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給真正的受難者老楊

“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給真正的受難者老楊　　

楊道遠回憶錄《奉獻》序　　

徐海亮　　

　　回首業已形成文字的幾千年文明歷史，到今天形成文字公開出版的文化革命歷史，幾乎都是部分勝利者——階段性主流者的歷史。對那些一度造反又失敗的歷史人物，司馬公留下有陳勝的記載，而且與諸侯一樣進入“世家”；可嘆，其后的“二十四史”，無不予普通民眾崛起和造反的歷史以嘲笑、鄙視、敵視與否定。中國共產黨掌持國家政權之前后，倡導唯物主義歷史觀，著意強調革命的合法性，在歷史的政治文化或文化的政治歷史中，曾大力弘揚歷史上的農民革命歷史和他們的英雄人物。中共發動領導的文化革命運動，被徹底粉碎與否定后，共產黨被某些政治文化引導者淡出革命政黨地位，實行世界潮流性的“執政黨身份轉換”；同時，不僅僅為了徹底棄絕文革路線，歷來的民眾革命和被統治階級的革命運動在史學界受到“告別”、非議與指責，一一清算，文革生活里的造反者與共產黨一度贊揚的“造反有理”，更是受到主流文化的全面打擊。他們在毛澤東、共產黨領導下的個人或群體的客觀歷史，是當今正要極力批判的，進入不了堂堂正正的主流輿論、媒體，入不得“正史”，自然得不到時尚文化的青睞。這樣，對于當局穩定后文革時期既定的政治與社會秩序，無疑有重大作用，但留給后人的文字，就未必是完整的，甚至未必都是真實的。好在記錄歷史幷非官廳史學家和幫閑者的專利，億萬民眾參與的國史和文革史，所有參與者都有言談記錄的權利，這是掩蓋和淡化不了的。文革史學出現人文的突破，就是文革歷史被政治化被扭曲后，不少過來人，不論是普通學生、工人，還是干部、軍人，偏偏要超出“正史”約束，自己留下一些珍貴的特別記憶向社會傾訴，與主流輿論不盡相同。　　

　　實際上，在官方文獻檔案之外，民間探索向文革史研究奉獻了珍貴素材。各個領域和地方的探討，各種人物的回憶，和國家掌握的文獻檔案及其研究一起，構成完整的文革歷史。譬如，從現代歷史研究來說，心態史學、文化史學、人類學、社會學這些西方史學流行的方法，也自然滲入黨史、國史、文革歷史的研究范疇。紛繁多元的記載和思辨路徑確是文化進步的一個征象。今后我們讀到的，可能是區別于過去大家習慣稱呼為“唯心主義史學觀”熏染的幾千年中國傳統歷史的——一個全方位的民眾參與記錄的歷史，特別會出現披露一些普通小人物經歷的底層社會活生生的歷史。弄得不好，可能恰恰是一些非主流的小人物，記錄了真實的文革歷史脈絡與社會歷史。從社會學的意義上看，這將有助于我們全面地了解過去的60年，中國發生過什么，為什么會發生這些。盡管對于剛剛過去的新中國60年歷史，我們當事人和后繼者議論紛紜，莫衷一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誰也說服不了誰，政治歷史文化的塵埃未必落定，文革史實鉤沉和研討成為永恒的豐厚的史學和社會學話題。　　

　　當年武漢測繪學院的楊道遠同志告訴我，他將寫出自己的回憶，幷希望我能給他寫點什么。我們是同時求學武漢的學生，但幷不在同一個學校，1968年夏離開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以后，我未能接觸武漢運動。在文化革命初期，我不在武漢鋼二司所謂楊司令的周圍、麾下，沒有接觸后來成為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老楊。水院有那么多紅極一時“舍我其誰”且善于思考與言論的同學，真不知道為何他找到我？但我覺得在老楊身上，凝聚著我們武漢“老大學生”（1966年尚在學校就讀的大學生）的一段前文革心路歷程和絕大多數同齡人未曾經歷、可能根本不理解的后史，他具有一般群眾頭頭難能的倔強和自律，不善于迎合時髦和權勢。我盡自己的感觸，留下些許可能是“應景”的話語。如果他公開這些文字，望擁護毛澤東的文化革命和反對這個文化革命的朋友們，都不要見笑。　　

