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９年南京國民政府垮臺的時侯，真可以說是眾叛親離。其中尤為引人注目的，是民族資產階級的集體反叛――寧肯留下來接受共產黨的“解放”，也堅決不再跟著國民黨走。這在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史上是獨一無二的事情。
那么，為什么呢？
從愿望上來說，民族資產階級當然希望中國的國家政權掌握在自己手中，使政府成為“管理資產階級共同事務的委員會”。但是，如果現實中他們做不到這一點，如果有比他們更強大的勢力控制了政權，那也不要緊，“只要能保證資產階級的利潤不斷增加，資產階級是很愿意放棄他們在政權方面的要求的”（弗蘭茨•梅林），在德國容克貴族的政治代表俾斯麥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措施之后，德國的資產階級就甘心于容克貴族的政治統治而“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到迅速發展經濟生活上”（同上）。
不幸的是，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連這樣的命運都沒有得到，他們倒霉的孕育于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母體之中，先天發育畸形，后天更是營養不良。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誕生于１９世紀７０年代，在度過了艱難的幼年時期之后，趁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列強無暇東顧的時機，趁著全國民眾一浪高過一浪的抵貨運動的助力，終于迎來了所謂“黃金時代”，其余緒一直延續到１９２７年。這一年，國民黨的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了，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南京政府的成立在經濟上是依靠了江浙財閥的支持，江浙財閥是與帝國主義勢力有著千絲萬縷關系的金融大資本，與民族資本是有所區別的。但是，民族資產階級無疑也是南京政府的支持者。這一方面是因為激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運動已遠遠超出了他們的承受力，另一方面，借助于一個強大而統一的中央政府維持國內秩序、保證自己事業發展的渴望使他們對國民黨寄予了厚望。
但是，民族資產階級很快便領教了國民黨的厲害。國民黨要打仗，可是沒錢，怎么辦呢？只有在資本家這些財神爺們身上打主意。然而，政府的胃口太大了，資本家們覺得自己萬萬承受不起。不過這不算什么，政府自有讓他們把錢吐出來的的辦法：
“當說服無效時，就用強迫手段去強取硬索。他（蔣介石）把原來用于對付工會和共產黨的那股恐怖風浪轉而用來對付資本家。……上海總商會會長傅筱庵是上海富有的商人之一。南京當局要求傅以自己的企業、私人財產以及同總商會的關系來協助承擔一千萬元的貸款。傅拒絕時，蔣介石就以傅曾為軍閥籌款為藉口，親自下令逮捕他并沒收他的財產。”（小科布爾）
其它的辦法包括利用黑社會進行綁架勒索，強迫購買政府公債等等，很多資本家都有幸“躬逢其盛”。以至于一個外國觀察者下結論說：“上海在近代任何政權下都不曾經歷過這樣的恐怖統治。”
１９２８年，北伐結束了。如果事情就像宋子文在上海召開的全國經濟會議上所說：“在戰爭時期我們或許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去籌款”，那么，在國內的相對和平已經到來的時候，資產階級也許能安下心來，集中精力發展自己的事業了。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國民黨從來沒有真正統一過中國，所謂的中華民國“只不過是一些在名義上效忠國民黨的軍閥所割據的防區的集合體而已”（同上）。國民黨一方面要以軍事行動“剿滅”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另一方面又陷入規模巨大的軍閥混戰之中。
就算這一切都是無可奈何、一時半會兒無法解決的事情，國民黨政府即使在它能夠做到的事情上也看不出絲毫的為國內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良好環境的舉措和效果。
對于后進的國家來說，關稅是保護幼小的民族工業、抵制外貨傾銷的有力手段。中國自鴉片戰爭后便喪失了關稅自主權，以５％的協定關稅成為世界上最低的進口稅率。南京政府成立后，總算是開始與列強進行交涉，并于１９３３年最終收回了關稅自主權。然而，與民族工商業者要求以保護關稅扶持國內民族工業發展的愿望相反，政府在稅率的確定上完全以增加財政收入為目的。有人對此作過詳細的研究，把進口貨按其與國貨有無競爭分成兩大類，結果發現，非競爭性進口品的稅準總是高于競爭性進口品的稅準。（鄭友揆）
從國民黨的思想觀念來說，“節制資本”是它一貫的政策主張。但是，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并不是站在國計民生的角度如孫中山那樣來考慮這個問題。從根本上說，南京政府從來就不是一個代表資產階級的政權，它是一個以軍事力量、流氓黑社會力量為武力后盾的力圖以官僚集團統治一切、攫取一切的政權。表現在對資產階級的態度上，就是以官僚資本控制、吞并民族資本。在１９３５年完成了對金融資本的全面控制之后，民族資產階級的工業資本便開始遭受種種打擊。
舊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是有相當強烈的國家民族觀念的，雖然也不免于要和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的勢力互相勾結一下，要對工人進行殘酷的壓榨以保證自己的利潤。但是，“實業救國”始終是是他們最響亮的口號，這一點在抗戰時期表現得最為明顯。
抗戰時期有６００家民族資本的工廠遷往內地，先是遷往武漢，１９３８年６月武漢形勢危急又遷往四川、湖南、廣西和陜西等地。１９４４年豫湘桂戰役國民黨軍隊一潰千里，在湖南和廣西的工廠又緊急遷到貴州。工廠設備邊走邊棄，遷到貴陽的只剩下７００多噸，大部分都已經無力再復工了。可以說為了抗戰勝利作出了重大的犧牲。日本投降之后，這些內遷的民族資產階級一面狼狽不堪、痛心疾首，如李燭塵所稱：“當年艱難辛苦而去，今日傾家蕩產而回。”一面又滿懷期望在政府的幫助下東山再起，特別是利用政府接收的敵偽產業。遷川工廠聯合會致電政府要求優先承購敵偽工廠以彌補戰時損失。棉紡織業更因為長期以來主要競爭對手日本的垮臺而歡欣鼓舞，要求政府準許將所接收的日偽紗廠交民營工廠代為經營。不料宋子文先是答應，后又食言，竟稱：“政府決無此種義務，必須以此項紗廠售給現有財力之少數人民，助其發財。”最后，這些巨大的產業都進了官僚資本的口袋里。１９４５年成立的中國紡織建設公司接收了１１２個日偽企業，壟斷了半數以上的上海紗錠，成為民營紗廠切齒痛恨的對像。
１９４８年８月，國民黨政府進行了“幣制改革”，強迫兌換金元券，蔣經國親自坐鎮上海，瘋狂的搜刮民財，富有的工商業者當然難逃羅網。榮氏家族的榮鴻元遭逮捕后被勒索了５０萬美元方才釋放，出獄后他心灰意冷，遠走巴西。據外國人的報道，上海有３０００名資本家被監禁，只有乖乖的拿錢才能放人。這最后一次的打擊徹底摧毀了民族資產階級對國民黨的信任。
“只要國家還像個國家，政府還像個政府，中國的民族工業就有希望。”《子夜》中的吳蓀甫曾經這樣希望過，然而等待他的是卻是破產！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落后國家的資產階級無一例外的軟弱不堪，無一例外的渴望政權的保護和扶持，又無一例外的得不到這種保護和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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