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投石問路 杜魯門搖橄欖枝
頂天立地 洪學智當糧草官
在其他各種條件完全相等的機會之下，假使我們愈以毀滅敵人力量為目標，則我們自己軍事力量的浪費也就愈大。
——[德]卡爾·克勞塞維茨：《戰爭論》
入朝8個月的作戰，中國軍隊完成了歷史性的戰略任務。
從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是抗美援朝戰爭的戰略反攻階段。在這個階段中，中國軍隊與朝鮮人民軍一起，在既無空軍掩護，又無坦克支援，僅有少量炮兵的情況下，連續進行了5次戰役，將戰線從鴨綠江邊推回到400公里以南的三八線附近，并以23萬人的戰斗減員為代價，殲滅“聯合國軍”22萬余人，其中美軍8萬余人（美方公布數字為5萬余人），從而在根本上扭轉了朝鮮戰局。基本達成了出國時的戰略目標。
對于飽受了百年欺凌宰割的中國來說，是一個歷史性的勝利。
然而勿庸諱言，第五次戰役結束后，中國軍隊士氣也受到很大負面影響。
5月26日，當中國軍隊正在北撤，彭德懷就以志愿軍黨委名義致電中央并高崗：
根據和各軍反映，目前部隊有些干部情緒消沉，對戰爭的長期性、艱苦性感到厭倦，認為沒有相當飛機、大炮、坦克配合，很難甚至不可能大量殲滅敵人，埋怨飛機不出動，技術兵種未配合，對于四、五次戰役未取得很大勝利表示不滿，相當普遍顧慮供應的困難得不到解決，因而對戰爭的前途表示懷疑，所謂戰爭無頭苦無邊；官兵關系不正常，破壞紀律的現象時有發生。……產生上述右傾現象的原因，我們認為主要是由于戰爭很殘酷，困難多且嚴重，以及一、二、三次戰役打得比較順利，對美帝是紙老虎片面了解，產生和存在著輕敵和速勝思想。但自四、五次戰役以來愈來愈殘酷，看到戰爭不可能短期結束，同時志愿軍黨委對戰爭長期性未進行系統的深入教育。
這是實話實說。
思想波動最大的是第三兵團和第十九兵團部隊。
在戰役結束后的休整地域，“剛剛經歷了浴血鏖戰和長途行軍的指戰員們，衣著襤褸，精疲力竭，有的在裹傷，有的不顧野地上滿是露水，到下就呼呼大睡；有的從大路上割來被敵機打死的騾馬的肉，挖無煙式防空爐灶煮熟充饑……”
“沒有歌聲，沒有笑聲，甚至聽不到說話聲。”
這是一位親歷者留下的文字。
自解放戰爭以來，這支軍隊還很少出現這樣的窘境。
第九兵團因為經歷過第二次戰役和第四次戰役的嚴峻局面，情緒波動相對要小些，但也很低沉。
第九兵團政治部宣傳部長張景華為了解部隊的思想狀況，曾找到一個在戰役中打得很不錯的尖刀營，與副營長和政治教導員進行了如下對話。
張景華先開口：
“你們營作為師的尖刀部隊，打得非常出色嘛！當然也很苦也很殘酷，所以我們才需要調查各種情況，很好地總結經驗教訓。”
渾身上下到處都裹著繃帶的副營長突然嗚嗚大哭起來：
“我們6個營級干部，犧牲了4個，就剩我和教導員……全營，有一大半人沒回來。這仗打得真窩囊！”
“開頭穿插很順利。”教導員接過話頭，“一夜功夫我們就突進敵人縱深110里，經歷大小戰斗9次，打死打傷敵人140名，俘虜270多名……”
“哦！打得不錯嘛！”張景華情不自禁地驚嘆一聲。
“我們提前半小時占領預定高地，卡住了敵人一個團的退路。”教導員臉色陡然為之一變，“說好4小時后主力部隊上來，結果14個小時也不見蹤影。我們死守高地，兩面受敵，打得好慘！”
“天天講美帝紙老虎，這回我們們孤軍被圍，敵人可就是鐵老虎了。”副營長發起了牢騷，“戰前我們把敵人宣傳得太差勁，大伙思想上也就麻痹了。搶占高地后，累是一回事，關鍵是多數同志對敵人優勢火力估計不足，不愿拼死命構筑堅固工事，以為咬咬牙挺幾個小時就頂過去了。結果一個小山頭上，至少落下了上千顆炮彈和炸彈，要不是命令我們撤回，全營的人都非給轟光不可。”
“你們抓的俘虜是怎么處理的？”張景華問。
一說俘虜，副營長的眼珠子都要瞪出來了：
“咱們的俘虜政策，實在叫人想不通……”
“冷靜些，冷靜些，好好說！”教導員趕緊按住他。
“沒關系，隨便說！”
張景華不在乎這個，軍事指揮員要沒點脾氣反而不正常了。
副營長氣得扭歪了臉，反而喘著粗氣說不出話來。
最后還是教導員替他說了：
“我們營是頭一批渡過昭陽江的。一過江就按照預定路線向南猛插，一路上勢如破竹。敵人毫無思想準備，一頓狠打他們就潰不成軍。團里給我們配了一名英語翻譯，兩名朝鮮語翻譯。只要用英語或朝鮮語喊一通話，告訴他們已經被包圍，繳槍不殺，暈頭轉向的美國兵和李偽軍就會丟下武器跟著咱們走……”
“跟著走怎么行？！”副營長插上話，“穿插任務緊迫，一分一秒都耽誤不得，帶著俘虜就會被捆住手腳。當時好些人就說處決他們，因為這些敵人是暫時給打懵了，并不是真心想投降，要是一看到咱后續部隊沒上來，不逃跑也會抄起家伙很咱們干。”
“結果正是這樣！”教導員一臉悲憤，“我們本想就這樣辦，可俘虜政策和戰場紀律，咱們一點也不敢含糊。我們把他們集中起來，點過數讓他們自動往北走，槍炮沒法帶，就卸下槍機炮栓扔溝里，想等到打完殲滅戰再來拾掇。哪里會想到咱們的主力會被擋在半路上，不能完成合圍啊！結果這些俘虜一個也沒帶出來。那天拂曉，在穿插路上最后一次戰斗中，有20多個美國兵放下武器向后轉，一會功夫，就不知道他們從哪里又搞來一批槍支，掉過頭來攆著我們屁股打。也怪我們大意，沒想到戰場上是很容易搞到武器的。我們營長就是給他們打死的。把大伙氣得嗷嗷叫，悔不該對這幫混蛋手下留情。”
