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蕪的“反復”與季羨林的“反復”——談當代知識分子的“自由”座標
一個是當代士林的圣賢，一個屈服于“專制”的貳臣，怎么好相提并論？
在下是讀了《中華讀書報》宏文《反復：舒蕪的路》后產生的一點聯想，具有可比性，并無軒輊厚薄之意。
“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乃是建國后第一大冤案，此案的定性，觸發點的關節點，就是舒蕪。在許多人看來，毛澤東不過是“專制暴君”，周揚因為后來“反復”得好，可以“為賢者諱”，而舒蕪，則是罪不容赦的叛徒和小人。我熟悉的一位胡案受害者，學問和人品令人尊敬，對時下的文化現狀也時發激烈抨擊之音，但就是“不能原諒舒蕪”，可見政治定勢之強固。
《反復：舒蕪的路》對舒蕪不局限于“道德批判”，而偏重于探究促使舒蕪“反復”的社會原因。文章對“在現代文學史上活躍的、重要的、成就較大的作家，仍以左翼占著明顯優勢”，對胡風文藝觀異于《講話》，對舒蕪建國后早與胡風漸行漸遠，敘述還都客觀，其基本立場屬于流行霸權話語，是針對“思想改造”和“專制主義”的。
“凡是進入共和國的知識分子，無一例外，都做過舒蕪所做的功課。一小部分人，是在延安先期做過；大多數人則在1951年思想改造運動、1955年反胡風運動、1957年反右運動、1966年文化大革命等接踵而至的運動中走過這種道路。關于這些運動，以及當中發生的人和事，現在我們已經擁有了一定了解（雖然很不夠）。但是，在表現于外部的遭遇以外，人們心靈上的遭遇，特別是如何從思想上去適應外部的變化，或者在這適應過程中自己如何應對、處理和了斷，以我的印象，很少見到系統的反思。這方面，《后序》似尚為僅見。”
“我于《后序》看到了兩點，一曰“剖白”，一曰“解剖”。前者，心意可解，但為我所不取；后者，我覺得是舒蕪的一個貢獻。”
“舒蕪就是一個受“五四精神”感召，去實行精神探索的知識分子個例。但是我們看他走過的曲折道路，看他如何為激情支配、未經理性澄清即著手似是而非的思想活動，最后又看到他一旦面對巨大現實權威，憂禍懼難，矯志偽心，金蟬脫殼……這好像是個人品格問題，但在深處，難道不是我們文化傳統的缺陷與不足所致嗎？而且，他這例子，也恰恰令人震驚于，一個自視為堅信“五四精神”的人，如果衡以“科學”和“民主”意識，只堪言得其皮毛。姑且只說“科學”，真正的科學精神是什么？客觀、理性、邏輯、唯實、獨立；知一分事，說一分話，增則肥，減則瘦……科學的這些基本立場，中國知識分子真正能從內心遵守、何時何地都不棄不離的，迄今依然寥寥。”
“反復”——主觀也吧，客觀也好，總之，舒蕪是“專制主義”釀出的悲劇。這已經是悲天憫人寬大為懷了。
“專制主義”終結之后，為主流話語頌揚不盡，成為士林風范的巴金和季羨林兩位大師，何嘗不也是一種“反復”——亦不過內容與方向相反耳。
進入新中國，季先生一直“與時俱進”，不光加入中共，而且文革中也參加造反，1976年也曾寫出《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不容誣蔑》的白紙黑字，批判“對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的攻擊”的“奇談怪論”，稱頌“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確實是非常及時的，完全必要的”。
23年后，對同一話題，他卻發出如下的議論：
我現在談一談我的情況和大陸方面的情況。我同絕大多數的中老年知識分子和教師一樣，懷著絕對虔誠的心情，向往光明，向往進步。覺得自己真正站起來了，大有飄飄然羽化而登仙之感，有點忘乎所以了。我從一個最初喊什么人萬歲都有點忸怩的低級水平，一踏上“革命”之路，便步步登高，飛馳前進；再加上天縱睿智，虔誠無垠，全心全意，投入造神運動中。常言道“眾人拾柴火焰高”，大家群策群力，造出了神，又自己膜拜，完全自覺自愿，決無半點勉強。對自己則認真進行思想改造。原來以為自己這個知識分子，雖有缺點，并無罪惡；但是，經不住社會上根紅苗壯的階層人士天天時時在你耳邊聒噪:“你們知識分子身軀臟，思想臭！”西方人說:“謊言說上一千遍就成為真理。”此話就應在我們身上，積久而成為一種“原罪”感，怎樣改造也沒有用，只有心甘情愿地居于“老九”的地位，改造，改造，再改造，直改造得懵懵懂懂，“兩涘渚岸之間，不辨牛馬”。然而涅槃難望，苦海無邊，而自己卻仍然是膜拜不息。通過無數次的運動，一直到十年浩劫，自己被關進牛棚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皮開肉綻，仍然不停地膜拜，其精誠之心真可以驚天地泣鬼神了。改革開放以后，自己腦袋里才裂開了一點縫，“覺今是而昨非”，然而自己已快到耄耋之年，垂垂老矣，離開魯迅在《過客》一文講到的長滿了百合花的地方不太遠了。
