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把蔣介石評為“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積極分子”

國民黨眼中的延安整風：蔣介石借鑒

（應該把蔣介石評為“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積極分子）

盧毅

　　[摘要]1942年2月，毛澤東號召在全黨開展整風，這一動向很快便引起國民黨有關部門的關注。國民黨中宣部的機關刊物《中央周刊》對此進行了一系列報道與評論，企圖通過大肆渲染中共在整風中揭露出來的問題，達到混淆視聽、動搖人心的目的。到了國共決戰階段，蔣介石迫于形勢，對延安整風有了新的認識，主張借鑒其經驗以重振士氣。他在退臺初期開展的改造運動，更是在許多方面受到了延安整風的啟發。

　　近年來，有關延安整風的研究取得了很大進展，涌現出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不過從總體上看，目前研究大多是集中探討毛澤東發動整風的原因和過程，主要著眼于中共方面，而較少揭示國民黨方面的反應。事實上，國民黨對延安整風的態度頗為微妙復雜，大體上經歷了一個從詆毀到借鑒的轉變過程。梳理此間的曲折脈絡，或許能進一步豐富和深化我們對延安整風之影響的認識。目前學界關于這一問題的專門研究，僅有王續添所撰《延安整風運動對國民黨的影響》一文（《抗日戰爭研究》1993年第2期）。該文著重談的是蔣介石對延安整風的借鑒，并未涉及國民黨最初的詆毀態度。

　　一、《中央周刊》對延安整風的最初反應

　　1942年2月1日和8日，毛澤東分別作了《整頓學風黨風文風》、《反對黨八股》兩個報告，號召在全黨開展整風。這一動向很快便引起國民黨有關部門的關注。2月26日，國民黨中宣部機關刊物《中央周刊》發表一篇題為《毛澤東的“三風主義”》的文章，內稱：“最近毛澤東在一個學校開學典禮席上發表了他的‘三風’主義，即‘反對主觀主義，整頓學風；反對宗法主義，整頓黨風；反對八股主義，整頓文風’。”微言：《毛澤東的“三風主義”》，《中央周刊》第4卷第29期，1942年2月26日。此處除了將“宗派主義”誤為“宗法主義”之外，其余信息則大體不差。此后幾個月，《中央周刊》又陸續對延安整風進行了一系列報道與評論。概括看來，主要有三方面的內容。

　　其一，從派系斗爭的角度解析延安整風。如葉青在《毛澤東底三風運動》一文中就寫道：“很明白的說，……這是共產黨內毛澤東派與陳紹禹派斗爭的表現。必須知道，共產黨在陳獨秀派開除，李立三派倒臺，羅章龍派失敗以后，只有毛澤東派和陳紹禹派之存在。……毛澤東的整頓三風，特別是在學風和文風方面含有打擊陳紹禹的意思，并且非常明顯。……我以為毛澤東對于陳紹禹們的反對是很有力的。陳紹禹們在共產黨內縱還可以茍延殘喘，亦必遍體鱗傷。所以毛澤東底三風運動，對于共產黨雖不能解決問題，對于他自己則頗能解決問題。他必然壓倒‘理論家’的陳紹禹們而成為黨中唯一的最高領袖。”葉青：《毛澤東底三風運動》，《中央周刊》第5卷第11、12合期，1942年10月29日。葉青的這一觀點應該是代表了國民黨對延安整風的普遍看法，也符合他們一貫關注派系之爭的思維模式。平心而論，這種觀點雖不無偏差，卻也在一定程度上體察到了整風的用意，即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來反對王明等人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

