來一行，他說：
“我以本人的名義并代表加納人民歡迎你們。我們加納人欽佩中華人民共和國自從革命以來在毛澤東——詩人、哲學家、戰士和政治家——的領導下，所取得的巨大進展。”
1月12日，毛澤東對《人民日報》記者發表了《中國人民堅決支持巴拿馬人民的反美愛國正義斗爭》的談話，他說：
“目前巴拿馬人民正在英勇地進行的反對美國侵略、維護國家主權的斗爭，是偉大的愛國斗爭。中國人民堅決站在巴拿馬人民的一邊，完全支持他們反對美國侵略者，要求收回巴拿馬運河區的正義行動。
美帝國主義是全世界人民最兇惡的敵人。
美帝國主義不僅對巴拿馬人民犯了嚴重的侵略罪行，精心一意地策劃扼殺社會主義的古巴，而且一直在掠奪和壓迫拉丁美洲各國人民，鎮壓這些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斗爭。
在亞洲，美帝國主義霸占著中國的臺灣，把朝鮮南部和越南南部變作它的殖民地，對日本實行控制和半軍事占領，破壞老撾的和平、中立和獨立，陰謀顛覆柬埔寨王國政府，對亞洲其它國家進行干涉和侵略。它最近又決定把美國艦隊派到印度洋，威脅東南亞各國的安全。
在非洲，美帝國主義加緊推行新殖民主義政策，力圖代替老殖民主義者的地位，掠奪和奴役非洲各國人民，破壞和撲滅民族解放運動。
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也嚴重地威脅著蘇聯、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它還力圖對社會主義國家推行‘和平演變’政策，實行資本主義復辟，瓦解社會主義陣營。
美帝國主義甚至對它在西歐、北美和大洋洲的盟國，也實行“弱肉強食”的政策，力圖把它們踩在自己的腳下。
美帝國主義稱霸全世界的侵略計劃，從杜魯門、艾森豪威爾、肯尼迪到約翰遜，是一脈相承的。
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人民要聯合起來，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國人民要聯合起來，全世界各大洲的人民要聯合起來，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要聯合起來，所有受到美國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負的國家要聯合起來，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保衛世界和平。
美帝國主義到處橫行霸道，把它自己放在同全世界人民為敵的地位，使它自己越來越陷于孤立。美帝國主義手里的原子彈、氫彈，是嚇不倒一切不愿意做奴隸的人們的。全世界人民反對美國侵略者的怒潮是不可阻擋的。全世界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斗爭一定會取得更加偉大的勝利!”
1月16日，陸定一和周揚等人鑒于江青的質問和劉少奇的不表態，他們在發出《關于會演推遲進行的通知》中，悄悄地刪去了原通知中關于近百年史的內容，作了一個沒有更正的更正。
1月17日上午，毛澤東邀請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美籍專家柯弗蘭、愛德樂和中國籍專家愛潑斯坦及李敦白到中南海家中做客。他在和客人們的談話中，回憶了他作為一個革命家的發展過程和在延安度過的歲月。他說：
“革命者并不一開始就是革命的，他們是被反動派逼迫革命的。”“每次起義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他并不想去，但壓迫者使他無路可走。”
“革命家是怎樣造就出來的呢?他們不是開始就成為革命者的，他們是被反動派逼出來的。我原先是湖南省一個小學教員，我是被逼迫這樣。反動派殺了很多人民。”“每個造反者都是被逼上梁山的”
他又對斯特朗說：
“你離開我們后，以及我們離開延安后，國內外的一些朋友，以為我們一切都完了。你知道，任何反動勢力，不管有多么強大，我們都沒有害怕的必要。因為，他們一定會分裂。”
毛澤東接著問客人們：
“現在，在外交上遇到兩個問題，想聽聽你們的意見。一個是，美國現在主要是注意蘇聯，還是注意中國?第二個是，美國現在是不是在積極準備打第3次世界大戰?有人說是。”
愛得樂回答說：
“關于美國到底主要注意蘇聯還是注意中國這個問題，美國報刊自己是這樣說的：在當前，在短期內，蘇聯是主要敵人;從長期來看，中國是主要敵人。”
毛澤東說：
“他們是這樣說的，我看到過這樣的話。但是，美帝國主義者是實用主義，‘長期’，對他們來說不那么重要，因為太久了。現在他們看不起我們，認為我們只有手榴彈，沒有原子彈。他們也看不起你們和其他同我們一起工作的外國同志，認為你們不過是些知識分子，只會吵吵鬧鬧，在《北京周報》或廣播電臺工作而已。他們看不起我們，這是一件好事，對我們有利。不過，他們也在注意我們，美國駐東京的記者羅德里克就是專門研究中國的。
無論如何，蘇聯還是一個大工業國，是兩大核強國之一。中國除了手榴彈，只是多了幾個人。在赫魯曉夫看來，多幾個人，只不過是一堆肉。而且他還說，現在中國是5個人穿一條褲子，大家都喝清水湯。其實，他說這個話的時候，正是他那里褲子太少而清水湯太多的時候。他的日子比我們好過不了多少。他在最困難的時候講這種話，是為了向人民說：看，我們的國家多了不起，褲子不少，清水湯不多。