“能抽幾個戰士押送一下就好了！”張景華道。
“我們營強渡昭陽江時傷亡就不小，一路上又不斷減員。加上尖刀營的戰士一突入敵后，個個都是過河卒子變成了車馬炮，這樣的精兵一個頂十個敵人，誰還舍得抽他們去押俘虜？！”
副營長還是很忿忿然。
“唉，總而言之，我們對俘虜太講仁慈，從制訂政策到執行政策，整個一個右傾。”教導員說著說著也走了火。
剛從戰場上下來，大家嘴上都沒把門兒的。
張景華能理解，但不能姑息：
“這話不夠全面，制訂政策是從大局利益和長遠利益出發的，執行政策必須有堅定性。碰了釘子出了紕漏可以分析找原因，但不能懷疑政策。你們吃了虧，但你們的行動也產生了好影響，至少敵人說我們抓了俘虜就殺的謠言就不攻自破。”
兩位指揮員沉默了，看得出來他們心里還憋著氣。
“還沒想通？”張景華追問一句。
副營長梗著脖子不說話，教導員勉強說了一句：
“首長放心，不管想不想得通，反正往后再碰上這樣的事情，照樣執行命令就是了。”
還是不通。
也難怪，仗打得不順手，誰心里都憋著一肚子火沒地兒撒。
第五次戰役后來成為一個熱門討論話題。
現在看來，這次戰役在組織策劃上確有可評可議之處。
從這次戰役投入的力量來看，可以稱得上是中國軍隊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戰役之一，然而戰役結果卻又如此地不如人意，究其根本的內在原因，還在于傳統的基于國內戰爭經驗的作戰指導方式在許多方面已不適應于現代戰爭發展的要求所致。
特別是敵方已經了解了自己的特點以后更是如此。
毛澤東歸納為：打得“急了一些”，“大了一些”，“遠了一些”。
這確實是戰役主觀指導上的原因。
首先，是打得“急了一些。”
戰役發起前，中朝軍隊統帥部根據美國增兵日本、美國海軍艦隊在朝鮮東西海岸活動頻繁和各種情報。判斷敵人有在中朝軍隊側后登陸的可能，為此，采取某種相應措施是無疑是十分必要的。但對于敵人實施登陸作戰所需要的各種條件、特別是時間條件則缺乏具體深入和科學的分析，從而對敵人登陸的現實可能性估計過高。為急于破壞敵人的登陸行動，提前發起戰役，以圖盡早擺脫當時的被動局面，奪回主動權。這樣一來，就使戰役準備十分倉促，戰略預備隊從國內趕來剛剛集結，只作了必要的臨戰準備就投入了作戰，地形不熟，戰術準備不足，糧彈貯備不多，致使作戰行動受到了很大不利影響。
由此也可以看出，“威懾”在戰爭中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
其次是打得“大了一些”。
由于對敵我雙方力量缺乏全面的分析，特別是對“聯合國軍”方面技術裝備的優勢給中朝軍隊作戰帶來的影響和敵人戰術上的改變缺乏深刻的認識，過分看重了改裝了蘇式裝備后的中朝軍隊的力量，自身又拘泥于第一、二、三次戰役在特定條件下以奇襲方式獲取的帶有很大局限性的勝利經驗，從而對戰役的作用估計過高，看成是“朝鮮戰爭的時間縮短或拖長的關鍵”。雖然有了“準備長期，爭取短期”的正確戰爭指導方針，在具體掌握上卻偏重于“爭取短期”。戰役第一階段預定殲敵5個師另兩個旅，其中美軍3個師，第二階段又預定殲滅韓軍6個師，這在當時雙方技術裝備懸殊、中朝方面又無空軍配合的情況下，在客觀上即或不能說是不可能，至少也是可能性極小。
事實證明這個目標的確是一廂情愿。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打得“遠了一點”。
其實說遠也不遠，中朝軍隊前進最遠也只有80～90公里。可就這個距離對他們來說也已經勉為其難了，戰役稍稍一向縱深發展，運輸線延長，供應和轉運傷員就顯得十分困難。第二階段中朝軍隊停止進攻后，曾原地停留兩天等待補給，轉運傷員，結果仍補充不上，造成了轉移行動初期的被動。由此也可以想見，在未解決空中掩護和后勤保障困難的情況下，想一氣呵成，實施大迂回包圍，向敵深遠縱深發展突擊，殲滅敵重兵集團，將“聯合國軍”趕下海，會產生什么樣的結果。
事實證明，中國軍隊發起進攻后，倘不能在第一個夜晚基本上完成戰役迂回任務，打亂敵人戰役布勢，而在戰術上又未能完成分割包圍并打亂敵人，則爾后戰役發展就非常困難。敵人可以利用其優越的技術裝備條件迅速改變其不利態勢；或迅速增援其被圍部隊，憑借其優勢的炮火在大量坦克和飛機掩護下突圍；或將已被打開的缺口迅速堵塞；或收縮兵力形成新的防御體系……。
總而言之，辦法顯得要比中朝軍隊多。
而中朝軍隊呢，又沒有什么特別有效的辦法來制約敵人。戰役第一階段，正面突擊的各軍，由于在第一個夜晚未能實現戰術分割包圍，就被范佛里特抓住破綻，先將主力轉移，而以快速部隊與中朝軍隊保持接觸；當中朝軍隊黃昏一發起進攻即迅速撤退，每次只退20～30公里，恰為中朝軍隊一夜徒步追擊的行程；當翌日中朝軍隊迫近時，“聯合國軍”主力已占領陣地，以逸待勞，中朝軍隊即被置于其炮火控制之下難以繼續發展進攻。所以，在戰役的第一、二階段，中朝軍隊曾分別包圍了敵營、團兵力十七八處之多，但都未能達成殲滅。