　　老楊的記憶全是過去事情，似乎早已時過境遷。但聽了他的回憶，我回想起，也更加理解1920年代大革命時期武漢地區的工人老革命家張金保極度簡練的一段話，1966年冬，我去看望她，與她談武漢文化革命的曲折經過，談方興未艾的青年運動受到壓制，她對我說：“自盤古開天，哪里見過一個階級、一個政黨、一個政治集團和一個領袖，在自己掌握了政權以后，還號召繼續革命造反呢？沒有，只有中國的無產階級和共產黨能做到，中共，也只有毛澤東能做到！毛主席最理解和支持你們青年人，只要毛主席在，你們就吃不了虧……毛主席不在了，就難說了。”　　

　　在武漢時我僅僅見過老楊同志兩面，一次應該是　1967年3月18日　，二司在華中師范學院開大會，他代表司令部和他個人（當時都叫作勤務員），向全體與會者交代、澄清社會上流傳的一些問題、二司群眾有疑義的問題，還有二司司令部整風辦公室提出的問題，幷傳達軍區支左辦公室對我們學生群眾組織整風的意見。我與幾個水院同學就坐在桂子山的馬尾松下。當時造反的學生娃娃（大約僅在13到26歲左右）其實很單純，的確以虔誠的童貞，來應對嚴酷的政治變動，不少人埋怨頭頭們做錯了事，甚至懷疑做了不可告人的事，情緒不高。我領教過運動初期的造謠惑眾和殘酷無情的“50天”，大概童貞已泯，對于政治反復已無所謂虔誠與恐懼，既不同意早前武漢二司對于其他群眾組織的某些宣言聲明中的偏激詞句，更不同意堂堂一個大軍區對學生、工人群眾組織無限上綱的批判、壓制。當時老楊的陳述和答辯，幷不流利，好像不令臺下滿意，那個時候群眾組織的大民主場景，現代青年人以及當年不在漩渦中心的人，真是難以想象。我們幾個人場外議論，看來他真是車禍落下了腦震蕩，這個楊“司令”要么就真是太實誠，以至難以應對八方的責難，要么真有什么大的問題——不愿老實說清楚。　　

　　第二次清晰地看見他，應該是當年10月9號，周恩來陪同阿爾巴尼亞謝胡總理到武漢鋼二司司令部，幷在測繪學院大操場接見全體二司學生時。周、謝、康生、吳法憲和軍區新領導同志在主席臺上，老楊陪同。時間過去太久，大會的講話我都記不清了，但周總理白里透紅的臉色，憨態可笑的吳司令，矮小黑瘦的老楊，給我留下永恒的對比，和那些身經百戰的魁梧威猛的司令員相比，老楊太平凡、拘謹，這就是我們的學生“司令員”嗎？還記得，周總理指揮全場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曲終唱到“不落的太陽”時，笑容可掬的總理把瀟灑自如的兩手收回，合環高捧一虛擬的圓球，幷向全體學生左右示意，當時我突然產生一個大不敬的念頭——總理他本不會這樣表像化去迎合群眾的，他不是這樣的人。而瘦削樸素的康生，像個鄉村老塾師，形象比楊道遠要莊重威嚴得多，盡管因他在群眾集會上曾公開指責武漢“百萬雄師”是“白完行尸”，在我心中已第一次大失身份。　　

