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毛主席的兩件事
一九六六是中國當代史上永遠無法抹掉的一個年份。曾有人歌頌它，更有人詛咒它；近四十年過去了，有人還是記憶猶新、青春無悔；也有人耿耿于懷，意猶未盡。那是一個叱咤風云、改天換地的時代，也是一個山呼海嘯、天塌地陷的時代。對于新中國第一號領導人的這個創舉，有人認為它是反過來毀掉新中國，可也有人認為是為了把她建設得更好。也許，這是個永遠無法統一的認識，是個永遠難以彌合的傷口。但是誰都無法否定它的震撼：有如它結束那年發生的使二十四萬生靈灰飛煙滅的唐山大地震，更像開始時一再宣揚的精神原子彈。如今，它已成為記憶，但不同的記憶又變成了歷史的一部分，或者說這段歷史至今是活著的。它已成為中國人的精神遺產。
那是一個已經遠去的時代，但歲月的風蝕反使它變得清晰起來。然而，這并未改變它自身的矛盾性和復雜性。也許，人們永遠無法去了解那位東方巨人離世時的心情，但這并不妨礙了解他那堅強無比的意志和永不泯滅的理想。他堅持認為自己一生做了兩件事，可如今被肯定的只有第一件，而且第二件事還被認為損害了第一件事，這恐怕是他本人永遠無法接受的。雖然他承認過第二件事比第一件事更困難，也承認過違心和失誤，但絕不容否認他的本意和初衷。于是又有人把它稱為烏托邦主義者，可試問:從圣西門到康帕內拉，從傅立葉到梅里，這些西方的圣人們，又有誰搞出過兩彈一星、大慶，還有那山上鑿出的紅旗渠呢？
在人類現代史的黎明時分，有一件事總是我難以忘懷：那就是德國青年革命家喬治.畢希納（他也是天才的科學家和文學家，至今德國最高文學獎就以他命名），當初他把那永垂史冊的“給宮廷以戰爭，給茅舍以和平”的革命傳單散發給黑森大公國的農民時，不識字的農民竟然把他交給了警察局。然而比那位青年詩人幸運而且偉大的是，我們這位農民出身的東方巨人，由于畢希納后人的啟示，更由于自身的特質，卻神奇地喚起了千百萬農民，此后又再次點燃了億萬人的心火。因為人們都渴望共和國會在涅盤中再生。畢竟這是一道史無前例的大課題，社會前進的阻力不僅來自敵對者的頑抗、抵制，而且還來自革命者的局限和偏激。它自身有變形還很容易被歪曲，甚至被妖魔化。而最典型的就是把中國的1966，當成德國的1933。無論這些比喻者多么痛心疾首（當年的受害者）還是多么振振有詞（后來的某些學者）但事實上都是想充當二十世紀中國當代史掘墓人的角色。雖然一個形而上，一個形而下。這是一種不可容忍的比喻。因為它不僅是否定1966，而且在否定1949，甚至1921。這樣它就在把一個歷史巨人等同于一個歷史罪人的同時，還放肆的把當年千百萬滿懷理想的歷史活動參加者，等同于五十年過后依然可以追究緝拿的納粹黨徒。比喻者陶醉在這個比喻中，覺得既顯示了人文主義的激憤，又表明了歷史家的深刻。其實這恰恰暴露了他們的膚淺和偏狹。他們是長城的摧毀者。
當然，在這個牽動數億人，綿延達十年的大運動中有曲折，有倒退，也有事與愿違；有血污，有破壞，有投機者，有野心家，還有發動者沒有想到和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但它終和阿道夫.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不是一回事。而與其相似或是一脈相承的倒應是法蘭西的1789——1794這個人類現代史上最壯觀也仍有爭議的一頁。雖然砍下專制國王路易十六的頭的斷頭臺也砍下了化學家拉瓦錫那智慧的頭顱，受害者中也有扎克.魯這樣的平民代表，但《人權宣言》的理念，共和國的構建和抗擊歐洲封建主義的聯合進犯，仍使它被歷史定格為一面人類進步和解放的旗幟。至于涉及到當今不少人的利益和觀念，全面評價中國文革仍需要一段歷史間隔，但據今也不應太遠了吧。
把文革發生的原因歸結為領袖失誤（甚至權力之爭）和奸佞得逞的說法，非常流行而且影響極大。其實這仍是一種“小原因造成大事件”的例子，不知持這種觀念的歷史學家是否還記得普列漢諾夫的名著《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和黑格爾所抨擊的把歷史事變看成是“花大而梗細的阿拉伯圖案”的幼稚比喻？
作為文革的親身經歷者，當時無法通觀全局，事后無法超越歷史。但卻能以真實的回憶和文本，從一個獨特的角度說明，當時中國到底有哪些特定的歷史和社會條件（特別是下層），造成了這一事件的爆發。
——摘自本人自傳作品《半截子記者的風雨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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