從事后“臭皮匠”的角度來看，倘按鄧華洪學智等在戰前的建議，將敵人放至鐵原一線再打，糧彈補充也相對容易，準備也可以更充分。雖然也有一定風險，且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朝軍隊的力量態勢，但效果肯定要好得多。
另外，在戰役部署上，也存在著拘泥于舊有作戰模式的缺點，戰役第一階段，東線第二十軍、第四十軍突破后向敵縱深發展時，卻無后續力量投入戰斗，結果付出鮮血代價打開的突破口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倘將第三兵團及第二十六軍東靠，將第二十七軍作為第九兵團的第二梯隊，第二十七軍跟在第二十軍后邊，從韓軍第六師缺口打出去，那很可能形成破竹之勢。而戰役實際發展卻是第九兵團方向兵力不足，第三兵團方向兵力又過于密集，在15公里正面上一個梯隊展開突擊，造成部隊擁擠，也影響了進攻速度。
當然，從客觀上來說，最根本的原因還是雙方物質力量懸殊的對比并沒有在戰爭過程中得到實質性的改變。
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物質力量只有用物質力量才能摧毀。仗打到這個份上，只能說中朝方面的物質力量遠沒有強大到足以摧毀對方的程度。中國軍隊的裝備主要靠從蘇聯購買，而當時蘇聯迅速為中國軍隊提供戰場上的所有裝備也確有困難，空軍也只能掩護從鴨綠江到清川江一段。中國國內支持戰爭的財力和物力當然更不用說，新中國建國伊始，經濟基礎極為薄弱，1950年的工農業生產總值不過542億人民幣，財政收入僅62.5億人民幣，也就是說，全年的財政收入也不及美國在朝鮮戰爭第一年直接戰費1/2。而就這樣微薄的財政收入，還有41.5%用于直接戰費開支，經濟建設則僅占財政預算的25.5%。
1951年戰費開支在比例上和數量上還比1950年有所增加。
顯然，長期打下去，中國國內經濟建設和其它各項建設必將受到極大的牽制與影響。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軍隊入朝后連續5次戰役打成的這樣一個結局，其中也蘊含著一種事物發展的客觀必然。
不過，金日成可不這樣看。
復國心切的他還是一門心思孜孜于“再次發動大規模攻勢”，以實現統一朝鮮的戰略目標。就在彭德懷為中朝軍隊的如何擺脫北撤的被動局面而殫精竭慮的5月30日，還收到金日成一封電報：
樸一禹、鄧華二同志帶來你對目前軍事政治形勢的分析與今后作戰方針，我都同意。朝鮮戰爭更加困難、殘酷。正如你所提到的：在這長期的戰爭中，如何爭取較短時間內戰勝敵人？對這一點的分析我是完全同意的。當然，在朝鮮延長軍事行動，無論在軍事上、政治上均對我不利。朝鮮問題，決不能預測和平解決，亦不能在‘三八線’上結束戰爭。根據以上情況，我之軍事行動，我意不必延長。
你看，“準備長期，爭取短期”，他認準的是那個“短”字！
來信還提出八項建議，主要內容是在6月下旬對敵再次發動大規模攻勢的各種準備措施。
這股子要完成民族統一大業的執著精神的確讓人肅然起敬！
6月3日，毛澤東、周恩來與金日成在北京舉行會談。
不知道用了什么招法，沒發脾氣也沒吵嘴，反正最后毛、周二人說服了金日成，最后確定：政治斗爭和軍事斗爭雙管齊下，一方面同敵人舉行和平談判，爭取以三八線為界實行停戰撤軍，另一方面以堅決的軍事行動粉碎敵人的任何進攻，以配合談判的順利進行。為此，中共中央為中國人民志愿軍確定了“充分準備持久作戰爭取和談達到結束戰爭”的總方針，在軍事上也確定了“持久作戰，積極防御”的方針。
斯大林也對這個方針表示支持。
美國也修正了自己的目標函數，而且比中朝方面還早。
他們早就打得很勉為其難了。
明眼人都看得出來，“聯合國軍”依靠戰場上現有軍事力量，是無論如何也打不回鴨綠江邊了。雖然有空中保護傘，“聯合國軍”方面也同樣存在著后勤補給問題，北朝鮮地形崎嶇，公路和鐵路都被“聯合國軍”的炸彈、炮彈摧毀破壞了，不便于高度機械化的“聯合國軍”部隊行動；“聯合國軍”越向北推進，離釜山和仁川的補給基地就越遠，補給也就越困難，相反，中國軍隊的補給也就越容易。“聯合國軍”的裝備現代化程度很高，對后勤補給的需求量也更大，依賴程度也更高。美國在朝鮮打了一年，已經付出了近10萬的人員傷亡代價，運住朝鮮的軍事裝備達1 500萬噸，直接戰費100多億美元，這幾項都比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第一年的消耗多一倍。
而且由于這場戰爭，美國1950年7月1日至1951年6月30日會計年度的軍費在420億美元的預算拔款以外，又特別補充拔款64.6億美元，1951年7月1日至1952年6月30日會計年度的軍費預算增加到600億美元。
這個巨大的消耗理所當然地引起美國納稅人的強烈不滿：為了一個跟美國人生活毫無關系的遙遠東方彈丸小國，竟然要付出如此巨大款額的銀子，還加上那么多美國青年的鮮血和生命。
而且還不知道這戰爭什么時候是個完。
這他媽的合眾國政府是不是有毛病？
兵員也成問題。
