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善
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時，全國各媒體都發表了許多紀念文章，開展了各種形式的紀念活動，宣傳新中國六十年來所取得的偉大成就，鼓舞人民為實現四個現代化而奮斗的士氣。“鳳凰衛視”也開辟了由何亮亮主持的《騰飛中國》“建國六十年紀事”連播節目，我曾抱有極大的期望，連續看了六十多集（5月25日—9月25日，以后因外出未看），看了以后大失所望。
根據所看62集統計，正面肯定六十年成就的17集，對毛澤東時代，特別是對毛主席攻擊、抵毀的有30多集，其他6集，攻擊、抵毀好多都是歪曲事實、斷章取義的。
從整個內容來看，好多都是毛澤東時代的一些重大問題，本來問題是復雜的，不談當時的歷史背景，問題形成的過程，各部門，各地方是什么意見，怎么搞的，中央領導人都是什么意見，中央有沒有決議，是怎么決議的？毛主席講話，批示的主要背景，內容是什么？根本不顧這些情況，只是根據毛主席說過句什么話，批過句什么話，就把問題扣到毛主席頭上，攻其一點，不及其余，這樣是不客觀、不公正、不得人心的。
因為涉及問題十分廣泛，我想就幾個主要問題，談點我所了解的情況和個人看法：
一、關于改變八大主要矛盾的問題：
“八大決議提出，國內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的矛盾”。這一提法是八大以后不久就由毛主席改變的嗎？
根據《毛澤東傳》記載，八大閉幕不久，毛澤東對決議中的一句話提出懷疑，這句話是：“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 “毛澤東提出異議的，只是這一個提法，并不是決議中對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的基本論斷”。“毛澤東改變八大關于主要矛盾的論斷，是在1957年反右派運動以后的事情”。（毛澤東傳：537—538頁）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一書也有論述，他指出：“在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召開的黨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改變了這個論斷（指主要矛盾）重提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主要矛盾。9月19日毛主席召集中央同志討論三中全會問題時指出：整個過渡時期，總的矛盾是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薄一波：回顧624頁）薄一波說：“大家對這一問題有不同認識，爭論熱烈，10月7日毛主席再次講了這個問題，經過再次討論后，10月9日毛主席在全體會議上作了結論。他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毛主席的新論斷為全會所接受”。（薄一波：回顧629頁）
通過以后，毛主席部署“會后一段時間內只提兩條道路的斗爭。暫時不提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薄一波：回顧629頁）12月9日江華在中共浙江省第三屆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所作報告中講了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仍然是過渡時期的主要矛盾。毛主席對江華的報告十分重視，1957年12月25日，柯慶施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屆代表大會上作了《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新上海》的報告，對國內主要矛盾講了和江華一樣的提法。通過《人民日報》發表江華和柯慶施的報告，毛主席關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國內主要矛盾的觀點，就公諸于世了。”（薄一波：回顧631頁）
以上就是八大確定的主要矛盾改變的過程，事實說明：
（一）八大通過的主要矛盾的改變不是毛主席一個人改變的，更不是毛主席一句話改變的，而且毛主席對這一改變是十分慎重的。
（二）八大主要矛盾的改變，做法是完全符合黨章規定，是三中全會通過的。
（三）八大主要矛盾的改變是為全黨所接受的。
至于有的人后來不按全會通過的決議，會上同意實際又另搞一套。特別是毛主席逝世以來，以這個問題誣蔑，抵毀毛主席，都是別有用心的。
二、人民公社是怎么成立的：
人民公社是毛主席一句話、一個號召就成立起來的嗎？事實究竟是怎么樣的呢？
