邋遢道人：他的失敗高聳于別人的成功之上--紀念毛澤東

他的失敗高聳于別人的成功之上　　

今天看了個錄像《亞歷山大大帝》。作為一個征服者，亞歷山大是西方第一個“按照夢想行事”的人。電影雖然不怎么樣，但最后一個參與者最后的總結語很有意思。電影就是按照他給史學家口述歷史為線索的。我把最后一段錄下來：　　

“不過，真相永遠不會簡單，但有時候它又很簡單。真相是我們殺了他。我們表示緘默，等于默許。因為我們沒辦法，我們也許會像吉德斯一般被遺棄吧？我們終于要把財富給亞洲的馬屁精，“種族融合”、“和平共存”，呸！他滿口理想，但他不是只想更多的臣民服從他嗎？我從來沒相信過他的夢想，我們根本沒有人信。那就是他人生的真相。做夢的讓我們疲于奔命，在他的夢累死我們前，他必須死！（對記筆記的人說）把那都刪掉，這只是老白癡說的垃圾。你應該這樣寫：‘他死于發燒和身體虛弱’。他本可以留在馬其頓結婚生子，做一個好國王。但這不是亞歷山大。他一生都在掙扎要令自己不再恐懼，就是這個原因，他解脫了，成為我認識的最自由的人！　　

他的悲劇源自他越來越孤單，而且不能容忍無法明白的人，他想希臘人和野蠻人和平共處，但以失敗告終。多可怕的失敗！他的失敗高聳于別人的成功之上。我活過了，而且活的很長，但光榮和人民的記憶，永遠只屬于追尋偉大遠景的人。”　　

當然，一個歷史時期都有個先驅者，一個既有能力，又有“追尋偉大遠景的人”。從雅典到斯巴達，以及后來的古羅馬，征服并奴役別的民族是西方人在早期“民族融合”的唯一形式，亞歷山大自己并要求部下與東方征服民族結婚，并把所有征服地區的老百姓作為自己的臣民（如果你認為這很正常，是因為你是中國人。中國古代被征服部族成為征服者的臣民，而西方被征服者從來都是征服者的奴隸，包括亞歷山大以后的羅馬，甚至殖民時期也如此）對待。這在歐洲自然是一種“夢想”，自然沒有人會相信。因為部將將得不到通常征服者的戰利品收獲。因此，在他實現夢想前讓他死去是最好選擇。并用“暴君”、“ 只想更多的臣民服從”來概括他。因此，亞歷山大是希臘時期最偉大的“追尋偉大遠景的人”。　　

那么，今天最偉大的“追尋偉大遠景的人”就是毛澤東。他的文化大革命失敗了，因為從劉少奇到鄧小平以及一大批官員“從來沒相信過他的夢想……毛澤東夢的讓他們坐臥不寧。他們覺得必須在他的夢實現前讓他失去作用……他們奇怪：毛澤東本可以任由他們把黨和政府官僚化，脫離群眾而成為精英的代表。這樣他自己一定會被所有人，包括他們自己世代敬仰。但這不是毛澤東。他一生都把奮斗作為快樂，就是這個原因，他解脫了，成為最自由的人！毛澤東的悲劇源自他越來越孤單，而且不能容忍無法明白共產黨不能脫離群眾這個道理的人。他想讓共產黨這個組織永遠保持革命性，永遠占在最廣大人民利益的離場上。但以失敗告終。多可怕的失敗！他的失敗高聳于別人的成功之上。毛澤東死了，我們還活著，而且活的很長，但光榮和人民的記憶，永遠只屬于追尋偉大遠景的毛澤東。”　　

毛澤東的夢想是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執政領袖沒有過的夢想。人類自從進入階級社會，政府首腦雖然也擔負維護國家安全，維護秩序的責任，但有兩點是共性特征。一是政府主要維護富人的利益，二是權利擁有者要利用權利攫取利益。也就是黎陽說的“持權搶劫”。　　

