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保戶一詞，產生于改革開放的上個世紀末期。低保戶是指人均月收入低于國家制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因而享受國家最低生活保障補助的那種家庭。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黨和政府怕城市里的失業工人和農村中的失地農民因為無路可走而送給他們的溫暖。而對于那些領取低保的低保戶自身來說，則是由于當初沒有能夠很好地領會“少數人先富起來”這句話的涵義，或是沒有先富起來的能力，于是不僅未能先富起來，而且還更是先窮了下去且又得不到先富起來的那些人的帶動，因而不得不靠黨和政府的救助過活，所以很對不起這句話。
在一般人的習慣意識里，低保戶應該只屬于那些失業的工人和失地的農民，而建國以來就始終為黨和國家領導人專屬的中南海里，何能也出現低保戶?其實，產生這種意識毫不奇怪。低保戶只屬于那些失業的工人和失地的農民，是產生在改革開放的這一歷史階段。而中南海里的“低保戶”，卻是出現在毛澤東的時代。
二0一二年第七期出版的《同舟共進》雜志上，發表了一篇由朱老總的兒媳趙力平口述，由周海濱整理的題為《憶爹爹朱德及康媽媽》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趙力平講述了這樣一件事。“當年，在中央最高領導層中，有三家生活比較困難，就是爹爹家、劉少奇家和陳云家，原因都是家庭成員多，需要接濟的親戚多。中央辦公廳曾設法給予補助，但是爹爹從來沒有去領過。那個時候，任何一層的領導人，除了死工資，就沒有其他經濟來源了。和黨政干部相比，軍隊干部的薪金更高，元帥的工資和各種津貼加在一起約有七百元。爹爹完全可以拿元帥的工資。但他以已經不在軍隊中擔任實際職務為辭，堅決不拿元帥的工資”。
趙力平所說的“中央辦公廳曾設法給予補助”，無異于就是組織上所采取的為了保證朱老總、劉少奇和陳云這三家能夠過上正常生活的一種最低生活保障措施。對于中央辦公廳曾設法給予的補助，趙力平說朱老總從來沒有領取過。但是其他兩家領取過沒有?趙力平沒有提及。
在同一篇文章里，趙力平說到了“爹爹家”生活困難的原因有二：一是朱老總以已經不在軍隊中擔任實際職務為辭，堅決不拿比黨政干部高出許多的達七百元元帥的工資。二是朱老總一直沒有忘記家鄉的兄弟。他參加革命早早離家，養家糊口的擔子全落在兄弟們身上，家境困難，無力讓后代接受良好教育。爹爹決定盡自己所能，替每個兄弟家供養一個孩子來北京讀書。過完春節，爹爹幾個兄弟妹妹的兒子、孫子、孫女們，陸陸續續送到北京。在安頓好這些孩子的食宿穿戴之后，康媽媽又按照爹爹的吩咐，為他們一一聯系好入讀的學校或幼兒園。如此一來，有十五六個孩子，再加上爹爹和康媽媽老兩口，將近二十人。全家聚在中南海西小灶飯廳吃飯，就得擠滿兩大桌。
朱老總位居共和國十元帥之首，卻由于不在軍隊中擔任實際職務并不顧家庭生活的實際困難而堅決不拿元帥的高工資，反映出了朱老總的高風亮節;一直不忘家鄉的兄弟，更是體現出了人間的親情。對于兄弟們的困難，朱老總如果也能像毛澤東那樣用自己的工資收入補貼一下，當然是一件極好的事。然而朱老總所做的，卻是“替每個兄弟家供養一個孩子來北京讀書”。雖然每個兄弟家的孩子到北京來讀書，朱老總是要個人承擔費用的。但是在毛澤東的時代，學生讀書的費用，卻大多都是由國家來承擔的，而個人負擔不了多少。因此朱老總“替每個兄弟家供養一個孩子來北京讀書”的這種做法，用今天流行的一句話說，無異于就是利用權力擠占了公共資源。
朱老總“替每個兄弟家供養一個孩子來北京讀書”的時候，顯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之后。在這個時候，朱老總的兄弟們又怎么會“家境困難，無力讓后代接受良好教育”呢?朱老總的家鄉四川省儀隴縣地處窮鄉僻壤，教育條件固然不好，但是這就能夠成為那里的人們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北京來接受良好教育的理由嗎?即使這個理由能夠成立，那么那里的人們都有把他們的孩子送到北京讀書的條件嗎?因此，朱老總“替每個兄弟家供養一個孩子來北京讀書”的這種做法，反映出來的，無疑還是“光宗耀祖”和“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這種腐朽封建思想的殘留。
