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學森等知識界知名人士談新中國和毛澤東

周谷城 華羅庚 錢學森等知識界知名人士談新中國和毛澤東

   
    原編者的話：為慶祝新中國成立60周年，我們輯錄了周谷城、華羅庚、錢學森、李四光、馮友蘭、楊振寧等知識界知名人士的這組言論。這些人士，都親歷了從舊中國到新中國的歷史巨變，對社會主義新中國與半封建半殖民地舊中國的鮮明對比有著切身感受，對領導中國人民完成這一巨變的中國共產黨和開國領袖毛澤東有著他們自己的評價。這些言論盡管是在過去的不同場合說的，但對于我們今天更深刻地體會和理解新中國成立的偉大意義和中國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的歷史必然性，仍然很有意義。
    （一）關于新中國
    周谷城：從現代的歷史發展看，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幾乎一事無成。反之，有了共產黨的領導，前人從來沒有做過的大事，都能做得好。[《前進》1979年第2期]幼弱的民族資產階級掙扎了半個世紀，對帝國主義等三個敵人毫無辦法；以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卻能打倒三大敵人。這一事實證明：挽救中國的是中國共產黨。[《周谷城史學論文選集》第29頁]中國人民經過一百余年反侵略斗爭，最后因有共產黨的英明正確的領導，完全從帝國主義勢力之下解放出來。[《周谷城學術精華錄》第128頁]
    李四光：就一個世紀以來，尤其是近幾十年來的歷史經驗教訓來說，只有共產黨在中國政治歷史上出現以后，中國人民才找到了正確的領導，脫離了受屈辱受壓迫的生活，并且在全世界面前站起來了。像我們這樣一個經濟落后的大國，在貪得無厭的國際帝國主義面前，要迅速地富強起來，除了走社會主義道路以外，肯定是沒有其他路可走的。[《李四光傳》第 243頁]
    楊振寧：1949年毛澤東主席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毛主席說：“中國人民站立起來了！”任何有血有肉的中國人都會了解這句話的歷史性的意義。[《楊振寧文集》（上）第218頁]
    馮友蘭：（1949年初）在傅作義軍隊撤走以后，……過了幾天，解放軍才開到海淀，他們沒有進清華，只在校門口設置了一個崗哨，有一個解放軍同志在那里站崗。清華的師生也都跑到海淀歡迎解放軍，同他們談話，很是親熱。叔明（指馮友蘭的夫人任載坤——編者注）也到海淀去了一趟，回來說，她看見在校門口站崗的那位解放軍同志，是赤著腳穿鞋，她打算送他一雙襪子。我說：“你去送試試，恐怕他們不要。” 她拿了一雙襪子，去了不久，回來說：“他果然不要。” 解放軍的這類行動，使各階層人民都對于共產黨有了無限的敬佩之心。常看見書上說，某某軍所到之處“秋毫無犯”，以為這是溢美之詞，未必真有那樣的軍隊。可能過去是沒有的，解放軍可真是“秋毫無犯”。我還想到，不記得什么書上說的一句話：“王者之師，有征無戰。” 這次解放清華，不就是“有征無戰” 嗎？[《馮友蘭自述》第106頁]
    周谷城：解放前夕，我住在現在華東醫院對面的延安西路238號，那是別人的私房，我花兩升米一個月租借一間房間。……在（1949年）5月26日清晨，聽到外面槍響，我就趴在窗口朝外看，果然是共產黨的軍隊來了；房客中另有人希望國民黨的軍隊不要走。我看到隊伍之后，卻故意喊是國民黨軍隊，外面沒有什么事，讓房客中有的人“放心”。其實我很清楚，是共產黨的軍隊來了，穿的是布鞋，不是美式皮鞋，帽子、衣服也不是美國式那樣筆挺；身上帶的是手榴彈，靠著墻走，又列成一個隊伍，我心里高興極了！槍聲一響我就趕緊躺在地上，槍聲一停我就趴在窗口看，一直到天亮我看見布告，上海已經解放，天真的亮了！
    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陳毅同志召集各界人士到青年會九樓開座談會。……第三個輪到我在會上講話，我心里真感到榮幸哪！記得我當時講，如果解放軍還不來，我硬會害神經病，我自4月26日被（國民黨）逮捕（之后由復旦大學保釋出來——編者注），一個月來，天天提心吊膽，聽見有人敲門就以為是傳訊的來了，要把我再抓去受審。現在好了，5月26日上海解放了，我也解放了。[《周谷城傳略》第 37頁］
    馮友蘭：在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中，凡是中國人都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在上海黃浦灘外灘公園門口，帝國主義者立了一個牌子，上邊寫著“華人與狗不得入內”。這個“華人”當然是指所有的中國人。帝國主義者對中國的剝削和壓迫，當然是有階級的意義，也有民族的意義。帝國主義者，固然也剝削、壓迫他們本國的勞動人民，但是對于殖民地的人來說，他們是代表他們的整個民族壓迫殖民地的人的整個民族。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了地主階級的統治，趕走了帝國主義者，擋住了他們的侵略，形象地說，就是推翻了“三座大山”。這“三座大山”，不僅壓在中國勞動人民的頭上，也壓在所有的中國人的頭上。
