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秘密交易 雅爾塔東西抗衡
公開分裂 高麗國南北對峙
菜板上，
切臘肉，
有肥又有瘦。
你吃肥，
我吃瘦，
剩下的啃骨頭。
——中國四川民謠
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二月四日，同盟國三巨頭斯大林、羅斯福、丘吉爾，在蘇聯克里米亞半島的休養勝地雅爾塔聚首。
三個人在仗打得驚天動地的當口湊到這兒來，當然不僅僅是為了度假。
他們是來研究戰局，籌劃勝利，論說功勞的。
也是來做買賣的。
此時此刻，對同盟國來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形勢一片大好。
在歐洲戰場，蘇聯紅軍已進抵奧得河，解放了西里西亞要地奧帕林；美英軍隊也進展神速，攻占了圣維斯，迫近齊格菲防線。意大利早就豎起了降旗，希特勒連招架之功都快沒啦。東方的日本，不僅在海上被美利堅合眾國的海空力量打得焦頭爛額，在東南亞的陸戰戰場也被中美英三國聯軍打得節節敗退，大批的陸軍主力又在中國大陸深陷泥潭難以自拔，無法向各個戰場機動。那口吊著的氣兒，也早就喘不勻了。
仗打到這個份上，連毛孩子都看得出來，法西斯軸心國已走到窮途末路，徹底沒戲了。那會兒，就連電影《小兵張嘎》里張嘎那樣剛經過二里半長征的小八路，在地頭村口給南來北往的老少爺們兒作宣傳鼓動時，那口徑也都是不折不扣地被統一在一個得意洋洋的調門兒上：
“希特勒就要完蛋啦，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長不了！”
在日本鬼子手下混偽事兒的人們，更是惶惶不可終日，土八路現在鬧騰得越來越厲害啦，那炮樓里的皇協軍、治安軍官兵也經常得到這樣的警告：
“別看如今鬧得歡，看你往后拉清單！”
漢奸們都很明白，日本皇軍這棵大樹，要倒啦！
按理，這該是寰球同樂，額手相慶的時候了吧？
雖然麻麻煩煩吵吵鬧鬧，但好好歹歹是患難與共風雨同舟終究一起過來了，而且眼瞅著就要共享勝利果實了，該和和美美客客氣氣一塊好好商量著辦事了吧？
可是不！
越接近勝利，各同盟國的盟友們心里也就越是不踏實。昔日里勁往一處使的同一條戰線上的盟友們，現在一個個都成了烏眼雞，一只眼睛盯著窮途末路的對手，另一只眼睛則盯著對手的家當，恨不能都摟抱了過來全歸自己。
所以我們可以想見，在這當口的三巨頭聚首，花在作戰上的心思，肯定不會比花在分配勝利果實上的心思更多——后一件事情顯然比前一件更迫切，更重要，也更費腦汁。
我們還可以想見，三巨頭舒適地坐在前沙皇豪華的避暑行宮里，一面開心地品著香檳酒，一面拿那些被當作勝利品來分配的國家做籌碼，彼此討價還價的時候，一定充滿著一種主宰他人命運的志得意滿！
不是嗎？
請看半年前的1944年秋天，斯大林和丘吉爾就曾在茶余酒后的笑談之間，決定了東歐各國未來的命運。
丘吉爾后來回憶說：
我用半張紙把下面這些寫了出來：
羅馬尼亞
俄國 90%
其它國家 10%
希臘
英國（連同美國） 90%
俄國 10%
南斯拉夫 50%～50%
匈牙利 50%-50%
保加利亞
俄國 75%
其它國家 25%
我把這半張紙推到斯大林面前，當時他已經聽到了譯員的翻譯。然后是片刻的沉默。接著他拿起藍鉛筆在紙上劃了一個大勾。隨即將紙片遞還給我。一切都決定了，所費的時間并不比寫這張紙的時間更多①[① 丘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第六卷·勝利與悲劇》]
看看，多么簡單，多么輕松，多么隨意，多么灑脫！想都沒想過是不是該跟當事國打個招呼，合計合計，商量商量——哪怕是冒一下這個念頭！哪怕是做一下這個樣子！
這，就是世界政治。
在這簡單、輕松、隨意、灑脫背后起作用的，只能是彼此的實力——它在政治格斗中具有勿庸置疑的最高權威。
而現在，輪到羅斯福跟斯大林來做打敗日本后劃分亞洲勢力范圍的交易了。
