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頗為悠然自得地對埃德加?斯諾說：“一九七二年美國要大選，這年的上半年，尼克松可能派人來。”
沒有人注意到斯諾的表情。不過，十多年后，作為中學生的我在第一次讀到這句話時，那副虛擬眼鏡就從我鼻梁上掉下來，在水泥地上摔碎了。令人疑惑的關節點在于：彼時是1970年底，距離乒乓外交還有三個月，距離基辛格秘密訪華還有七個月，雙方甚至還沒有派遣使者的安排。那么，是什么因素，使得毛澤東如此已經胸有成竹地預見到存在中美關系正常化的快速通道?
對于一切熟知當時中美關系的人士來說，這一預言都是驚人的。因為當時幾乎看不到中美關系解凍的跡象。
先從中國立場看這個問題。在當時的中國戰略專家看來，美國執著地推行反華政策，并且事實上威脅著中國的切身利益。在中國周邊，美國正在越南進行一場人類歷史上空前殘酷的戰爭，如果美國獲勝，中國將面臨巨大的地緣政治危機。美國也維護著臺海分裂的局面，成為中國統一的真正敵人。美國還重新武裝了日本，保持著在關島、韓國、菲律賓的軍事存在，事實上建立了一條與中國對峙的海上戰線。它還試圖通過東南亞同盟等手段，在陸地上圍困中國，形成了與中國的全面對峙狀態。
未來的前景也并不樂觀。直到1969年初，尼克松總統在就職時，還公開宣稱對中國的強烈敵意，他甚至聲稱中國可能會對美國發起核打擊，并試圖說服國會拿出七八十億美元的巨款，建設“衛士”反導系統，用以對抗中國正在發展的洲際核攻擊力量。即使到了1970年，國務卿羅杰斯等美國外交官都還多次公開指責奉行中國政府“擴張主義”的外交政策，威脅著世界和美國的安全。盡管美國出顯示出一些“緩和”的跡象，但仍然奉行著比對蘇聯更加嚴厲的對華貿易政策。用“小步舞”式的“緩和”手段解決中美關系問題，至少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才能見到微渺的希望。
再從美國方面的立場看這個問題。在美國的戰略分析家們眼里，中國方面的對美立場向著更加強硬的方向發展。在尼克松就任之后不久，林彪元帥就在“九大”上作了具有強烈反美反蘇色彩的政治報告，公開顯示出中國決心在兩條戰線作戰的巨大決心，國內反美反蘇情緒空前高漲。1970年3月，毛澤東甚至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題為《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強硬聲明，作為對美國支持反西哈努克政變的憤怒回應。針對在這次印支半島勢力范圍爭奪戰中的嚴重挫折，中國政府還組織了規模巨大的群眾游行，再次掀起反美浪潮。
當然，這些還只是毛澤東所說的“空炮”。更具實質意義的是，中國通過“代理人戰爭”，在全球范圍內挑戰著美國的既得利益。最水深火熱的當然是越南。但誰都知道，沒有毛澤東的游擊戰理論和物質支持，北越人再兇悍，也抵擋不了成群結對的B—52送去的死神烈火。毛澤東“擴張主義”甚至伸向了更遠的地方。在印支半島，用毛澤東思想和中國武器武裝起來的游擊隊令親美政權坐立不安。甚至在遙遠的南美、非洲乃至在南歐、日本……到處都能看到毛澤東“輸出革命”的物質成果。
這還沒有完。Maoism干脆入侵了美國政治和文化領域。在政治上，由于朝鮮戰爭以及全球游擊戰的廣告效應，Maoism成為美國各著名大學戰略研究的重點課題。基辛格在哈佛大學當教授的時候，就要求學生閱讀毛澤東選集。Maoism甚至成為美國年輕一代反主流文化運動的重要思想來源。在1960年代著名的現代派小說《白雪公主》中，世界兒童所鐘愛的Snow White就成了美國激進青年文化的代表，穿著中國人民志愿軍的軍服(瞧，又是朝鮮戰爭推銷出口的先進文化象征)，用性感的櫻桃小口啜著一只印有“為人民服務”的搪瓷杯，生活在“等待王子”的夢幻中。直至1990年代，在美國大片《偷天陷阱》中，漂亮的女主人公還能用基本正確的中文說出“毛主席說，要百花齊放”。
這樣，毛澤東通過筆和槍，把他獨創的革命文化推銷到了全世界，使美國精英們產生了一種被毛澤東包圍的感覺。1950年，美國農民杜魯門在試圖用一道“竹幕”封鎖中國的時候，可沒有想到會出現這種結果!事實上，不獨杜魯門，誰也沒有想到這樣的結果：只是經過短短的20年，美國竟然從包圍、封堵中國的戰略優勢，疾速退化為被中國包圍和滲透的戰略劣勢!