雖然戰爭爆發后，美國武裝部隊總兵力從150萬增加到了330萬，但因為其戰線遍布世界，仍然不敷使用。1951年5月，美國已有6個陸軍師、一個空降團和一個海軍陸戰隊師在朝鮮境內作戰，占當時陸軍全部18個師又18個團的1/3，另在日本部署了兩個師又一個團，歐洲部署了4個師，國內就只有6個師了。
陸軍參謀長勞頓·柯林斯上將叫苦說：為了把在朝鮮作戰的美軍“補充到接近作戰的員額，必須實際上調光國內的正規軍，但是連這樣做都不夠，還不得不動員后備部隊。”
海、空軍也無法向朝鮮機動部隊了。
再打，就只有動用歐洲的兵力了。
這無異于是要杜魯門拱手將歐洲捧給斯大林。
借八個膽子給杜魯門，他也不敢敗這個家。
美國的伙伴們也不齊心。
甭說別人，英法就看出這是一場沒有取勝希望的戰爭，雖然出了兵，但始終別別扭扭跟美國尿不到一個壺里，一直擔心被麥克阿瑟那老家伙給拖進一場擴大了的戰爭。現在麥克阿瑟下崗了，他們也鼓噪得更厲害了，都異常強烈地反對擴大戰爭。
英國陸軍大臣4月30日在談到朝鮮戰爭時說：
“英國政府正通過新任外交大臣莫里遜堅決地——我也可以說是不顧一切地——設法阻止戰爭的擴大。”
“聯合國的盟友在開始時支持聯合國在朝鮮采取行動的決心，正在消失。”
美國陸軍參謀長勞頓·柯林斯將軍頗有點無奈地說。
最讓美國人頭痛的是：這仗打得本末倒置。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一直把歐洲作為其同共產主義進行斗爭的全球戰略重點，并把蘇聯作為其主要對手，因為歐洲有美國最主要的盟國英國和法國，歐洲具有可供美國利用的雄厚的工業基礎、大量的人力資源和許多重要的軍事基地，還有靠近歐洲的中東廉價石油。而蘇聯是當時共產主義勢力的主要代表，唯一能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同美國在世界上抗衡的國家，并且其地理位置就在歐洲。
可現在呢，還沒跟北極熊沾邊，就跟中國軍隊打得難分難解。
合眾國的軍事力量在朝鮮大量消耗，而蘇聯則養精蓄銳坐山觀虎斗，長此以往，歐洲還不早晚讓北極熊給盤了去？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奧馬爾·布雷德利五星上將早在麥克阿瑟下崗不久的5月間就曾經點筋動脈地斷言：
“把戰爭擴大到共產黨中國，會把我們卷入一個錯誤的地方、錯誤的時間和錯誤的敵人進行的一場錯誤的戰爭中。”
倒不是美利堅合眾國的當家人當時就認識到介入朝鮮戰爭是一個錯誤，要那樣他們就太純潔無暇了。他們擔心的是一旦將戰爭擴大到中國去，會引起他們難以承受的嚴重后果。這個消息，也證實了毛澤東等新中國領導人在決策出兵時力爭把戰爭控制在朝鮮境內的預想是非常正確的。
比起家里沒有多少壇壇罐罐的中國人，美國人顧慮要多得多！
他們并不想打一場世界戰爭。
現在的問題是怎么收場。
雙方在“以妥協方式結束戰爭”的認識上越走越近。
這場戰爭，也就注定要走進“局部戰爭”這條胡同。
對雙方來說，這才是一條有出口的活胡同。
為走通這條胡同，聰明的美國人想了很多辦法。
第一招是一推六二五——不是有個現成的替罪羊麥克阿瑟嗎？
就在中國軍隊發起春季攻勢的同時，美國國會也吵吵得熱火朝天，吵吵的主題還是美國在朝鮮究竟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政策。吵吵的由頭則是5月3日至6月25日由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和外交委員會聯合主持的“大批判”——“麥克阿瑟聽證會”。
妙就妙在麥帥始終堅持他那個以軍事手段徹底解決朝鮮問題的主張，要把戰爭擴大到中國，以海軍封鎖中國海岸，加強經濟禁運；以空軍轟炸中國的機場、車站和工業基地；讓蔣介石進行反攻大陸的活動等等。
這不是上趕著給白宮和五角大樓當一個現成的靶子嗎？
先后被調查作證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雷德利、國防部長馬歇爾、國務卿艾奇遜、陸軍參謀長柯林斯、空軍參謀長范登堡、海軍作戰部長謝爾曼這些大員們當然也就不會客氣了。
你想這伙子人能把麥克阿瑟給說出個什么好來？
布雷德利在5月15日作證時說：赤色中國不是一個足以謀求世界霸權的強盛國家，如果把戰爭擴大到共產黨中國，“參謀長聯席會議認為，這一戰略將使我們在錯誤的地點、錯誤的時間，同錯誤的敵人打一場錯誤的戰爭。”
艾奇遜干脆把所有的責任都一古腦的全推到麥克阿瑟身上：“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北進的責任全在麥克阿瑟身上，“聯合國軍”司令部的戰爭目的和聯合國長遠的政治目的二者之間的區別本來是很明確的，都是讓麥克阿瑟的能言善辯給弄糊涂了；當時，這位將軍置杜魯門總統的命令于不顧，一再發表言論和采取行動。
總而言之，都是麥克阿瑟那老家伙把事情給搞壞了。
看出來沒有？罵別人的時候也給自己墊了個臺階。
第二招是二一添作五——把政治目的和軍事目的分開。