　　真正近距離見到老楊，是在1990年代。我重新認識當年的造反派學生和工人是些什么人，也是在文革運動被徹底蕩平，我真正重新認識歷史以后。　　

　　老楊第二次入獄，后申請保外就醫，住在武昌楊園一帶街邊小木棚賣香煙啤酒。水院的“小貓”幫我聯系上他，我終于見到了他。寒暄不多，我們就切入正題，他簡略介紹了自己是怎么讀書上學、入黨，怎么進入文革，怎么因主張公道與正義造反的。我發現大多數過來人，乃至文革的研究者，都是這樣開始講述和回憶的。“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本就是哲學思維的基本命題，也是文革回憶自述與研究的基本起點。經歷了太多的歷史扭曲與險惡、太長久的磨難，文革的受難者往往在陳述“我是誰”時，也會解釋“我不是什么”。因為他們知道，即便是至親、老同學、老朋友，也會因他承受太多的公開批斗、不止一次的似乎最莊嚴神圣的“無產階級專政”審判，對他少不了置疑與詰問。老楊明晰地讓我明白了：當局辦所謂清查五一六學習班和監護他的理由是什么，兩次判刑的罪名究竟是什么，事實又是什么。我率直希望老楊記載下這真實的血淚歷史——群眾的文革史。誠然，他當時做不到，他正備受煎熬，在生存線上掙扎，那時根本談不上靜下心來回憶與記錄。　　

　　我是1968年秋離開武漢的，我幷不了解后來武漢發生了什么，直到1973、1974年。1974年春我住在水院，一些原來二司的中學生在為老楊平反奔走時，我沒有仔細打聽武漢所謂五一六的事情來龍去脈，總以為肯定是荒誕無稽的冤案，他就是個老老實實的群眾組織頭頭、新生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嘛，像四川、河南省一樣，問題可以搞清楚的，河南已經為“林彪路線”時期受到非法批判、監禁的造反頭頭平反補臺了嘛。說什么老楊是“五一六反革命”在武漢的總頭子，我根本不信，我們都身在江城，早已“難為水”了，對在革命群眾中一再清查、鎮壓“反革命”，都不相信了。但我沒認真去想：革命與“反革命”的概念，當毛澤東還在世時，在武漢就已經很難說清楚了！水院的丁家顯在1973年初夏省市“學習班”“結業”回單位，老楊尚未釋解，風傳審查者說他的事情不是省里能定得了的，而是中央有話。但是從來就沒人證實中央有誰講過對楊道遠不利的話，這點，原武漢軍區的王步青副參謀長已有證言；而當時主政的曾司令員，除了在1968年6月向親臨武漢的毛澤東主席正面介紹了革命委員會的群眾成員情況，也沒有傳過什么對老楊不利的話語。　　

　　我不在武漢的第一線生活，盡管要和水院個別惡徒那無止境的“跨省”追殺不斷抗爭，次次處險又峰回路轉（這種《悲慘世界》中沙威警長式的全程追殺，他們針對水院的一批學生，而且持續到90年代中期！據悉，其他一些全國重點大學也有相似之事，如不具體舉例，善良的人們幾乎難以置信）。我仍對于文革里大場面的政治拉鋸反復和殘酷體會不足，直到1974年回水院針對清查五一六落實政策。不過，我在河南生活了二十四年，到90年代見到“保外”的老楊時，我已認識了一群河南的老大學生們，他們多為農家子弟，從河南，我開始接觸了歷史的中國，也開始懂得中國農村，河南的大學生告訴我河南1957年以來的“前文革”歷史——我們這一代人都親歷和有感受的10年，我從一個省的典型知曉為什么會爆發文化革命，人民群眾為什么會投身文革，領導干部為何會分派，河南文革運動為何出現反反復復。也明白了1967年謝富治副總理說怎么這多河南人到武漢來當紅衛兵司令——玩笑話背后謝本人未深究的社會現象。在老楊、老丁和其他樸實倔強的河南學生頭頭身上，同樣埋藏著也洋溢著厚重的農村情結和社會關注（有文革研究者居然一再認為老大學生——1966年在校的大學生，沒有社會關懷，偏于政治關心）。　　