　　其二，大肆渲染中共在整風中揭露出來的問題，借此抨擊中共和邊區。作為發動整風的前奏之一，毛澤東在1942年1月26日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宣傳部宣傳要點，嚴厲批評了黨內存在的一些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現象。這原本是一份內部機密文件，但卻被國民黨獲得。3月26日，《中央周刊》發表《中共批評本身錯誤》一文稱：“中共最近又有自我檢討的文章，以批評它本身的錯誤，略謂：‘對于敵、友、我，三方情況懂得很少，也安之若素。對客觀事物缺乏科學的周密的調查研究精神，這些就是主觀主義的錯誤因素。再則例如在黨內鬧獨立性，因此往往不服從黨的中央，不服從上級，將個人與黨獨立，甚至個人超過了黨，這都是錯誤的。此外，在外來干部與本地干部的關系上，在老干部與新干部的關系上，不注意互相幫助，互相團結，而是一個輕視一個，甚至一個欺負一個。又如三三制在各根據地并沒有完滿的徹底十分認真的實行。這就是在黨內與黨外的關系上存在著十分嚴重的錯誤。’”《中共批評本身錯誤》，《中央周刊》第4卷第33期，1942年3月26日。對照原文，這段文字沒有太大出入。參見《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0頁。這一方面說明國民黨的情報搜集能力；另一方面也反映國民黨力圖通過大肆渲染整風中揭露出來的問題，達到混淆視聽、動搖人心的目的。

與此類似，《解放日報》1942年3月21日發表了一篇題為《黨的決定——行動的指針》的社論，也隨即被國民黨方面轉引。4月23日，《中央周刊》刊出《中共不易改造》一文，引用其中一大段文字說：“請看三月廿一日延安《解放[日]報》的社論。（見重慶《新華日報》）它說：……‘延安許多地方對于這些決定的處理，是完全不能滿意的。從初步的調查中，可以看出，不少黨員對這些決定還沒有真正的了解，實行更談不上。一般的討論，都是把決定的條文，輪流背誦一遍，散會出來，萬事如意，再不去理會它了。有些文化水準較低的黨員，甚至還不知道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是什么東西。不用說，這種做法和中央所提倡的改造全黨作風的運動，是相差十萬八千里。舊的惡習，到處作怪，這里也露出它的尾巴來了。’”《中共不易改造》，《中央周刊》第4卷第37期，1942年4月23日。這同樣是把中共自身揭露出來的問題加以夸大，試圖以此詆毀對手。

　　其三，國民黨對延安整風評論最多的便是斷言整風不會成功。如《共產黨的三風問題》一文就譏諷說：“共黨內部這種不良風氣，本來由來已久，我們在朋友的立場上，過去不知和他們說過多少次，然而‘不見棺材不哭爺’，本是人類共有的劣根性，共黨對于我們的忠告和諍言，不獨置諸腦后，而且以其逆耳而暗暗懷恨在心。”接著又虛偽地表示：“我們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上，本著朋友之誼，欣聞毛澤東先生在焦頭爛額之后，來這一套整頓三風的自我批判，……我們為國家民族的利益打算，總希望共黨真的能把三風整頓好。”最后卻話鋒一轉：“但是共黨怎樣整頓三風呢？這是共黨前途的關鍵。可惜我們看遍了共黨的文件，看不出將來會有什么好結果。”金子文：《共產黨的三風問題》，《中央周刊》第4卷第45期，1942年6月18日。國民黨之所以竭力否定延安整風成功的可能性，實際上仍是想借題發揮，以此來攻擊中共及馬克思主義。葉青便明確提出：“從根本上入手，只有請馬克思社會主義遷出中國之一途。而且這才是對癥下藥。如果馬克思社會主義一天留在中國，要在中國來實行它和宣傳它，那末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底毛病便無法治療。毛澤東能夠這樣嗎？不能夠，他是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居，并且聲言要效忠于它的。如此，他底‘整頓學風黨風文風’，便是徒勞。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只能在毛澤東底反對下暫時收斂，不久又要抬頭。”葉青：《毛澤東底三風運動》，《中央周刊》第5卷第11、12合期，1942年10月29日。另有一文也強調：“毛澤東如果能真正反對主觀主義，我們希望他把不合時宜的馬列主義束之高閣；如果能真正反對宗法主義，我希望他把‘邊區’取消，把軍隊交還中央。”微言：《毛澤東的“三風主義”》，《中央周刊》第4卷第29期，1942年2月26日。