在麥克阿瑟聽證會的同時，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在5月2日至5月16日開會，系統地討論了美國微軟公司國在朝鮮的政策，并作出決定，“將政治目的（建立統一的、獨立的、民主的朝鮮）和軍事目的（擊退侵略并按停戰協定結束敵對行為）區分開來。”
而在此之前的5月1日，經杜魯門總統批準，參謀長聯席會議給李奇微發布了一個命令，“這份命令與已前的命令的主要不同之點在于，自聯合國部隊進入朝鮮以來，其推進界限一直劃在鴨綠江一線，而在這份命令中，參謀長聯席會議把這個界限限制在‘堪薩斯——懷俄明線’線，規定任何超出這條線的大規模推進行動，都要事先得到它的批準。”
5月31日，根據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決定，對5月1日的命令稍加修改后又重新發給了李奇微：
作為聯合國軍最高司令官，你要始終以你的部隊安危為重，迫使在朝鮮境內及其附近水域作戰的北朝鮮軍隊和中共軍隊在人員和物資上付出重大犧牲，至少完成下列幾項任務，而為解決朝鮮沖突創造有利條件：
A.締結合理的停戰協定，終止敵對行動。
B.在適于行政管理和軍事防衛的北部邊界線以南地區，建立領導整個朝鮮的大韓民國政權，而這條邊界線不得劃在三八線以南。
C.為分階段從朝鮮撤出所有非朝鮮籍武裝部隊作好準備。
D.強化南朝鮮武裝力量，使之足以阻止和擊退北朝鮮的再次侵略。
至此，美國放棄了“統一全朝鮮”的戰略企圖。
“聯合國軍”也轉入戰略防御，改取“通過強有力的巡邏和局部進攻來保持主動”的作戰方針。
第三招是七彎八拐多渠道遞話。
就在給李奇微下達正式命令的同一天，美國國務卿迪安·艾奇遜派曾任駐蘇聯大使而現在政府中沒有正式職務的喬治·凱南以私人身份單獨會見了蘇聯駐聯合國大使馬雅科夫·馬立克。拐彎抹角羞羞答答地表達了美國在朝鮮謀求談判的愿望。凱南表示：“美國準備在聯合國或任何一個委員會，或是以其他方式與中國共產黨人會面，討論結束朝鮮戰爭問題。”
6月1日，美國又通過了聯合國秘書長特里格夫·賴伊表達了和談的愿望。
5天后，馬立克再次與凱南會面，他用精心準備過的外交辭令告訴凱南：“蘇聯政府希望和平，并且希望盡快和平解決朝鮮問題，但蘇聯不便參加停火討論。建議凱南先生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代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商談此事。”
過了兩天，艾奇遜又利用在“麥克阿瑟聽證會”作證的機會，再次表示了美國愿意沿三八線地帶謀求停火。緊接著還通過各種渠道向中朝方發出和談試探——據說在苦覓久尋之際還曾想走走裙帶，通過江青的一個遠親遞話過來，幻想由此建立一個更直接可靠的渠道。
可惜沒什么結果——新中國不興這個。
他們給新中國領導人傳遞了這樣一個意思：美蘇有可能打一場大仗，這樣就會牽連到中國并葬送掉中國一個世紀以來所期望的局面。18個月后，美國的兵力將要達到滿員。美國政府的官方意見是想有一個合理與和平的解決，并且只要中國領導人“恢復了理智”就可以隨時這樣做。在中國打了這么久以后，美國公眾并不怎么敵視中國。報紙、廣播也沒有侮辱中國人。對美國人民來說打一場不動感情、沒有仇恨的戰爭是一種新的現象。如果中國能跟美國講和，是在跟一個朋友達成妥協而不是在跟敵人講和，……
云云。
筆者鍵擊至此不由忍俊不禁。
美國大佬真夠煞費苦心的了，到這份兒上了還胡蘿卜加大棒瞎咧咧什么呀？直接說想跟中國人坐在一條板凳上談判不就得啦！哪來那么多喋喋不休的廢話？
人家美利堅合眾國要面子！
“我們就象一群獵狗那樣四處去尋找線索。”
多年后，艾奇遜在回憶錄中自嘲。
6月23日，蘇聯駐聯合國大使雅可夫·馬立克在聯合國新聞部舉辦的“和平的代價”廣播節目中發表演說：
維護和平的事業是可能的，朝鮮的武裝沖突目前最尖銳的問題也是能夠解決的。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各方有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意愿，蘇聯人民認為，第一個步驟是交戰雙方應該談判停火與休戰，而雙方把軍隊撤離三八線。
美國人聽到了馬立克演講，先還疑疑惑惑不敢相信。
美國國務院在當晚就通過發布新聞對馬立克的演講作出了反應：
馬立克先生的語氣再次使人懷疑這是否是單純的宣傳，假如這并非單純的宣傳，那么討論終止沖突的辦法是現成的。
這是在核對事實
兩天后的6月25日，中國共產黨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社論：
中國人民完全支持馬立克的建議，并愿為其實現而努力。中國人民志愿軍參加朝鮮反侵略戰爭，其目的就在于求得朝鮮問題的和平解決。
美國人喜出望外，他們終于聽到了他們想要聽到的。
當天，美國總統哈里·杜魯門在發表美國政策演說時稱：
“我們愿意參加朝鮮問題的和平解決。”
當天，彭德懷主持召開了志愿軍黨委擴大會議。
會議上，志愿軍副司令員鄧華傳達了中共中央關于持久作戰和與敵人舉行停戰談判的方針和各項決定。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志愿軍黨委對于如何實行持久作戰的方針，確定了5個原則：