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被斯大林稱為是共產黨的《圣經》的《共產黨宣言》中，就斬釘截鐵地提出了“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這兩個凡共產黨人就無人不知的“兩個決裂”。雖然朱老總早在一九二二年，就自愿放棄了高官厚祿而遠去法國與德國去追尋共產主義。盡管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朱老總為中國革命，為中國人民，為中華民族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但任何一個共產黨人要真正做到“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不僅每個人都需要一個像毛澤東所說的“世界觀的徹底改變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和一個“甚至是痛苦的磨練”過程，而且還更需要整個社會的文化觀念的轉變。
當年父母不在北京而卻能在北京讀書生活的中央領導人的親屬，廣為人知的除了朱老總的一些侄子和侄女外，還有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等一些人。
毛遠新于一九四一年二月出生在新疆的迪化(今烏魯木齊)，一九四二年九月便隨同父母一起過起了遭軟禁的生活。一九四三年四月，剛剛兩歲的毛遠新更是被母親抱著，就蹲進了監獄。直到一九四六年在新疆“三區革命”的巨大壓力下，又經黨中央的全力營救，毛遠新才又隨母脫險返回了延安，而父親毛澤民則犧牲在了盛世才的屠刀之下。回到延安之后，毛遠新先后在馬背上的搖籃和小學里度過了他的幼年，直到一九四九年，才隨著育英學校一同遷到了北京。
不知是歷史的宿命，還是革命者都必然要面對的一種結局。毛澤東兄弟三人生育的五個留下了名字的兒子中，竟然悉數在嬰幼年的時候便隨同母親去蹲過國民黨反動派的監獄。不到十九歲時就英勇犧牲的毛澤覃的兒子毛楚雄，在蹲國民黨的監獄的時候，卻更是才只有六個月大。而毛澤民烈士的兒子毛遠新，不僅蹲過他的父親和他的母親所要打到的國民黨的監獄，而且還更是蹲過他的母親為之奮斗了一生，他的父親更是為之而獻出了生命的共產黨的監獄，并且時間還遠比蹲國民黨監獄的時間為久。
一九四九年，在得知了毛澤民犧牲的確切消息之后，經帥孟奇、康克清和鄧穎超等人從中的竭力撮合，朱旦華又與方志純結了婚。朱旦華與方志純結婚后，馬上就隨方志純到江西南昌去工作。而康克清也將年僅八歲的毛遠新從寄宿的育英學校里接出，送到了遠在南昌的母親身邊。朱旦華寡婦再嫶，毛遠新無疑便成為了“拖油瓶”。盡管絕無任何封建思想的黨的高級干部方志純絕對能像對待親生的兒子那樣對待毛遠新，但是對于毛遠新來說，畢竟是由于生活在一個陌生的家庭和一個陌生的環境中，因而終究會使幼小的他感到不便。于是在一九五一年，朱旦華借到北京開會的機會，將毛遠新帶回北京交給了毛澤東撫養并送回到育英學校讀書。
毛遠新回到北京讀書，絕不是因為他的伯父是毛澤東的緣故。按照規定，毛遠新作為烈士子女，應完全由國家來承擔他的全部生活和讀書的費用。然而毛澤東還是每月都從自己的工資中拿出十五元錢交給毛遠新所寄宿的學校，作為毛遠新的膳食、住宿的費用和學雜費。
毛遠新的父親毛澤民，由于受其兄毛澤東的影響而早年就參加了革命，一九二二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并參與領導了安源大罷工。一九四三年，毛澤民在新疆與黨的創始人陳潭秋一道，被反動軍閥盛世才秘密殺害。毛遠新作為革命烈士的兒子，返回延安之后，便被送進了撫育烈士遺孤的托兒所，稍大些后，又被送進了主要是為了收養和教育烈士遺孤的育英學校。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之后，育英學校跟隨黨中央遷到了條件更好的北平，以便使這些烈士的遺孤能夠接受更好的教育。讓先烈們的后代能夠接受最好的教育，一方面是為了使他們長大之后能夠成為建設社會主義的棟梁，另一方面，也是不忘先烈們為共和國的建立而付出了他們的生命之恩。