人民公社是在總路線，大躍進的鼓舞下，是在廣大農民大搞農田水利和農田基本建設的情況下，農民自發的搞起來的。因為要大修水庫，搞幾十里的灌溉渠，一家一戶搞不成，一隊一社也搞不了，為此，許多地方開始了并社，并隊，小社并大社（開始不叫人民公社）。這是在客觀形勢下，農民群眾的自發行動。“辦人民公社是群眾自發的，不是我們提倡的，我們不僅在南寧會議上沒有料到，成都會議上沒有料到，八大二次會議上也沒有料到。我們的人民在農業合作化的基礎上搞起的人民公社，不是空想，他們就是有那個趨勢，想要干起來。”（薄一波：回顧741頁）
怎么叫人民公社的，劉少奇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談到這個問題時，他說：“公社這個名詞，我記得在這里（鄭州火車站）跟吳芝圃（時任河南省委第一書）談過。在廣州開會，在火車上，有我、恩來、定一（宣傳部長）、鄧力群，我們四個人吹半工半讀，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烏托邦，吹過渡到共產主義，還吹空想社會主義，還吹托兒所、集體化、生活集體化……要鄧力群編空想社會主義，要定一編《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下了火車，在這個地方，大概有10幾分鐘，跟吳芝圃同志說，我們有這樣一個想法，你們可以試驗一下。（吳芝圃插話說：那個時候托兒所也有了，食堂也有了，大社也有了，還不叫公社，工農商學也有了，就是不叫公社。鄉社合并是老早就有的）陸定一回去馬上就編那本書。八大二次會議，我去講了一個半工半讀和生活集體化。后頭要北京試驗，要天津（泛指河北）試驗，公社就是這樣的，事實上已經有了，他們叫大社。陸定一同志在八大二次會議發言里邊講了這個東西。”（薄一波：回顧731—732頁）河南省最先得到關于人民公社的信息，7月間，在并大社的基礎上，在全省迅速掀起了人民公社化的高潮。8月13日省委向中央匯報，全省已建立公社1463個，人民公社化運動在全國展開。
為了了解當時實際情況，毛主席于1958年10月派吳冷西、田家英到河南新鄉七里營人民公社和修武人民公社調查。出發前毛主席說：“我們共產黨人最終目標是建立共產主義社會，這是沒有問題的。現在的問題在于什么是共產主義社會，現在并不是人人認識一致，甚至在高級干部中也各說各的，其中有不少是胡說。因此，公社化過程中的具體做法，真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對下去怎么做調查作了具體交代，指出下去調查不要各級領導作陪，找群眾談話時就不要干部參加。
11月16日，吳冷西等調查后從新鄉到了鄭州，當天晚上就向毛主席匯報，毛主席提了好多問題，聽匯報后有以下評論：一是，一縣一社太大了，平均分配會損害富社的積極性，還是要搞按勞分配；二是，兩種所有制的接近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千萬不能把兩者混同起來；三是，把夫妻分開搞集體住宿，不是給國民黨對我們的誣蔑幫了忙嗎？四是，幾千萬人上山，農業可能豐產不豐收，食堂又放開肚皮吃，怎么得了？”（以上見吳冷西《憶毛主席》95—103頁）
8、9月份，毛主席曾到河南、山東視察，8月6日在河南新鄉七里營公社視察時，在公社辦公室門口看到公社的牌子時，說：“人民公社名字好”9月在山東視察時，對山東省委書記譚啓龍說：“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結合在一起，便于領導。”（薄一波：回顧740頁）
根據各地的情況和查研究，在1958年8月17日在北戴河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了《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此后在全國掀起了人民公社化的高潮，一個嶄新的組織在中國廣大農村出現。
公社的出現是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是客觀形勢發展的產物，決不是毛主席一個號召搞起來的，他的推行也是符合黨的原則的，是黨中央決定的，以此，對毛主席進行攻擊，是不應該的。
三、關于“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問題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是毛主席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的，這是根據1957年以后，特別是1962年前后的國際、國內階級斗爭的形勢提出的，毛主席講話中問道：“在社會主義社會究竟還存在不存在階級、階級斗爭？我看還有，地主、富農，反革命殘余都還存在，既然階級存在，就要出反革命，而他們總是想復辟的。”又說：“在中國一定不出修主義？這也難說，兒子不出，孫子出，不過不要緊，孫子出了修正主義，孫子的孫子一定會出馬列主義。我們除了在國際上同帝修反的矛盾外，在國內也還有人民群眾同修正主義的矛盾。”（薄一波：回顧1098—1101頁）
