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百年祭
盧麒元
讀大學的時候，在地攤上買過一套《辛亥革命前十年文集》。那套書，顛覆了筆者對辛亥革命的傳統認識。
判斷一場革命的成敗，應該有比較系統的標準。筆者認為，一場革命的成功，至少應該達成如下目標：第一，建立獨立、統一、穩定的政權；第二，建立公平、合理、有效的制度；第三，能夠提高生產力發展水平；第四，能夠改善人民群眾生活水平。
顯然，辛亥革命未能達成上述目標。所以，筆者不認為辛亥革命是一場成功的革命。
談到辛亥革命，不能不回眸戊戌變法。上蒼曾經給予中國人和平發展的歷史性機遇?？上?，迷茫的中國人沒有抓住那個短暫的歷史瞬間。
讀《辛亥革命前十年文集》，筆者沒有被革命者的激情所打動，筆者倒是被改良者的理性所震撼。在激情燃燒的歲月，理性才是最珍貴的品質。顯然，歷史是成功者寫就的。那些改良者，多數被冠以“?；庶h”的標簽，他們沒有成為“歷史的英雄”。然而，如果歷史可以重演，筆者很希望他們成為勝利者。筆者的邏輯很樸素，理性者的變革，可以大大減少普通民眾的痛苦，可以大大加快中國現代化的進程。
辛亥革命，使中國成為亞洲第一個推翻帝制，走向共和的國家。單純就制度形式而言，中國的進步之早，甚至超越了大多數西方工業化國家。然而，推翻帝制，并不等于可以建立共和。建立共和，也并不等于可以建立現代化國家。我們執著于制度形式，并未把握住制度的本質。制度不是衣裳，制度是工具。制度是用來規范社會秩序的。辛亥革命是一場不成熟的革命。實際上，自明末開始，中國的思想家就一直處于混沌的狀態。這種混沌的狀態，一直延續到毛澤東提出《新民主主義論》，才告一段落。
筆者確定，相較于辛亥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一次成功的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達成了革命成功的主要目標。新民主主義革命符合筆者提出的判斷革命成敗的基本標準。在短短一百年里，中國經歷了兩次激烈的革命。這兩次革命，成為中國人寶貴的精神財富。
一場革命的成功，需要一些必要條件。對此，毛澤東有過深刻的總結。毛澤東將之概括為三大法寶：思想路線；組織路線；群眾路線。事實上，這就是革命成功的三個重要基礎：思想基礎；組織基礎；群眾基礎。孫中山顯然沒有來得及建立這三大基礎，辛亥革命意外地早產了。毛澤東牢牢地建立了這三大基礎，新民主主義革命得以順利成功。回顧辛亥革命，總會想起中山先生遺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顯然，中山先生是冷靜而客觀的。
我們可以站在哲學的高度，更加理性的分析辛亥革命。筆者想到了新三論，即耗散結構論、協同論和突變論。在一個耗散結構中，如何控制能量的損失，完成能量的協同，實現歷史性的突變，順利從一個穩定結構過度到另外一個穩定結構，這是需要智慧的。在很多時候，人們并不理解協同的意義，在不恰當的時候，用不恰當的方式，打破了處于耗散狀態中的結構穩定，使能量大量損失，往往無法完成突變，遲遲不能進入新的穩定結構，甚至出現結構解體的狀況。辛亥革命，就屬于協同失敗的案例。它使得中國出現能量大量損耗，國力極度虛弱，非但無法順利進化到穩定的社會結構，反而致使外敵借機入侵，使制度變革演變成為一場嚴重的民族災難。
解構歷史，當然是為了剖析現實。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
社會總是不斷進步的。作為一種制度形式，總是需要不斷進化的。如何進化，那仍然需要智慧。我們至少要懂得進化的條件；我們必須明確進化的目標；我們要控制進化的進程。在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中，我們付出了無與倫比的代價，我們應該從中有所領悟。至少，我們今后不要重復那些不必要的錯誤。
今天的中國社會又處于一種耗散結構當中了。我們可以將諸多問題當成能量的損失。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協同。我們必須用極大的包容和耐心完成歷史性的協同。我們應當積聚和整合能量，向著我們預定的方向實現突變。我們要從一個穩定結構，進化到更高級的穩定結構。歷史沒有絕對意義上的對錯，歷史就是一種機緣，那是在特定的時間與空間里，人與自然完美地結合。
筆者不敢想象，如果戊戌變法成功，中國將是何等氣象？為什么戊戌變法不能成功呢？假使讓你重回歷史，你會做些什么呢？難道，此刻，你不該做些什么嗎？
辛亥革命一百年祭。我會紀念那些慷慨悲壯的革命志士，我也會一同紀念那些沉入史海的改革先驅。這是一幅跌宕起伏的歷史畫卷。這是一段不能閹割的完整歷史。我們應該敬重成功的英雄；我們也不要忘記失敗的勇士。正確地解讀歷史，才是對先輩最好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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