一、關于作戰地區。在敵軍正面不增兵、側后不登陸的情況下，必須堅持三八線和38.5度線。
二、關于兵力使用安排。根據作戰需要和補給能力，除特種兵外，以18個軍分為兩批輪番作戰，第一線部署9個軍于正面作戰，第二線9個軍分別置于東西海岸及機動地區擔任海岸防御和執行機動任務，另以兩個軍位于中國東北地區作為總預備隊。第一、第二線部隊每兩3個月輪番一次，在朝鮮作戰一年以上的部隊，因傷亡大、短時間內難以恢復戰斗力者，視情況可調回國內，另以新的部隊替換。以“輪番和換班相結合”的方法，堅持持久作戰。
三、關于作戰方式。采取“運動防御與反擊相結合的拉鋸戰形式，也即是積極防御與短促突擊的作戰方式。”
四、關于殲敵原則。采取“零敲牛皮糖”的方式。
五、關于戰役的前伸的最遠目標。打到三八線為止，不要超過南漢江、昭陽江而增加自己的困難，并要穩步前進，一次攻不下來作兩次攻，進一步鞏固起來準備好了再攻，一次不打遠了。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國人民志愿軍實施了重大戰略轉變。
6月1日，為加強志愿軍領導力量，中央軍委任命陳賡為志愿軍第二副司令員，宋時輪為第三副司令員。不久又任命甘泗淇為志愿軍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杜平為政治部副主任。
6月19日，中國人民志愿軍第二十兵團在司令員楊成武、副政治委員張南生率領下，由安東、長甸河口入朝。
楊成武此人不必多說。
飛奪瀘定橋的紅四團年輕的政治委員楊成武，讓“名將之花凋謝在太行山上”的一分區司令員楊成武，掃蕩了大清河北掃蕩了清風店掃蕩了保定府又掃蕩了石家莊的華北三兵團司令員楊成武，后來當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又被林彪折騰成“楊余傅”之首的楊成武。
40歲以上的中國人誰個不知哪個不曉？
被民主人士李公樸先生稱為“白袍小將”的楊成武后來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最年輕的上將軍，文章寫得漂亮，仗也打得有水平。是聶榮臻聶老總手下的一員愛將。連那個仗打得極有氣魄對誰也不服的黃永勝，當年也又羨慕又嫉妒地說：
“一分區行，楊成武又能寫又能打，一分區是他說了算！我們三分區不行，我們三分區是政委王平說了算！”
這位說了算的王平后來和楊勇搭當，是志愿軍最后一任政治委員，1955年銜授上將，也是一個又能打又能寫的厲害角色。
副政治委員張南生也是一位從萬里長征中走過來的長征老戰士，抗戰時在陳賡的第三八六旅當過第七七一團政治委員。
第二十兵團轄第六十七軍、第六十八軍。
第六十七軍的前身是1945年10月由冀察軍區機關和地方主力團組成的冀察縱隊，資格并不太老。但這些地方主力團卻都是有些來歷的，那都是當年聶榮臻率留在晉察冀的第一一五師部隊撒下的種子。解放戰爭時期，在華北野戰軍序列內打過保南、正太、青滄、保北、大清河北、清風店和石家莊等許多漂亮仗。一直是華北野戰軍的主力之一。
開國大典上，該軍第一九九師曾在李水清師長帶領下代表全軍將士精神抖擻地走過天安門廣場，接受新中國領導人的檢閱。
所以當得知他們入朝后，韓國和日本的報紙都登出消息：
“中共兵員饋乏，首都師開上前線。”
李湘、曠伏兆將軍時任該軍代軍長和政治委員。
第六十八軍的資格更嫩一點，是清一色的冀中子弟兵。
它的前身是1947年12月成立于河北定縣的晉察冀野戰軍第六縱隊，主要的成份是冀中軍區的獨立第七、第八旅和察哈爾軍區和北岳的地方部隊各一部。其中獨立第八旅也就是后來的第二０三師參加過清風店戰役和解放石家莊的戰役，有過光榮的戰績。縱隊成立后，參加了西征綏遠和平津、太原戰役。
這支資格很嫩的部隊后來打得很出色。
陳坊仁、李呈瑞將軍時任該軍軍長和代政治委員。
從6月初起，中國人民志愿軍開始在各部隊進行長期作戰的教育，要求各部隊必須“加強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基本教育，系統地說明戰爭的性質、前途、敵我條件、戰略方針及作戰方法等等，并在這一思想基礎上，發揚革命英雄主義，增強勝利信心，克服速勝情緒”。
政治工作是這支軍隊的生命線，也是看家法寶，很靈光。
一個月下來，那部隊走起路來的精神頭就不一樣了。
包括怨氣最盛的第三兵團和第十九兵團部隊。
那時候的政治工作就有那么神，不由你不服。
為了持久作戰，中國軍隊進行了意義重大的準備工作。
這就是開始形成和完善新的后方勤務工作體系。
這也是這支軍隊后勤工作歷史上最為重大的一次轉變。
1951年年初的后勤工作會議后，中國軍隊在近半年的作戰中，通過自已的切身體驗，更進一步的加深了對后勤工作重要作用的認識，也使改善后勤工作體制以適應戰爭的需要變得更為迫切。
早在中朝軍隊剛發起第五次戰役前，志愿軍副司令員洪學智就返回北京，向中央軍委匯報成立志愿軍后方勤務司令部的設想。
