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難的價值

苦難的價值　　

北京友誼醫院 柏曉利　　

http://blog.sina.com.cn/s/blog_　4c　523e170100d7sj.html　　

今年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40年。對這個幾百萬城市青年向農村邊疆的遷移運動始終眾說紛紜，站在不同的角度有著不同的說法，作為個人，滄海一粟，是在疾風暴雨的裹挾下，是在一種連續十幾年理想主義教育下的一種沒有選擇的選擇。（但我去兵團確實是我的選擇，原本我是分配在北京工廠的）。為什么選擇離開北京，現在看來，除了理想主義的驅動，還有個人心理上的一種需求。不管何種動機，上百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它的客觀作用是使我們這些城市知青看到了我們在課本上看不到，在城市生活中永遠也不能體驗到的生活。　　

在內蒙二師十一團七連的日子，有許多事情不能忘記。　　

忘不了，在翻堿的麥田里為了讓冬小麥頂開堿殼，每個人拉著鐵絲做的壓著磚頭的耙子在一眼望不到頭的麥地里耙地。粘粘的堿殼很快就將鞋子粘的提不起來，很多人不得已光著腳在帶有冰碴的鹽堿地里走來走去。　　

忘不了修揚水站的經歷。學做泥瓦匠的一排戰士砌著揚水站的蓄水池，為了不讓水位超過工作面，女排就像保證主力部隊打勝仗的游擊隊一樣，用臉盆從池子里往外淘水，一個班的女生站在冰冷的水槽中一盆盆將泥水舉過頭頂傳遞出去，御寒的毛衣毛褲完全禁不住水滴的侵襲，很快就濕透了。　　

忘不了，冬天在烏梁素海打蒲棒和葦草的驚險。穿著厚厚的棉衣棉褲，每個人背著放著蒲棒的麻袋，突然，一片沒有凍結實的冰面突然塌陷，我和另外兩個人掉進冰冷的海里，掙扎著、拼命爬到冰面上，結果導致更大面積的冰層塌陷。生死邊緣的無助和絕望讓北風的凜冽黯然失色。　　

忘不了收割的季節。每天早上不到五點已經走了幾里路到了海三號。海子號的地是全連最整齊但也是最長的，每人平均五垅麥子割著往前走，一兩個小時到不了頭，自然也就直不了腰。那時候的連隊，對女生沒有照顧，生理原因導致許多人體力不支。下工時，每人還要背上十幾捆將近七八十斤的麥子走半個多小時回到場院，你可以看見，下工時向西的方向追著夕陽一座座小山向前移動，小山的下面有我的副班長閃靜宜和其她人。偶爾，不要求背麥子的時候，就可以看見隨著下工號吹響，鐮刀一扔，每個地埂上都有仰面朝天躺著的疲憊不堪的女生，那是為了讓地埂的凸起支撐起自己就像斷了的腰部。　　

還不能忘的是挖大渠。每天早上五點起床，步行三十里路到八排干，每人兩方土，任務完成后再走三十里路回連隊。這是一個寒冷的冬季，從里到外地冷，直到每個人的心底。那段時間，不知發生了什么事情，男女排似乎失去了相互的幫助變得漠不關心。男女同工，男排能夠在四五點完成任務就回連隊，而女排卻因為體力不行，無法一下將泥土甩到渠頂部，需要兩個人合作，這就耗費了更多的人力和時間，四方土一直要干到天擦黑。通常回到連隊已經是晚上十點。挖大渠的農活持續了至少十天，天天如此，干完一天活回連隊的途中，大家經常是邊走邊睡，十三班戰士王金花就是因為睡著了走到了拖拉機和鐵耙之間造成腿的骨折。　　

誰也不會想到上房揭瓦的活會交給我們班。在沒有任何安全保障的情況下，13班被要求拆掉已經裂了山墻的禮堂，并且不能摔壞一塊瓦，禮堂的房脊高有七八米或者十米，趴在已經掀掉了荊笆和泥土的光禿禿的梁上，再拆下一根根椽子，向下望去，心驚膽顫。當時是否會有其它的退路可選，我不清楚，擔當這個任務的有施天燕、孫玉芬等。她們克服了心理上的畏懼，最終圓滿完成了任務。這次任務的完成奠定了十三班以后在連里工作中必挑重擔的地位　　

忘不了冬灌。在當地，澆地的活是男人的專利，在兵團工作卻不分男女。深秋的內蒙晚上氣溫低于零度。大片的麥地每一塊都要澆，又不能大水漫灌，所以我們必須盡可能保護好每一條堤埂。但常常事與愿違，有時甚至毛渠口整個被水沖走。為了完成任務，我不知道13班有多少人、有多少次跳進水里用身體堵口子。這么多年，我會常常想起冬灌的夜里堤埂上馬燈移動的光亮，那是施天燕，季玉琴，韋金娣、張青青他們，那光亮似乎在說：“班長，放心，我們在巡視著！”　　

我的班里還有很多人，當時的十三班一共有18個人，是全連最大的一個班，負責種子田，試驗田，果園，瓜地和920（植物生長刺激素）。全班分五個小組各司其職。班里有一個高中生叫　王惠　君，綽號酸酸，在有時間的日子里，她負責給班里講課，畢竟，我們班最小的游江峰剛剛13歲就來到了兵團，而按正常年齡來到兵團的我，那一年是16歲。　　