關于美國是否在準備打第3次世界大戰的問題，我們過去講過，現在也還是那樣看。可以看一看歷史，美國總是要到最后才參加世界戰爭的。第1次世界大戰是如此，第2次世界大戰也是如此。現在美國手伸得太長，用四川人的話來說，是10個手指按住了10個跳蚤，一個也抓不住。你們不信，你們自己張開10個手指去抓抓跳蚤試試。”
一句話把大家逗樂了。毛澤東接著談到了中蘇關系，他說：
“至于戰爭會不會來自蘇聯?”“不怕他們，他們有核牙齒，我們有手榴彈。他怕得很。蘇聯不敢打仗，打起來，蘇聯的老百姓不干。”
“蘇共二十大之后，我們已經感到赫魯曉夫不對頭，但是從那時到1958年上半年，我們是采取幫助他的態度，因為我們當時考慮蘇聯人民要換一個領袖是不容易的。后來在1958年發生了海軍基地問題。那年赫魯曉夫來過北京一次。為什么來呢?蘇聯駐華大使同我們談海軍基地問題談翻了，赫魯曉夫只好自己來收拾。我對他說，‘把中國的海岸線都給你好了。’他說，‘那你做什么呢?’我說，‘我上山打游擊。’他說，‘打游擊沒有用。’我說，‘你把我的鼻子都塞住了，我不去打游擊怎么辦?’
然后就是1959年的中印邊界事件。赫魯曉夫在訪美前通過塔斯社發表聲明，在中印邊界事件上表示‘中立’。訪美后，他又到北京來了。這次他談到臺灣問題，要我們用蘇聯過去對遠東共和國的辦法來對待臺灣。我對他說，‘遠東共和國是你們建立的，蔣介石集團可不是我們搞起來的。’另外，他還要我們放那時關在監獄里的四五個美國犯人。兩個問題都沒談成，他說，‘艾森豪威爾在戴維營對我說過，你這次去北京一定是白跑!’
從蘇共二十大到1963年7月，我們比較被動。我們同修正主義的斗爭的轉折點，是1963年7月14日蘇共公開信對中國的攻擊。從那時起，我們轉入了反攻，就像孫悟空大鬧天宮一樣，我們丟到了天條!打破了他們的清規戒律。記住，永遠不要把天條看得太重了，我們必須走自己的道路。他們那些清規戒律，可不能完全服從!他們罵我們是教條主義、托洛茨基主義、專講空話、假革命、民族主義，可是他們偏偏怕我們的‘空話’。口里說我們講的是空話，實際上把它當成瘟疫，封鎖得那么厲害，甚至把過去用來干擾美國之音的電臺也用來干擾我們的廣播。
現在他們要求停止公開爭論，緊張得很。我去年3月間對蘇聯大使說，你們說我們是教條主義、托洛茨基主義、專講空話、假革命、民族主義，如果我們真是這樣，那你們當然應該批評，就放手批評好了。他說這樣下去不得了。我說，打打筆墨官司有什么了不起呢?第一不死人，第二天不會塌下來，第三山上地上草木照樣長，第四女人照樣生孩子，第五河里的魚照樣游。不信，你到河邊去看看。他們最近的來信還引了我的一段話。
停止爭論不是一方說了就算，而必須雙方都能接受公平協議。雙方不止是兩個黨，而是幾十個國家的黨。因此，爭論很難停下來。
在這場爭論中，我做的事很少，我只有幾首詩。除此之外，我沒有其它的個人武器。”
毛澤東在談到共產主義時說：
“在共產主義社會里，是不是任何反對派、任何政治斗爭、任何社會革命都沒有了呢?我就不相信。人們總要分化成先進、中間和落后3部分，由先進分子來做政治工作，總是必要的。”
斯特朗對毛澤東的觀點大為贊賞，她說：
“不然的話，生活就會變得非常枯燥無味了。”
毛澤東笑道：
“是的，不然的話，象我們這些人，就沒有多少事情可做了。”
中午，毛澤東與客人們共進午餐。午餐結束后，毛澤東送客人們上車。他對斯特朗說：
“祝賀你編寫《中國通訊》成功，沒有你，我們無法工作。”
毛澤東建議康生安排有關部門把《中國通訊》翻譯成其它文字。
在這次談話后不久，《人民日報》以《赫魯曉夫的日子不好過》為題，專門發表了毛澤東談話中的部分內容，主要有：
“無論如何，中國除了手榴彈，只是多了幾個人。在赫魯曉夫看來，多幾個人，只不過是一堆肉，而且他還說，現在中國是5個人穿一條褲子，大家喝清水湯。其實，他說這個話的時候，正是他那里褲子太少而清水湯太多的時候。他的日子比我們好過不了多少。他在最困難的時候講這種話，是為了向人民說：看，我們國家多了不起，褲子不少，清水湯不多。”
“赫魯曉夫的日子不好過。據統計，從蘇共二十大以來，蘇共主席團的老人已換得剩不了幾個。這個現象說明那里不穩定。”
“實際上，赫魯曉夫在社會主義陣營的13個國家中，支持他的并沒有占多大的多數。羅馬尼亞就同他不一致，波蘭也只能算半個支持。他是要控制別人，像美國人一樣。他要人家搞單一經濟，這行不通，羅馬尼亞不干，古巴也在同他吵。”
1月27日，毛澤東發表了中國人民堅決支持日本人民偉大的反美愛國斗爭的談話，他說：
“日本人民在1月26日舉行的反美大示威，是一次偉大的愛國運動。我謹代表中國人民，向英勇的日本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
“中日兩國人民要聯合起來，亞洲各國人民要聯合起來，全世界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要聯合起來，一切愛好和平國家要聯合起來，一切受美帝國主義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負的國家及人士要聯合起來，結成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廣泛的統一戰線，挫敗美帝國主義的侵略計劃和戰爭計劃，保衛世界和平。
美帝國主義從日本滾出去，從西太平洋滾出去，從亞洲滾出去，從非洲和拉丁美洲滾出去，從歐州和大洋洲滾出去，從一切受它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負的國家及地方滾出去?”