——《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
季先生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學者，他晚年之所以不世而出，說白了還是因為政治——“覺今是而昨非”是關鍵，他是顛覆專制主義需要的一面旗幟。與巴金一樣。
“舒蕪所完完整整展示的自己的轉變過程，在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尤其是左翼知識分子的心靈史方面，到目前為止，都還是獨一無二的證詞。” “這個打通思想的方式，帶著徹頭徹尾的功利主義性質。他不是窮盡、反思問題本身的正謬，求理性的確認，而是承認現實，以現實明擺著的什么是最高權威來裁決所有懸而未決的問題，這就是他當年朦朦朧朧想到的“政治標準高于一切、以政治標準裁定和衡量思想、文化、哲學上一切是非和價值”。這樣做，已經放棄了思想者的立場，但利益則是使自己從險境中抽身。”
較之舒蕪，季老和巴老，難道是不見“功利”、只見“靈魂”真誠和“自由”復歸的圣者嗎？
探究個案，新中國30年，從張賢亮到章羅，他們的坎坷遭際，無不“并不如煙”，可以令人嘆息乃至扼腕。但是，如果宏觀地、歷史地掃描再稍加思索一下，那感受與結論，往往就是另一回事了。
救亡圖存獨立解放年代，是“過激主義”一步步領著時代風騷，向左是知識階層的主流，這個時代是以毛澤東的名字為標志的。毛澤東身后，進入“社會主義歷史終結”年代，一聲“批判專制”的口令，知識分子的龐大隊伍集體向后轉，以遠比當年“救亡”更快的速度一往之前，后隊變前隊，左中右的序列相反，是非美丑的標準顛倒過來了。不甘于按部就班，正如社會上爭想“先富”一樣，知識階層中爭訴牛棚和競相懺悔成為風氣，這是他們跟上時代與時俱進的基本方式。不是個案，不是個別國家，不是誰人“專制”的個人罪孽，它是一個“全球化”的歷史現象——凡是奴隸造反成功的國度，無不是 “專制主義”，“文化專制”，無不是知識分子的“苦難歷程”——則索爾仁尼琴的輝煌，諾貝爾獎的靠近，“歷史終結”的名聲和榮耀，不二法門就在這里。
過去是楊白勞揚眉吐氣年代，現在是喜兒該嫁黃世仁年代。
過去時勞工神圣，現在資本是先進文化。
凡是歸附前一個年代的，都是“專制主義”下自覺不自覺的悲劇人物，用胡風的話，叫“精神奴役的創傷”。
凡是迷途知返“覺今是而昨非”的，都是回歸了“心靈的自由”。
也是“兩個凡是”——這就是他們審視知識分子心靈自由的霸權坐標。
看清這一點，才有真正的“心靈自由”，否則，依然會受“心靈煎熬”。
“自由知識分子”難道真的是“心靈自由”不見“功利考慮”？
擺脫了“政治”的知識界，他們不光迅速改換門庭依附新皮，其頭面人物，更是赤裸裸地帖上了資本家的錢袋，成為獨立董事或洋奴買辦。“我被準確地打成了資產階級右派”，“當兵要當美國兵”，“做一夜美國人”“信守不平等條約”等等，都是“心靈自由”的先驅。
主流經濟學家的靈魂，早已透明。這里再介紹一個亞主流經濟學家的高論。
也是《中華讀書報》09。11。11整版刊出一篇專訪宏文，題目就十分搶眼：《金融指向的是每個人的幸福與自由》。專訪介紹的是《金融的邏輯》一書，作者為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經濟學教授，“中國十大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的某先生。
其精彩觀點撮要如下：
陳志武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觀點：西方國家的興起并不是因為它們從拉美掠奪了太多的銀子；負債型國家更容易培育出民主、自由和長期的繁榮，政府富有的國家往往壓制民主和法制，不利于長期的繁榮；次貸危機并沒有導致美國式金融經濟的全面崩盤，中國應汲取其教訓，但不可因噎廢食地停止金融創新.