這個時候，歐洲戰場雖然大局已定，亞洲的事情卻還未完全見分曉。日本海軍雖然被美國海軍打得焦頭爛額，可陸軍主力還依然完整，全部兵力加起來還有約700萬人。美國原擬由3個軍組成的第六集團軍于1945年底在日本九州登陸，舉行“奧林匹克戰役”，另一個由6個師組成的集團軍于1946年在本州登陸，舉行“皇冠戰役”。可麥克阿瑟在太平洋島嶼作戰中跟日本人一交手才知道，這仗并不是那么好打的，日本武士沒有歐美軍人那種一見形勢不妙就舉手投降的習慣，美國大兵每前進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價：進攻塞班島，3萬多日本士兵“玉碎”，但也拉了兩萬多名美國青年墊背；奪占硫磺島，兩萬多頑抗的日本鬼子斃命，卻也讓進攻者付出了同樣的代價。照此一盤算，“奧林匹克”也好，“皇冠”也好，都不是好玩的事，得準備付出100萬美軍的傷亡代價，才能占領日本本土，而且到時候戰爭還不一定能結束。
而對于養尊處優的美國人來說，100萬是個很可怕的數字。
那時候，美國人還不敢指望那兩顆成敗還沒邊沒譜的原子彈，甚至根本就不知道——給羅斯福當副總統的杜魯門當時就蒙在鼓里。
當然，還有一件最擔心而又最不便明言的事，那就是時任美國駐蘇聯大使威廉·哈里曼后來所坦言的：
存在的巨大危險是蘇聯可能袖手旁觀，而等我們犧牲了大批美國人生命，打敗日本之后，紅軍長驅直入滿洲和中國北部大片地區。……羅斯福總統力圖使斯大林先前所談的一般保證化為俄國盡早參加太平洋戰爭的明確行動，限制蘇聯在東方的擴張和取得蘇聯對中國國民黨政府的支持。
面對這種頗有些微妙的形勢，美利堅合眾國總統羅斯福這會兒的全部心思，就是怎樣說動老毛子在歐戰結束后來亞洲搭把手，讓美國人少流些血，多取些巧。
美國人錢一多，血就變得金貴起來！
不過羅斯福也知道斯大林不是個好相與的角色。
雖然在這次大戰中，斯大林統治下的國家有三分之一的國民財富毀于戰火，2 700余萬國民喪生，工業生產能力也只相當于美國的1/5，但站在他身后的經過衛國戰爭嚴峻考驗的1 136萬大軍還是一支令人生畏的力量。
面對這樣一個冷峻的人和這個冷峻的人手中的冷峻力量，任何簧口利舌之下的花言巧語都顯得蒼白無力，說出來只能適得其反。真正要想打動他，只能在求助的同時，捧上裹著厚厚黃油的利益蛋糕。
羅斯福面臨的是這樣的難題：
既要讓斯大林嘗到甜頭，又不能讓他把糖罐子抱到手。
得讓他出重拳狠揍日本人，還不能讓他把全部功勞都給攬了去，更不能讓他挾勝利之勢把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滲透和漫延開來。得讓他們替養尊處優的美國青年把血流了，還要承認美國在未來亞洲問題上的支配地位。
這的確是個很考水平的難題。
這種思維在與蘇聯利益相互沖撞后的結果，必然是蘇美雙方在戰后的勢力范圍和利益分配上討價還價，而交易的對象當然是敵國的財產，以及那些尚在大國政治漩渦中掙扎的國家。
甚至包括戰勝國中國。
現在的人們不禁要問，中國不是“四強”么？討論亞洲戰后格局，怎么能沒有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亞洲戰場的主力中國參加？而且不光是沒有參加，反倒荒唐地成了別人的交易籌碼？
蘇美兩國拿著中國的主權和利益相互討價還價，一直對當時的中國政府封鎖消息，瞞天過海達4月之久。羅斯福從黑海邊回到美國向國會作報告，竟然公開撒謊說雅爾塔會議只討論了歐洲問題，而與亞洲太平洋地區無涉。
參加過雅爾塔會議的英國職業外交家查爾斯·波倫后來也說：
“對雅爾塔協定的中肯批評是：它是背著我們的中國盟友簽訂的。”
既糊弄中國人，也糊弄美國人。
后來蔣介石通過自己的渠道了解到雅爾塔分贓會議的主要內容，不由地怒火中燒，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
閱此，但有痛憤與自反而已，“雅爾塔”果已賣華乎？惟如此可以斷定此次黑海會議對日作戰已有定議。果爾，則此次抗倭戰爭之理想，恐已成夢矣！
直到1945年6月14日，杜魯門才假眉三道地將雅爾塔會議內容通報給中國國民政府。
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憤憤然卻又無可奈何地說：
“美、英、蘇三國在雅爾塔簽訂密約，我中華民國沒有參加，在法律上不受其約束，但在事實上，美國對蘇和對華政策所加于談判的影響之大，卻無可諱言。”
無獨有偶，斯大林對他意識形態上的盟友中共也是這樣。
中共是在蘇聯出兵以后才得知雅爾塔分贓會議的結果。
這難道就是戰勝國之一的大國應該享受的待遇？
的確，1943年秋天，是羅斯福竭力說服了極不情愿的丘吉爾，經斯大林點頭同意，給中國戴上了一頂“大國”的帽子，宣布將中國列為世界反法西斯陣營的“四強”。