毛澤東熟讀典籍，知道所有統治者都會犯這個錯誤。毛澤東又看了蘇聯，知道共產黨政權一樣會“持權搶劫”。毛澤東想了想劉少奇、鄧小平在大躍進時期，在59年批判彭德懷時期，在包產到戶的倡議、四清時期以及1966年派工作組打反革命，以及眾多干部的表現，得出了一個結論，就是在社會主義階段，一樣會有資本主義復辟，而且復辟的根源就在黨內。能看到這一點的人確實很少，共產黨內部也沒有多少。甚至毛澤東在1962年以后反復告誡全黨，一樣是“從來沒相信過他的夢想，根本沒有人信”，表面應付，內心不屑。　　

就像亞歷山大一樣，毛澤東也有兩個選擇：任由這個當官僚化，他可以去寫詩，實現騎馬走遍黃河長江的夢想。這樣他的“光輝”，他的“偉大”，他在全黨全軍全體知識分子心中的形象比文革前還崇高，遠不會落到現在這樣的地步。　　

“但這不是”毛澤東。因為他的革命理想是真正堅定的理想，不會因為地位變了，時期變了有所動搖。況且他本來就是“老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人，不信邪，覺得完全能夠把共產黨重新改造成一個革命黨，一個一直為老百姓利益考慮的黨。因此他發動了文化革命。　　

他失敗了，失敗的理由同亞歷山大一樣，他太孤獨了。在當時，沒人真的相信會有資本主義復辟，沒有人相信工農群眾會真的重新回到最底層，沒人相信中國貧富差距會比所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都大，而且在發展中國家也排在前列，更沒人相信執政黨會與老板們和知識精英們等先富起來的人站在一起。貧道認為，甚至包括周恩來也不信。　　

為什么今天幾乎所有官員、知識分子、先富起來的人都罵毛澤東呢？貧道在前幾天回答一個網友的帖子中寫過以下內容（稍加刪節）：　　

今天詬病毛澤東是全面的，從他的政治路線到經濟政策，從對知識分子和官員的態度到對意識形態的干預。　　

先說經濟政策。毛澤東選擇了國有化和計劃經濟體系，在城市進行工商業改造，在農村試行集體經濟制度。這樣一個經濟政策必然危害了資本家和可能成為新地主的那批人的利益。同時，也讓大量掌握知識和信息資源的知識分子感覺被阻斷了通過市場經濟成為新興階層的道路，喪失了“先富起來的”自由。最重要的，這個政策同時使管理者一方面具有強大的調配資源的權利，另一方面有沒有任何利用這個權利進行官商勾結進行錢權交換的機會——因為沒有了“商人”。凡此種種，都讓這些人感覺這個社會“沒有了自由”，感到一種“壓抑”。　　　　

但是毛澤東只能這樣做。因為他的國家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國，而且人口數量極大。同時外面還有一個強大的，隨時可能重新讓中國回到依附狀態的強大勢力（包括蘇聯）。因此，迅速實現工業化是中國共產黨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務。　　　　

對于類似中國這樣的國家，后來的所謂發展經濟學理論認為，這樣的國家很容易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也就是比重巨大的農業創造的剩余財富很低，積累率就很低。過低的積累率一方面使農業發展緩慢，不能為輕工業提供足夠的原材料，另一方面又無力發展需要大量資金的重工業。又造成積累率長期低迷。解決這個矛盾的辦法就是大幅度提高積累率，減少消費率，為快速工業化提供條件。　　　　

那么減少誰的消費率呢？首先是原來橫在農民和國家之間的“盈利性經紀”階層。這就是美國學者杜贊奇描繪的舊社會農村土豪惡霸以及脫離勞動的所謂管理者。在農村試行集體經濟后，農村再也不可能產生這些地主、土豪和惡霸，同時讓從生產大隊到小隊的管理者本身成為勞動者，也依賴工分生活。這就基本消除了截流農村財富流向國家積累的渠道。這當然會引起“有可能先富起來”群體的不滿。所有學者都說這個時期國家是通過剪刀差“剝奪”了“農民”而積累了財富實現了工業化。這個說法自然有依據，就是在市場經濟中自然抬升的農產品價格被管制，農民收入增加可能性空間被壓縮。但如果說“剝奪”就該有受益者。受益者是城里人？顯然不是，從合作化開始到文革結束，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同合作化前一樣，都是在100比40上下浮動（90年代以后一直大于這個差距，2007年達到100比30）。是干部階層？也不對，以為當時工人與干部收入差別也沒大到哪里，起碼比現在要小得多，干部總體收入甚至沒有當時“高級知識分子”收入水平高。如果說“剝奪”，就是工人、農民和干部都被“國家”剝奪了，用以搞快速工業化了。　　　　