我是如此喜歡他的金融定義：“金融的核心是跨時間、跨空間的價值交換。”這甚至像一首優美的現代詩歌。在無限的時間和空間之中，金融得以自由發展，仿佛一個個具體的人從此掙脫羈絆，在這個世界上自由行走。或者可以這樣說，每個人都渴望自由，而現代金融則是我們尋找自由的方法。
進入近代史以來，中國知識分子都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國家命題上，這必然忽略了個人價值的尋找。你知道的，為了國家，我們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個人可以被犧牲掉。所有的強國運動，成為我們的終極關懷，而個人僅僅是工具，是螺絲釘。
事實上，在這樣的時刻，我們要強調一個常識：市場經濟真正的價值，不僅僅是它可以讓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得到提升，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把人解放出來。只要每個中國人得到了解放，中國必然因為人的解放得到強盛，而且這種性質的國家強盛，才是最為本質的強盛。
前幾天我在演講的時候，《三聯生活周刊》的一8名記者問我，你鼓勵年輕人借貸消費，把未來的錢借到今天來花，這樣會不會讓太多的銀行承受太多的金融風險，金融危機的風險因此增加了。我回答他說，沒有必要讓每一個人都要像總理一樣思考問題。金融借貸，本身是一種博弈。對個人來說，你能夠借到錢，你就贏了一半。銀行既然愿意把錢借給你，他有問題是他的問題，個人沒有必要把整個銀行的事情都扛在自己肩上。
在舉世為由美國次貸引發的金融危機所困擾的時候，連資產階級世界都普遍質疑新自由主義之際， “中國十大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居然有勇氣發出“金融指向的是每個人的幸福與自由”的高論，主流大報居然拿出整版為之鼓吹——這就是中國“自由知識界”的“心靈自由”！
時下的“心靈自由”，已經是赤裸裸的高額車馬費和基金美元。
話還回到舒蕪。為強調“心靈自由”，《反復》文多剖析舒蕪“反復”中迫于形勢的“功利”考慮。難道當年舒蕪和胡風推出《論主觀》就不 “功利”？
1943年《新華日報》和《群眾》相繼發表陳家康和喬冠華的一些文章，在延安整風中受到質疑和批評，《論主觀》本是舒蕪和胡風為聲援這些文章而策劃的。因為受到中宣部和南方局的關注，舒胡也頗為躊躇。
舒蕪引用了自己3月19日給胡風的復信說道：
陳君的回去，是奉到十二金牌了吧?想必要“面圣朝天”，集體的“奉旨申斥”或亦不可免，甚至像他自己所不幸而言中的“發遣伊犁為民”亦很可能；只是，我希望沒有精神上的“風波亭”!
我現在，頭腦里像是充滿了血，看不清自己所寫的字。不是憤怒，也不是悲哀，更不是立下什么偉大的決心。是昏然，昏然，絕對的昏然。感想很奇怪：起初看到時覺得出乎意外，后又覺得是必然的，后又在“覺得是必然的”的基礎上覺得出于意外，后又在這種“覺得出乎意外”的基礎上覺得是必然的，后又……終于就弄成了這樣充滿了興奮的昏然，和充滿了昏然的興奮了。
不為陳君而昏，不為十二金牌而昏，也不為可能的“風波亭”而昏，只是為你信中所說的那個“太平天下”而昏。在昏昏之中，不知自己是站在那“太平”的“平”之上呢?還是埋在“平”之下呢?是被埋在那“平”之下的話，將能沖出來呢?還是永被埋著呢?但看現在的昏然，恐怕就是永將被埋著的征兆。于是，我更覺昏然的興奮，益更覺興奮的昏然……
“一開始就是反動的”的基督教，教人要“忍受”，然后才可以“進天國”。先前，還在作“遺少”時，就不大相信這個話的，后來“轉入”進步陣營，自然更不相信這個話。但現在怎樣呢?我將相信它么?不相信它么?為了“進天國”而“忍受”，是不是必要的呢?請你告訴我，如果是必要的，是不是就等于永被埋住呢?并且，是不是就等于永遠看風轉舵，以得永遠的優勝，終于做成“導師”“權威”之類呢?也請告訴我!
上回聽你說，一切文件已送過去“進呈御覽”，那么，究竟“圣意如何”?這回的十二金牌，是出自圣意的么?
這封信的格調很典型，胡風舒蕪他們之間議論黨內的人和事，態度大率如此，以毛澤東的政治敏銳，當年的判斷決非事出無因。“反革命集團”可以平反，但不等于一切都可以顛倒過來。其實，對于右翼來說，胡風也不過是一塊打人的石頭，借以顛覆“專制主義”罷了，胡風的文藝觀就不是他們要肯定的東西，他們要的是胡適和張愛玲。
陳喬文章案，亦不過共產黨內的正常批評與自我批評耳，絲毫未影響他們日后的使用，陳家康是中國的首任駐埃及大使，喬冠華更是毛澤東欣賞的國內外馳名的外交家。不帶偏見地看，胡舒二位的的心里未免有點陰暗。他們在“遭迫害”之前，心靈并不自由，瞻前顧后，是“戚戚”而非“蕩蕩”，十分“功利”。
新時期，學界有人將當年陳喬和胡繩等人發表的這幾篇文章，提升為一場新的“思想啟蒙運動”，給予高度評價，且痛惜該運動的不幸夭折。這一切，放到歷史的座標中稍加審視，是非不辯自明。
知識分子的“自由”座標，也該受到質疑了。
（09。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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