1月27日這一天，中國和法國兩國政府發表聯合公報，正式宣布建立外交關系，在3個月內任命大使。中法兩國建交，又一次震動了全世界。
1月28日，毛澤東接見了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代表和阿爾及利亞法律工作者代表團。毛澤東向他們詳細地論述了中國革命的歷史和斗爭經驗。
1月29日，毛澤東在審閱“七評”1月28日稿時，在“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部分，加寫了一句話：
“蘇共領導的修正主義和分裂主義，是國內資產階級因素泛濫和增長起來的產物。”
他在“目前的公開論戰”部分，又加寫了一句話：
“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科學，科學是不怕論戰的，怕論戰的不是科學。”
1月30日，毛澤東會見了越南勞動黨代表團，他在談話中說：
“如果中國產生修正主義，你們怎么辦?蘇聯產生了修正主義，你們反對。如果中國產生了修正主義，你們也要反對。”
這一天，毛澤東又會見了法國議會代表團，他在談話中說：
“我們有兩個共同點：第一，反對大國欺侮我們;第二，就是使兩國互相往來。”“還有一條我們跟你們是共同的，什么三國條約，我們不參加。那是一種欺騙、訛詐，是壓我們的，只許他們有，不許我們有。事先我們兩國并沒有交換過意見，你們不參加，我們也沒有參加。”
1964年初，在毛澤東的關懷下，溥儀的《我的前半生》出版發行。毛澤東頗有興致地又看了一遍，他說：
“這本書改得不錯嘛!”
毛澤東認為，溥儀的問題是一種社會制度下的產物，不全是個人的責任。在那樣的舊制度下產生那樣一個皇帝，是合乎情理的。
1964年2月3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編委會關于增加學術文章、請求中央增調學術理論工作干部的報告上寫了一個批語。他寫道：
少奇、小平同志：
《人民日報》歷來不注重思想理論工作，哲學、社會科學文章很少，自然科學文章更少，把這個理論陣地送給《光明日報》、《文匯報》和《新建設月刊》。這種情況必須改過來才好。現在他們有了改的主意了，請書記處討論一下，并給他們解決干部問題為盼!
毛澤東
鄧小平按照毛澤東的批示，主持書記處討論決定，責成中宣部和中組部幫助《人民日報》增調干部。《人民日報》也著手開辟《學術研究》專刊。
2月3日晚，中國戲劇家協會舉行迎春晚會，演出的節目因為“革命氣息不濃，庸俗低級”，受到批評指責。
2月4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發表了編輯部的文章“七評”，題目是《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
2月4日晚，毛澤東興之所至，提起毛筆龍飛鳳舞地書寫出了唐人王昌齡的《從軍行》之一：青海長云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斬樓蘭誓不還。這一幅作品不只是直抒胸臆，而且是筆畫如鉤，出神入化，氣象森嚴，驚心動魄，不失為難得的書法精品。
2月5日，甘泗淇上將60歲生日剛過兩個月，因積勞成疾，醫治無效，匆匆離開了與他相依為命30年的少將妻子李貞，和他們共同撫養的20多個烈士遺孤。
2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傳達石油工業部關于大慶石油會戰情況的報告的通知》。《通知》傳達了石油工業部總結歸納的大慶石油會戰的基本經驗，這個經驗是：
1、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企業，必須革命化。2、高度的革命精神與嚴格的科學精神相結合。3、現代化企業要認真搞群眾運動。4、認真做好基礎工作，狠抓基層建設。5、領導干部親臨前線，一切為了生產。6、積極培養和大膽提拔年輕干部。7、培養—個好作風。8、全面關心職工生活。9、全面地學習人民解放軍的政治工作。
毛澤東在這個《通知》上特意加了一段話，他寫道;
“大慶石油工業的經驗雖然有其特殊性，但是具有普遍意義。他們貫徹執行了黨的社會主義總路線，堅持政治掛帥，堅持群眾路線，系統地學習和運用解放軍的政治工作經驗，把政治思想工作、革命干勁和科學管理緊密結合起來，把工作做活了，把事情做活了，它是一個多、快、好、省的典型。它的一些重要經驗，不僅在工業部門中適用，在交通、財貿、文教各部門，在黨、政、軍、群眾團體的各級機關中也都適用，或者可作參考。”
《關于傳達石油工業部關于大慶石油會戰情況的報告的通知》號召全國學習大慶，學習“鐵人”王進喜。