中國能在農業經濟占絕對優勢的情況下積累率長期維持在35%左右，正是大家收入扁平化的結果。如果在當時財富水平情況下“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還要長期保持這么高的積累率，其余的人就根本沒辦法活！印度和大多數私有制為主的新獨立國家長期積累率徘徊在10%以下，工業化始終徘徊不前，說透了就是“沒有損害有機會先富起來群體的利益”。但正是中國選擇的這個政策，才使最難實現基本工業化，最難形成部類齊全的工業體系的中國很快實現了初步工業化。并成為一個擁有原子彈的，再也沒人敢輕易讓中國回到半殖民地狀態的國家。　　　　

因此，就毛澤東選擇的經濟政策來講，必然使最有機會先富起來的，具備經營能力和資源的階層（包括很多知識分子和小知識分子）對這個政權產生不滿。因為他們確實失去了“自由”。　　　　

再說政治路線。毛澤東的政治路線最讓人詬病的就是“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矛盾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危險來自黨內”。并且不斷地用路線斗爭折騰干部階層。這些都被歸結為毛澤東有“與人奮斗其樂無窮”的個性上。真的是這樣嗎？　　　　

日本人三戶公在《管理學與現代社會》中說：“無論是私有制還是國家所有制，勞動手段本身的技術發展都會加速勞動手段與勞動者的分離。并且在這個基礎上經營體系也在不斷地得到強化和完善。所謂經營體系的完善就是以規章、專業化、資格以及等級制等為主要內容的金字塔型組織——官僚制組織的發展和強化……組織本來是為人類服務，為增進人的幸福而存在的，但它卻逐步自立，把組織自身的維持和擴大作為目標……不斷使自身得以膨脹。”國家組織官僚化，越來越脫離為人民服務的本質是一個規律。一旦官僚體系異化為首先考慮自身利益而放棄考慮工農群眾利益，就非常容易被西方俘獲而讓中國回到半殖民地社會。這幾乎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從改革后的情況看，實際證明了毛澤東的擔心（90年代初機關團體人數比78年增加50%，而且買辦性質越來越突出的結果，證實了毛澤東的憂慮）。這是毛澤東把這個問題上升到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斗爭高度的原因。　　　　

毛澤東不僅從解放后官員們的表現察覺到這一點，也從蘇聯國家組織異化為一個特殊階層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因此，他解放后始終在強調國家組織扁平化，強調干部要與群眾打成一片，干部參加勞動，不要脫離群眾。　　　　

但是，這個組織必然頑固地向這樣一個趨勢發展：不斷擴張規模，不斷脫離勞動，不斷遠離革命時期與群眾打成一片的習慣，越來越擺脫群眾的監督。這種情況迫使毛澤東一次又一次地發動群眾運動來針對干部群體，毫不顧忌干部群體對此的明顯不快，1955年他甚至對身邊的人說過：“在階級斗爭的社會里，不搞運動，我不能叫毛澤東。”毛澤東對組織系統異化壓制的越厲害，反抗就越強烈，以至于最后選擇了發動文化革命。這場運動最終使大部分干部階層對毛澤東嚴重不滿。這種不滿的根本原因在于毛澤東侵害了他們的利益，限制了他們“先富起來”的可能性空間而不是別的什么。這可以從改革后整個干部隊伍迅速腐敗得以證實。　　　　

第三個問題就是毛澤東為什么要得罪知識分子和文化人。按理說毛澤東是熟讀史書的，知道話語體系是文人在執行的，甚至是控制的。任何統治者得罪了他們，最后一定會被他們哪怕編造故事也讓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但是他還是做了。　　　　