說到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說到革命烈士的子女。就不免會涉及到中南海里的另外一個家庭，就不免會提及起另外一位革命烈士的子女。這個家庭，就是彭老總的一家。這個革命烈士的子女，就是彭老總的侄女彭鋼。
與朱老總、劉少奇和陳云這三家中南海里的“低保戶”比起來，彭老總的家絕對算得上是中南海里的富裕戶。彭老總與朱老總不僅是多年生死與共的正副司令，而且又是比肩而列的共和國元帥。按規定朱老總可以拿約七百元的元帥工資，那么彭老總的工資肯定也不會比這少多少。而彭老總的夫人浦安修作為抗戰開始前參加革命的一位老干部(按規定，凡在“七七抗戰”前參加革命的干部戰士，享受老紅軍一級的待遇)，工資盡管比不上鄧穎超，但絕對要比王光美要高出不少。可是和我們敬愛的周總理一樣，彭老總也沒有自己的親生兒女。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地下斗爭的提心吊膽，長征途中的過草地、爬雪山，使鄧穎超的身體受到了極大地摧殘從而失去了生育的能力。橫刀立馬的彭老總，大抵也可能如此。
與在自己的影響下，舉家參加了革命的毛澤東的家庭情況差不多，彭老總也有兩個弟弟，名為彭金(京)華與彭榮華。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始后，當彭老總的前妻從報紙上得知彭老總已經成為了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副總指揮的這個確切消息后，先是通過信件與彭老總取得了聯系，后來又與彭金華等一道，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趕到延安投奔彭老總。彭金華等到了延安之后，先是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后來又回到了家鄉開展地下斗爭。一九四0年，彭金華與弟弟彭榮華都遭到了殺害。彭金華和彭榮華二人犧牲后，留下了幾個未成年的孩子。其中彭金華有個女兒名叫彭梅魁。彭榮華也有個女兒，名字叫彭鋼。
一九四九年湖南地區解放之后，彭梅魁給彭老總寫信說想要上學。彭老總接到信后，先是委托武漢解放后的首任市長吳德峰將包括彭梅魁和彭鋼在內的五個侄子、子女接到了武漢讀書。一九五0年一月一日，彭老總又將彭梅魁和彭鋼等五人接到了北京讀書。畢業之后，又大多在北京就業。
在來京讀書的五個侄子、子女中，彭老總可能特別喜歡彭鋼，于是便將她單獨接到了位于中南海永福堂的自己家中居住。大學畢業后，彭鋼先是在北京的多家單位工作。彭老總獲平反昭雪后，彭鋼被調入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工作。一九七九年彭鋼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一九八五年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后勤部干部副部長、部長，一九八八年任總后勤部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一九九0年人總政治部紀律檢查部副部長、部長。一九九一年，彭鋼被授予了少將軍銜，從而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九位女將軍，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的第一位女將軍部長。除此之外，彭鋼還是十三大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十四大和十五大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常務委員。鄧小平在文革中復出之后，曾經譏諷王洪文、孫玉國和李納等文革中提拔的一些干部，是坐直升機上來的。然而在文革被徹底否定后的改革開放年代，彭鋼的提升速度，也絕對不亞于直升機的速度。
彭鋼和她的兄弟姐妹先后到武漢和北京讀書一事，三十多年來，正面歷來都矢口否認與彭老總有關，而只說是組織上對烈士子女的照顧。真是奇了怪了，隨著毛澤東的逝世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被徹底否定，中國不僅像“打倒四人幫”、改革開放、聯產承包和減員增效等這樣的“喜事”不斷，而且還更是怪事連天。甚至都怪到了父母是革命還是反革命，完全可以憑子女的官職來確定。