因此，從1960年代末期開始，美國決策層開始譴責中國奉行的是“擴張主義”的外交政策。這其實表明美國開始認為自己在與中國的對抗中，開始從攻勢轉為守勢。在這種攻守易位的新形勢下，美國戰略分析家認為：如果要維護美國的光榮與夢想，出路只有一條，就是加大對抗中國的人力和物資投入，硬性扭轉中美戰略態勢。
可見，在1970年的時局下，中美雙方的戰略分析家都愿意把對方視為長期的威脅和頑強的對手，無法在現實語境中看到中美關系解凍的任何希望。然而，這就使得中美最終的破冰更具戲劇性。
只是在中美兩國的最高決策層，才知道其實存在著破冰的希望，也存在著破冰的急切動機。然而，對于尼克松這樣的頂級決策者，盡管可以作出緩和的姿態，卻不知道中美關系堅冰究竟將于何時、將于何處融解。在中國方面，即使是周恩來這樣的戰略大師，情況也不見得明朗多少。
在1970年的外交迷霧中，能夠把握住中美關系主動權的人，全世界只有毛澤東一人而已。
但這個表述也許不正確。真正正確的表述是：在1949年以來的中美關系中，毛澤東就是歷史命運的真正主宰!
為什么?
事情得回放到1957年。當時，在與各省省委書記座談時，毛澤東也是很悠閑地說了一句令書記們百思不得其解的話：
——我們不急于與美國建交。
什么?不急于與美國建交?在這句話的下面，似乎隱藏著一個意思：其實我們可以與美國建交，但是我們不急于與它建交。但這可能嗎?僅僅四年前，中國才在朝鮮結束了與美國的血腥戰爭，以犧牲15萬忠勇戰士(包括毛澤東本人的長子毛岸英)的代價，換取了聯合國軍90萬條生命，為東北、華北地區贏得了五十年的和平。隨后，美國與臺灣簽訂共同防御協定，把戰術核導彈部署到了臺灣島，直接瞄準中國的沿海城市。
在書記們的眼里，已經流過的血和未來可能流的血，使得中美建交成為一個渺遠的夢想。但是，毛主席怎么竟然可以說“我們不急于與美國建交”?建交的基礎在哪里?
即使是接觸中國核心外交機密的陳毅外長，這時也不一定能夠理解毛澤東的長遠外交方略。這位文武全才的詩人外長，這會兒正忙著在向世界宣布：老子正想跟那個美國同行杜勒斯比試比試武藝呢!當然，他的更長遠想法，也許就是錢學森他們趕緊把原子彈造出來，這樣老子有朝一日與杜勒斯談判的時候，就可以很瀟灑地從胸袋和褲兜里摸出幾個核彈，像扔盒香煙似的扔到談判桌上，不把老杜嚇得磕頭才怪……
但這不是毛澤東的想法。陳毅的實力外交已經非常高明，但毛澤東的戰略思想更加高明。事后陳毅將感嘆自愧不如，不過這是后話。還是回到“不急于與美國建交”上來。當時，為了啟發書記們，毛澤東作了一段解釋。我對那段話的基本理解是：當時毛澤東之所以不急于與美國建交，是想讓美國背上越滾越大的負債，從而以越來越低的要價跟我們建立外交關系。
經過這么一番解釋，各位也許還是云里霧里。因此，我必須進一步向前追溯，一直回溯到1949年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之后的那些日子……
1949年4月25日，毛澤東的百勝雄師占領南京。然而，解放軍的一個野戰排排長卻發現支持國民黨反動派打內戰的美帝國主義駐華大使館竟然依然“賴”在南京不走。根據一個廣為傳說的故事，這位排長就帶著一色美式裝備的士兵，齊步進入美國大使館，然后，他找到司徒雷登大使，指著他鼻子說：你們還敢支持蔣匪打內戰么?不管事情的真相是如何，司徒雷登大使確實在后來的四個月里，忍氣吞聲地與中國方面進行談判，探索與中共政權建立外交關系的可能性。
但從事后的諸多證據來看，中國農民毛澤東似乎確實冷遇了美國農民杜魯門伸出的友誼之手。針對可憐而可敬的司徒雷登大使的示意，毛澤東指示南京方面：如果美國政府停止一切援助國民黨的行動，并且斷絕和國民黨反動勢力的聯系，我們可以考慮與美國建立正常外交關系。
事過五十年后，我們看不出毛澤東的指示有什么錯誤。然而，這是毛澤東改變“國際慣例”的結果。當時的事實是，在接到司徒雷登大使的報告后，美國政府感覺非常犯難。因為根據當時的國際慣例，在中共宣布成立新政府之前，美國政府并無可承認的對象;而按照國際法，在美國政府承認中國的新政府之前，尚不能斷絕與舊政府的關系。
就這樣，在等待了三個多月后，隨著毛澤東收緊對西方領使館的政策，司徒雷登被迫于8月3日離開南京。第二天，美政府發表了著名的對中國關系白皮書。幾乎與此同時，毛澤東提出了“一邊倒”的政策宣言。
對于這樣的結果，一位老資格的外交家在五十年后驚呼道：毛主席啊，您瘋了嗎?
是啊，毛主席啊，您瘋了嗎?面對美國的善意，您怎么竟然報以無理的苛刻條件，以至于失去了早日建立中西關系的機會，并且暫時失去了解放臺灣的機會呢?除了用“瘋了”來解釋以后，還能用什么理由來解釋您當年的舉動呢?
其實，還有一個理由，就是那位老資格外交家“傻了”。
事實上，毛澤東在1949年就打定了“不急于與美國建交”的主意。
為什么?