王進喜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杰出代表。1960年他到大慶參加石油會戰，任大慶油田1205鉆井隊隊長、大慶石油鉆井指揮部副指揮。王進喜以“寧愿少活20年、拚命也要拿下大慶油田”的革命精神，率領全隊，人拉肩扛，提前開鉆，打出了大慶第一口噴油井，被譽為“鐵人”。王進喜的革命精神代表了中國工人階級在困難面前的英雄氣概，也反映了在60年代初期中國工人階級的革命風貌。這是毛澤東所需要的時代精神。王進喜的事跡，極大地振奮了工人階級的革命精神，先后涌現了大批像王進喜那樣頂住困難的“鐵人”。
2月6日下午，毛澤東在菊香書屋的臥室里接見了錢學森、竺可楨、李四光3位科學家，他們就天文、地理、尖端科學許多重大問題，交談了三四個小時。
后來李四光曾經這樣說：“主席知識淵博，通曉古今中外許多科學的情況，對冰川、氣候等科學問題，了解得透徹入微。在他的臥室里，甚至在他的床上，擺滿了許多經典著作和科學書籍，談到哪兒就隨手翻到哪兒，談的范圍很廣，天南海北，海闊天空。”
2月10日，《人民日報》刊登新華社記者的通訊報道《大寨之路》，介紹了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大隊同窮山惡水進行斗爭、改變山區面貌，發展生產的事跡。
《人民日報》同時還發表了題目為《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的好榜樣》的社論。社論中說：大寨大隊原是一個人窮地窮的山村，自從走上合作化道路以后，大寨大隊的社員閘壩壘堰，把山溝淤成良田，把坡地修成水平梯田，糧食畝產由解放前的100多斤增加到700多斤。
社論中還說，要學習大寨的革命精神，就要學習他們的遠大的革命理想和對未來堅定不移的信心。學習他們敢于藐視困難，敢于同困難作斗爭的頑強精神。學習他們實干苦干的優良作風。學習他們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優良作風。學習他們嚴格要求自已、以整體利益為重的共產主義風格。學習他們永遠前進并且把偉大的革命精神和嚴格的科學態度結合起來的好作風。
社論要求每個地方，不論是山區還是平原，都要很好地學習大寨的經驗，同時，也要很好地總結推廣自己的“大寨”經驗。
此后，全國農村掀起了農業學大寨運動。這個運動的開展，是和毛澤東的影響分不開的。
2月13日，是農歷正月初一。毛澤東在下午3時親自主持了春節座談會。
此前(此事一說在1964年，也可能發生在1949年新政協會議前夕。待查——筆者注)，毛澤東在首都機場會見了李書城、章士釗、張難先，毛澤東首先握著李書城的手說：
“李老先生，您好!您的公館里誕生了偉大的黨，您的私宅就是中共的產床，我代表幾千萬黨員，向您這位革命的‘保姆’問好!衷心祝您龜鶴遐年，永遠年輕不老。”
毛澤東肝膽相照的話語，使李書城老先生熱淚盈眶，不知說什么好了。章士釗趕緊插話說：
“主席還是沒有忘記曉園先生，先生的公館確實是黨的搖籃，李老為革命功不可沒，勞苦功高。”
毛澤東握著章士釗的手說：
“行嚴先生對革命的貢獻也不小，您一生同情支持革命，慷慨解囊誰不知曉。我至今還欠您一大筆債，要是算利息，該不知道多少了。”
年逾九旬的張難先接過話頭說：
“主席記性真好，日理萬機，還沒有忘記我們這幾個行將就木的老朽。”
毛澤東馬上握著他的手說：
“義癡老說得不對。諸位不是老朽，而是百年之后要永垂不朽。”
毛澤東一句話說得3個老人開懷大笑。待眾人落座后，毛澤東又說：
“吃了木耳不能忘樹蔸，這是我們湖南老家的一句話。義癡老和曉園先生都是辛亥元勛，民國政要。行嚴先生學貫中西，學界巨擘，三老都對中共支持不少。中共能有今天，實賴以諸老為代表的愛國民主人士鼎力相助。我代表全國人民祝三老健康長壽，寶刀不老。”
再說毛澤東在春節座談會上的談話中說：
“學制可以縮短。學制縮短以后，中學畢業生只有十五六歲，不夠當兵年齡，也可以過軍隊生活。不僅男生，女生也可以辦紅色娘子軍，讓十六七歲的女孩子去過半年到一年的軍隊生活。
現在課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學生天天處于緊張狀態。課程可以砍掉一半。學生成天看書，并不好，可以參加一些生產勞動和必要的社會活動。
現在的考試，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出一些怪題、偏題，整學生。這是一種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贊成，要完全改變。我主張題目公開，由學生研究、看書去做。例如出20個題，學生能答出10題，答的好，其中有的答的很好，有創見，可以打100分;20題都答了，也對，但是平平淡淡，沒有創建的，給五十分、六十分。考試可以交頭接耳，無非自己不懂，問了別人懂了。懂了就有收獲，為什么要死記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搞試點。
舊教育制度摧殘人才，摧殘青年，我很不贊成。