　　我初次近距離見老楊，就是認識老楊的開始，我得以較快地觸摸這個河南普通農家兒子的心扉，知悉他與后續運動的關系。　　

　　他第一次因文革的所謂“政治犯罪”從早期清查五一六學習班升級到囚禁班房，系1978年底逮捕的所謂四人幫的“幫派骨干”，最終藉文化革命中二司某些集體行為被判刑12年；必須指出，指責他公開“犯罪”的具體集體行為時間，遠在武漢軍政當局推薦、周恩來確定、毛澤東首肯他為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之前，而且，在1978年湖北黨政當局為武漢七二○事件平反、1980年代開始審判夏、朱、胡、張四個省革命委員會群眾代表時，尚未一起揪斗老楊——畢竟1971—1978年他都處于被審查狀態，沒有參加社會運動，但最后按預定方針將他列入四人幫的幫派骨干，我想湖北的司法者無非是要證明一個問題，就是毛、周當年信任過和支持、認可的群眾領袖，都是反革命，是毛、周在武漢完全弄反了，文革壓根就是反革命得勢的運動。第二次，老楊因所謂的“經濟犯罪”被判刑15年，不是說要讓這些造反派頭頭“傾家蕩產”嗎！這些，大家可以閱讀老楊自己的平實陳述，事情本末就非常清楚了，甚至連“百萬雄師”的主要頭頭也認為不該如此的。　　

　　我們這一代人是解放后啟蒙上學的，嚴格地說，是在成年人的年齡、在國家干部的培養基地投身毛主席共產黨號召的文化大革命的，這代人中比較自覺地負責任地投身運動的同學，是有起碼的法紀意識，幷非“無法無天”（況且1971年周恩來說毛澤東與斯諾談的原話，也不是后來傳開、人們理解的那種意思）。我想，我們心中總還有個黨紀國法吧。至少，文革初期，八大黨章黨綱、五四年憲法本本與“二十三條”、“十六條”就擺在手邊，那總算是我們心中的章法規矩吧？至少大多數同學，從大學生到中學生，總還記得學生守則、“五愛”的。楊道遠同志在文革前就是學生干部、黨員，在文革中事事斟酌，這些起碼的概念，他不比水院的丁家顯和我糊涂，更不比今天指手畫腳的人糊涂。要說法律責任，文革重大議事中我們不止一次談到過，作為沖動的大學生，我們與更為年輕幼稚的中學生不同，言論行動錯了，今后總要負紀律、法律責任的。文革以來我們遭受一次次打壓、鎮壓、審查，也確實奢望過恢復與建立社會主義的法治，要求審查者，你們干脆訴諸法律嘛。董老必武在1930年代的武漢與重慶，就對我父親說法制領域是一片待耕耘的荒地，要建立無產階級法制的問題。我理解的無產階級法制，宗旨是保護無產者和弱勢群體的，而文革里文革后我所知道的武漢，總有行政者不依黨紀國法，規模性地縱容、組織違法者打壓、鎮壓無產者和弱勢人群，這能是無產階級法制嗎？！文革結束以后，大家熱衷于談“抓綱治國”和“以法治國”，我也讀了些“普法”書籍。從法的概念來說，結合老楊的案件，思考武漢一些問題，與其說是“撥亂反正”實現了無產階級法律的威權，不如說可能是司法的一再倒退——對法律的無情嘲諷。總感到越“挺法”越不法，越掃（盲）越盲，事情可能完全給弄顛倒了。　　

　　1975—1979年，閱讀和議論《基度山恩仇記》，我留下《介紹給重視時代寫照的讀者》一文，認為該書背景的“七月王朝，犯罪與日俱增，成千上萬不是罪犯的罪犯，去犯罪，被判刑，大腹便便的真正騙子被王室從法庭中搶救出來。而一切不道德與上層的犯罪又似乎與法律相抵觸。理性的社會真是腐敗到了極點。理性的‘永恒正義’在法律中實現，但法律保護的平等，歸結為法律面前的資產階級的平等”。事情可能正是這樣，在我較熟悉的河南和湖北，文革運動中應該被追查的問題和犯罪行徑，沒有真正得到追究，而忠實于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理念的仁人志士，就只因相信和實行了共產黨號召的“造反有理”，被一再審查，被開除黨籍、公職，乃至判刑。我們看到，人們說“撥亂反正”啊，去糾正大量的“冤假錯案”，但在集體有意識地清算毛澤東和他的追隨者、普通群眾的同時，也就造成了更多的冤假錯案！而且形成雙重標準，抵制和反對文革運動的、受到群眾運動沖擊的，一律是受到迫害；擁護和積極參加文革初期運動的，一律是咎由自取。司法領域和文化輿論領域，盡皆如此。像河南省，清查運動的對象明明搞顛倒了，情況也一次次反映和集中到幾屆中央最高層，中央當時主持工作的領導同志已決心糾正河南“清查”的錯誤偏向問題，但是問題卻遲遲得不到解決，因為要辨明是非曲直，就要涉及事實和對文革的基本評價，涉及對河南兩派基本的評估。要維持這些所謂的基本評價，就不能實現宣傳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然也不能尊重歷史事實。當時決策人考慮的是集團派別政治和所謂的穩定，而非人們夢想的普遍公正與真正的和諧。　　