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和洪學智探討了這個問題。
“周副主席，后勤現在的主要問題是供應不上，物資在鴨綠江邊屯集如山，卻運不到部隊手中。前三次戰役，部隊是在挨餓受凍的情況下打敗敵人的。如果供應得好，勝利會更大。現在咱們的戰士有三怕，一怕沒飯吃，二怕沒子彈打，三怕負傷后抬不下來。”
洪學智先訴苦。
周恩來認真聽著，插言道：“你覺得問題在哪里？”
“現在敵人的參戰飛機已由1000多架增加到了2000多架，并由普遍轟炸轉向破壞我運輸線。而我們沒有防空力量，全部高炮高射機槍加起來才800多門，還不如人家遠東空軍飛機的一半。公路運輸線長達數百公里。第三次戰役部隊一前進，前面兵站和后面兵站相距三四百公里，形成中間空虛，前后脫節。另外，后勤高度分散，也沒有自己獨立的通訊系統，常常聯絡不上。敵人還派遣大批特務潛入我后方指示目標轟炸。我回來的前兩天，敵機炸了我們的三登庫區，一次就燒毀了84節車皮物資，其中生熟精食287萬斤，豆油33萬斤，單衣和襯衣40萬零8千套，膠鞋19萬雙，還有大量其它物資。后方的物資最多只有70%到前線。”
“所以，外國軍事家都說，后勤是現代化戰爭的瓶頸。”
周恩來臉色嚴峻起來。
“彭總讓我向軍委匯報，我們想成立志愿軍后方勤務司令部。”
洪學智這才把主題抖出來。
“嗯，說說看！”周恩來眼睛一亮。
“現代戰爭是立體戰爭，在空中、地面、海上、前方、后方同時進行，或交叉進行，戰場范圍廣，情況變化快，人力物力消耗大，現在歐美國家都實行大戰略后勤，50里以前是前方司令部的事，50里以后就是后方司令部的事，戰爭不僅在前方打，也在后方打。現在美國在我后方實施全面控制轟炸，就是在我們后方打的一場戰爭。這場戰爭的規模，不僅決定了我們前方進行戰爭的規模，而且也決定了前方戰爭的成敗。后方勤務要適應這一特點，需要軍委給我們增派防空部隊、通信部隊、鐵道部隊、工程兵部隊等諸兵種聯合作戰，而且需要成立后方戰爭的領率機關——后方勤務司令部，以統一指揮后方戰爭的諸兵種聯合作戰，在戰斗中進行保障，在保障中進行戰爭。”
周恩來一邊聽一邊點頭，心說這洪學智真出息了，以后回國來一定讓他管后勤：
“你們想法很好，軍委一定盡快研究。”
中央很快批準了這個設想，要求志愿軍后勤司令員要由志愿軍一個副司令員兼任。
彭德懷點了洪學智的將。
洪學智心中老大的不樂意。
洪學智洪麻子從來就是個戰將，軍事工作政治工作都能玩得風車斗轉。有著長期軍旅生涯的他心里明白，后勤這攤子事兒從來就是吃力不討好的活兒，遠沒指揮打仗來得那么過癮。
“鄧華兼嘛，他水平高！”他給鄧華臉上打粉。
“我要協助彭總指揮作戰，還兼著副政委，怎么顧得過來？”
鄧華心說洪麻子你甭打我的主意，我不吃這一套。
“老韓兼嘛！”洪學智轉身就要給韓先楚把膏藥貼上。
“我老住前邊跑，不行不行！”韓先楚歷來就頂煩婆婆媽媽的事兒，忙不迭地躲著洪學智那付要貼上來的膏藥。
“讓后邊來人嘛！”洪學智還跟彭德懷嘟囔。
“后邊來誰呀？”彭德懷不高興了。
“李聚奎、周純全都可以嘛！”洪學智以為有門兒。
“后邊任務重，那邊離不開！”彭德懷搖頭。
“那還可以讓楊立三派人來嘛！”洪學智還是想擺脫。
“好啦好啦，你不干，我來干得了！你去指揮部隊！”
彭德懷的莊稼火也上來了，把桌子一拍。
洪學智不敢說什么了，只好嘟嘟囔囔別別扭扭地上任去了。
不過他還是提出了一個條件，就是回國后不再干后勤工作，還是干軍事。
彭德懷當面答應了，后來回國就裝作忘了這碼事兒。
還是讓他干后勤。
遇上不講理的彭德懷，洪學智能有脾氣？
他在后勤位置上熬白了自己的頭發。
5月19日，中央軍委正式作出成立志愿軍后方勤務司令部的決定。
6月，志愿軍后方勤務司令部正式成立，志愿軍副司令員洪學智兼任司令員，原前方后勤指揮部部長周純全任政治委員，張明遠任副司令員，杜者衡任副政治委員。
到10月，志愿軍后方勤務司令部直屬部隊發展到6個分部，28個大隊，4個警衛團另9個營，13個汽車團，27個輜重團，3個公路工程大隊，39個兵站醫院，3個通信營，以及3萬多民工，共18.2萬人。另還配屬公安第十八師，第五十軍第一四九師，6個工兵團和11個高炮營。
總人數22萬人。
這是這支軍隊歷史上兵種最多、最為強大的專業后勤隊伍。
洪學智將軍在這個崗位上干出了大名堂。
這是個頂天立地的官，頂天——頂著天上的狂轟濫炸；立地——立在地上鉆山填坑。
他也干出了頂天立地的樣兒。
他和他的后勤隊伍后來創造了匪夷所思的奇跡，帶來的聲威甚至超出他在沖鋒陷陣的戰場上所贏得聲威的總和。幾乎所有與這支世界上最頑強也最有能力的后方勤務隊伍較量過的美國人，在仗打完后的最大愿望就是能跟洪學智將軍見見面，看看他是不是有三頭六臂，竟然在如此密集如此猛烈的航空火力突襲之下還能如此從容如此充分地保障中朝軍隊的全部后勤供應，而且保障得比“聯合國軍”方面出色。
一年后，當朝鮮冬季來臨的時候，警衛板門店談判的中朝士兵們全部換上了冬裝，令所有“聯合國軍”人員大為驚詫。
那會兒，他們的冬裝還沒影兒呢。
與后勤一起創造戰爭史上的奇跡的，還有光榮的鐵道兵。
