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東亞病夫123
近日，俄羅斯的全民免費醫療政策引動網絡議論紛紛。卻有專家聲稱，中國無法實行全民公共醫療服務政策。那么難道就必須長期實行當前這種對國民實行分類歧視、提倡市場化金錢醫療，醫療以贏利為標的的害民政策嗎?
回顧近代中國醫政發展的歷史：晚清以來，西風漸強，唯科學主義也日益占據統治地位。在醫學界則表現為西醫對中醫的排斥。1929年的“廢除中醫案”并沒有徹底打倒中醫，反倒讓原本松散的中醫團體組織了起來，并自稱國醫，主動擁抱國家體制和科學話語。于是，中醫科學化也成為中醫從業者的策略和共識。雖然西醫也確立另外一種話語秩序，自稱為新醫，從而與作為與舊醫的中醫相對立，但在后來的民國時期，中醫也慢慢進入衛生防疫體系。然而，“中醫”被更深地卷入現代防疫體系之內，最終在其中扮演一種過渡和邊緣的角色，是與1949年以后“預防為主，治療為輔”的國家總體衛生政策規劃密切相關的。
因為西醫的治療與防疫體系主要停留在大城市，而鼓吹西醫的也主要是大城市的知識與政治精英，于是甚至在解放后，中醫在農村依然占據統治地位，也就是說，在農民的頭腦內，陰陽五行等迷信觀念依然占據主導地位，傳統的醫患關系也并未改變。而在50年代以后提出的醫療三大原則——預防為主、面向工農兵和團結中西醫——則為中國建立全面的衛生防疫體系奠定了基礎。
但這與“為工農兵服務”的目標還相差甚遠。1965年，當毛澤東看到，140多萬衛生技術人員，居然有80%的高級醫務人員留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縣城，只有10%在農村，醫療經費的使用農村只占25%，而城市占去了75%，不禁大發雷霆：“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15%工作，而且這15%中主要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
1968年9月10日，《紅旗》雜志發表了名為《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后為《人民日報》轉載，這也讓赤腳醫生成為全國的新英雄。赤醫的文化水平要求不高，培訓的時間也不長，采取半農半讀的學習方式，其目的就是“在最短的周期內調動各種醫療資源，使之在農村的最底層發揮最大的效益。”赤醫就是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醫療實踐，在農村基層的衛生系統中起到基礎作用。
《春苗》這部電影所宣揚的就是赤醫精神。當然更為重要的，赤醫的出現揭示了一個更為深刻的政治問題：醫生到底為誰服務?
赤醫與單純的西(洋)醫的差別在于：西醫通過科學設備與數學方法，確立了關于生命與疾病的真理。這真理是一般病人所無從知曉的，換言之，病人只能是受動的、等待醫生拯救的客體。誠如雷祥麟所言，即便對一位充滿愛心的醫生而言，他∕她的專業訓練也將迫使他∕她將注意力集中在人以外的病征(即征候)、數據與檢驗報告上。病人自感的癥狀不再是醫療的重要依據，而醫師日益專門化的術語更脫離了病人日常生活的世界。換言之，醫生不再是對癥狀進行主觀的診斷，而是對征候進行客觀而科學的計算。口罩和白大褂只是醫生自我確證的一種方式，是醫生權威的體現。
而赤腳醫生卻因為學歷低、政治覺悟高、中西醫結合等特點，可以很好的與基層的農村病人相結合，形成一個比較完備的自治體系。赤醫并不會高高在上，他們不只看病，還要種地，與當地農民形成了一個融洽的倫理共同體。這種基于鄉土倫理的關系可以形成比較平等的醫患關系，醫生不只是將病人作為客體進行診斷，從而得出科學的征候。相反，醫生與病人之間存在著熟人間的活生生的情感交流。楊念群從“空間政治”的角度指出，中國鄉村中傳統的“醫患關系”不僅表現為病人及其家屬對治療方式的自主性，還表現為更加看重醫療過程的“擬家庭化”程度，即整個診療過程是否在一種親情、人情網絡中完成。
相比之下，傳統中醫并沒有特別的著裝要求，且病人擁有自由選擇和替換醫生的權力，病人甚至可以試探醫生的醫技并與醫生進行商討。所謂久病自成醫。這在西醫是不可想象的。更何況，在傳統宇宙觀的背景下，每個人或多或少都可以就中醫和生命的真理進行言說。而在現代西方醫學的世界中，醫生壟斷了關于生命的真理，于是病人只能聽命于醫生的科學診斷，臣服于醫生背后的科學權威。任何試圖挑戰醫生權威的舉動都將是不可容忍的。如此我們就可以理解“反中醫斗士”范守淵在1937年所說的話：中國病人之多，稱雄世界，到處都是病夫;但真正夠得上資格做病人的，卻又實在太少了。范依然秉持著“病夫”的話語，但為什么病夫卻無資格做病人呢?所謂病夫就是持守傳統醫患觀，并敢于挑戰醫生權威的患者，這是尚未被科學馴服的身體，而合格的病人則是接受了現代醫學體制并尊重科學規律，臣服于新的醫患關系的患者。主張新生活的胡適也強調：“老實說，多數的中國人至今還不配做病人。不配生病的人，一旦有了病可就危險了!”
雖然西方國家通過西醫也實現了全國性的衛生體系，但是毛時代的衛生體系因為采取了團結中西醫的赤醫制度，在社會層面，最大限度地調動了農村的主人翁意識，實現了最大程度的國家動員。而在這兩種制度背后，則是兩種生命真理政權的不同。概言之，現代西方的生命真理主要是規訓—調節性的生物權力，而新中國雖然也不可能擺脫規訓權力，但這種生命真理政權的背后也賦予了一般人以生命力量，開啟了生命政治的空間。
20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確立，赤醫也慢慢離開農村，從農民的生活中消失，原本的合作醫療體系也土崩瓦解。西醫又成為主導力量。醫療衛生事業也出現了不平衡發展的現象。盡管共和國醫療支出在1978到1993年間每年以10.9%的速度猛增，這樣的投入卻并未給大多數人的醫療保健帶來改善。全國人口中未加入保險的比例從1981年的29%增加到1993年的79%(WorldBank1997)。
沒有醫療保險的人大多數居住在農村。此外，中央和地方政府把衛生資源從農村移到城市的舉動更激化了這個矛盾。結果，在醫療的可獲性和健康狀況方面，城鄉間的差距逐漸拉大。
這也讓美國著名智庫“外交關系協會”雜志《外交事務》(ForeignAffairs)再次把“東亞病夫”的名號回贈給中國。而這次，是因為全民醫療衛生保健體系在市場化導引下的解體。除少數大城市外，中國城鄉新建醫院以及醫療基本設施的建設，遠遠跟不上廣大民眾治療及保健的需求水準。迫使大批患者集中涌向大城市，造成醫院嚴重的看病難，下層百姓看不起病，以至發生無錢治病自殺、自殘的一系列駭人聽聞事件。
在中國號稱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今天，本應面向全民救死扶傷的公共醫療服務水平，甚至還不如經濟窮困的毛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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