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是美國著名記者和作家，對中國人民并不陌生。1936年，他穿過國民黨封鎖區，到延安紅軍根據地進行采訪，以記者的視角，真實記錄了紅軍的戰斗和生活，并寫下了《紅星照耀中國》這篇不朽的著作，宣傳了毛主席領導下的中國革命。新中國成立后，多次來華訪問。1970年10月1日，受邀登上天安門城樓，與毛主席一起觀看國慶慶典。在華訪問期間，因記者職業的驅使，走訪了許多地方。時值文革，以美國記者這個局外人的身份，他將自己的所見所聞記錄下來；之后，成為那個非凡歲月歷史見證。
五七干校，是文化大革命期間，為了貫徹毛主席《五七指示》和讓干部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將黨政機關干部、科技人員和大專院校教師等下放到農村，進行勞動的場所。
毛主席指出，“廣大干部下放勞動，這對干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包括那些犯過錯誤的干部，分期分批下放勞動，在下放勞動的過程中重新學習，使自己的精神面貌來一個比較徹底的革命化，使自己不脫離勞動人民，既當“官”，又當老百姓。避免和消除脫離群眾、脫離勞動、一切依靠秘書、做官當老爺的剝削階級壞作風，繼續保持無產階級朝氣蓬勃的革命的青春。
牛棚，在農民眼里不過是關牛的棚子，沒有什么其他的含義。然而，“特別是”年代以來，一些曾經下放到農村的少數讀書人和干部，在摘下委屈的帽子，洗去身上的泥土后，端坐在久違的書齋里和愜意的辦公室內，飲茶、賦詩、讀報，遠離塵囂，遠離勞作，重又過上了悠然自得的生活。想起下放勞動受的那份教育和遭的那份罪，頓生傷痕，不禁感嘆：那時的干部學校哪是人待的呀，形象地說，就是牛棚，蹲在那里受迫害，遭磨難。于是，一己之狹隘，一己之私見，一己之能事，背信棄義，端出污泥濁水，狂潑起來。
歷史果真是如此嗎？
很巧，在斯諾訪華的一篇文章里，發現有一段當時關于“牛棚”的客觀記述，不妨我們大家一起走進斯諾，這個高鼻梁美國記者筆下的“牛棚雜憶”，明辨一下是非。
我們來到陜西省的南泥灣，它在西安以北二百公里，在延安東南九十公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這里是共產黨游擊隊的總部，現在是一個國營農場（屬于全民所有），由解放軍農墾四十團管理。
南泥灣最有趣的事還是前西安市共青團委員劉雨生所領導的黨的干部的“五七干校”。“五七干校”都建在中國的農村，是根據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主席的指示建立的。
這樣，在文化革命期間作為權利機構而建立起來的革命委員會，輸送了“大批”黨員到農村“下放勞動”。現在，南泥灣“五七干校”有二百一十六名“毛的戰士”，大多數都在三十歲到四十歲，只有少數是老年人，有男有女，最高年齡是六十一歲。這些“學員”都是來自西安黨的機關和這個地區的農村公社。包括七名醫生在內，他們都是自己申請的，經他們的上級批準，來學習和再學習毛澤東著作，學習馬列主義著作。過去他們“脫離群眾”，而現在他們正在通過學會同農民和士兵一起勞動，通過“改造世界觀”再重新同群眾結合起來。
在參加農場的活動時，大家都干活，開墾新耕地，建造新住房和窯洞，農閑時在班排長的領導下學習和討論。經過半年或一年之后，他們能夠成為“毛的積極分子”，同時，他們仍然拿原來按干部級別定的工資。他們當中有一些人，肯定不是所有的人，對于由城市生活換為這樣一種新鮮的生活是很滿意的。
盡管如此，有些黨員仍然對于文化革命摧毀共產黨的領導機構之后軍隊繼承的領導作用感到不快。過去，農民追求的是，孩子們能夠上學，希望能看到他們成為富人和有權的人；今天，人們希望成為“想當高官厚祿的干部”，這種希望不僅經常受到譴責，而且也是把干部送到“五七干校”進行再教育的原因之一。
（摘自《美國友好人士斯諾訪華文章》三聯書店1971年7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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