但無論是從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所作出的貢獻，還是付出的犧牲來衡量，中國成為“四強”完全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投入反法西斯戰爭的國家。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前八年，日本就一手策劃了“九一八”事變，建立了以傀儡皇帝溥儀為首的偽滿洲國，把中國的東三省變成了日本的殖民地。從那時起，中國東北人民就在白山黑水之間開展了歷時14年的局部抗戰。無數不甘做亡國奴的中華兒女，在外無援兵、內無糧草的惡劣環境中，堅持戰斗，把一腔熱血灑在了這片黑土地上。中國共產黨團結各黨各派的力量組成的東北抗日聯軍，曾經屢屢給日本關東軍以重創，在保衛自己賴以生存的黑土地的同時，也屏障了蘇聯的遠東地區。他們為自己的祖國，也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爭取了寶貴的戰爭準備時間。
即使以歐洲戰爭爆發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起點，中國也先于世界各國，與法西斯集團進入浴血惡戰。當蘇聯還在觀望，美國標榜中立，英法鼓吹綏靖的時候，中華民族已經投入全民族全面抗戰，與日本陸軍主力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子出來打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了。即使以1939年9月1日德國法西斯入侵波蘭從而引發歐洲戰爭為第二次世界大戰起點，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也已經在孤立無援的狀態中苦苦撐持了兩年有余。
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亞洲戰區的主力，中國是在極其困難的環境中堅持八年抗戰的。中國戰場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主戰場，牽制了百萬日本陸軍主力，使其既不能北上攻擊蘇聯，也不能南下增援太平洋戰場，有力地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
可以這么說，如果我們把第二次世界大戰微縮成一次戰役來看待，那么我們在作戰地圖上就可以看到，直搗法西斯老巢的蘇美英等國軍隊，就是左沖右突獨攬風光的“箭頭”——執行突擊和進攻任務的部隊；而在與日本軍隊殊死搏戰的中國和東南亞各國，則是啃骨頭拼消耗的“扁擔”①[① 在作戰地圖上的防御的標號形似扁擔，突擊和進攻的標號都是箭頭。]——擔負阻擊、牽制任務的部隊。
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羅斯福在那困難重重的1942年也說：
“假如沒有中國，假如中國被打挎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調到其他方面來作戰？他們馬上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把這些地區打下來，他們并且可以一直沖向中東……和德國配合起來，舉行一個大規模的夾擊，在近東會師，把俄國完全隔離起來，割吞埃及，斬斷通過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線。”①[①[美]小羅斯福：《羅斯福見聞秘錄》中譯本，新群出版社，1949年版，第49頁。]
的確，沒有任何一個兵家只承認突擊進攻而不承認牽制防御。
這個時期的羅斯福，唯恐那位慣騎兩頭馬的蔣介石跟日本人勾勾搭搭，在千方百計地讓蔣介石擔戴苦頭的同時，也想讓他時不時地嘗些甜頭，感覺到有盼頭，有奔頭。
“四強”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作為“甜頭”，奉送給蔣介石的。
即或如此，中國列入“四強”，也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呀？！