孔夫子出身沒落奴隸主貴族，也沒有上過什么中學、大學，開始的職業是替人辦喪事，大約是個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會彈琴、射箭、駕車子，也了解一些群眾情況。開頭做過小官，管理糧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來他在魯國當了大官，群眾的事就聽不到了。他后來辦私塾，反對學生從事勞動。
明朝李時珍長期自己上山采藥，才寫了《本草綱目》。更早些的，有所發明的祖沖之，也沒有上過什么中學、大學。
美國的富蘭克林是印刷所學徒，也賣過報。他是電的大發明家。英國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機的大發明家。高爾基的學問完全是自學的，據說他只上過兩年小學。
現在一是課多，一是書多，壓得太重。有些課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學學一點邏輯、語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語法，什么是邏輯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體會。
課程講得太多，是繁瑣哲學。繁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如經學，搞那么多注解，現在沒有用了。我看這種方法，無論中國的也好，其他國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滅亡的。書不一定讀得很多。馬克思主義的書要讀，讀了要消化。讀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
毛澤東在談話中還提到要關心溥儀，他說：
“對宣統，要好好團結他。他和光緒皇帝都是我們的頂頭上司。我做過他們下面的老百姓。聽說溥儀生活不太好，每月只有180多元薪水，怕是太少了吧!”
毛澤東扭頭對坐在右側的章士釗說：
“我想拿點稿費，通過你送給他，改善改善生活，不要使他‘長鋏歸來兮食無魚’，人家是皇帝嘛!”
章士釗說：
“宣統的叔叔載濤的生活也困難。”
毛澤東說：
“我知道他，去德國留過學，當過清末的陸軍大臣和軍機大臣，現在是軍委馬政局的顧問。他的生活不好也不行。”
章士釗又把載濤的一個小故事告訴給毛澤東，他說：在一次會議上，載濤突然接到家里打來的電話，說北房東南角塌了個大窟窿，讓他趕快回家張羅修房。載濤放下電話，向主持會議的領導請假，大家問他出了什么事?載濤風趣地說：“天不作美，房子塌了，我怎能修得起啊!”載濤說的雖然是玩笑話，可他也確有隱情。他的工資按說不算低，但他是大家庭，人多嘴多，可能一時掏不出修房的錢來。
毛澤東聽章士釗如此一講，便說道：
“載濤生活不寬裕，房子壞了，沒有錢修，從我的稿費中拿出2000元，給先生修房。”
他還對章士釗說：
“共產黨不會忘記為他做過好事的愛國人士。當初，我經手借你兩萬元，一部分給了去歐洲的同志;一部分帶回湖南開展革命活動。現在，我有稿費可以‘還債’了。”
座談會結束后，毛澤東立即從他的稿費中撥出兩筆款項，請章士釗分別送到西城東觀音寺胡同溥儀家和東城寬街西揚威胡同載濤家。溥儀激動地說：
“毛主席的盛情可領，錢我們不能收。因為《我的前半生》剛剛出版，也將有一筆稿酬收入，生活并不困難。”
溥儀又轉對妻子李淑賢說：
“我們現在的生活不是很好嗎?靠勞動吃飯，就是幸福。”
李淑賢點頭表示贊同。經章士釗一再勸說，溥儀方才把錢收了。
2月14日，農歷正月初二，毛澤東派秘書林克給章士釗送上“還債”的第一個2000元。并讓他捎話說，今后每年春節送上2000元。
章士釗接到毛澤東送來的這一筆錢，他坐立不安了。思前想后，他要章含之轉告毛澤東說：
“當時的銀元是募集來的，我自己也拿不出這筆巨款，因此不能收此厚贈。”
毛澤東聽了章含之的傳話，微笑著說：
“你就告訴他，我毛澤東說的，欠的帳是無論如何要還的。這個錢是從我的稿酬中付的。”
他還對章含之說：
“過了春節，我打算離開北京一段時間。在外面時間更自由，我可以多一點時間學英語。你向學校請個假，同我一道去。不過我不好剝削你，我們交換。你教我英語，我教你讀《史記》。你到書店去買一套普通版的《史記》帶上，不要用行老的，他的書都是好版本，可惜了。”
毛澤東說，過了初五就啟程，坐火車到江蘇、浙江等地。
章含之回到家中，將毛澤東堅持要還錢的話，原原本本地告訴了父親。章士釗非常激動，他說：
“恭敬不如從命，我只好收下主席的這一片誠意了。”
從這以后，每年農歷正月初二，毛澤東總要派一位秘書送2000元人民幣到章士釗家。
正月初三下午，毛澤東的秘書打電話叫章含之到菊香書屋去。毛澤東遺憾地對章含之說：
“我暫時離不開北京了，旅行只好推遲。”
章含之覺察到毛澤東的神情不如過去輕松，不知道有什么大事使他不能脫身，但也不好細問。
不久，章含之所在的北京外國語學院準備組織一部分師生參加北京郊區的“小四清”，章含之問毛澤東說：
“主席要學英語，我是否可以向學校請假?”
