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危機和前景

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危機和前景

高靜宇編寫

原載 《國外理論動態》

　　社會黨國際副主席、意大利前總理、歐洲意大利人基金會主席達萊馬(MassimoD'Alema)應中聯部之邀于2010年6月18日與部分來自中聯部、社科院的中國學者進行了座談。達萊馬先生向中國學者介紹了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目前所遭遇的危機與三個應對戰略，并就中國學者提出的關于歐盟建設、希臘危機以及危機與左翼力量上升之間的關系等問題發表了看法。
　　達萊馬先生認為現在歐洲左翼處于危機之中，主要表現在歐洲大國如英國、德國等國左翼政黨的執政地位發生了變化，社民黨已經不再發揮主導作用。在全球經濟危機的背景下，歐洲左翼的這種狀況顯得十分矛盾：全球經濟危機使左翼的觀念再度流行，市場不可戰勝的神話破滅了。公眾的要求更符合社民黨的傳統主張，如市場需要政府的引導和管理，消除不平等現象，但此時歐洲左翼卻陷入了危機。
　　在全球范圍內，有利于左翼的政治變化十分明顯。主要國家的進步力量占據上風，而保守力量則在走下坡路。新興國家、美國都出現了這種轉變，保守主義、單邊主義已經過時，多邊主義正在成為主流。但是美國的新政策卻面臨著許多困難，如阿富汗局勢、伊朗危機、中東和平問題等。面對這些問題，美國需要合作伙伴，但歐洲顯得非常軟弱，保守力量難以成為多邊世界中的合作伙伴，所以在某些時候，美國在全球唯一的合作伙伴是中國。“G2”模式對世界來說，并不是一件好事。為什么在歐洲心臟地區社會民主主義的力量處于危機之中。而其他地區的進步力量卻在上升呢?
　　法國社會學家多米尼克·莫塞(Do-minique Moses)在《令人激動的地緣政治》一書中劃分了世界對全球化的三種情感。全球化給新興大國帶來了超越傳統大國的希望，給被排除在外的國家帶來的是痛苦和怨恨，給富國帶來的是恐懼，害怕在全球化中失去優勢。歐洲就是恐懼的代表。歐洲害怕亞洲的競爭和移民對社會組織造成的沖擊，害怕伊斯蘭主義、恐怖主義，于是走向了自我封閉，促使歐洲右翼力量上升。這些右翼力量并不是自由主義的右翼，而是民族主義、種族中心主義的右翼。
　　面對全球化的挑戰，右翼提出了涉及自身的因素，如土地、血緣，利用自我保護來應對全球化帶來的不穩定；左翼則過于國際主義，對移民太友善，沒有能力提出有效的措施保護歐洲自身的特征。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歐洲民眾曾把希望寄托在社民黨身上，希望社民黨提出有效的應對之策。于是，歐盟15國中的國是社民黨上臺執政。但是，社民黨并沒有能夠超越自身的局限，對全球化提供有效的應對之策。因為社民黨只能夠在民族國家內部協調資本與社會的矛盾，全球化使民族國家的力量陷入危機，國家的控制力和協調力都遭到削弱。面對這一問題，歐洲的左翼發生了分化。布萊爾認為應該參與并接受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因為全球化帶來的財富增加可以為解決歐盟的社會問題提供新的機會。法國社會黨則采取保護民族國家利益的立場。但是，兩者都沒能創造出超越民族國家的政治工具管理全球化，歐盟的缺失就在這一方面。
　　歐盟擁有統一的貨幣和市場，卻沒有統一的社會政策和發展政策。歐盟是銀行家的歐盟，遠離人民。所以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危機就在于沒有對歐盟進行必要的改革，使民族主義情緒抬頭，要求回歸民族國家。歐洲的這種政治思想在最貧困的人群中得到發展。歐洲的知識階層不怕全球化帶來的侵害，中左思想在他們中間得到穩固。于是，選舉的結果顯示，在貧困人群和下層工人階級中，右翼占優勢；在受教育程度較高的階層中，進步力量占優勢。左翼如果不斷喪失勞動群體和弱勢群體，將會失去大部分的選舉支持。
　　這次危機給左翼重新發揚自身的價值理想提供了機會。左翼需要從以下三個方面來提出自己的戰略。首先，左翼應該重新宣傳自己的傳統價值——民主。這次危機并不是由銀行家的失誤造成的，真正的問題是對經濟缺乏民主的監督，存在著監控的漏洞。右翼的民族主義并不能解決這一問題，民族國家也不能引導和管制全球金融。唯一能夠保護公民和人民的手段，解決少數人控制經濟的辦法就是制定全球治理的機制，只有這樣，資本主義的發展才能符合民主和社會公正的原則，保護個人自由不受侵害。左翼具有國際主義的傳統，是提出這種解決方案的最佳人選。
　　其次，左翼應該重視平等問題。全球化帶來了嚴重的不平等，窮國與富國之間以及每個民族國家內部都出現了嚴重的不平等。歐洲的不平等程度達到了令人震驚的程度。新興國家的競爭使歐洲國家不得不降低工資水平，例如意大利15年間勞工的收入僅提高4％，而投資收益則提高了44％。低報酬不僅帶了社會的不公正，降低了勞動生產率，還不能有效支持國內消費和需求，導致金融的不穩定，成為了金融危機的根源之一。所以要解決不平等問題，左翼必須建立與勞動階層的聯系，為改善勞動條件、提高工資而斗爭。