    北大有一位教授，在美國有很好的職業，他聽說解放軍在解放南京的時候，用江陰炮臺的大炮扣留了英國的“紫石英號” 炮艦，他說：“好了，中國人站起來了！” 他馬上辭職，冒著危險回到中國。……這說明共產黨、毛主席確實是領導中國人民，叫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確實是推翻了“三座大山”，壓在大山下面的都翻身了，整個的中華民族都相信這一點，真是對于共產黨、毛主席有無限的崇敬和熱愛。這并不是個人迷信，這是像孟何所說的“心服”，“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這并不是迷信，因為這是實踐證明了的。[《馮友蘭自述》第131－132頁]
    華羅庚：不經過黑暗的人，不知道光明的可貴；不經過嚴冬酷寒的人，不知道春日的可親。舊社會的過來人羨慕新社會中成長的青年。在舊社會里，政權操在剝削階級的手里，要想做一個于人民有利的科學家是不易的，但在今天的新社會里，人民作了主人的新社會里，就完全不同了。[《中國青年報》1953年3月3日]
    馮友蘭：我們所經過的革命，是從一種社會制度變到另外一種社會制度，這和以前中國歷史中的改朝換代的變革是根本不同的。[《馮友蘭自述》第130頁]我們的人民共和國成立還不足兩年，可是做了很多的大事。假使我們沒有親自看見共產黨是怎么領導我們人民進行工作的，假使我們沒有了解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所告訴我們的宇宙間及社會上事物發展變化的規律，這許許多多的成就，對于我們就真像是“奇跡”。[《三松堂全集》第14卷第447頁]
    周谷城：解放之后，形勢全變：勞動人民掌握了生產資料；被壓迫的人民翻了身。[《文匯報》1959年5月26日]在政治活動上，我在解放之前不能抬頭，在解放之后抬起來了頭。1949年9月，新政協第一次會議，我被邀去，作為候補代表。……后來全國人大召開一屆、二屆、三屆、五屆、六屆大會，我都參加了，是正式代表。……今天我從一個教書60年的教書匠，教中學，教大學，成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還兼教科文衛專門委員會的主任。[《周谷城傳略》第40頁]
    錢學森：通過回國后近一個月以來的參觀訪問，我看到，新中國成立才有幾年時間，但是面貌發生了很大變化。祖國到處進行著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其規模之大，是我回國之前沒有想到的。[《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錢學森》第215頁]
    回想當年，黨中央、毛主席下決心搞“兩彈”，那真是了不起的決策。那個時候，我們的工業基礎十分薄弱，連汽車都沒造出來，竟決定搞最尖端的技術——導彈和原子彈，沒有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偉大胸懷和氣魄，誰敢做這樣的決策？我們第一枚導彈在1960年就首次發射成功了，第一顆原子彈在 1964年就炸響了。這樣的速度是空前的。[《人民日報》2001年6月25日]
    華羅庚：那時候（指華羅庚1950年從美國回國之初——編者注），我就好像一個初入伍的新兵，斗志旺盛，一心想在祖國的建設中盡一份力。回憶起來，第一個10年在黨的正確領導下，的確做了一些事。面對當時的狀況：沒有人，不怕！開始培養；沒有設備、圖書館、資料，不怕！想辦法搞去。可以說，新中國成立的第一個10年，靠大家的同心協力，白手起家，建立了一些家底，而且在某些領域趕上或接近到了世界水平！[《華羅庚傳》第237頁]
    我非常愛聽侯寶林同志講的一段相聲——《昨天》。它描寫了一個在舊社會受盡折磨、失去知覺的精神病患者，經過治療在解放后10年突然醒來，舊社會的一切慘況猶如昨口，在接觸到新事物時，覺得樣樣好——好到了不可思議，件件奇——奇到了出人意料。實際講來，這種體會，在新中國，人皆有之；只不過我們看見的是連續變化的“電影”，而相聲中的主人翁所看的是影片中兩個分隔較久的“鏡頭”而已。[《光明日報》 1964年2月 12日]
    楊振寧：訪問過中國的人幾乎都認為，了解新中國是激動人心的經歷。我毫不懷疑，尼克松總統和夫人以及他們的隨行人員一定會有同樣的感受。中國仍然貧窮，缺乏物質財富，工業技術也十分落后。但前往訪問的人將為其精神所感動。他們會發現，她是最簡單、而又是最復雜，最年青、而又是最古老的國家。……對于中國的新精神便會產生尊重、同情和佩服之情。[《楊振寧文集》（上）第198頁]