毛澤東擺擺手，說：
“不要請假，你去參加‘四清’吧，這是很重要的。你要到階級斗爭中去鍛煉。”
春節期間，回到菊香書屋的毛遠新告訴伯伯說，他在寒假期間，到農村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感到對四清的兩個文件的理解不如農民深刻。毛澤東說：
“你回去告訴你的政委，就說是我說的，今后你們每年都應該到農村去一次，這樣很有好處。”
毛澤東認為，大學生利用寒暑假，參加社會實踐，到工廠、農村，接觸工農群眾，參加一定的勞動，能增長才干，增加知識，轉變思想感情，應當提倡。
2月29日，毛澤東在同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日成的談話中，批評中共中央聯絡部有人主張“三和一少”。中央統戰部有人不講階級斗爭。在農村工作方面，有人主張“三自一包”，目的是要解散社會主義農村集體經濟，要搞垮社會主義制度。
毛澤東還說，“三和一少”是他們的國際綱領，“三自一包”是他們的國內綱領。這些搞修正主義的人，有中央委員、書記處書記，還有副總理。除此之外，每個部都有，每個省都有，支部書記里頭更多。
毛澤東在談到“七評”一文的寫作過程時說：
“‘七評’搞了兩個多月，修改了18次，在文章發表的前兩個星期才想出了一個題目：《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
后來吳冷西在回憶中也說過：“這篇文章原定是講兄弟黨關系的，多次改變題目，改變結構，寫得比較吃力。”
此后在2、3月間，中央組織部按著毛澤東“反修防修”的指示精神，召開各中央局組織部長座談會，研究了貫徹執行中央指示精神的問題，提出了培養、提拔新生力量的8條具體措施。
1964年3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了毛澤東答復赫魯曉夫的信件。信件的暑期是1964年2月29日。
前邊已經說過，署名、暑期赫魯曉夫1963年11月29日給毛澤東的求和信，是由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爾科在1963年12月3日送達的。
毛澤東的答復信措辭嚴厲，實際上是論戰的一個組成部分;在答復信的最后部分，對赫魯曉夫停止公開論戰的要求，提出了4點建議，其中一點是于1964年10月10日到15日在北京繼續舉行兩黨會談。
3月7日，蘇共中央復信給中共中央，對毛澤東的答復信逐條批駁，指責中共“只是為了讓自己占有‘老子黨’的地位”。
復信中同意在北京進行兩黨會談，但要求把會談的時間從10月提前到5月。
就在這個時候，羅馬尼亞工人黨領導人來到了北京，希望對中蘇關系做一些調解。毛澤東等人會見了他們，聽取了他們的意見和建議，同時也作了一些解釋。
3月10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3月6日編印的《群眾反映》第16期上，就北京鐵路二中校長魏蓮關于減輕中學生負擔問題意見的來信，寫了一個批語，他寫道：
劉、鄧、彭閱后，請尚昆辦。
此件應發給中央宣傳部各正副部長，中央教育部各正副部長、司局長每人一份，北京市委、市人委負責人及管理局的同志每人一份，團中央3分。并請他們加以調查研究。現在學校課程太多，對學生壓力太大。講授又不甚得法。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這3項都是不利于培養青年們在德、智、體諸方面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的。
毛澤東
這個批示下達后，有一些地方開始進行了教學改革的試點工作。
3月18日，毛澤東給數學家華羅庚寫信說：你要樹雄心，立壯志，絕舊緣，走新路。
華羅庚在毛澤東的鼓勵下，寫出了著名的《統籌方法平話》。后來，他還到西南某工地推廣“統籌方法”。
3月17日，毛澤東為“八評”寫了一段開篇語，他寫道：
“本文想討論一個大家都熟悉的、很出名的問題，這就是所謂的‘和平過渡’問題。這個問題之所以出名，弄得大家都注意起來，是由于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提了出來，在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用綱領的形式加以系統化，以其修正主義的觀點，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1963年7月14日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又重彈這個老調。”