這是基于1957年對階級斗爭的分析，1962年前后國際上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反華活動猖狂，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集團不斷向我國派潛特務，并叫囂要反攻大陸，國內階級敵人蠢蠢欲動。黨的干部官僚主義，貪污浪費，脫離群眾現象嚴重。根據這些情況提出：“千萬不要忘階級斗爭。”這是反映客觀存在的事實，反映了社會主義歷史階段階級斗爭的客觀規律。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事實不正證明了這一理論的正確性嗎？
“毛主席強調階級斗爭，很快為全黨所接受。從預備會議到八屆十中全會，大家都發言表示擁護毛主席的觀點，認為毛主席提出的這些問題，在長時期內，一直到消滅階級都是管用的。”（薄一波：回顧1103頁）
關于八屆十中全會貫徹問題“劉少奇在8月20日，9月26日講話中都提議：會議精神傳達應有個范圍，不向下面傳達，免得把什么都聯系到階級斗爭上來分析，也免得把全黨的力量都用去對階級斗爭。”毛主席在9月24日講到：“要分開一個工作問題，一個階級斗爭問題，決不要因為對付階級斗爭而防礙了我們的工作，要把工作放到第一，階級斗爭和它平行，不要放在嚴重的地位。”又說：“這一次，不管國際國內發生什么事，我們要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國內也好、國際也好，只有那么大的事，沒有什么好大的事，因此，贊成劉少奇的建議，這次會議的精神只傳達到17級以上干部。”（薄一波：回顧1103—1104頁）因此，使國民經濟調整工作到1965年基本完成。
八屆十中全會以后，在城市開展“五反”運動，即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耙，反對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在農村開展“四清”運動，即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
5月2日以后，毛主席把各中央局書記召集到杭州，舉行包括部分政治局委員參加的小型會議，研究關于社會主義教育的文件，經過討論，毛主席看到與全同志對社會主義教育的認識統一了，便在11日晚的講話中強調“不要性急，要搞穩一點，不要傷人過多，這樣說了還不放心，一夜未睡，12日凌晨又把大區書記找去，再次強調不要一哄而起，要準備了再發動，要有強的領導，不打無把握之戰，并說干部行不行，好不好，這次是一次大考哩！”（薄一波：回顧1108—1109頁）
5月18日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四清”運動在全國展開。
1964年10月中央決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揮部，由劉少奇掛帥，7月劉少奇到天津、濟南、合肥、南京、上海、鄭州，8月又到武漢、長沙、廣州、南寧了解運動情況，在各地多次講話，他在這些講話中，除點出強調領導干部要去蹲點，要追上面的根子（直至中央），三分之一的政權不在我們手里外，還特別強調三點，一是，《后十條》關于團結95%以上干部的規定不那么妥當，強調放手發動群眾不夠，要修改。二是，要擴大“四清”范圍，提出“四清”不只清經濟方面的問題，而是經濟、政治、思想、組織四個方面存在的問題；三是，要集中力量打殲滅戰。（薄一波回顧1118—1119頁）
9月1日劉少奇起草了中央《轉發<關于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的批示，正式將“桃園經驗”下發。10月12日劉少奇起草了中央批轉《李雪峰給劉少奇同志的信》同意李雪峰同志提出的“反對右傾”的意見。提出對已經爛掉了的地委、縣委、區委、公社、大隊和廠礦企業及其他機構，應當進行奪權斗爭，迅速加以解決。
10月24日劉少奇起草了《中央關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奪權問題的指示》，轉發了由陳伯達一手搞的，以天津市委名義寫的《關于小站地區奪權斗爭的報告》（薄一波：回顧1122頁）還有其他一些事情。
桃園經驗更是把階級斗爭推向了極端，報告說：“桃園黨支部基本上不是共產黨”，“是一個反革命的兩面政權”，“支部書記是一個鉆進黨內的壞分子，國民黨分子”，“強調要找真正的根子，強調要扎根串連，采取一種秘密工作方式。”（薄一波：回顧1122頁）這個報告在全國推廣影響極大，對階級斗爭擴大化起了推波助浪的惡劣作用。
以上事實說明，劉少奇對“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論斷，不僅是同意的，接受的，而且推行是積極的，是有創造的。把“千萬不要忘記斗爭”說成是毛主席主觀武斷提出來，造成許多災難性后果，劉少奇是違心的同意了的，是違背事實的。
四、大躍進時期的一切重大問題都是黨中央集體決定的，符合黨的章程。
