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認為蘇聯垮臺是經濟原因，這是經不起推敲的。”
改革派意識形態專家們作為在增加享樂的道路上勝利挺進的典范，把西方當作光明的神話提供給蘇聯人民。改革進程灌輸對自己生活方式的厭惡和對西方生活方式的夢寐以求。 從80年代末起，時髦把“別人的家園”理想化、把自己的家園看得一錢不值。這不可避免地引發民族災難。
女院士T·扎斯拉夫斯卡婭斷言，“蘇聯滿負荷工作人數在經濟狀況差的部門占17%，強的部門占32%”。這兩個數字鄭重其事地反復出現在學術刊物上。這種武斷說法，充滿對勞動群眾的輕蔑鄙夷。那種“半遮半掩地認為蘇聯人大都是懶漢”、“工人和集體農莊莊員干得太少”的意識形態謊言，深入蘇聯上層社會的精英階層。
為放棄蘇聯模式，曾經起勁地宣傳私有化。
從1991年起，大力宣傳私有化是美好理想的神話。理由是，“必須對工業實行私有化，因為國家沒有能力維持虧損企業。由于工業虧損，我們已經出現巨額預算赤字”。實際上，1990年，蘇聯不盈利工業企業虧損總額僅僅25億盧布，而1991年上半年，工業、建筑業、交通業、城市公共事業卻虧損55億盧布，整個預算赤字高達10000億盧布。
同時制造了兩個經濟神話。
一個是關于鋼鐵的神話。為了說明“計劃經濟不是為了人，而是為了計劃本身”，一個十分荒唐的論點流傳開來;“蘇聯生產的鋼遠比美國多”。美國壓縮鋼的產量，是因為美國戰后年代生產的鋼幾乎比蘇聯多10億噸，可以從第三世界得到鋼材，而且大部分材料已由新的合成材料、塑料等代替。它已經完成大量使用鋼材的建設項目，投入的鋼是蘇聯的2.5倍。我們的經濟迫切需要鋼。憑什么把美國作為我們的決策標準?
一個是關于拖拉機的神話。1989年，阿甘別吉揚院士在翻譯為各種文字、西方廣泛引用的《經濟改革》中宣揚，蘇聯拖拉機過多，現存拖拉機數量是農業實際需要的3-4倍。歐洲定額1000公頃土地需要120臺拖拉機，日本440臺，蘇聯1988年只有德國的1/10、日本的1/40、波蘭的1/7。俄羅斯國內購買拖拉機的數字是，1991年21.6萬臺，1992年15.7萬臺，1993年11.4萬臺，1994年3.8萬臺，1995年2.5萬臺，1996年2.5萬臺。改革以來，對農業技術設備的需求下降90%。
戈爾巴喬夫改革慣用的關鍵詞，是蘇聯時代“由于短缺而窒息”。“短缺”，在常規的語言中，意思是不足。到西方訪問的蘇聯人遇到西方女性的提問：蘇聯有針織品嗎?蘇聯缺這少那，簡直成為不可動搖的看法。一位西方大學教授用圖表曲線解釋蘇聯類型的經濟布局，結論是“蘇聯根本沒有農業”。電視里還出現“蘇聯沒有性生活”的說法。
改革使生產降低一半。即使從純粹“市場”的角度看，改革也造成了蘇聯商業史無前例的達到危險程度的短缺。蘇聯時代規定，商業貨物和食品儲備量必須足夠80天正常零售，如果低于這個水準就是非常事態。在改革進程中，商品儲備量卻降低到只夠20-30天。1998年10月1日這天，圣彼得堡各倉庫僅有夠14天零售的食品和其它貨物。這種勢態，只能以不付工資和退休養老金來調控。借助于一套改革新詞語，這種危險的短缺，被說成富足有余。
2002年2月舉行俄羅斯延期償還倫敦俱樂部債務的談判，電視大喊大叫“蘇聯債務”、“蘇聯債務”。其實蘇聯模式經濟條件下并無債務，而是它的友好國家欠它800億左右美元的債務。它的黃金儲備曾經達到2000噸。債務是改革以來的事情，由反蘇的經濟改革造成。要說債務，是反蘇改革欠下的債務。
俄羅斯聯邦總統直轄分析中心主任M·烏爾諾夫發表電視講話：“到1917年的時候，俄國已經是一個興旺繁榮的農業國，但是共產黨人卻把農工綜合體搞得像如今這樣破敗。”這是赤裸裸的謊言。
1909-1913年全俄糧食平均總產量7200萬噸。1976-1980年，全蘇糧食平均總產量達到20500萬噸。十月革命前總糧食平均單產7-8公擔/公頃，從事農業勞動總人口5000萬，效益相當低下。蘇維埃時代農業總產值按可比價格計算翻了兩番，農業勞動力卻減少一半，效率提高8倍或者說翻了三番，農村提供的資金不僅保障了蘇聯的工業化，而且支持了戰爭。
1917年以前，自己不夠吃，卻要出口，農村全部剩余產品被殘酷地征收。多少發達一些的國家，人均生產糧食在500公斤以下者，都進口俄國糧食。俄羅斯在創紀錄的1913年，人均占有糧食不過471公斤，當然壓縮國內消費出口糧食。正常年景，官方規定“生活最低限度”為每年12普特糧食加土豆，仍然出口糧食。俄羅斯走向饑荒，革命在逼近。
蘇聯改革掀起宣傳家庭農場、擠垮農村蘇維埃制度的運動，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被說是“一塊墜在國家脖子上的石頭”。一般說來，知識分子贊成家庭農場而反對集體農莊，相信集體農莊全部虧損，支持扼殺集體農莊。
從集體農莊強行劃走910萬公頃土地耕地，占全國耕地總面積7.2%，轉讓給家庭農場。家庭農場農牧業產品占全國總產量的比重，牛奶1.6%，肉類1.8%，土豆1%，糧食6.2%，自己吃掉全部產品，甚至無力保障牲畜的飼料。只有靠上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家庭農場，尚能慘淡經營。公有成分被斬盡殺絕之日，就是家庭農場壽終正寢之時。這種“石器時代的水平”，肯定破產拉倒。