后來，康生、吳冷西及寫作班子其他成員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八評”的末尾增加了兩段文字：
“我們愿意奉勸蘇共領導同志，過去有多少機會主義者和修正主義者都被丟進歷史的垃圾堆，你們何必一定要跟著他們的腳印走呢?”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冒牌的機會主義是死亡了，但是科學社會主義卻充滿著青春的活力，他正在以更加寬闊的步伐向前邁進。”
3月19日，毛澤東翻閱了中共中央聯絡部的1份文件，上面載有蘇共中央1964年2月12日給印尼共產黨中央的一封信。他在文件上批示道：
江青閱。這件很早的文件，仍可以一閱。虛聲恫嚇，毫無辦法，蘇修已走入一個死胡同。
毛澤東
3月21日，毛澤東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八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稿。
吳冷西趁機匯報了《人民日報》籌備《學術研究》專刊的情況。毛澤東說：
“《人民日報》要抓理論工作，不能只搞政治。”
毛澤東問到史學方面的情況，吳冷西說：
“史學方面的爭論頗多。”
毛澤東說：
“不要怕爭論，把爭論雙方的意見都發表出來，讓大家討論。不少學術問題爭論多年，還得不出各方一致同意的結論。”
大概就是在此后不久，毛澤東寫出了《賀新郎.讀史》,其詞云：
人猿相揖別，只幾個石頭磨過，小兒時節。銅鐵爐中翻火焰，為問何時猜得?不過是幾千寒熱。人世難逢開口笑，上疆場彼此彎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讀罷頭飛雪，但記得斑斑點點，幾行陳跡。五帝三皇神圣事，騙了無涯過客。有多少風流人物?盜跖莊硚流譽后，更陳王奮起揮黃鉞。歌未竟，東方白。
3月22日，毛澤東在他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在全黨組織干部宣講隊伍把全黨全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行到底的指示》中寫道：
“從中央委員到縣委、市委委員，與縣一級相同的黨委委員以及其他有相當文化和政治水平的同志，除年老體弱及有病者外，一律要使他們充當宣讀員，至少一次到兩次。避免不去的，叫做消極怠工分子。這樣做，于己于人，好處極多，能使全黨全民獲得社會主義教育，首先是各級干部獲得這種教育，免除官僚主義、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危害。”
3月24日，毛澤東聽取了薄一波、譚震林的工作匯報，他在談話中說：
“階級斗爭、生產斗爭、科學實驗三者必須結合。只搞生產斗爭、科學實驗，不抓階級斗爭，人的精神面貌不能振奮，還是搞不好生產斗爭、科學實驗的。只搞生產斗爭，不搞科學實驗，行嗎?只搞階級斗爭，不搞生產斗爭、科學實驗，說擁護總路線，結果是假的。我說石油部做出了偉大的成績，既振奮起了人們的革命精神，又搞出了上百萬噸石油，還有一百萬噸的煉油廠，質量是很高的，是國際水平。”
24日這一天，毛澤東在談話中還講到了老粗和知識分子問題，他說：
“可不要看不起老粗。知識分子是比較沒有知識的。歷史上當皇帝，有許多是知識分子，是沒有出息的。隋煬帝就是一個會做文章、詩詞的人。陳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詩能賦的人。宋徽宗既能寫詩，又能繪畫。一些老粗能辦大事情，成吉思汗、劉邦、朱元璋。”
3月下旬，中宣部召開文聯各協會黨組成員、總支和支部書記會議，討論迎春晚會文藝節目低級庸俗的問題，決定在文聯和各協會干部中開展一次整風學習運動。
后來從4月開始，全國文聯、作家協會等10個單位的全體干部開展了整風學習。
3月27日，毛澤東離開北京南下視察工作。
3月28日，毛澤東途徑河北邯鄲，在這里停留了兩天，召集山西、河北兩省負責人及河北省5個地委的負責人開“四清”工作座談會。
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匯報說，山西全省從去年12月以來，在面上普遍宣講了“前十條”、“后十條”，在點上的公社里正在搞“四清”試點。毛澤東關切地問：
“你們這樣做，究竟妨礙了生產沒有?生產情況如何?”
