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需要為計劃經濟說幾句公道話。二十多年來，中國的計劃經濟被一些人妖魔化得不成樣子，其實在一定程度上是中了西方的圈套。反思改革，需要以科學發展觀，重新認識建國以來的歷史經驗。計劃經濟的最大優勢之一在于迅速地(不通過市場機制)將社會剩余產品轉化為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資本原始積累，由于中國沒有外部積累來源，有時候可能侵蝕一部分必要產品，比如“挖農民”和長期實行低工資，甚至長期凍結工資。迅速積累的含義至少包括：第一，用行政手段配置剩余，不通 過市場機制;第二，政治獨立，消滅官僚買辦資本，合營了工商業，剩余不流失于個人(官僚買辦和私人資本)，更不流失國外，而留在國內，在國家手里轉化為積 累。正是在這里，沒有殖民地的后起國家產生了趕超發達國家的可能性，為“一窮二白”的中國奠定了初級工業化基礎，還有了原子彈和航天基礎，為今日的崛起插 上了騰飛的翅膀。飲水需要思源，歷史的教訓要記取，不能搞戈爾巴喬夫的“推倒重來”。所以，蘇聯和中國的歷史經驗證明，社會主義是落后國家的強國之路。中國選擇社會主義這條道路，完全正確。前引十七大報告的一句話：“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 提和制度基礎。”其中無疑包含了肯定計劃經濟歷史作用的意義在內。
這個問題，本來歷史清楚，沒有疑義。但是，九十年代以來隨著國際時局的翻覆和國內的變化，許多過去沒有問題的問題，都成為問題了。于是產生不少糊涂認識。例如有一種議論：1945年以后，共產黨要是“不爭權”，“告別革命”，走資本主義道路;或者國共合作，建立“聯合政府”，一起“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中國早就“崛起”了。這種觀點，是政治上糊涂。
抗戰勝利以后國共兩黨的歷史決戰，關乎中國的前途和命運，乃勢所必然。蔣介石政府對重慶談判和“聯合政府”沒有誠意，一心發動內戰，這是人所共知的歷史事 實。共產黨不得已才兵戎相見，誰也沒想到國軍如此不禁打。一直打到“鐘山風雨起蒼黃”，驚動斯大林出來說“和”——“劃江而治”搞“南北朝”，說是擔心發 生第三次世界大戰，導致中華民族“滅亡”。斯大林是站在蘇聯立場，透過雅爾塔協議的眼鏡看中國，置中國利益于何地?劃江而治，等于肢解中國，只對兩霸有 利。中國共產黨不聽邪，大主意自己拿，硬是“百萬雄師過大江”，定了乾坤。歷史證明這一戰略決策極為英明。否則，留下一個臺灣，尚且遺患無窮，真要搞了 “南北朝”，前途不堪設想。退一萬步，1945年 以后，即便沒有國共兩黨的歷史決戰，中國繼續按抗戰時期“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路子，即沿“一個主義”即資本主義道路走下去，以戰后民不聊生的局面和國 民黨的腐敗統治，必定走向天下大亂。即便國民黨政府在美國扶持下能夠統治下去，政治外交上必定向美國“一邊倒”，政治上不能獨立自主，則經濟上一定依附于 美國，不能建立強大的民族經濟體系，注定走印度、巴西道路，只能兩極分化，內亂不止，內無穩定環境，外無崛起可能。搞不好，被“兩霸”肢解了，也未可知。 六七十年代，美國“放飛”亞洲“四小”(龍)，這個事實在中國改革開放后曾引起一些國人羨慕和幻想。今天美國又制造“金磚四國”輿論。殊不知，從國際政治 經濟學立場看，美國“放飛”亞洲“四小”(龍)，是出于“冷戰”和分化發展中國家需要;制造“金磚四國”輿論是為了“忽悠”中國，牽制、淡化、困擾中國崛 起。須知美國可以“允許”東亞飛出“四小龍”，卻決不允許出現中國騰飛“一大龍”。在美國眼里，休道亞洲“四小”可以“收放自如”，就是日本作為世界經濟 大國，政治和軍事捏在“山姆大叔”手里，必要時呼朋引類，美國帶頭，歐洲“齊上”，一個“廣場協議”就搞得日本半死。這就是政治上失去獨立自主的的代價， 也是日本的“命門”。中國人獨立自主剛剛半個世紀，就有人忘了它的寶貴和意義，更有甚者，試圖用獨立自主“換”和平發展。這就離二戰前的張伯倫“不遠” 了。須知，中國崛起實際上始于1949年的獨立自主。設若中國崛起遭遇挫折，也一定是由于喪失獨立自主。這在當代全球化條件下，不是虛言。所以， 2007年6月25日胡 錦濤同志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培訓班所作的重要講話特別強調“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提法，由來已久，前面冠 以“堅定不移”，而且后面加上“偉大”的定語，乃第一次，極為醒目。人民日報以此為通欄標題予以報道，此中有深意焉!可惜局外人特別是西方評論家往往看不 懂中國時局的奧妙，許多評論更是“霧里看花”，似是而非，不得要領，看得人一頭霧水。
(節選自拙著《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學》第三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該書2008年由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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