據《瀟湘晨報》報道：二0一0年，在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作戰六十周年紀念日即將到來之際，彭德懷紀念館陳保部征集到了彭榮華的革命烈士證明書，為進一步明確彭德懷的兩個弟弟被評為烈士的時間提供了重要依據。彭金華、彭榮華是彭德懷的胞弟，一九四0年被國民黨特務團殺害，是革命烈士。對于彭家兩兄弟被評為革命烈士的時間，彭德懷紀念館一直沒有找到相關佐證的材料。后來，紀念館在彭榮華的兒子彭康志手中征集到了彭榮華的革命烈士證明書，從而明確了彭德懷元帥的兩個弟弟被評為革命烈士的具體時間。彭榮華烈士的證明書長四十點八厘米，寬三十五點五厘米，上面寫著：“彭榮華同志在革命斗爭中壯烈犧牲，經批準為革命烈士。特發此證，以資褒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 一九八三年八月一日。”
彭榮華的烈士證，的確為彭老總的兩個弟弟被評為革命烈士的時間提供了重要的依據。然而彭鋼的父親彭榮華被評為革命烈士的時間，是否也能透露出一點彭老總的兩個弟弟如何才會被評為革命烈士的端倪呢?
既然彭金華和彭榮華早在一九四0年就被國民黨特務團殺害了，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為何卻晚在一九八三年的八月一日才批準他倆為革命烈士并頒發烈士證?是無人知道彭老總的這兩個弟弟已經犧牲?還是無人知道彭老總的這兩個弟弟是如何才犧牲的?無人知道彭老總的這兩個弟弟已經犧牲的事，這絕不可能，因為這件事不僅有他們的子女可以證明，而且“組織上”更是早在一九五0年就因為他們為革命而犧牲，便把他們的子女都接到了北京來讀書并生活在彭老總的身邊。那么是受彭老總的冤假錯案一事的牽連而未能被評定為革命烈士?這個原因也絕不會存在。既然“組織上”能在一九五0年就他們的子女當做是烈士的子女來照顧而都接到北京來讀書，那么為什么不能在當時就認定他們是革命烈士?而“組織上”在把彭金華和彭榮華兩人的子女當做是烈士的子女接到北京來讀書的時候，彭老總的冤假錯案不僅還沒有發生，而且還正是威風八面的大將軍。
從彭鋼和彭梅魁等人到北京來讀書的經過來看，他們能到北京來讀書，不論正面如何矢口否認，但卻絕不可能是出于組織所為，而只能是由于彭老總的個人運作。而彭老總接自己的侄子和侄女到北京來讀書的原因，與朱老總接他的侄子和侄女到北京來讀書的原因，也只能是一樣的。
朱老總和彭老總都因參加革命而早年離家，因此床前盡孝的責任也就都由兄弟姐妹們來代勞了。革命勝利后，把侄子或侄女接到北京自己的身邊來讀書，以此作為對兄弟姐妹的一點補償，這種做法，無論是在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還是在改革開放的今天，在特別講究人情和親情的中國人看來，都無可厚非。然而對于毛澤東來說，則肯定不會也這么認為。
到二0一二年，距那個不僅用“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而且更是下了“歷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嚴重的內亂”這個定義的《決議》的通過，不過才剛剛過去三十一年。然而今天中國社會的殘酷現實，尤其是如今中華民族幾乎無法應對的嚴峻的國際局勢，卻逼迫得許多當年在文革中曾經被打倒、被迫害的老干部和他們的兒女，如今都不再否認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初衷的確是為了反修防修了，的確是為了中華民族的長遠未來。就連文革中母親由于被批斗而精神失常，妹妹受迫害致死，而親屬更是有六七人死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聲和劉少奇的兒子劉源也都坦然地承認了“毛主席發動文革的動機無可厚非”和“毛伯伯搞‘文革’的動機不壞”。既然毛主席搞文革的動機不壞，那么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目的，也就應該是像鄧小平所說的“毛澤東同志發動這樣一次大革命，主要是從反修防修的要求出發的”那樣了。