因為毛澤東無法接受國民黨留下來的外交遺產。作為一個戰略家，他敏銳地意識到：如果遵循所謂的“國際慣例”，我們在繼承美國駐南京的大使館后，其實就等于繼承國民黨政府對美國的外交義務。在國民黨政府對美國的外交義務中，包括美國在中國駐軍權、美國在中國的經濟特權等一系列令毛澤東根本無法容忍的東西。如果急急忙忙與美國建交，內中的很多議題雖然可以成為談判的對象，但必須按照“國際慣例”，進行曠日持久的談判，而這對他急于推進的民族解放事業來說，肯定是一個災難。
因此，毛澤東“不急于與美國建交”的一個戰略考量，就是要在沒有“國際慣例”約束的情況下，先行推進事關民族獨立的事業，在有效清除西方勢力后，再實現與西方國家的關系正常化，建立真正平等互利的外交關系。基于這樣的考慮，解放軍攻占南京后不久，就開始宣布沒收西方國家的在華兵營等被不平等條件賦予的東西。毫不意外的是，這一舉動立即遭到了美國等國的強烈反對。隨后，中共方面繼續推進了一系列旨在消除西方列強在華特權的措施，包括要求還沒有承認中共政權的西方國家使館交納物業類的稅收，最終逼使生不逢時的司徒雷登離開中國。
對于司徒雷登的悲傷離去，毛澤東估計到了最壞的結果，亦即美國對新政權采取包括封鎖在內的敵對行動。于是，就有了著名的《別了，司徒雷登》，其中有“封鎖吧，封鎖個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的豪邁宣言。但在這里，毛澤東仍然暗示著一種可能性：即使中美交惡，隨著中國內部問題的解決，美國人還是得回來的。
然而，毛澤東卻沒有能夠正確預言美國政府的反應。事實上，美國雖然撤回了大使，卻沒有立即對中國采取“制裁”或者“封鎖”。杜魯門政府仍然在觀望。畢竟，對于美國來說，中國實在太重要了，它不愿意看到中國全面倒向蘇聯。因此，通過《白皮書》，杜魯門事實上宣布了在中國問題甚至臺海問題上的中立。1950年初，在注意到中國軍隊在福建沿海集結兵力的情況后，白宮立即指令美國駐臺北的機構準備撤離。當時的種種跡象顯示，杜魯門完全準備放棄他稱之為“癩皮狗”的蔣介石。
如果事態照此發展下去，那么隨著臺灣的解放，影響中美兩國關系的障礙將自然消除，中美兩國完全可能在1950年代中期具備關系正常化的條件。但是，隨著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一聲炮響，這個前景立即化為泡影。兩天后，第七艦隊進入臺海。四個月后，中國軍隊開入朝鮮半島的冰天雪天，中美正式進入軍事對峙時期。
回顧這段歷史，令人扼腕嘆息之處甚多。然而，當我們以宏觀的眼光審視整個歷史時，就會意識到：正確的戰略決策并不總是能夠獲得全勝的結果，有時還很難避免某種重大的歷史損失;但從長遠來看，它將收獲比損失更大的成果。確實，毛澤東雖然沒有得到臺灣，但他將得到整個世界。盡管歷史是難以假設的，但是如果因為沒有發生朝鮮戰爭，或者因為中美過早建交而導致中國軍隊不入朝參戰，那么有一點將是肯定的，那就是：中國將不會贏得1970年代初那樣強勢的國際戰略地位。
所以毛澤東后來對尼克松說：臺灣事小，世界事大。雖然說的是另外一個層面的，卻也是對二十年前那場大博弈的一個絕妙總結。
而且朝鮮戰爭在事實上推動了中國國內的反西化運動。隨著志愿軍在朝鮮戰場上取得重大戰果，國內的恐美、崇美、親美思想迅速消亡，呈現出一個新生民族的昂揚銳氣。但是，作為一位偉大的戰略家，毛澤東并沒有任何意義上的“仇美”情結。即使是在獲悉毛岸英陣亡的消息后，毛澤東也沒有讓感情和沖動支配自己的外交戰略。他始終掛記著“不急于與美國建交”的另一面，即在國內形勢日益穩定的情況下，開始與美國關系正常化的進程。
因此，從1952年開始，中美開始進行外交接觸。到1955年，建立了大使級談判機制。會談取得了包括交還錢學森等重要突破，但總體上陷于停滯。開始，中方提出兩國先行消除在貿易、文化和人員交往等方面的障礙，但被美國拒絕。美國則要求中方同意美軍留駐臺灣和臺海，當然被干凈利索地拒絕。有趣的是，后來美國也提出要開展經貿和人員往來，但中國已經改變了立場，認為應先解決兩國外交關系問題。就這樣談了一百多次，到1970年仍然沒有取得重大突破。
然而，就在這種似乎無益的外交游戲中，卻在其他方面顯示出變化的跡象。