　　在這一問題上，朱敩春的《共產黨與三風運動》一文論述最詳。他首先針對整風目標指出：“它的目的，據說是在改進工作，團結干部。這個目的，我看不易達到。”然后從整頓學風說起：“中國共產黨是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它的教條，在娘胎里就注定是馬列主義或馬列恩斯主義。……盡管共產黨善于宣傳，毛先生并嘗把馬列主義包上一層‘新民主主義’的糖衣，傾銷式的散播到民間去，但是聰明的中國人，始終沒有雅興去欣賞他們的煙幕。……共產黨是否有決心去整頓馬列主義的主觀主義的學風呢？沒有。共產黨在宣傳上無論玩的什么把戲，最后仍不出馬列主義的范圍。第三國際怎樣會允許它放棄馬列主義呢！而且馬列主義雖不為中國人士所歡迎，但共產黨之所以還成為一個政黨，還是靠的馬列主義這個法寶！”最后他總結：“共產黨還是一個封建的集團！……直到現在，有老干部與新干部之爭，外來干部與本地干部之爭，軍隊工作干部與地方工作干部之爭，鬧得危機四伏，有勞毛先生起來大聲疾呼地喊救命。……其實就整個共產黨而論，它根本是宗派主義的殘余代表，獨立于中央，割據。共產黨本身既是一個宗派主義的集團，它的黨員如何能免于宗派主義的作風！毛先生不肯放棄邊區，交出軍權，服從國家政令，那末他的一切宣傳，一切反宗派主義的努力，都是假的，都是徒勞的！”朱敩春：《共產黨與三風運動》，《中央周刊》第4卷第46期，1942年6月25日。

　　不難看出，以上這些文章在立論上均存在著明顯的邏輯問題，都將馬克思主義混同于主觀主義。這一方面是其強詞奪理的話語模式使然，另一方面也說明他們對毛澤東提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知之甚少，對中共的整風決心亦估計過低。至于喋喋不休地要求取消邊區，則更是為了維護國民黨利益的輿論造勢。

二、國民黨對《野百合花》事件的炒作

　　1942年3月，全黨整風開始不久，延安中央研究院特別研究員王實味在《解放日報》“文藝副刊”發表了題為《野百合花》的一組雜文，并在中央研究院《矢與的》墻報上寫了三篇短文，批評延安的領導干部存在特權主義和忽視民主的傾向。這引起了軒然大波，王實味也因此遭到批判，并在同年10月被打成托派和隱藏在黨內的反革命分子，是為哄動一時的《野百合花》事件。

　　從后來的情況來看，國民黨“中統”對此事相當重視，立即組織人手編成《關于“野百合花”及其他——延安新文字獄真相》一書，由統一出版社在1942年9月出版。曾任中統局本部科長的張文后來回憶：“當中統特務見到延安《解放日報》刊載了王實味寫的《野百合花》一文時，如獲至寶，經過一番研究，由劉光煜、吳慕風執筆，萬大鋐、王思誠核定，編寫了《野百合花及其他》一書，其中除照錄了王實味這篇文章外，還從《解放日報》上找出類似的篇章，斬頭去尾，加以歪曲和捏造，再加上引言按語。這一小冊子印了幾千份，據說是中統所印行的小冊子中最為暢銷的一種。”政協江蘇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中統內幕》，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5頁。