毛澤東很早就用“毛”和“皮”來形容知識分子的特性。他認為知識分子不是個獨立的階級，他們是毛，他們的利益實現在于選擇哪個力量能讓他們“先富起來”做為皮以便附上。毛澤東很清楚，一個把工農利益放在首位的政權，對知識分子實現這個目標并不是最優選擇的皮。毛澤東認為“改造”可以解決這個問題。怎么改造？一個是對現有知識分子進行不斷的思想教育，一個是培養工農出身的知識分子和工農群眾知識化。前一個辦法雖然確實讓很多知識分子開始尊重工農，愿意為新中國貢獻自己能力。但也讓不少知識分子感覺被矮化，產生抵觸情緒。后一個辦法讓很多本來知識分子子女最容易獲取的教育機會被“歧視性”的招生標準給了工農子弟，使他們感到嚴重的生存威脅。　　　　

貧道這一點與毛澤東看法不同。貧道認為。知識分子并不僅僅是毛。知識是他們的“資本”，是他們可以賴以出人頭地，發財致富，高人一等的本錢。改造知識分子會有作用，但多數內心是不滿的——因為毛澤東威脅到了他們的資本——知識。所以一旦放開，再加以鼓勵，大多數很快就找到當年的委屈了。新的官僚機器如果把“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作為政策選項，知識分子馬上山呼萬歲，立刻就成了最堅決的擁護者和宣傳員。當然，形成官僚、老板、知識分子鐵三角的利益集團是必然出現的。今天中國知識分子毫無廉恥地獲取灰色收入，拿紅包、騙經費、收高價、造假帳、發明假產品等一點斯文沒有的行為，又從反面證明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判斷是沒錯的。　　　　

最后說說意識形態限制。如果你能理解貧道前面講的毛澤東實際在“逆潮流”而動的艱難性，就可以想通為什么他要輿論統一。掌握和執行輿論的機器本身就對這個政權不滿，對他的政策取向不滿，如果不強制輿論一致，毛澤東根本不可能往前走半步！毛澤東并不是不允許說話，反而發明了大字報這種讓群眾隨便說的方法。毛澤東是不允許反對他的政治路線、經濟路線。只允許群眾批判領導批判知識分子而不允許干部和知識分子批判群眾而已。其實就輿論一致問題，現在還一樣。現在你反對改革路線一樣只能在網絡上適當說說，說的不合適了版主照樣不讓你發（這里沒有攻擊版主的意思）。不同的是站在官員、老板、知識分子立場批判老百姓比較容易，聲音響亮；老百姓批評官員、老板、文人們的話只能在論壇上說說，比較困難和低效。現在當然不怕老百姓說話了，因為掌握最有力輿論工具的是一群利益相關者，其他人還能翻了天去！　　　　

難度不同，控制方法不同。簡單道理。　　　　

當然，今天不會有《亞歷山大大帝》片子中那個“參與者”對，毛澤東的評價。因為無論執政黨、知識分子、老板們都不會承認是毛澤東的夢想——建立一個永遠穩固的工農政權——打擾了他們的企圖。他們像當年參與者妖魔化亞歷山大大帝一樣，制造謠言，編造歷史，把毛澤東描繪成“暴君”，“ 只想更多的臣民服從” （有統治欲），甚至連詞匯都接近。　　

可歷史總是歷史，尤其是有了“大字報”——互聯網，今天人們才知道（包括貧道），所謂毛澤東愛整功臣，剛解放就整了粟裕、劉伯承、高崗，所謂毛澤東抓了55萬右派，所謂是大躍進出現浮夸風造成餓死幾千萬人，所謂毛澤東整了彭德懷，結果全是另有其人，都是事前、事中、事后都做得很巧妙，有計劃的把屎盆子扣在毛澤東頭上。　　

貧道覺得現在鐵三角們不合算。不繼續攻擊毛澤東，不有意冷落毛澤東，大家還沒想那么多，把事情做得那么明顯，當然要引起一些喜歡并且有能力追根求源的人研究以下到底怎么回事。貧道看了張宏志的《還清白與毛澤東》和黎陽的文章，覺得資料足夠了，但寫的系統集中。其實，那么多研究黨史的人，寫一本清楚點的書還是不困難的。　　

最后用亞歷山大大帝里的一句話紀念毛澤東：　　

“他的失敗高聳與別人的成功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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