    馮友蘭：我覺得在共產黨領導的新社會中，一切都是向上發展的。［《人民日報》1950年1月22日］有一個來華訪問的印度德里大學的哲學教授對我說，不知道什么緣故，印度所缺少的就是像中國這樣的朝氣蓬勃的氣象、奮發有為的精神。他走的時候，我送他到火車站，他又對我說，在中國住了一段時間，我明白那個緣故了，這就是經過革命和沒有經過革命的區別，印度所缺少的就是一場革命。我當時覺得，他的這個話說得對。在50年代，在中國人民中，無論男女老少，無論哪個階級、哪個階層，都有他所說的這種精神。只要共產黨一聲令下，全國的人都是同心同德，全力以赴。[《人民日報》1951年7月8日]
    只有在共產黨所建立的社會制度之下，才能使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相結合。在反動派所統治的社會里，所謂“社會利益”，主要的是反動派的利益。這是與人民的利益相沖突的。在解放前的社會中，提倡“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只是一句空話。在解放了的社會中，社會的利益，也就是個人的利益。人人都為人民服務，自己也在人民之中，這才真可能“人人為我，我為人人”。[《人民日報》1952年10月8日]
    李四光：我個人能夠生逢這樣偉大的時代，我深深感到生活真有意義，生命值得珍貴。[《李四光傳》第25頁]
    （二）關于毛澤東
    周谷城：毛澤東主席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立和發展，為全國各族人民的解放事業的勝利，為新中國的締造和社會主義的發展，建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功勛。[《人民日報》1991年7月7日]
    我有幸在大革命前夕結識了毛澤東同志，他鼓勵我參加農民運動，在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都給了我很多幫助；解放后，他對我以諍友相待，我受到他的關心和信任，深情厚誼，終生難忘。[《人民日報》1991年7月7日]回憶過去（毛）主席對我的教導，宛如他的音容笑貌仍然在我眼前。主席對知識分子的關懷，對百家爭鳴的倡導，以及他學識的淵博，都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周谷城傳略》第96頁]
    楊振寧：毛澤東主席對中國人民的革命建設的領導，他對世界人民的思想意識的啟示，是史無前例的偉大的貢獻！他是人類歷史上的一位巨人！把一個山窮水盡喪失了自尊心的國家變成今日的自足自信、有理想的、前途光明的新中國，這是怎樣一個天翻地覆的變化。……在艱難的道路上，帶路的是毛主席；在巨大的犧牲中，帶路的是毛主席；在取得輝煌的成果的每一個過程中，帶路的是毛主席。在半個世紀的時間里他是中國的明燈，是中國的舵手。[《人類歷史的一位巨人——在紐約追悼大會上的講話》（1976年 9月 19日）]
    我讀了主席的《長征》詩，“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特別是“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我很想去看看。我很喜歡毛主席的詩詞。原來覺得中國的古詩好，也很喜歡，但覺得過于悲觀了。主席的詩很好懂。……我最喜歡的兩句是：“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 我第一次訪問后，回美國去講演，有一千多人聽。最后我說，這兩句詩最能代表新中國的精神了。[在受到毛澤東接見時的談話 （1973年7月 17日）]
    我們看毛主席自己怎樣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群眾是真正的英雄”，“我們應該走到群眾中間去，向群眾學習，把他們的經驗綜合起來，成為更好的有條理的道理和辦法，然后再告訴群眾（宣傳），并號召群眾實行起來，解決群眾的問題，使群眾得到解放和幸福。”受了毛澤東思想的影響，在中國產生了新的精神面貌，在第三世界產生了新的世界觀，在發達國家里產生了對人的價值觀念的重新估定。[《人類歷史的一位巨人——在紐約追悼大會上的講話》（1976年9月19日）]