然而修正主義在哪里?又都有那些具體的表現?中國的修正主義，主要就是表現在要放棄共產黨人的為人民服務的這一宗旨。當毛澤東在世的時候，在他的那種嚴于律己，以身作則的作風的影響和帶動下，特別是在他的那種由于無以倫比的威望而產生的巨大的無形壓力之下，任何一個老干部都還不敢放棄為人民服務的這一宗旨而公開搞什么“老子打天下，老子就應該坐天下”和“光宗耀祖，封妻蔭子”以及“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這一套，甚至就連想法都不敢流露出來。然而從朱老總和彭老總把自己的侄子、子女接到北京來讀書等這些細微之處，毛澤東卻不僅看出了“老子打天下，老子就應該坐天下”和“光宗耀祖，封妻蔭子”以及“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等這些腐朽文化觀念在黨內一些人身上的存在，而且還更是看出了黨內修正主義出現的苗頭和產生的基礎。
修正主義是共產主義運動中形成于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一些試圖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歪曲、篡改和否定的資產階級的思潮。然而對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來說，修正主義一旦出現，那就不僅是要徹底背叛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理論，而且還更是要徹底拋棄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注入的為人民服務的這一根本宗旨。而執政之后的中國共產黨人一旦放棄了為人民服務的這一根本宗旨，那么也就必然要采用“老子打天下，老子就應該坐天下”和“光宗耀祖，封妻蔭子”以及“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等這樣的辦法來爭取和維護他們的利益。因此毛澤東這才一再批評并告誡那些忘記了為人民服務這一宗旨的中國共產黨人：“做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的利益”，“資產階級就在黨內”。
毛澤東生前還曾經一再說過，“干部子弟是一大災難”。毛澤東把干部子弟看成是一大災難的根據，就是由于毛澤東看到了他們的老子還始終沒有革除掉“老子打天下，老子就應該坐天下”和“光宗耀祖，封妻蔭子”以及“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這些腐朽的文化觀念。而只要領導干部不能徹底革除掉“老子打天下，老子就應該坐天下”和“光宗耀祖，封妻蔭子”以及“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這些腐朽的文化觀念，那么不僅干部子弟必然會成為中國的一大災難，而且中國共產黨早晚也要蛻變為修正主義的政黨。
在防范“干部子弟是一大災難”這方面，毛澤東不僅早有思想上的警覺，而且還更是以自己的實際行為作出了表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的女兒李納一度曾經擔任了級別很高的《解放軍報》總編領導小組的組長。然而當毛澤東發現了這件事之后，不僅立即指示有關部門撤銷了李納的職務，而且還親自安排李納到位于江西省的中央五七干校去參加學習和勞動鍛煉。后來當李納被群眾推選為黨的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的時候，毛澤東又親自將李納劃掉了。