陶魯笳回答后，毛澤東囑咐他說：
“每一步驟都要緊密結合生產。”
有人匯報說：
“教授下鄉搞四清，他們說自己什么也不懂。”
毛澤東想起毛遠新說他自己對四清文件的理解不如農民深的話，便插話說：
“知識分子其實是最沒有知識的，現在他們認輸了。教授不如學生，學生不如農民。”
有人匯報到一些人說階級斗爭是共產黨挑起來的。毛澤東說：
“什么挑起來的呀，共產黨是反映人民的要求。人民要求‘四清’，反貪污、反浪費，反多吃多占，反對反革命破壞。因此才寫了‘五反’指示，才出了‘前十條’、‘后十條’，然后發下去，到工廠、農村去念，看他們贊成不贊成，有無修改。你說這些東西是天上掉下來的?是主觀挑起來的嗎?說是共產黨想出來的，為什么群眾歡迎?蔣介石叫囂反攻大陸時，四類分子躍躍欲試。地主用歸宗圖教育他們的后代，還要搞階級斗爭，他們用送禮、美人計拉攏我們的干部，是誰挑起來的?階級斗爭確實存在。不能把沒有說成有，也不能把有的說成沒有。”
陶魯笳在匯報中介紹了陳永貴的經驗，說他們在依靠政治掛帥、防止出現高工分階層問題上，解決得好，有制度，不繁瑣，有差別，不懸殊。毛澤東問道：
“陳永貴是哪幾個字?他識字不識字?你們有他的材料沒有?《人民日報》那篇文章我沒有看。”
3月30日，毛澤東抵達鄭州，這一天和4月1日，他召集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陜西省委負責人李啟明、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李葆華、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以及河南幾個地委的負責人，先后開了兩個下午的會，座談“四清”問題。他在聽取匯報中插話說：
“現在各地做法不一樣。看起來，一般地還是先解決人民內部問題，先解決‘四清’問題，然后再解決敵我問題為好。如果領導權被敵人篡奪了，就要先奪權，解決敵我問題。”
“這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絕不能著急，一定要搞徹底，不能滑過去。兩年不行搞3年，3年不行搞4年。過去民主革命沒有搞徹底，現在要補課。社會主義革命如果滑過去，將來又要補課。”
3月3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發表了編輯部文章“八評”，題目是：《無產階級革命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
“八評”第一次指名道姓地給赫魯曉夫帶上了修正主義者的帽子，言辭也愈加尖銳。
1964年4月2日，毛澤東到了武昌。
這天下午，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向毛澤東作了匯報，他說湖北這一年計劃50%的社隊要完成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毛澤東問他說：
“你們是不是要求太急了?這樣做，會不會走過程?”
4月3日，蘇聯方面公開發表了蘇共中央二月全會決議和蘇斯洛夫在全會上的反華報告，《真理報》還配發了一篇反華社論。
蘇共中央二月全會的決議中寫道：“蘇共中央認為，世界社會主義體系、共產主義運動和維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純潔性的根本利益，要求從思想上揭露中共領導的反列寧主義的立場和堅決反擊他們的分裂行動。”
面對蘇共采取的使論戰升級的這一步驟，毛澤東決定，一面繼續寫“九評”予以反擊，一面采取拖的辦法，盡量推遲中蘇分裂的時間，而要達到這一目的，最絕妙的一個措施，就是給赫魯曉夫發一個70壽辰的賀電。毛澤東說：
“赫魯曉夫越要反華，我們越要采取同他相反的態度。他要堅決反擊，我要堅決友好。他要分裂，我要團結。這樣我們就處于主動地位，爭取國際同情。進可攻，退可守。”
4月9日，劉少奇在接見一個外國文化代表團的時候，公開了他和毛澤東在文藝上的不同觀點。他說：
“就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也要搞，也要演出。不演出不是我們的方針，不能絕對化。中國資本主義的，我們叫新民主主義時代的音樂、小說、詩歌、戲劇，在藝術水平上講，不如封建時期的高，現在寫的小說、劇本也常常不如封建時期的好，所以演戲就演帝王將相、才子佳人。”
這話剛剛傳下來的時候，吳晗和夏衍等人都非常高興。他們說：還是劉主席說得比較客觀。當他們正要準備新的活動時，又傳下來了毛澤東的指示。毛澤東說：
“劉少奇講的算放屁，他懂得什么藝術和政治，完全是為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張目。”
這樣一來，文化部的人又不敢動了。
4月13日下午，毛澤東在長沙召集鄧小平、康生、吳冷西開會，討論給赫魯曉夫賀電稿的修改及其它問題。他首先說道：
“我所以提議要發一個給赫魯曉夫祝壽的賀電，還考慮到有這么一種可能，就是在赫魯曉夫內外交困、大家對他很不滿的情況下，他有可能被宮廷政變推翻。要考慮到這種可能。而推翻以后，上來的人可能比赫魯曉夫好一些，但應從壞處著想，即也可能比赫魯曉夫更壞，大國沙文主義更厲害一些。”
據吳冷西回憶，毛澤東提出了4點意見：1、賀電中不必多談分歧和爭論;要點出一個意思：盡管我們有分歧，但一旦有事，我們兩黨會團結起來。2、在報刊上發表蘇共中央二月全會決議和蘇斯洛夫的報告。3、對蘇共中央3月7日來信的復信修改后再發。到時候可以把去年11月29日的來信一直到我們這次給他們的復信，這中間雙方來往的信件，全部公開發表。4、繼續寫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九評”、“十評”要抓緊，今后還要組織一批文章。
4月15日，毛澤東接見了阿爾及利亞文化代表團，同他們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
4月17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聯名簽署的給赫魯曉夫70壽辰的賀電。
此前，毛澤東特意囑咐，賀電發出以后，一段時間內不要發反修文章，以示和解。
欲知毛澤東后來又有何重要活動，且看下一章詳述。
東方翁曰：請讀者諸君細細琢磨一下毛澤東在解釋他為什么要提議給赫魯曉夫寫祝壽賀電的那一段話，因為這是毛澤東一生中又一個不可忽視的預言。不久，在蘇聯高端發生的反赫魯曉夫政變以及后來蘇聯新領導人對華的態度和政策，無不證明了毛公那神奇的遠見卓識和他那驚人的預見性，是多么的不可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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