    錢學森：回國后我同毛主席有過多次接觸，他也問過我一些科學上的問題。他的智慧主要來自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歷史、文學藝術修養，來自革命戰爭的錘煉，很了不起。他對科學問題也十分關注，下了很大功夫進行研究。他的理論著作《實踐論》和《矛盾論》，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光輝篇章。我回國后曾反復學習，深受教益。我在美國搞的那些應用力學、噴氣推進和工程控制論等等，都屬技術科學，而技術科學的特點就是理論聯系實際。我寫的那些論文選題都是從航空工程和火箭技術的實際工作中提煉出來的。而研究出來的理論成果又要與實驗數據對照，接受實踐的檢驗。這個過程往往要反復多次，一個課題才能完成，其成果在工程上才能應用。這就是毛主席在《實踐論》中講的道理。[《人民日報》2002年6月24日]
    在1956年全國政治協商會議期間，毛主席第一次接見了我。毛主席教導我要懂得新生的、最有生命力的東西，總是在同舊的、衰亡著的東西斗爭中生長起來的，并要我培養一些青年科技人員。在這年毛主席主持討論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毛主席又一次接見了我。毛主席對物質無限可分性的問題，從唯物辯證法的高度，作了非常精辟的論述。1958年10月27日，毛主席親臨中國科學院科學成果展覽會。毛主席第三次接見了我。毛主席指出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敢于走前人沒有走過的道路。毛主席的教導撥正了我做科技工作的方向。1964年2月6日，在一次春雪之后，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見了李四光同志、竺可楨同志和我。這是我第四次見到毛主席。毛主席講了在科學技術發展中，矛盾斗爭推動事物前進的道理。這使我思想上受到很深的教誨，對我進行科研丁作有很大的啟發。毛主席多次親自教誨我，每一次都給我指明了繼續前進的方向，每一次都給我增添了登攀高峰的力量。我之有今天，都是毛主席、共產黨給的。[《人民日報》1976年9月 16日]
    馮友蘭：1962年，政協全國委員會開大會，我作了一個發言，講了一點我寫《中國哲學史新編》的情況和將來的計劃。當時的執行主席是陳毅，事后有人告訴我說，陳總說我的發言很好，其中講的有過去，有現在，還有將來。到閉會那一天，毛澤東和中央全體領導同志接見到會的委員，并在一起照相。我恰好站在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座位背后的中間。毛澤東來就座的時候，看見我，就拉著我的手說：“你的身體比我的身體好。”我說：“主席比我大。” 毛澤東說：“不行了，我已經露了老態。”他又問了一遍《中國哲學史新編》進行的情況，并且說：“你的中國哲學史寫完以后，還要寫一部西方哲學史吧。” 我說：“我只能寫中國的，寫西方哲學史的任務已經派給別人了。” 毛澤東說：“對于孔子，你和郭沫若是一派。” 說到這里，劉少奇插言說：“你的發言很好，言簡意賅。”周恩來也向毛澤東介紹說：“這一次開會，他是三代同堂：任芝銘任老是他的岳父，孫維世是任老的外孫女，是第三代。” 在這一次談話中，無論是就談話的內容或談話的態度說，毛澤東都好像是對待多年不見的老朋友一樣。[《馮友蘭自述》第130－131頁]
    華羅庚：1964年3月18日，毛主席親自寫信教導我要樹雄心、立壯志，絕舊緣、走新路。這一巨大的鼓舞和鞭策，使我一改舊習，寫出了《統籌方法平話》。但是寫平話還不等于重實踐。我們第一次下廠搞試點，沒有出成果，失敗而歸。正在這個時候，西南某工地約我到那兒去推廣“統籌方法”。當時我顧慮重重，莫知所措。在北京試點還遭到了失敗，到“烏蒙磅礡走泥丸” 的工地去行嗎？但是想到毛主席的親切教導和鼓勵，就決心放下架子，到了西南的施工現場。我們與工農兵在一起，先學后教，教學相長，用平話的形式介紹“統籌方法”，開始走上了“送貨上門，取寶下山”的道路。這時候，我才第一次比較深刻地認識到毛主席教導我們的真理：“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我剛剛邁出了這小小的一步，毛主席又注意到了。1965年7月21日，他老人家在百忙中又給予親筆指示，為我能到西南工地學習、鍛煉、與工農相結合，表示極為慶幸，勉勵我奮發有為，不為個人而為人民服務，鼓勵我在為人民服務的道路上繼續前進。
    去年（指 1975年——編著注）10月 1日，我寫信向毛主席匯報了 10年來的體會和曾經遇到的阻力，以及今后自己的決心。毛主席已經82歲高齡，每天不知有多少國內外大事要處理，但他老人家在10月5日又作了重要批示，再次給我指明了前進的方向。他老人家還無微不至地關心我的身體，要我大病新愈后，多休養一個時期。我在病中，看著毛主席那蒼勁有力的筆跡，激動得熱淚盈眶。[《人民日報》1976年12月24日]
    （《環球視野》摘自2009年第5期《黨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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