尼克松在上臺前，首先發出了要與中國實現和解的信號。如果說他就職時的言論反映了傳統的對華強硬路線，到了1969年7月，他卻在“竹幕”垂下近20年后，第一次宣布放寬對華貿易限制，放寬美國公民來華旅行。1970年2月，尼克松在向國會作的第一個外交報告中說：“中國人是偉大的生氣勃勃的民族，不應該繼續孤立于國際社會之外，從長遠來說，如果沒有這個擁有七億多人民的國家出力量，要建立穩定的持久的國際秩序是不可設想的”。這是一個有意義的信號，但是很快被中美在印支半島甚至全球的利益爭端所淹沒。同年10月，尼克松又告訴《時代》雜志：“如果說我在死之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國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們去”。過了幾天，他竟然開始在外交場合公開把美國官員說慣了的“紅色中國”改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毛澤東和周恩來立即注意到這些積極的信號。這是歷任美國總統從來沒有發出過的新鮮信息。這樣，最遲到1970年年中，毛澤東已經可以斷定，經過20年的奮力突圍，經過朝鮮戰爭、中印戰爭這樣的熱戰場，以及萬隆、日內瓦這樣的冷戰場，中國不僅打破了美國苦心設置的包圍圈，而且已經有能力對美國1950年以來反華外交路線發起總反攻。如果套用1957年毛澤東所使用的“欠債”譬喻，那么可以說面對蘇聯的有效攻勢，美國手中的優良外交資產已經所剩不多，必須爭取到中國的參股合資，才可能化解外交上的財務危機。
確實，自從乾隆時代以來，這會兒的中國正占據著空前有利的國際地位。不管毛澤東是怎樣想的，他事實上已經成功地扭轉了中國數百年來的外交劣勢。此時的中國，已經由被輸入革命變成輸出革命，由被世界選擇為戰場變為在世界選擇戰場。試問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上，何人曾經取得過如此驕績?秦始皇只是改變了中原地區，唐太宗只是改變了中華地區，成吉思汗只是改變了歐亞地區，而毛澤東則沖擊了除去南極洲以外的整個世界，使中國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
這一切是怎樣發生的?首先必須認識到的是：毋庸置疑，要實現能量輸出，就必須付出物質代價。這是物理學最基本的質能平衡定理。在后毛澤東時代，有人怒沖沖地質問：“我們自己都吃不飽，為什么還要拿出那么多錢去支持跟我們毫不相干的第三世界國家?”貌似合理，但實質是典型的鼠目寸光，其實等于說“只要我們吃飽，哪怕死美國勢力的槍炮下也甘心啊”。毛澤東不會那樣干。毛澤東的戰略是：聯合第三世界的朋友，對美國進行反包圍、反遏制，不僅在中國周邊創造戰略緩沖區，而且還在世界范圍內牽制、削弱美國的勢力，使得美國根本不可能集中力量來對付中國，為中國爭取和平的建設環境。這其實是“聯合進步力量，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的國際版。時間證明，這個戰略再一次使毛澤東從被動轉為主動，從守勢轉為攻勢。
然而在這個過程中，中國面臨的形勢仍然是不無艱難的。1969年是特別艱難的一年。當時，中蘇在珍寶島交火，兩國的敵意達到頂點;而尼克松為了向國會推銷“衛兵”反導系統，索性鼓吹聯合蘇聯，共同遏制中國的“擴張主義”。這年下半年，面對高度緊繃的中蘇關系，中國開始“深挖洞、廣積糧”，甚至疏散高級干部。“深挖洞”既是用于“示形”的姿態，又是真正的備戰措施，盡管后來遭到一些別有用心者的非理性的攻擊，但當時如果沒有用這種臨戰姿態告誡蘇聯“我們已經做好打仗準備”，那么很能排除蘇聯采取軍事冒險路線的可能性。
當時，為了警告蘇聯，中國方面為了通過向蘇聯當局傳達強硬信息，甚至在蘇聯光學偵察衛星經常掠過的西北地區山野上，用推土機“寫”下了“毛主席萬歲”、“消滅侵略者”等巨型戰爭標語。這些每個字占字達數畝的工整標語，至今仍然在Google Earth的衛星地圖中清晰可見，映證著當年中國人民為了制止戰爭而作出的巨大決心和努力。
不錯，形勢看起來十分危急。然而，正是在這種“美蘇勾結”的極端形勢下，毛澤東與周恩來卻看到了中美關系破冰的契機和必要性。1969年5月，在中蘇關系最具爆炸性的時候，毛澤東指示周恩來：由陳毅牽頭，與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組成一個帶有絕密任務的特別小組，專門研究國際形勢。從7月到9月，這個小組先后提出《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和《對目前局勢的看法》兩個重要報告，認為在“美蘇聯手”的表象下面，中蘇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蘇矛盾大于中蘇矛盾;但美蘇任何一方都不具備全面攻擊中國的能力。以膽大敢言而著稱的陳毅更是向周恩來口頭報告：尼克松具有拉攏中國的迫切心理，我們應該利用美、蘇矛盾，打開中美關系。
周恩來立即向毛澤東報告了老帥們的設想。無疑，他們的判斷正好跟毛澤東和周恩來不謀而合!然而，陳毅完全沒有想到：他那已經足夠大膽設想，與毛澤東的戰略考慮比較起來，竟然顯得那么遜色!