　　此前不久，一個署名鄒正之的人已捷足先登，搶先于6月將《野百合花》在重慶翻印出版。國民黨廣東省黨部文化運動委員會編的《民族文化》月刊亦在8月將《野百合花》作為“延安文獻”全文照錄，并介紹說：“延安的作品原是難得在本刊上見到的。只因為這是在延安里發出的正義呼聲，我們該使他得到更大的同情。所以也轉載過來。”《“讀者•作者•編者”》，《民族文化》第2卷第7期，1942年8月20日。此后，國民黨方面開始增添了評論。中國文化服務社發行的《新認識》月刊在9月發表了《閑話“野百合花”案》一文，故弄玄虛地寫道：“事情發生在毛澤東先生倡導‘整頓三風’之后。……整頓，在革命的詞匯里，已經是一個不祥之詞，……這次卻愿意把這樣一件影響到‘內部團結，外界視聽’的大事公之于天下。由此，延安，‘革命模范的根據地’，是呈現著怎樣一個‘革命’的氣象，我們應想得到！我們應想得到！”周可琛：《閑話“野百合花”案》，《新認識》第6卷第2期，1942年9月15日。

　　在此期間，《中央周刊》也對《野百合花》事件作了連續報道，先后發表《“野百合花”》、《野百合花案詳情》、《野百合花事件答客問》等文分別發表于《中央周刊》第4卷第51期（1942年7月30日）、第5卷第2期（1942年8月20日）、第5卷第9期（1942年10月8日）。，甚至還專門刊發了一期特輯《延安野百合花事件面面觀》，并附編者按說：“轟動延安的野百合花事件，本刊曾略有報導。茲有友人轉贈《野百合花》全文共五節，同時在最新一期《群眾》上看到范文瀾先生《論王實味同志的思想意識》一文，因得窺野百合花事件之全豹。為使讀者亦能共賞此項傳頌一時之文件，用特轉載其全文。……兩文原載共黨機關報，本刊不欲有所評論，請讀者自定其是非曲折可也。”《延安野百合花事件面面觀》（本刊特輯），《中央周刊》第5卷第5期，1942年9月10日。

由上可知，當時有許多國民黨媒體熱衷于炒作這一事件。時人曾描述說：“近來有所謂‘野百合花事件’的傳說，喧騰眾口，形諸黨報黨刊。據說這個事件在延安鬧得相當厲害，但在重慶也鬧得不能不算厲害了。”蘇德鄰：《一個黨外人士的話》，《新華日報》1942年12月10日。而從內容來看，幾乎無一例外都是利用《野百合花》作為反共的宣傳材料，并借此攻擊中共和邊區。　　顯而易見，這些詆毀的文字帶有濃厚的黨派色彩和挑釁性。對此，溫濟澤到晚年仍然非常清晰地回憶道：“王實味的這些影響，后來引起國民黨特務機關的注意。他們把王實味等人的文章編印成《關于〈野百合花〉及其它》小冊子，油印，鉛印，四處散發。在小冊子前面加上按語說：‘中共……歌贊延安是革命的圣地……然而……在陜北，貪污，腐化，首長路線，派系交哄，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情形之下，使為了抗日號召跑向陜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許多老共產黨員感到前途沒落的悲愁。’有些刊物還出了專號，標題為《從〈野百合花〉中看到延安之黑暗》，以此作為惡毒攻擊中國共產黨和陜甘寧邊區的宣傳材料。”溫濟澤等：《王實味冤案平反紀實》，群眾出版社1993年版，第5頁。

　　三、蔣介石對延安整風的借鑒

　　盡管國民黨一再詆毀，延安整風仍然獲得了巨大成功，使中共在思想與組織上達到了空前的團結和統一，為不久以后奪取全國政權奠定了堅實基礎。國民黨卻日薄西山、每況愈下，不僅思想混亂、信仰喪失，而且派系林立、組織渙散，甚至連蔣介石也不得不承認：“就我的觀察，我覺得我們本黨和共產黨的斗爭，不但技術不夠，就是精神也相差得太遠”蔣介石：《干部同志對敵最后決戰的方法與理論斗爭的準備》，秦孝儀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22卷，（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84年版，第250頁。，“以這樣一個組織松懈、精神渙散的黨，要來領導一個廣土眾民積重難返的大國，要使他建設起來，怎樣可以成功？”蔣介石：《本黨今后的責任和努力方向》，秦孝儀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9卷，（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84年版，第369頁。面對這種困境，他開始將目光轉向日益強大的對手，也因此對延安整風有了新的認識。