　　今天，我們讀到許多涉及文革歷史的個人回憶，不少回憶人和撰文者紛紛把回憶主體描述為文革的受害人。誠然，對于過去在運動全過程中受到過種種不公正對待的各界人物，我內心都是抱有同情的。但人們總習慣把自己看成是那個時期最受害的人，而且是林彪四人幫集團施加的迫害，把別人看作為林彪四人幫施虐的人。老楊之所以受審和判刑，就是被法定確認為施虐為害者的頭領。回顧了整個文革歷程，我倒有個簡單的思維方法，在讀文革歷史時，把所有的運動風云人物（從中央到地方，直到普通干部、學生和工人）通通放在他們當時的特定位置上，放在倡導文革的共產黨內，他們誰也不是什么先入為主的反革命，必須客觀和歷史地看人物與歷史。不然，我們今天寫歷史讀歷史，就是一再無原則上綱、指鹿為馬，用簡單的政治價值判斷界定龐雜紛繁的歷史，與走出歷史恩怨無緣，更是歪曲了完整的共產黨歷史。　　

　　90年代末，水院二司的原“井岡山”一些朋友邀集校友聚會，也邀請了春節探親到廣東的老楊，當時，他刑期未滿，還沒有領取身份證。聚會敘舊，大家也談到要寫文革歷史的問題。我把自己初步擬就的“（1966—1968年）二司大事記”提綱，送給老楊證實和修改，他作為主要的當事人，認真地做了修改補充。當時我只聚集了約五千文字，后來，就在這個基礎上，補充和采訪，編撰成為《東湖風云錄》。那次同學聚會，老楊夫婦和他們在深圳、東莞工作的女兒都來了，丁家顯也帶著夫人、女兒、外孫女前來。丁在云南，險坐冤獄13年，后因云南糾錯獲徹底平反。記得1967年傳說，陳再道司令員指責丁家顯強硬、陰險、狡詐云云。但到90年代末，如果要對楊、丁二人比較的話，陳再道同志或許會覺得老楊比老丁還要強硬、善于強辯。三十多年過去，老楊“二進宮”，活活變了一個人。盡管他沒工夫研究文革，似乎還停留在過去時光和語境，但對于大是大非，他思路敏捷、愛憎分明、嫉惡如仇，他堅守原則，在我聽說的鄂豫兩省的群眾組織頭頭中，他是少有的不向錯誤的批判審查低頭的人！因此，他也從不避諱自己的造反派身份，不因自己處于惡境而猥瑣、茍且、玩世不恭，誠如文天祥言：　　

　　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　　

　　只有此時，老楊的氣節高昂才得彰顯。高中讀過《莊子》，記得其中的“秋水”篇講了個故事，莊子赴梁想見惠施，后者怕莊子取代他的梁相地位，在都城搜索莊子三日三夜。莊子告訴他：南方有鸞鳳神鳥，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非甘泉不飲；有鴟（貓頭鷹）得腐鼠，仰望飛翔而過的鸞鳳，憤怒與威脅地吼叫“嚇”！到了武漢這個小鳥天堂，林子大了，什么樣的鳥都有，文革前就隱隱覺得有鴟者嘰喳，甚至你學習馬列、思索世界革命，他就總盤算你要“反革命”了！到文革中，一些鴟不滿足于僅僅發出嘰喳與“嚇”的威脅呼叫，非把志高凌云的火鳳凰打成“反革命”不可，一次又一次啊，幾十年一貫如此。老楊和自持清高者，可似那高潔的鸞鳳，庸碌、兇狠的鳥知道他們崇尚和追求馬、列、毛的真誠心理嗎？真是兩種思想境界截然相反的鳥，文革四十年修成了完全不同的正果！　　