按照陳毅的設想，“打開中美關系”的具體舉措就是在中美大使級會談的基礎上，實現中美部長級會談!這是一個大膽的設想，而且也是符合“國際慣例”的。然而，毛澤東早就寫下過“多少事，從來急;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這樣的豪情詩篇，怎么肯接受“國際慣例”的約束!如果按照國際慣例，中美關系就得“步步升溫”：先是司局長談，然后是副部長談，然后才到部長談，而且問題還得一個一個地解決……這樣下來，等到中美關系的主要問題得到解決，也許就真了過了“一萬年”。
毛澤東高度贊賞陳毅的外交眼界，但在具體步驟上有自己的考慮。他要實現世界外交史上的超常突破，用自己的思維慣例去改寫陳舊的國際慣例。1970年，來自北邊的危機已經緩解，而且尼克松已經多次示好，有足夠的跡象表明美國正在逐步從強硬反華立場往后退，顯示美國已經具有了“還債”的動機。這時，毛澤東等待了整整二十年的中美關系大突破的時機也就成熟了。于是，他請來了老朋友斯諾。針對尼克松公開表示的“訪華”言論，毛澤東語出驚人、驚世駭俗：
——他如果想到北京來，你就捎個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開，坐上一架飛機就可以來嘛。談不成也可以，談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著?……尼克松如果愿意來，我愿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當作旅行者來也行，當作總統來也行。總而言之，都行。
這一言論由斯諾通過特殊渠道送達尼克松。尼克松在回憶錄中說：毛的這些話，我們在幾天后就知道了。
現在，雙方已經向對方攤出底牌，知道了下一步應該做什么。于是，在1971年元旦前后，中美關系事實上已經處于全面突破的前夜。只要雙方安排得當，兩國就能突破二十年的敵意和兩萬里的距離，實現歷史性的握手。但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才能夠以一種最快的速度實現雙邊關系的突破?直到此時，中美關系解凍的前景只是存在于兩方最高決策層區區幾個人的頭腦中。如果按照例行的步驟，那么就會陷入“技術官員”們小心翼翼的談判困局，在一些事務性的問題中難以自拔，導致中美關系遲遲不能突破。因此，必須尋找一個新的途徑。
用中國人的話說，這時就是“萬事具備，只欠東風”。在毛澤東向尼克松發出訪華邀請之后，兩國通過秘密外交渠道，討論了由美國向中國派遣密使的可能性。這是一種可行的解決方案。它的好處是：如果密談成功，必將能夠產生戲劇性的效果，不僅能夠促進尼克松實現連任的中期性目標，而且能夠把一套談好的原則和措施直接付諸實施，避免了馬拉松式的談判;就算密談失敗，那也沒有關系，繼續保密就行，對雙方都沒有傷害。
順便說一句。在1980年代的美伊(朗)危機期間，里根總統試圖復制尼克松的密使模式，尋求兩國關系的戲劇性緩和。然而，那次使命失敗了，成為國際社會的笑柄。是為著名的“伊朗門”事件。可見，密使是需要諸多條件的，絕不是所有政治家都能夠恰當運用的政策工具。
毛澤東同意實施密使計劃。在他的軍事和政治生涯中，密使并不是什么罕見的做法。然而，對于終生執著走群眾路線的毛澤東來說，這種充滿拿破侖時代歐洲宮庭外交風格的上層路線是不無缺陷的。但是，究竟還缺少點什么，以及該用什么方式來補救，毛澤東卻暫時還沒有想明白。
然后歷史就送來了1971年3月28日至4月7日的東京世乒賽。這是中國乒乓球運動員在“文革”后第一次出國比賽。全世界都在注視著這支來自神秘紅色中國的運動員隊伍。西方新聞界驚奇地發現：紅色中國的運動員們既沒有戴像章，也沒有揮舞紅寶書，更沒有到處宣傳毛澤東;他們衣著簡樸，把“友誼第一，比賽第二”作為不二信條，總是面帶微笑，即使在輸球的時候也要祝賀對手，而不怒氣沖沖地砸拍走人。當然，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就在比賽的最后幾天，19歲的美國運動員科恩(一個政治專業的大學生)在前往比賽場館時竟然弄錯了方向，天哪，竟然鉆進了紅色中國代表團的大巴里面，結果與世界冠軍莊則棟交談上了。雙方都很友好，于是科恩就直楞楞地問中國人：“你們邀請了好多國家運動員訪問中國，為什么不邀請我們美國運動員?”
科恩或許在下車后就馬上忘記了這個問題。但莊則棟和領隊卻不敢忘記。這個問題立即通過體委和外交部的公文渠道，火速報到了周恩來那里。兩部委的結論是：由于美國乒協支持臺灣以“中華民國”名義參加國際乒聯，因此訪華時機不成熟。周恩來沉思再三，圈閱后呈報毛澤東。這天是4月4日。兩天以后，毛澤東正式作了批復。出乎意料，他竟然同意了周恩來意見，決定不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團。
老天，那么，乒乓外交是怎樣發生的呢?
還得怪那些劣質的安眠藥。這天晚上11點，毛澤東本來已經吃了安眠藥準備睡覺，但在從理論上講藥力本來已經應該發作的時候，他老人家卻一直嘀嘀咕咕說著話，不肯入睡。護士長只好去聽他在說什么，一聽之下，才大吃一驚，原來主席要她立即電話告知王海蓉，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護士長的第一個反應是：老頭說過“吃了安眠藥以后，講的話不算數”，因此我寧可坐監獄也絕不能理睬他。但主席仍然在嘀咕這事，她只好設法讓他再講一遍。
于是毛澤東只好再次重復了剛才說過的話，并且命令她火速辦理。于是，就在世乒賽的最后時刻，美國代表團接到了中國方面的訪華邀請。
促使毛澤東改變主意的是他在圈閱兩部委報告后，在一份內參選編上看到了海外媒體關于莊則棟與科恩握手的消息。這是1950年代中期杜勒斯拒絕與周恩來握手以來，最令世界媒體關注的握手事件，簡直轟爆了全世界的新聞界。有趣的是，西方世界的所有主流媒體，幾乎都以同樣熱情洋溢的語言，報道了莊則棟與科恩的友好交往。這倒能夠說明大家已經厭倦了冷戰，開始對“敵國”間的友情和平產生了強烈的向往。沒有人能夠確切地知道那些充滿熱情的報道使毛澤東想到了什么，但我敢說，這時候的毛澤東更多地是一個詩人，立即在那些感性化的字里行間感受到了全世界的那一陣狂喜和心跳，于是……一陣血氣翻騰。
在我看來，毛澤東關于邀請美國代表團的決定，也許更多地站在一個非常個人化的立場上作出的。他透過油印的文字，看到了大洋彼岸那些熱切地望向中國大陸的眼睛，他不愿意傷害那些充滿期待的心。他更知道，在如此火熱的時刻，讓一個普通美國青年的愿望變成現實，其實無異于在火上澆了一盆油，其熱度足以融化兩岸間長期以來的敵意!