　　1947年9月9日，國民黨召開六屆四中全會暨黨團聯席會議。蔣介石在開幕詞中針對中共力量的不斷壯大指出：“他們整個的力量卻已增加了好幾倍，他們斗爭的方法和技術，也有長足的進步。反觀我們自己，無論組織、訓練、宣傳或調查，則不但沒有進步，反而有了退步。……如果單就他們的斗爭方法和技術而論，他們實在已經成功，他們的力量實足以消滅本黨。所以我們如果單研究他們這二十年來技術進步的情形，那真是可怕極了。因此我們今天如果還是蒙著眼睛，不看他真實的內容，而武斷的說他們沒有力量，并不可怕，以為打倒他們是很容易的事，實在是最大的錯誤。”蔣介石：《六屆四中全會暨黨團聯席會議開幕詞》，《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22卷，第237頁。顯而易見，蔣介石實際上向國民黨提出了研究和學習中共的任務。

更讓人驚奇的是，這次國民黨中央全會居然印發了延安整風的3篇文件作為學習材料，即《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關于在職干部教育的決定》、《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對此，蔣介石特別解釋說：“這次大會曾經印發給各位三個共產黨的文件，內中一個特別重要的是中共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從這個文件中可以看出他們調查研究的工作何等實在，何等徹底，……大家要知道：調查工作是作戰的基礎，沒有調查，得不到確實的情報就不能作戰。共產黨常常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可見他們對調查是何等的重視。我們平日卻一點也不注意，有時雖然做了一些，也是臨時的片斷的，而不是系統的，持久不斷的。……只憑運氣去作戰，當然沒有制勝的把握。”蔣介石：《干部同志對敵最后決戰的方法與理論斗爭的準備》，《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22卷，第252頁。

　　在這次會議上，蔣介石還費了不少口舌專門論及延安整風。他說：“譬如共產黨的‘整風運動’，就是所謂整頓三風——學風、黨風、文風——的運動，自從民國三十一年二月開始發動以來，迄今已有五年多的時間，現在還在繼續進行，他發起這個運動用意何在，內容如何，本黨同志素來很少注意，不屑去研究。我個人當時雖曾注意，但是因為那時正值抗戰軍事緊急，無暇與各黨員同志詳細研討。……我們各級干部，必須把他們這一運動的內容和辦法作為研究的中心資料，探討他們的戰斗技術，用他們的方法再加以切實的整理來制定比他們更高明更正確的方案，同他們斗爭，這樣才能消滅敵人。所以這次四中全會印發給你們的共產黨的《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和《關于在職干部教育的決定》等三個文件，是非常重要的參考資料，大家要特別注意研究，看看他們是如何增強黨性，加強全黨的統一，如何調查敵情，研究敵情，如何教育干部，改造學習的風氣。如果他們黨的紀律、黨的組織、黨的調查、黨的學習，是這樣認真這樣嚴密，而我們則松懈散漫，毫無教育毫無計劃。”蔣介石：《干部同志對敵最后決戰的方法與理論斗爭的準備》，《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22卷，第253頁。這一大段話非常清晰地表明蔣介石已充分認識到延安整風的重要性，并極力主張借鑒其經驗以改變國民黨的面貌。