1951年5月4日，中朝兩國協商簽訂了《關于朝鮮鐵路戰時軍事管制的協議》。規定：在中朝聯合司令部的領導之下，于沈陽成立中朝聯合鐵道軍事運輸司令部，統一計劃和指揮戰時朝鮮鐵路運輸、修復與保護事宜。在聯合鐵道軍事運輸司令部領導下，于朝鮮境內設立鐵路軍事管理總局，統一負責執行朝鮮鐵路軍事管理、運輸、修復、保養與防護事宜。
6月，中朝聯合鐵道軍事運輸司令部和軍事管理總局開始籌組。由東北軍區副司令員賀晉年將軍任司令員，東北局秘書長張明遠任政治委員，劉居英、南學龍（朝方）、金黃一（朝方）、李壽軒、葉林任副司令員，崔田民、蘇尚賢（朝方）任副政治委員，劉居英兼鐵路管理總局局長。鐵道搶修部隊有志愿軍鐵道兵團所轄之鐵道兵第一師、第二師、第三師、第四師和朝鮮人民軍一個鐵道工程旅。
他們在敵人狂轟濫炸下，建成了一條“打不爛，炸不斷”的鋼鐵運輸線。
這邊在準備打持久戰，那邊已經在叫住手了。
6月30日，“聯合國軍”總司令馬修·李奇微中將在東京發表了一篇經過“精雕細琢”的廣播講話:
我以聯合國軍總司令的名義,奉命通知你們如下:
我得知你們可能希望舉行一次會議,以討論一個停止在朝鮮的敵對行為及一切武裝行動的問題。
在接到你們愿意舉行這樣一個會議的通知之后，我將指派我的代表。那時我將提出雙方代表會晤的日期。我提議這樣的會議可在元山港內一艘丹麥的醫療船上舉行。
聯合國軍總司令、美國陸軍中將
李奇微（簽字）
美國就著臺階下坡來啦！
其實前一天毛澤東就估計到美國人會作出反應了。
6月29日，他致電金日成、彭德懷，建議朝鮮人民軍和志愿軍在積極注意作戰，不使敵人獲逞的同時，“就停戰談判的問題加以考慮，準備派出適當的談判代表……至于假如李奇微提出要求談判的時候如何回答的問題，可待李奇微提出要求時再行考慮回答的內容和措詞。”
算得準不準？
7月1日，彭德懷和金日成答復李奇微：
聯合國軍總司令李奇微將軍：
你在6月30日關于和平談判的聲明收到了。我們受權向你聲明，我們同意為舉行關于停止軍事行動和建立和平的談判而和你的代表會晤，會晤地點，我們建議在三八線上的開城地區。若你同意，我們的代表準備于1951年7月10日至15日和你的代表會晤。
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 金日成
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員 彭德懷
李奇微同意了。
李承晚可不同意！
6月27日，他發表聲明聲稱“決不接受導致恐怖戰爭序曲的任何停戰方案。”
6月30日，當李奇微發出和談聲明時，他發了一回雜音：
一、中共軍應全部撤走；
二、人民軍應解除武裝；
三、聯合國應制止第三國援助北韓；
四、關于韓國問題的國際會議，應邀請韓國代表出席；
五、反對韓國主權及領土完整引起糾紛的任何決定和計劃。
如果說仗打到這份兒上，朝鮮戰爭有關各方還有誰頭腦最不清醒的話，那就是老邁糊涂的李承晚。
可憐的是最后他還是不得不跟著美國人的指揮棒轉，別別扭扭地派出代表走向了談判會場。
7月8日，雙方各自派出3名校級軍官在開城高麗里廣文洞的來鳳莊會晤，就雙方于7月10日舉行第一次正式會議達成協議，并提出了雙方正式談判代表的名單。
7月10日，雙方代表在開城開始了停戰談判。
中朝方談判代表是：
朝鮮人民軍第二軍團軍團長南日中將；
朝鮮人民軍前線司令部參謀長李相朝少將；
中國人民志愿軍副司令員鄧華將軍；
中國人民志愿軍參謀長解方將軍；
朝鮮人民軍第一軍團參謀長張平山少將。
幕后主持的是兩個談判高手：
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兼軍委情報部部長李克農；
外交部政策委員會副會長兼國際新聞局局長喬冠華。
中朝方的談判分為一二三線。
第一線正式代表們白天與對方唇槍舌劍。
第二線李克農、喬冠華等研究新問題，并由李克農歸納總結發電向國內請示。
第三線周恩來直接掌握談判進程，對每天接到的來自談判代表團的請示匯報，經周恩來考慮后，再馬上與毛澤東及其它領導人研究，一般當夜就作出決定復電談判代表團，對下一步談判作出要求和指示。
朝鮮停戰談判，已成了新中國的頭等重要的外交斗爭陣地。
“聯合國軍”方面的談判代表是：
美國遠東海軍司令特納·喬伊中將；
美國遠東空軍副司令勞倫斯·克雷奇少將；
美國第八集團軍副參謀長亨利·霍治少將；
美國遠東海軍巡洋艦分隊司令阿雷·勃克少將
韓軍第一軍團軍團長白善燁少將。
“聯合國軍”總司令李奇微坐鎮汶山指揮談判。
協議還決定，雙方各派聯絡官3人、翻譯2人，于7月8日上午9時在開城舉行預備會，安排正式談判有關細節。決定雙方代表團的車隊前往開城赴會時，每輛車均掛白旗一面，以便識別。
既然雙方都有“以妥協方式結束戰爭”的共識，按理說，談判應該很快達成協議。
許多西方記者也這樣認為。
在汶山的記者俱樂部曾經為這個玩了一個賭博游戲，賭談判多長時間能達成協議。
一位悲觀者說“最長需要6個星期”，頓時引起轟堂大笑。
大家普遍的估計是最多2～3個星期。
而最后談判達成協議的時間是這個數字的3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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