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第六十三周年，然而盡管國號在一直延續著，但是自建國以來，卻明顯地區分為了兩個不同的階段，那就是毛澤東時代和改革開放。而其轉折點，就是在一九七八年年底接連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十五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云在參加東北組的討論時，突然脫離了大會原定的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上來的這個主題，而卻一口氣提出了為彭老總和陶鑄以及“天安門事件”平反等六個問題。陳云的這個提議，得到了不少老同志的贊同。在此巨大的壓力之下，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政治局宣布為彭老總和陶鑄以及“天安門事件”平反。十二月二十四日，就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閉幕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在北京同時為彭德懷和陶鑄舉行了平反昭雪的追到大會。當時的中國高層領導悉數出席，位居第二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葉劍英主持了大會，鄧小平和剛剛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陳云分別為彭德懷和陶鑄致了悼詞。為彭老總的平反昭雪，可謂意義深遠。對于膽小懦弱，尤其是文化程度不深的中國老百姓來說，武將們的那些兩軍陣前浴血拼殺的英雄故事，總是能最吸引人。因而叱咤風云的武將，也總是會比那些柔弱的白面文人更容易得到老百姓的崇拜。盡管在官方看來，文圣孔子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但是在民間，文圣人孔子的地位，卻遠遠不及武圣人關公。因此雖然陶鑄是與彭老總一道被平反的，然而今天彭老總的傳奇故事在民間不僅仍然是流傳不斷，而且還越傳越神奇。可是對于陶鑄，中國人可能早就把他忘得差不多了。
如果說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只是在理論上突破了“兩個凡是”的束縛，那么給彭老總的平反昭雪，則是在實質上判處了反右運動以來的一系列政治運動和經濟建設運動，尤其是判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死刑”。據坊間流傳很久也很廣的一種說法，彭老總給自己起的別號為石穿，其意義就是要砸穿扣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反動統治的這口大缸。然而盡管彭老總在砸碎蔣介石反動統治的過程中的確是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是彭老總發揮了他的這個“石穿”的最大作用之處，卻被別人拿起來砸碎了毛澤東好不容易才將傳統的腐朽文化束縛起來但還沒有來得及填埋的那口大缸。在砸碎了毛澤東束縛傳統的腐朽文化的這口大缸之后，醬湯、糞湯等傳統文化中的一切污泥濁水也就全都流了出來。于是一個曾經清潔如初的中華大地，才被搞得像今天這樣的飄滿了污風穢雨。
世界上的許多民族，都把文化看作是民族的血液。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第二次大沽口之戰中，在清軍英勇的反擊面前，英法聯軍遭到了慘敗。見英法聯軍遭到了慘敗，戰前還聲稱保持中立但卻把艦隊也開到了大沽口之外而準備隨時分一杯羹的美國人立刻撕下了偽裝，直接參與了英法聯軍攻擊大沽口炮臺之戰。在參加戰斗之前，美國海軍軍艦隊司令達底拿準將就是用“血濃于水”的這個口號，來對他的士兵進行動員的。達底拿準將之所以能夠喊出“血濃于水”的這個口號，就是因為美國與英法兩國，都尊奉弱肉強食的這種強盜文化。
一個人是否充滿活力，主要就看他的血液是否健康和造血的功能是否健全;一個民族是否充滿活力，主要就在于它的文化是否純潔向上和是否擁有不斷創造嶄新文化的能力。鴉片戰爭中，幾十萬清軍之所以被萬里遠來的兩萬英軍打得丟盔棄甲。抗日戰爭中，幾千、幾萬、甚至幾十萬的國民黨軍之所以常常被幾千、幾萬的日寇追得到處亂跑。這其中根本的原因，絕不是由于武器裝備之間的差距，而是由于清軍和國民黨軍的腐敗。而清軍和國民黨軍的腐敗，就是由于文化的腐朽造成的。當年的中國革命之所以會如此艱難，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自身的屢受磨難。