　　此后，蔣介石還多次提到延安整風。1948年1月4日，他在戡亂建國訓練班開學典禮上痛心疾首地表示：“老實說：古今中外任何革命黨都沒有我們今天這樣頹唐和腐敗，也沒有像我們今天這樣的沒有精神，沒有紀律，更沒有是非標準的，這樣的黨早就應該被消滅被淘汰了！”然后詳加分析說：“我認為這個原因完全是由于我們黨的宣傳、組織和訓練，缺乏方法和技術，喪失革命的精神，不但不能達成既定的目的，甚至根本上就沒有目的可言，以致所有的時間精力都歸于白費，不能發生絲毫的效果。尤其是對于干部的教育，可以說完全是無目的、無方法、無計劃。反之，中共在延安的山谷之中，從民國三十二年發動所謂‘整風運動’起，便逐漸擴張，……可見他們的訓練是有目的，他們的訓練方法也非常成功，遠勝于我們的訓練。……現在我們必須根本上改革本黨的精神，造成新的革命風氣，變頹唐萎靡為蓬勃奮發，變自私自利為勇敢犧牲。”蔣介石：《戡亂建國干部訓練班的意義和任務》，《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22卷，第368、370頁。

幾天后，蔣介石又在一次軍事訓練會議上提出：“共匪有一個唯一的長處，而遠非我們國軍之所能及的，就是他能將科學的精神和科學辦事的方法，運用于組織、宣傳、訓練與作戰，……他們從高級干部以至于最下級的士兵，對于本身的業務，都能本著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實事求是，精益求精。尤其是他們一般干部，可以說人人都具有研究的精神，無論什么問題發生，他們一定要集中精力，探本窮源，經正面反面反復推敲，總要求得一個切實的結論。……他們這種徹底研究不斷改進的精神，正是現代化科學的精神。”他還指出：“共匪的干部對于科學的方法并不是生而知之，乃是由于訓練而發生的效果。尤其是民國三十二年他們發起所謂‘整風運動’，逐漸打破其過去空疏迂闊的形式主義，使一般干部養成了注重客觀、實事求是的精神。這可以說是共匪訓練最大的成功，大家不可不切實注意。”蔣介石：《軍事訓練之方針和要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22卷，第386、387頁。

　　總之，蔣介石這一時期迫于國共力量的此消彼長，亟欲借鑒中共的經驗來重振士氣，故而多次提到延安整風。對他的這種急切心理，美國學者易勞逸曾分析：“蔣介石承認，共產黨的特點就是堅持‘科學的方法’。在他看來，這種方法是通過延安整風運動慢慢教育培養的。因此，他殷切期望他的部下仿照這一運動，以加強國民黨的組織性，提高軍隊的戰斗力。”〔美〕易勞逸著、王建朗等譯《蔣介石與蔣經國》，中國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第267頁。然而此時的國民黨已是病入膏肓、積重難返，借鑒延安整風尚未付諸行動，便丟掉了大陸政權。

　　敗退臺灣后，蔣介石更決心仿效延安整風，在1950年開展了國民黨改造運動。為了確保改造取得成效，他下令翻印了延安整風的有關文獻作為參考材料，并要求學習《辯證法》、《中共干部教育》、《中共工作領導及黨的建設》、《中共整風運動 》  四種書籍，企圖借鑒中共整風的方法，使國民黨起死回生。參見李松林：《蔣介石晚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頁。蔣介石親自主持制定的《本黨改造綱要》與其他文件，也大量吸收了延安整風運動的基本原則，有的甚至直接搬用了中共的術語。在具體操作層面，國民黨成立了中央干部訓練委員會，負責干部教育工作，黨的高中級干部則由蔣介石直接領導的革命實踐研究院培訓。這兩個機構與延安的中共中央總學習委員會和中央黨校如出一轍。蔣介石還根據延安整風的經驗，將研究黨史作為政治訓練的主要內容。《本黨改造綱要》明確規定：“每一黨員要研究本黨的歷史與革命理論。”顯而易見，改造運動的許多方案乃至有關文件所用的話語都從延安整風得到不少啟發，以至于后來臺灣有人戲稱：應該把蔣介石評為“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積極分子”常家樹：《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國民黨的改造運動》，《黨史縱橫》2007年第6期。。而這恐怕是當初那些刻意詆毀延安整風的國民黨人始料未及的吧。

　　〔來源：黨的文獻 作者：盧毅，中共中央黨校副教授，北京10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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