　　廣東聚會，測繪學院老同學袁某、水院我大班同學薛某也來了。袁某已系省某廳廳長，薛某也是珠江水利委員會的主任了。薛某原來是水院學生所謂“保守派”的頭頭，七二〇事件后，還和潰散的百萬雄師逃到大洪山“避難”過。文革兩派風云人物聚集一堂，回顧歷史，談笑彼此，方知都是虔誠可愛的紅衛兵，誰會是反革命呢？我想，只要不是扭曲別人也欺騙自己的大學生，當年在大學工作生活過的，誰也不會把學生紅衛兵的各派頭頭，簡單地看成所謂“反革命”，本來，他們中就有人可能成為我們常說的革命事業接班人。君不見老大學生聚會，談起一代人文革動機舉止，可不是那樣幾句話就能夠概念化去簡單肯定與否定的，那是非理性地進入文革。測繪學院如何我不清楚，反正水電學院到90年代，事情都清楚了，人們都逐漸清楚有名的干部師生們個人政治品質究竟如何，誰是值得尊重的或者最可鄙的人。特別是，到今天誰都心知肚明：幾十年翻來覆去，誰是文化革命運動全過程的真正受害者。在武漢來說，最長期受壓制和傷害的，不是群眾運動沖擊了一段時間的老干部，不是當權派一再打壓、拋出的知識分子，也不是一度受到打壓的“百萬雄師”，而是幾乎沒有掌過幾天權的跟隨毛澤東的造反派（以及一度傾心、亮相造反派的老干部）。　　

　　僅僅在文革的特殊歷史條件下，我也從不認為當年二司和其他群眾造反組織的學生一切事情都沒錯，對于產生這些錯誤的客觀條件和文化背景，我總是歷史地去理解。但老楊們的確集合了當時武漢最有變革勇氣、最富創造力的青年學生，他們充滿革命理想主義，虔誠無悔地響應毛澤東黨中央號召參加一場政治運動，他們絕不是“反革命”煽動的“拳匪”和群氓。綜觀文化革命，畢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一場政治運動，大量的問題都反映為黨內斗爭、路線問題，而當時學生、工人群眾和普通干部中發生的事情，絕大多數是人民內部矛盾，學生中更多的是青年人對于現實的逆反，君不見至今未被輿論打成逆流的1968年世界性青年造反熱潮？中國的學生運動有其宏觀的世界歷史背景，表現出二戰與戰后出生的、受益于世界大變動的一代人，對于戰后建立的新體制的不適應與懷疑，老楊這個得益于新體制的青年共產黨員，受時勢推動逐漸成為武漢革命造反潮流的一個學生領袖。不論從嚴肅的科學的歷史范疇、法的范疇看，還是從黨內斗爭看，簡單地把運動中不同政治觀點和政治派別的問題，年輕人探索社會發展中產生的問題，用鏟除和鎮壓所謂“反革命”的辦法來解決，本身就是嚴重違背歷史、違反黨紀國法的，哪里談得上建設一個成熟的黨，談得上以法治國呢？楊道遠同志冤案的癥結就在這里。　　

　　年事已高的老楊報國無門、求生無望，從90年代末以來，僅在一冶那廢棄的場院里制作人行道彩磚，條件幾近最弱小的鄉村工場，極其微薄的所獲也僅能糊口，他仍沒有條件和心情來靜觀歷史。前些年，他終于停止了艱苦勞作。2005年，湖北省委、政法委確定執行中央中發[1982]9號文件（中共中央關于批轉《第五次全國“兩案“審理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發出文件，率先給這些涉及“兩案”審理與處理的人以當地平均退休職工的生活待遇。老楊屬于合幷以后的武漢大學的人員，也終于得到了政府這遲到23年的人道表示，這是令人寬慰的好事。21世紀的湖北省委、省政府率先做了一件好事。他終于步入養老的行列，也開始坐下來整理自己的回憶。我曾讀到他的一個早期版本，大約已有幾萬字，后來他在朋友們的意見下，不斷去完善與修正。我想，他的回憶能夠給歷史留下一個普通大學生的真實的文革歷程，通過他，我們可以看到當時武漢學生理想、沖動、血淚的心路，看到文革后期我們多數人幷不了解更不理解的底層社會歷史。　　