當時，“乒乓外交”這個詞匯還沒有被發明出來。盡管毛澤東、周恩來都意識到此舉將產生的重大沖擊，但整個事件的效應，顯然還是遠遠超出了他們最樂觀的預期。
美國政府幾乎立即批準了美國乒乓球隊訪華，但對女隊員規定了條件，即未成年隊員必須得到父母同意，已婚者必須到丈夫同意。不過，這個明顯帶有性別歧視的規定卻被深受女權主義亞文化影響的隊員們迅速落實。這樣，4月9日，全體美國隊伍被一架飛機帶往神秘的紅色中國。
接下來的事情就不必說了。反正周恩來把毛澤東創作的劇本導演和主演得出神入化。特別是他在人民大會堂對美國年輕隊員的一席話，幾乎感動了整個北美大陸的爸爸媽媽和兒子女兒們。科恩的母親當時正在為那個嬉皮士兒子而焦慮不安。她后來在回憶起周恩來接見科恩等人的情景時說：中國總理改變了我們的孩子，我們從內心里感謝他。
就這樣，周恩來在這部偉大的歷史大片中，用區區十多分鐘征服了美國人民的心。這是改變世界的十多分鐘。就在這十多分鐘的時間里，很多美國人不僅牢牢記住了英武灑脫的周恩來，而且立即改變了得自新聞媒體的對紅色中國的陳舊印象。從一刻開始，中國就被多數美國人民開除出了“敵人”的行列。
毛澤東并沒有露面。但是，當科恩在人民大會堂《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音樂聲中跳起滾石舞時，全世界政界都意識到：在導演兼主演周恩來的背后，制片人和總編劇正是毛澤東。
這是毛澤東和周恩來這對黃金搭檔的最佳配合之一。中國外交立即如日中天!就在周恩來與美國青年暢談生活方式問題的時候，彼岸的尼克松政府急速釋放善意，大幅度取消對華貿易禁運，把對貨貿易置于與美蘇貿易同等的地位。隨后，美國宣布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進入聯合國(但反對驅逐臺灣，這就是著名的“兩個中國”政策)。
冷靜地說，乒乓外交并不是促成基辛格訪華的直接原因。因為就算沒有乒乓外交，尼克松也照樣會按照與中國方面的約定，及時派出他的密使。只要基辛格到了北京，中美關系就注定能夠取得突破。但是，正像中國人常說的“畫龍點睛”，如果沒有乒乓外交，中美外交史將不會那樣激動人心，中美關系破冰就不會那樣充滿戲劇性。乒乓外交的最大效應，就全面釋放了中美兩國人民之間被壓抑達20年的善意和友誼，用浪漫主義的新鮮手法在冷淡刻板的世界外交格局中別開了一番生面。它將與隨后的基辛格密訪、尼克松訪華一道，構成中美關系正常化過程中的三大高潮。這在短時間內出現三次高潮，其強度和頻率足以沖破中美間二十年的敵意和冷淡，在短短一年內將中美關系送上空前的高峰。
再來說說基辛格密訪。在有關外交檔案已經基本解密的今天，那次密訪已經沒有多少可談論的新鮮話題。反正基辛格按照與中國的約定，在巴基斯坦玩了個“德里肚子疼”，然后暗渡陳倉，秘密登上了前往中國的專機。不過，盡管后來尼克松在毛澤東面前夸獎基辛格善于保密，但就在他登上飛機的那一剎那，竟然被一個恰好在機場的《泰晤士報》通訊員認了個正著。那位通訊員火速發報：“基辛格正在前往中國!”——主編把電報橫著豎著看了半天，得出的結論是“扯淡”。這樣，白宮和中南海全力保守的秘密就在報社的垃圾簍里安然度過了保密期。
基辛格發現，自己幾乎立即跟毛澤東和周恩來交上了朋友。結果就不用多說了。總之，在基辛格回以后的第四天，即1971年7月16日，中美兩國政府同時發表公布，聲明基辛格博士已經秘密訪問北京，中國政府邀請尼克松總統訪問中國，尼克松總統愉快地接受了邀請，云云。
基辛格的密訪中國時，早先提出中美緩和，促成毛澤東作出戰略決定的陳毅元帥已經入院治療。他終于在有生之年，看到了自己的戰略構想結出了碩果。基辛格的來訪，使他再次嘆服毛澤東的巨大魄力。他在病床上對熊向暉(一位忠貞堅強的傳奇戰士，晚年仍然為了毛澤東的聲譽而奮戰，請允許我向他致敬)說：“只有主席才會下這個決心，只有主席敢于打美國這張戰略牌。主席下了這著棋，全局都活了”。
確實，隨著基辛格使命的完成，中美就打開了官方和民間兩大渠道，關系正常化的步伐陡然提速。之后的事情很簡單：很快，基辛格博士再度出訪北京，與周恩來商定上海公報。接著，又是黑格將軍出訪中國，研究尼克松來訪的具體事宜。然后……哦，別忙，這兒還有一個小插曲，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清毛澤東的外交思路。
卻說黑格來訪，差點因一句“錯話”令尼克松來不成中國。事情是這樣的。這位后來一直致力于中美友好的美國高級官員對中國同行說：“美國政府擔心中國方面還不具備有效保護自己的能力”。話音一落，他的中國同行還以為自己聽錯了：什么?前兩年尼克松還在說中國奉行“擴張主義”的外交政策，可能對美國進行先發制人的核攻擊么?怎么兩年以后反而“不能有效保護自己”啦?
