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中國歷史的進程已經證明，毛澤東對“主義”的這一選擇，無論對他本人，還是對新民學會，以至對現代中國，都至關重要。深入理解毛澤東的這一歷史性選擇，對于正確評價他的歷史功績和歷史影響有著重要意義。
1921年新民學會長沙會員新年大會上，毛澤東列舉了世界解決社會問題的五種“主義”：社會政策、社會民主主義、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列寧的主義)、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羅素的主義)、無政府主義，并分別予以評論、加以考量，得出了結論：“社會政策，是補苴罅漏的政策，不成辦法;社會民主主義，借議會為改造工具，但事實上議會的立法總是保護有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否認權力，這種主義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如羅素所主張極端的自由，放任資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采用。”中國歷史的進程已經證明，毛澤東對“主義”的這一選擇，無論對他本人，還是對新民學會，以至對現代中國，都至關重要。深入理解毛澤東的這一歷史性選擇，對于正確評價他的歷史功績和歷史影響有著重要意義。
毛澤東在得出這個結論時，有哪些因素起了關鍵性作用?有人認為這是19、20世紀之交以來的激進理想主義心態所致，也有人認為這是毛澤東本人的務實性格和民粹主義所致，還有人認為這是毛澤東親歷五四運動、接受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結果。這些看法雖然各有其合理性，但都是從單一的維度來說明毛澤東對于“主義”的選擇，或重視心理因素，或強調性格因素，或力主學理因素，而沒有看到這一選擇的實現其實包含多維度的因素。在這些維度中，最值得關注的有時代、實踐和學理三種因素。
批評所謂的“社會政策”
毛澤東所列舉的五種“主義”，都是在當時中國思想界具有一定影響力、相互之間不乏激烈論爭的政治思潮。毛澤東對這五種“主義”所作的比較和評論，正是在這個時代背景下進行的。今天來看這五種“主義”，后四種的時代內涵都很清楚，唯有作為第一種“主義”的社會政策，其時代內涵顯得較為模糊。要了解社會政策的時代內涵，有兩點需要注意：第一，毛澤東所講的社會政策實際上是指以梁啟超、張東蓀為代表的社會改良主義;第二，李達發表《討論社會主義并質梁任公》，批評了梁啟超的《復張東蓀書論社會主義運動》一文，把梁文的旨趣歸納為五個層次，其中第四層次即“提倡溫情主義，主張社會政策”。這樣一來，社會政策的時代內涵就十分清楚了。正是時代維度，使毛澤東對于“主義”的選擇，不僅是立足于個人的思想探索，而且濃縮時代的思想探索，從而深刻反映了時代精神和歷史走向。
反省與檢討社會民主主義
毛澤東在少年時代至青年時代的求學過程中，深受湖湘學風的熏陶影響，形成了面向實際、重視實踐的思想性格。這種思想性格，在他對“主義”的選擇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在對這五種“主義”進行評論和考量時，特別強調以實踐的效果為衡量其合理性的尺度。而他所強調的實踐，不僅包括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經驗，而且還包括他自己的社會實踐經驗。1920年6月至10月間，毛澤東在領導驅張運動取得勝利后，積極參與發動了湖南自治運動。在這一運動中，他力主召集“湖南人民憲法會議”制定“湖南憲法”以建設“新湖南”，即通過建立一種新型議會，在湖南建立能夠充分體現廣大人民群眾的權利和意志的新型民主政治。而這一努力很快就在現實政治中失敗。面對這一失敗，毛澤東進行了認真反省與深刻檢討，由此得出結論：“政治界暮氣已深，腐敗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謂絕無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環境一法。”他由此斷然否定了議會道路，最終選擇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道路，即“列寧的主義”。可以說，只有從毛澤東這一段親身實踐出發，才能深刻了解他何以如此重視當時在中國影響并不大的社會民主主義，并把批評的鋒芒集中到議會道路上。
最終選擇“列寧的主義”
毛澤東對于“主義”的選擇還有其學理根據，這就是他基本準確地掌握了唯物史觀，并開始自覺運用唯物史觀觀察中國的現實、探尋中國的出路。這一點在他于新年大會前后所寫的兩封信中鮮明地表現出來。1920年12月1日，毛澤東在致蔡和森、蕭子升等旅法新民學會諸友的信中，對羅素用教育方法改良社會的主張提出批評，指出這一主張實是一種空想性質的共產主義，因為現在世界的教育機關盡在資本家的掌握中。他進而運用唯物史觀，分析資本家如何依靠經濟基礎以及建立于其上的國家制度，來維系對教育的壟斷。正是這樣，在“羅素的主義”與“列寧的主義”之間，他最終選擇了后者。這些論述顯示出他對唯物史觀已有總體性的把握，并開始聯系中國實際運用。1921年1月21日，毛澤東在致蔡和森的信中明確指出：“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這是事實，不像唯理觀之不能證實而容易被人搖動。”這一段話雖然簡短，卻分量極重，可以說代表了一代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和中國共產黨哲學基礎的看法，表明毛澤東對“主義”的選擇是以強調事實的唯物史觀為其學理根據的。
總之，毛澤東對“主義”的選擇，有其時代的內涵、實踐的尺度和學理的依據，是面對當時中國思想世界諸多“主義”進行思想探索、實踐衡量和多方面討論的結果，不能簡單歸結為激進理想主義心態所致，也不能簡單歸結為他的務實性格和民粹主義所致。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哲學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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