　　我傾向以文革研究者的要求去希望老楊，也企望他能多談些武漢造反學生的教訓，自己在處置重大問題中有何許失誤的地方。但我這樣想，可能和那些在咖啡吧“學術性”褒貶文革的“左”右知識分子一樣，仍是遠離實際生活、黃鶴樓看弄潮的一廂情愿。有人讀了他的回憶和我的話語，可能會驚呼“楊道遠又翻案”了，一些朋友，可能會鄙夷地指責這個毛澤東時代教育出來的老大學生造反派，沒有起碼的懺悔意識了，甚至要組織批判老楊個人的回憶了。我想事情未必那么簡單，老楊既然真實、平白地說出來了過程，他就拯救了自己，文革的研究者，無須要求他被動地去做什么價值判斷。我們研討歷史，首先就是要平白無華地恢復歷史原貌。我想，像楊道遠的這些案件，本質上就是一些枉法當權者企圖通過羞辱、鎮壓一個平民群眾出身的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湖北省革命委員會，是周恩來總理最先確定有學生擔任副主任，毛澤東首肯的），用他們說的“現已查明他們都是現行反革命分子”，來壓制幾十萬工人和青年學生，來否定一個毛、周主政的時代，本來不少民眾就沒有認可反歷史的所謂“定案”，也就根本談不上什么“翻案”。況且，他們的系列行徑，不就是翻毛、周的定案嗎！我們天天鼓吹的“司法公正”和“以法治國”，幷沒有給老楊公開自我辯解的權利，老楊僅僅是完全自由之后，平實地把自己的一生袒露給人民，他當然有這個權利，你有扭曲歷史說話的資源與自由，他也有決定自己說什么的權利。他的文論正確與否，一旦公開，勢必受到社會的檢驗與評議——首先是湖北武漢的。在文革問題上，輿論一律是沒有的，我不能強加給他什么先驗的意念，別人也無法強加予他。　　

　　對于這樣一個受難最深的共產黨員——我的同學同代人，我們沒有身臨其境的人，很難再去吹毛求疵地挑剔與指責他的。他寫下自己親歷的文革，或許難以解答今天青年朋友給我們60年代青年提出的疑問，但他記下了客觀的歷史——哪怕是他個人視角中的部分歷史，這可能是今天他對于歷史與社會最根本的義務和貢獻了。因為發生過的歷史事實，它總是客觀存在的，不是我們任何人可以在自己心里主觀臆斷、塑造和扭曲的。　　

　　如果要研究文化革命，請關注民間的文革問題、文革中的群眾，至少可以引以借鑒了解——文化革命為什么成為這樣，后文革時代可能出現什么。可以明白，為什么真正忠實于毛澤東與共產黨的莘莘學子會報國無門？歷史的悲劇究竟在何處？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我們的人民，真正總結了歷史的悲劇嗎？所謂“人民文革”和批判“人民文革”，僅僅是部分人主觀概念化的爭論，實際回避或扭曲了產生文革的社會動因。我是研究自然科學的，還是想多研究些實際問題，少談些抽象的概念為好。　　

　　讀了他的回憶，我再次感到，我們的文化革命，仍在鮮活的政治領域，幷未進入歷史的學術的領域。對于歷史的許多人物來說，他們還在現實問題之中，而未成為歷史學術中人。我們心中的文化革命紛爭，似乎幷未結束！30多年過去，世風巨變，過去爭先恐后表示自己是革命者的人，正匆匆把自己打扮成歷史的受害者，或因自己一時受到不公正待遇而去嘲弄歷史、推卸自己本來應負的責任；而楊道遠這個真正的受害者，卻默默地無悔無愧地恪守著他自認為的革命者身份和信義，兩次下獄。盡管他的話語不那么中聽，我也不一定會完全贊同他的每一認識，也不知道他最后推出的文本將會如何，但我完全贊許他的執著，他的氣節和權利，贊揚他有別于其他造反頭頭的性格。在實用主義和犬儒主義猖獗的當今中國，我們是否應該如他一樣，多點革命的共產黨人與理想者文天祥的氣節呢？　　

　　2009年8月　　

　　《奉獻——我經歷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楊道遠著，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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