這些年來有的人攻擊毛主席獨裁，個人說了算，所以把大躍進，人民公社出現的一些問題都扣到毛主席頭上，這是別有用心的。事實是：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是在1958年3月11日成都會議上討論，5月5日八大二次會議上劉少奇代表中央作了報告，經充分討論，有117人口頭發言，120人書面發言。大家一致擁護。（薄一波：回顧665頁）
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的各項指標，都經過第一、第二次鄭州會討論，于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舉行的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討論通過這些決定時沒有任何不同意見。都是一致通過的。（毛澤東傳：906—907頁）。在討論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時，陳云有保留，毛主席說：“現在有些同志不多謀，也不善斷，是少謀武斷”他舉出多次提很好建議而沒有采納的例子。他說：“一月上旬我召集的那個會，陳云講了他估計完不成（指1959年鋼產量180萬噸計劃）這種話應該聽，那時有人說陳云是右傾機會主義，并非馬克思主義，而自己是十足的馬克思主義，其實陳云的話是很正確的”。“還有前天同胡喬木談話，他冒出這么一個消息，去年12月武昌會議公報不是喬木搞嗎？陳云向喬木建議，是不是糧、棉、鋼、煤四大指標暫時不說，看一看。而喬木也不反映，他有這么個想法，全會通過了還要變更，恐怕不是真理吧。這種話武昌那個時候我就不知道，過了幾個月，4月2日才告訴我。在武昌發表1959年糧、棉、鋼、煤指標問題上，正確的就是陳云一個人”（毛澤東傳：939—940頁）我所看到的只有這個不同意見。
事實都是黨中央決定的，是經過各部門，各地區領導反復討論的。以此，對毛主席個人進行攻擊、抵毀也是不是應該的。
五、黨的重大決策都是經充分調查研究的：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起來以后，毛主席就開始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在兩次鄭州會議之前，武昌會議、上海會議、北戴河會議之前都多次親自找各省、市委書記，還有個別的地委書記、縣委書記、公社黨委書記談話，了解情況、研究問題。可以說和省、市委書記都談過話，有的不止談一次。他的想法都要征求人們的意見，談的最多的是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問題，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問題，經濟指標問題，群眾生活問題。
二是，和中央各主管部門的同志談，多次和農口的譚震林、廖曾言，工業口的李富春、薄一波，財貿口的李先念談話，了解情況，研究問題。
三是，派工作組下去調查：
1958年10月開始，先后派陳伯達、田家英、吳冷西帶隊組織工作組到河南、浙江、廣東、湖南等地的一些公社，生產隊具體考察，調查的情況毛主席都親自主持研究。
同時，各地還不斷有報告，根據調查情況，召開部分省、市委書記會議討論研究，最后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中央全會做出決定。關于人民公社問題的決定，發展國民經濟的計劃的決定都是這樣形成的。可以說毛主席是盡心竭力、集思廣益，盡了最大努力的。要按現在說法確是民主決策的典范。說毛主席是獨裁、獨斷專行，真是天大的冤枉。希望這些人看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出版的《毛澤東傳》和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的薄一波《關于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張宏志教授編的《還清白于毛澤東》等書，會對這些問題的了解有所幫助。
以上是我對該欄目所涉及的幾個主要問題的看法，還有許多問題都可以寫文章，如廬山會議，包產到戶，城市人民公社、信陽事件、文藝問題，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因限于篇幅，只就以上幾個問題，談了個人意見，供大家研究。
2009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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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shi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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