而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會屢受磨難，主要就是由于當時的許多共產黨人的認識能力不足和思想境界不高造成的。而作為中華民族先進分子的中國共產黨人的認識能力之所以不足和思想境界之所以不高，同樣也是由于文化的腐朽造成的。在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之所以挫折不斷，同樣還是由于文化的腐朽才造成的。因此毛澤東這才發動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要徹底鏟除腐朽的傳統文化并創造出一種能夠提高人的認識，提升人的思想境界的革命文化。
毛澤東之所以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看作是他一生所做的僅有的兩件事之一，之所以把他晚年所發動和領導的這場波及到全國各個角落，觸及到每個中國人靈魂深處的原本是一場政治大革命稱作是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把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當做是反修防修的主要手段，就是為了通過清除中華民族體內的腐朽文化的這種垃圾，從而達到從根本上杜絕修正主義產生的目的。
朱老總和彭老總將自己的侄子和侄女接到北京來讀書的這種做法，也許在絕大多數人的眼中都算不得什么，是人之常情。然而毛澤東卻憑著自己高度的歷史自覺，見微知著，從中看到了今后將會發生什么。讀書就有畢業，畢業就要就業。既然能把侄子和侄女接到北京讀書，那么就能安排侄子和侄女在北京就業。而且在那個年代，在哪讀書也就等于在哪就業，所以都根本不用去特意安排。因此把幾個小孩子接到北京來讀書的這件事，表面上看起來的確是算不得什么，然而背后所隱藏的利益卻非常巨大。而且此風如果一開，那么必然就會形成上行下效。到那時，全心全意為了勞動人民群眾打天下的中國共產黨，可就要真的變成是“老子打天下，老子就應該坐天下”了。那么今天中國社會的這種狀態，也就一定會提前到來。因此王震在他臨終的時候，才會發出這樣由衷地贊嘆：“毛主席比我們早看了五十年!”。
人的認識能力和思想境界，是相輔相成的。就像俗話所說的“站得高、看得遠”那樣，遠見卓識，只能產生在境界崇高的這個基礎上。從今天中國民生多艱的實際狀態來看，從中華民族未來將必須要面對的內外之困境來看，毛主席豈止是比“我們”早看了五十年。如果說在認識問題的能力上，毛主席還只比“我們”早看了五十年。那么在思想境界這方面，毛澤東又能比“我們”高出多少呢?在這一方面，任何人與毛澤東恐怕都不存在可比之處。毛澤東一生的許多所作所為，在傳統觀念較強的那些中國人看來，都屬不近人情。然而在實際生活中，毛澤東卻是一個最講人情的人。但是他所講的人情，就是對人民的情。偉人就是偉人，將軍也不愧是將軍。胡子將軍王震征戰一生，襟懷坦白，光明磊落，深得黨的信任。抗戰期間，王震將軍不僅率部衛戍延安，而且還更能深刻領會毛澤東“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指示精神，率部在南泥灣開荒，是“又戰斗來又生產”;毛澤東剛一逝世，王震將軍又借助自己深得毛澤東信任的這個條件，奔波于葉劍英、鄧小平、陳云、鄧穎超以及其他許多老同志之間，從而達成了“粉碎四人幫”的一致，所以王震將軍不僅被稱為是“粉碎‘四人幫’”行動的串聯人，而且也可以堪稱是改革開放的奠基人之一。王震將軍逝世于一九九三年的三月十二日，所以王震將軍不僅一身經歷了共和國的前后兩個時期，而且還更是與黨的一、二代領導集體都有著密切地來往。也許正是由于自己對兩方面都有著深刻的認識，所以王震將軍直到在臨終之日，才會說出“毛主席比我們早看了五十年”的這樣一句話。“毛主席比我們早看了五十年”這句話是什么意思?毛主席又比“我們”早五十年就看到了什么?時至今日，王震將軍已經逝世近二十年了，因此王震將軍所說的那個五十年之期也不遠了，難道到時將要發生什么嗎?
一息尚存，寫在毛主席誕辰一百一十九周年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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