集體農莊情況怎樣呢?1989年是蘇聯歷史上最后一個中常年份——全蘇集體農莊24720家，虧損275家，占1%;虧損額4900萬盧布，相當于盈利總額的0.2%;集體農莊總體盈利率38.7%。我國的院士和記者撒謊，談論蘇聯農業的巨額虧損和補貼。恰恰是在西方，農業不是一個市場化的部門，而是一個靠國家補貼維持的財政預算資助部門。24個西方發達國家，對農業的平均財政補貼相當于農業總產值的50%。其中日本和芬蘭達到80%。每個農場主的年均補貼大約3萬美元。美國1986年給農業的財政補貼預算撥款587億美元，而且在不斷增加。和西方情況相反，蘇聯農村補貼城市。1999年，全俄農村得到的國家財政預算補貼規定25億盧布，相當于1億美元——這只是預算，實際上給的沒有這么多。
戈爾巴喬夫在沒有經濟危機的時代上臺。在1988-1989年激進改革之前，蘇聯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3.5%，生產投資額巨大，而且投資額一直在增長。這些數據在美國中央情報局1990年關于蘇聯經濟情況的報告中得到證實。甚至1989年，90%以上的蘇聯公民，都沒有預感到國家將出現任何經濟困難。
蘇聯時代，每個孩子餐桌上都有奶油和滿滿的砂糖罐，居民占全球6%卻生產全球16%的食品。人均年消費肉類75公斤，其中2公斤進口，同時出口10公斤魚類。人均年消費奶類和奶制品341公斤(美國為260公斤)，在反蘇意識操縱中進行調查，還有40%的人說牛奶消費不足。亞美尼亞1989年牛奶人均消費480公斤，62%的人不滿牛奶供應情況。蘇聯人均年消費砂糖47.2公斤(美國28公斤)，但是52%的人認為砂糖太少，格魯吉亞不滿的人達到67%。1989年，蘇聯人均每天蛋白質攝取量98克。1996年，俄羅斯人均每天蛋白質下降到55克。
改革帶給人民什么呢?俄羅斯當局《關于1992年俄羅斯聯邦國民身體健康狀況的國情報告》承認：“飲食質量主要由于動物食品消費量下降而大為惡化”。1992年魚類購買量只有1987年的30%，肉類禽類、奶酪、鯡魚、糖購買量只有50%-53%。20%接受調查的10歲和15歲兩個年齡段的兒童，食物蛋白量低于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的安全水平。接受調查的婦女的50%以上，蛋白質消費量低于成年人安全的消費水準。
面對這樣的事實，《消息報》還在鼓噪父輩祖輩的“虛無縹緲”和“無論多么沮喪沉痛，在看得見到將來我們還是無法滿足自己的需要”!
蘇聯工人一天工資6-7盧布，在滿足基本生活需求(飲食、住房、交通)方面，和西方工人(小時工資8-10美元)大致相當。70年代，一個在蘇聯工廠工作的人1小時的收入，平均可以買35個大面包，或者60公升93號汽油。今天俄羅斯工人1小時的收入，平均不到半個美元，相當于兩個大面包或者兩公升汽油。住房是蘇聯體制免費提供的主要福利，并在憲法中規定下來。90%的蘇聯工人家庭有單獨的住房。由于蘇聯是住宅建設最多的國家，工人住房條件在穩步改善。醫療也是這樣。
但是意識操縱卻產生這樣的現象——在改革取消免費住房和醫療的福利的時候，工人要么沒有反對，要么答應了;擁有150萬熟練工人和工程師的城市新西伯利亞，竟然兩次投票贊成葉利欽!
完全就業，是蘇維埃制度的不爭的基本社會福利。連戈爾巴喬夫也宣布，蘇聯永遠不會有失業。改革的1987年，《新世界》雜志聲稱，蘇聯非有失業不可。1988年，這種論調充斥蘇聯新聞界，而且宣傳運動由蘇共的黨報黨刊進行?！段膶W報》刊登尼·阿莫索夫宣傳失業的文章，拒絕刊登對此進行批評的文章。工會也來宣傳失業有理。1991年3月，蘇聯的工會出版社推出一部大經濟學家領銜的《市場經濟：道路的擇定》，公開鼓吹失業。這是一種具有極權主義特色的宣傳運動。
1990年，蘇聯當局的幕僚稱，僅物質生產領域，就要有1500萬到2000萬人下崗。蘇聯科學院的《社會學研究》刊出《蘇聯最佳水平的失業率》，宣布這個“最佳”的失業率為13%。在擁有1.5億勞動力的蘇聯，這個13%，就是2000萬!
蘇聯科學院刊物登載這樣的文章，成為蘇聯人文知識分子道德退化的明證。失業是一種社會病證。美國失業率每上升1%，就會帶動兇殺案增長5.7%，自殺者、囚犯、精神病患者分別增長4.1%、4%、3.5%。在蘇聯主張失業，意味著什么呢?這就仿佛在完全根絕結核病的國家，主張擴散科赫式桿菌，并且創造出結核病發病率13%、也就是讓它殃及2000萬人的災難!
“當權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被迫說出關于失業的全部不道德的言論。”雅科夫列夫坦就說，“所有關于自由、道德和公民社會等等，全都是胡謅瞎說，人對人是狼——這就是我們的真理!拼命地撈吧，伙計們，今朝有酒今朝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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