忘不了的事情還很多。　　

糧食入庫，16，17歲的我們每人背上200斤麻袋走在跳板上……　　

中午吃過飯，連長要求大家去脫磚坯，“業余時間作貢獻”，20多斤的一塊坯，一中午連和泥帶脫坯要出十幾塊……　　

挖大渠，沒有水喝，無奈，深挖地，用手拍，地下水一點點滲出來，每人趴在地上舔兩下水……　　

到團里拉磚，背上披條麻袋就沖進高溫的磚窯，后背上十幾塊發燙的磚頭烤著背、燙著脖子，疼痛難當……　　

胳膊骨折，連里衛生員鼓搗了一個月后照片子才發現沒有復位，連長指導員和團里軍醫一起按住我將胳膊重新拉開再次復位，撕心裂肺的疼痛，整個人好像被扯成了兩半……　　

當然，艱苦的生活中還有很多快樂的事。改善伙食，全連圍在操場，吃炸油條，連里為這頓油餅特意開了班排長會，規定是只許吃，不許拿，看著男排為了多吃，圍著操場邊走邊吃，讓我們好不羨慕；為了和男排搞好關系，關鍵時刻希望他們出手幫我們，女排會省出自己的口糧，隔著墻，大喊一聲將饅頭或者窩頭送給與自己對應的男排班，墻頭上放著擱著主食的笸籮，墻那邊，一只手就會將笸籮拿走。過年連隊包餃子，沒有搟面棍，鐵鍬把修理修理就能用，沒有容器盛餃子，誰的臉盆當便盆的次數少就會被選用。第一頓的餃子論“個”，第二頓是片湯，第三頓變漿糊，但每一頓都那么享受，那么讓人滿懷期待。　　

娛樂生活是團里來了放映隊。全連集合大家拿著自己編的蒲墩跑到一連，《列寧在十月》、《奇襲》、《地道戰》、《地雷戰》往返十幾里路，幾個片子的對白都會背下來了，但似乎永遠也看不夠，回來的路上，一邊走，一邊抻著嗓子嚎著京劇“一路上，多保重，山高水險……”義薄云天、肝膽相照的情誼和著歌聲回蕩在深藍色的夜幕中。 　　

最好的事是有書看。連里如果有好書很快就會通過排長王向東傳來。最清晰的記憶來自《牛虻》，那是一個春暖花開的日子，晚飯時排長拿到了這本書，第二天早上就得還，書是排長借的，當然她先看。晚上11點她看完了，我接班看。自制的墨水瓶煤油燈，一點點光亮，早上六點，看到了牛虻被押上刑場和留下的遺書，看到主教大人悲凄的呼號，內心深處一種力量被鼓動著向上升騰：一個人如果選擇了自己的目標，就要為它全力承擔，牛虻能吃苦而毫不訴苦的精神感動著我們。放下書，不等我再細細體味，起床號將我從牛虻的世界拉回到現實生活中。上午的農活是鋤地，全班十幾個人一字排開，我站中間，一邊鋤地一邊講書，很快，邊上的人圍上來，鋤地的速度越來越慢，遠遠的連長高聲在喊，“十三班”，我們馬上散開，但一會又聚在了一起。　　

十三班，多少年以后，在兵團二十年相聚和三十年再聚時，我常常聽見站起來做自我介紹的人說，“我是十三班的，我叫XXX”，從他們的口氣中，我聽出，他們以曾經是十三班的一員而自豪。我們一起吃了苦，但是我們“享受”了這份磨難，十六歲去兵團，二十歲離開兵團，我們將人生最重要的時期所承受的這份艱難困苦賦予了成長和歷練的意義。多少年以后，當我離開兵團，進入社會時，我發現那份苦難沒有白受。每當想起兵團的艱苦生活，現實生活中發生的任何難處，無論是精神上的還是物質上的都不會比那更差，在我面前不再有我無法面對的磨難。無論境況多么惡劣，我能堅持我的信念，我知道就個人成長而言，那四年的生活是在一種不能由自己改變的環境、無法發揮個人意志的大時代下，我能選擇的最好方式了。在追求知識的路上有多種方式，如果沒有十年浩劫，按部就班，我可能會有另一種結局。　　

老三屆和那一代知青在整個民族的困境中離開了城市，靠近了幾億農民真實的生活，因為各種各樣的磨難，這些人為存在下去尋找著生命的意義，并在一種信念的支持下選擇了對自己的生命負責。不去埋怨和追悔，而是創造出一種精神力量支撐著每個人的內心世界。活在當下，創造出有意義的存在方式。多年來，每次聚會當談到苦難時，我聽不到憂傷、責難和抱怨，而是感受到一種力量。感謝那份苦難帶給我們的堅強，它變成動力激勵我們做有用的事，獲得激情去做改變的事情。　　

蘇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說：“我害怕的只有一件事：配不上我的苦難。”現在當我們紀念我們生命中的這個重要時刻時，我已經由當年的16歲到了56歲，我還在工作著，幫助那些身心受折磨的人，我只希望，我所做的一切配得上當年的那份苦難贈與我的財富。　　

柏曉利　　

　2009-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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