這話被很快報告給主席，主席聽了很生氣，認為黑格應該為此向中國方面道歉。負責接待的外交人員見主席都生氣了，后果很嚴重，立即自作主張降低黑格將軍的待遇，就連原來準備送給將軍的世界知名的大白兔奶糖，也從十斤減少到五斤。接待人員本以為這樣做應該很妥貼。不料主席聽說后，立即指示外交部：人家黑格都道歉了，就應該恢復他的待遇級別，確保他的使命成功。
這是一個被研究人員發現，卻普遍忽略了的細節。但只要認真解讀，就能夠看到當時中美間的微妙關系，特別是看到毛澤東深遠的外交心機。
其實，黑格所傳達的美國政府信息暗含著一個對中國的重要邀請：我們擔心你們尚不能進行有效的自我防衛，那么就讓我們結成軍事聯盟吧;中美聯手，一定能夠構成強大的軍事力量，形成對蘇聯有效反制。
用今天的話說，美國要求與中國建立高度緊密的戰略伙伴關系。
毛澤東是何等聰明之人，立即看穿了美國的意圖。這時候，他也許想起了與蘇聯保持軍事聯盟關系時的不愉快經歷，想起了赫魯曉夫希望在中國建立長波電臺的往事……他不愿意同樣的情況出現在中美之間。美國理論家早已說過：沒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在毛澤東眼里，獨立自主是實現民族利益最大化的根本保證，而對盟國承諾的義務，往往會約束我們自由地追求最大化的民族利益。
他決定拒絕美國的結盟請求。他通過要求黑格道歉的方式，使美國政府明白：我們既然已經聯手，還是忘了形式上的結盟吧。正是由于洞察美國政府的心態，他知道黑格這番話并不是什么侮辱，因此只要他的信號能夠被黑格理解，也就達到了目標。但是，擅長在外交辭匯中發現微妙語意的外交官員這次竟然沒有明白這其中的奧妙，鬧出了一點小小的笑話。不過，這已經無傷中美關系大局。
但是必須一提的是，習慣于西方結盟思維的尼克松并沒有徹底忘記這個問題。在訪問上海時，他曾乘著茅臺的巨大能量，若有所思地凝視著窗外的夜上海，向中國官員說：“多么美麗的城市啊!……現在，讓我們攜起手來，保護它免遭敵人的欺凌!”對此，聰明的周恩來微笑著顧左右而言他，委婉而堅決地把美國總統的結盟暗示推到了一邊。
但是，中美交往的大門卻正式打開了。隨后幾年內，大量針對中國的禁運令被取消，中國事實上開始享有優于蘇聯集團的貿易待遇。中國開始大量采購歐美的先進技術，包括軍事和民用技術，以至于美國專家們憂心忡忡地說：中國肯定要用強大的反求技術仿制這些裝備，但他們采購欲望太多，可能會脫離中國的實際需要，我們建議中國克制一下采購的胃口。這其中就有著名的斯貝發動機，近年已經被中國軍工部門消化吸收，成為中國軍用航空發動機的里程碑。還有武鋼和那十三套大化肥。——By the way，可以告訴你：我的父母就參加了其中一套大化肥設施的建設，所以我親眼見證了毛澤東時代的對外開放和經濟建設!