　　第三，左翼應該促進科研、文化發展上的創新。最近全球經濟的發展都是建立在新興國家的廉價勞動力和西方國家的金融統治之上的，與生產能力和創新能力無關。歐洲的生產基地外遷，歐洲成為了收取利潤的國家，只有中產階級得到了好處。但是這種模式是不可持續的，我們需要創新作為經濟發展的基礎，在勞動、生產和文化之間建立新的聯系。
　　民主、平等、創新正是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未來所需要的戰略。歐洲左翼只有重新煥發歐洲民眾對未來的希望才能振興歐洲左翼。現在，歐洲民眾對未來的看法與中國民眾不同。中國民眾對未來充滿了期待和自豪，而歐洲的青年則沒有父輩的社會保障和權利，所以對自身和未來沒有信心。“G7”剛成立時，歐美組成了世界的首富，占世界財富的75％，但今天卻不能代表世界和決定世界的事情。右翼散布恐怖情緒，企圖阻止世界變化，這將會使歐洲背離自由民主和尊重人權的理想，如反移民、以反恐的名義侵害人權。這種對現實簡單化的描述和應對措施并不能根本解決問題。左翼應該對世界進行深刻合理的改革，讓歐洲人民理解這種變化是不可抗拒的，同時也帶了新的機遇、新的競爭者和新的市場。歐洲可以向世界提供自身深厚的文化價值，從而發揮自身在世界中的重要作用，如歐洲的醫療制度就為美國的醫療改革提供了借鑒。歐洲的未來需要恢復民眾的信心，通過傳播自身的文化價值來幫助人們克服恐懼。
　　達萊馬先生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名稱雖然沒有改變，但主張改變了很多。中國是大國，中國越是展現出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就越為自己提供機會。中國參與建立新的國際秩序，就能幫助歐洲左翼戰勝右翼，重新找到建立國際左翼的理由，共同努力、相互協作，超越意識形態，在世界范圍內建立新的民主進步聯盟，推動新的民主自由格局的形成。這有利于國家間建立友好關系，國際關系更加開放和有益。
　　關于歐盟建設問題，達萊馬先生指出歐盟在歐洲層面上存在著一些不平衡。歐盟擁有統一的貨幣和市場，但沒有統一的投資政策和稅收政策。這就導致在單一市場中，歐盟對資本收益的政策是不同的，也沒有統一的社會保障標準，社會一體化程度不高，所以民眾認為離歐盟比較遠。同時，為了穩定貨幣，歐盟對各成員國的財政收支有限制，削減公共開支變成了削減社會福利。《里斯本條約》雖然提出了2010年的社會政策目標，但這些目標受到很多限制，而且也不是強制制度。歐洲的左翼在這一方面發揮的作用較少，應該推動歐洲在社會政策方面達到貨幣市場一體化的程度。
　　在應對希臘危機上，達萊馬先生認為歐盟表現不好，干預得太晚，成員國之間并沒有相互幫助和援助，大部分國家是借錢給希臘，實際是做生意，而且還制定了非常嚴格的要求。這些要求都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在20世紀80年代向第三世界國家提出的條件。現在希臘出現的社會抗議運動是反對右翼政府緊縮而無支持經濟增長和擴大就業的政策。這種自發的社會抗議運動并無進步或保守之分，也不存在左右之分，既是內部覺醒，也是外部影響的產物。
　　關于當前危機為什么沒有使左翼政治力量上升，為什么世界資本的力量不斷團結一致，而勞工之間卻相互敵視的問題，達萊馬先生首先指出經濟危機與政治力量的上升之間并不存在機械的對應關系。工人的力量在經濟增長時期比較強大，而20世紀20、30年代的經濟危機帶來的是納粹，并不是左翼的勝利。誰能夠利用危機取決于政治力量能否提出解決危機的辦法。在目前的危機中，右翼提出的簡單化答案很具有煽動性。如意大利右翼政黨就指責中國進行不正當競爭，要限制中國的產品，對于移民所帶來的犯罪問題，要求限制移民。他們這種簡單化的做法并不能解決問題，但能夠吸引民眾支持。面對右翼的這些宣傳，左翼只有提出有效的解決方案才能獲得民眾的支持。左翼的困難在于過去利用國家的政治權力來管理經濟發展，使經濟得到發展的同時改善了勞動條件。但是，全球化削弱了左翼力量所憑借的工具。例如，過去社民黨利用稅收來解決分配不公，而全球化使資本可以輕易逃逸，不用付稅，社民黨無法對資本和金融進行控制，但勞動卻依然要交稅，這就加劇了不同國家間勞動的競爭，導致資本收益增長的同時，勞動的收入卻無增長。因此，全世界勞動之間的斗爭并不是意識形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需要各國政治力量相互協調采取政治措施來解決，如必須制定全球性的政策來管理金融資本稅收問題，并逐步設立統一的勞動保護標準，而非統一的工資標準，才能解決這一問題。
　　這種全球性監管也符合中國的利益。中國本身在面對不公正現象時，正在修正自己的發展方式，更加重視社會公正問題和環境的可持續性。全球監管正好可以避免這種破壞性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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