還是回到尼克松訪華上來。那次訪華的最大政治成果，《上海公報》，被稱為世界外交史上的天才之作。何也?因為它沒有虛飾的“深情厚誼”，倒是充滿了真誠朋友間的坦率和誠實。這份外交文書破天荒地列舉了雙方的分歧，然而又達成了開創性的共識。在這些共識之上，已經足以建設起健康而平等的中美關系。文化成果也值得。通過這次訪問，中國社會第一次出現在美國人民的電視機屏幕上，在美國掀起了中國熱，而且使中國還通過收購，擁有了第一套電視衛星設備，為中國實現衛星電視技術的突破提供了技術仿制的捷徑。僅僅十五年后，國產的通訊衛星和接收設備就使我家的電視告別了地面接力站時代的雪花模式。
尼克松訪華在中國掀起了美國熱，在中國各地經過口耳相傳后衍生出無數變形走樣的尼克松傳奇。到我于1970年代末期上小學的時候，社會上還流傳著許多尼克松故事。那時看看講故事者的表情，我就已經知道：在中國人民心中，美國已經走出“敵人”的范疇了。尼克松訪華也推動了中國社會的信息開放。我的中學數學老師說過這樣一件事：在尼克松訪華前，《參考消息》是內部刊物，只是允許一定級別的領導和大中學教師等特定人群閱讀。但就在尼克松訪華前夕，毛澤東決定擴大《參考消息》的發行范圍，于是基本上所有單位的干部職工，都擁有了閱讀《參考消息》的權利。
當然，尼克松訪華的最終成果，就是鄧公在考慮推進改革開放的時候，不需要再考慮打破中美關系僵局的這樣的超級艱難任務。雖然由于水門事件，使得尼克松在第二任期內實現中美建交的計劃化為泡影，但中美關系的局面已經打開，建交實際上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尼克松訪華引發了世界外交格局的全面雪崩：到毛澤東去世之前，中國就已經借著1971年外交大反攻的威勢，收復了二十多年前失去的西方“失地”，與歐美諸國建立了廣泛的外交關系。自然，引發西方外交格局雪崩的第一個雪球，當數基辛格秘密訪華。在基辛格密訪之前，西方世界(除了英法)的對華政策基本都是緊密團結在美國周圍的。然而，基辛格密訪之后，這個對華統一戰線立即土崩瓦解。很多西方國家因為美國的保密而心懷不滿，當時就立志要搶先與中國恢復外交關系，作為對美國的報復。這就引發了雪崩。
因此，在基辛格訪華之后，很快就出現了雪崩的第一個跡象。這就是聯合國席位之戰。1971年10月25日，美國的雙重代表權提案與阿爾巴尼亞方案在聯合國大會上相遇并對決。對于這次決戰，不僅美國自信可以勉強獲勝，就連毛澤東也相信中國至少還得等一年。他對周恩來等人說：我們絕不上“兩個中國”的賊船，今年不進聯合國。
但結果出乎毛澤東和尼克松的預料：原先承諾支持美國的國家紛紛倒戈，導致美國方案被擊敗(59票反對，55贊成，15棄權)，臺灣代表知道大勢已去，隨即宣布退出聯合國。隨后表決阿爾馬尼亞提案，聯大以76票支持、35票反對、17票棄權、3票缺席的大比分，通過了2758號決議，會場立即歡聲雷動，演成聯合國歷史上從未有過(估計今后也不會再有)的外交節日。
聯合國方面向中國通知決議結果的時候，正是基辛格結束第二次訪華的時節。中國方面聰明地對基辛格隱瞞了真相。但使周恩來等人為難的是，毛澤東已經說過“今年不進聯合國”，那么今年我們還派代表團去嗎?于是請示毛澤東。主席縱聲大笑道：那都是老皇歷啦，怎么不去?去!
于是，1971年11月15日，正是周恩來首次致電聯合國，要求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席位的整整第22年，在德國獲得哲學博士學位的喬冠華率領中國代表團重返聯合國。結果又開成了聯合國大會的狂歡節。據憤憤不平的親臺美國人士說，那一天簡直成了各國毫無尊嚴地討好巴結紅色中國的日子。
就這樣，毛澤東帶領中國完成了一次外交長征。跟紅軍長征一樣，毛澤東的外交長征同樣是在敵對勢力的重重圍困中啟程，同樣面對著充滿未知和變數的時間和空間。值得慶幸的是，這次長征的指揮權從始至終都掌握在毛澤東的手里。于是，毛澤東充滿自信地運用其出神入化的高明戰略，不僅在戰場上擋住了敵人的攻勢，通過主動而得當的外交攻略，擴大了國際生存空間，最終形成了對敵對勢力的阻擊分割之勢，在短短二十年內主導了國際格局。尼克松的當選，完全可以被視為這場外交長征的西安事變，使中美兩國在對付蘇聯的共同需求下，捕捉并流放了中美之間的敵意和敵對態勢，開創了中美間長達17年的準同盟關系，同時改變了美國與中國。——還有蘇聯。據說，在得悉基辛格訪華的消息后，勃烈日涅夫有好幾天的時間魂不守舍，他知道：世界從此將不一樣了。
還記得尼克松與毛澤東見面時說的那句話嗎?
——“主席的著作推動了一個民族，改變了整個世界。”
這里不妨再記住一句話。這是尼克松在向毛澤東告辭時說的：
——“我們在一起可以改變世界。”
確實，毛澤東與尼克松的握手改變了整個世界格局。那次握手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世界歷史發展的軌跡。在此意義上，毛澤東確實是世界歷史的最偉大導演之一。
(備注：很后悔當時在一個貼子隨口說出的承諾。但既已經承諾，就不可能不兌現。于是就有了這篇文章。從來沒有寫過如此難寫的文章。因為那些事實，多數是大家已然熟稔于心的。我則必須通過分析那些事實，實現總書記提倡的理論創新。我盡量那樣做了，而且確實也有一些觀點的突破。但是天哪，這本來是黨史工作者做的事，卻成了我這個經濟工作者的苦差!當然，這是我的錯，只能怪我盲目承諾。本來該在9月9日發的。但那會讓我在這幾天的時間里不停地想著如何把文章改得更完善，使我根本沒有辦法做自己的工作。所以我決定寫完就把它貼出來。希望能夠得到各位黨史高手的指正，也許有一天我會鼓起勇氣把它投給某家歷史雜志。哈哈，不過這是玩笑。那不是我所能夠企望的水平。我只是希望用這個貼子，紀念偉大的毛澤東主席，并且與網友們交流一點不成熟的觀點而已。除此別無它意。感謝閱讀和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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