別人不知道，你羅斯福總該知道吧？這幾年中國為你在太平洋的養精蓄銳出了多少力，墊了多少背，流了多少血，舍了多少命？你總不會象那個翻臉不認人的丘吉爾吧？在印緬戰場，他打敗仗的時候，中國人給他解圍，他逃命的時候，中國人給他墊背。緬北反攻作戰，明明中國軍隊是作戰主力，可他在后來到處張揚這次作戰的輝煌勝利時，竟然可以絕口不提中國二字。
可恰恰就是羅斯福本人，現在翻臉不認人了。
羅斯福認為中國的這頂“大國”帽子，根本就是美利堅合眾國的恩賜，之所以要把力量很弱的中國“拉入”“大國圈子”，是為了“倘和俄國在政策上發生嚴重沖突，中國毫無疑問會站在我們一邊。”
什么意思？
那意思就是為了增加你那一張跟著起起哄的贊成票，不妨送你一頂高帽子戴戴——反正又不要本錢。只要你在盟國陣營中踏踏實實地呆著。可現在時過境遷，再沒有什么急難要你搭把手，而是要商量利益分配了，那就只好對不起了，呆一邊兒涼快去吧。我能給你戴帽子，也能給你摘帽子！
政治交易的談判桌上從來只承認實力，不關心貢獻！
這，就是世界政治！
然而，時隔半個多世紀的我們，是否應該循此歷史線索作另外一個層面的推理？今天的人們，在重新翻閱這一段欲罷不能、欲語還休的歷史時，在痛恨和數落高鼻子們那種種的混賬無賴和不公不道之時，是否應該由此而進行這樣的反思：
作為世界上文明發祥最早，歷史文化最悠久，人力資源最豐富的國家，我們在國際社會中擔當的角色與我們國家所應有的地位是否相稱？在這場人類歷史上最宏偉最壯觀最威武雄壯的戰爭活劇中，為什么我們注定就只能充當啃骨頭拼消耗的“扁擔”，而不能成為那左沖右突盡攬風光的“箭頭”？為什么我們這樣一個產生過孫武子曹孟德戚繼光鄭成功的泱泱大國，就不能勃然奮起，滅侵略兇焰于初臨之時，而注定要飽受八年戰火肆虐之苦？倘若我們能在“九一八”或“七七”之時，就將日本鬼子趕到鴨綠江那邊去，那天皇老兒再牛，東條英機再兇，還敢在一挫再挫、自顧不暇之時去轟炸珍珠港打美國人的主意嗎？希特勒再瘋再狂，面對那個無憂無慮瞪大眼睛隨時準備坐收漁人之利的羅斯福，還敢在大敗于莫斯科城下之后，再次肆無忌憚地撲向頓巴斯油田嗎？……
果如此，那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還會延緩至1945年嗎？
回答可能是多種多樣的，但最本質的只有一個：
我們的綜合實力，與我們應有的國際地位，不相匹配！
而按這些“為什么”推而演之，最后將得到這樣一個設問：
倘若中國在戰爭中果能將“扁擔”化作“箭頭”，以鐵的事實對這一連串的“為什么”作出肯定而圓滿的答復，那么在勝利花環簇擁下的政治分配餐桌上，誰還敢不在你中國人跟前擺上一付刀叉，圍上一條餐巾，捧上一份套餐，獻上一只蛋糕？
誰還敢以恩賜的態度說那頂“大國”帽子是我賞給你的？
誰又敢在分賬言利之時不搭理你？
中國人，想想，想想，再想想……
而此時此刻，不光不搭理你，還要拿你的家當，做我的買賣。
羅斯福和斯大林在拿著別人的家當做這筆交易的時候，甚至把每天晚餐時和他們一起喝酒打哈哈的丘吉爾也撇在一邊。因為這兩位腰粗氣壯的爺們兒都不約而同地認為：在討論亞洲問題上，這個昔日的“日不落”帝國的意見已經無足輕重了。
直到最后簽字時，英國人才被請出來當了一回橡皮圖章。
傲氣了一輩子的丘吉爾忍氣吞聲憋了一肚子火：
“作為大不列顛的代表，我參加了這一協定，但我和艾登都不曾參與制訂這一文件。這被看作是美國的事，……總之，并沒有同我們協商，只要我們同意。我們就這樣做了。”
酸溜溜歸酸溜溜，不樂意歸不樂意，卻也只好打碎了牙往肚里咽，還得滿面春風地作出欣喜狀去參加簽字儀式。——這也是實力使然。誰讓你大英帝國老邁虛弱淪為二等強國了呢？
這場買賣做下來，中國人只落得這樣一杯難以下咽卻又不得不咽下的苦酒：
1945年8月14日，中國近現代史上又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蘇聯海軍在旅大有了一個不凍港，中長鐵路權益也被蘇聯奪去一半。
1946年1月5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照會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被迫承認外蒙獨立。
可悲的中國！
可憐的中國！！
可嘆的中國！！！
南洋華僑領袖陳嘉庚老先生聞訊，頓時老淚縱橫，大慟失聲。
旁人不解：“抗戰已得勝利，老先生何故泣耶？”
這位當年因“敵未出國土前議和即漢奸”的11字提案而深得國人愛戴和敬重的愛國老人痛呼：
“外蒙呢？外蒙呢？我們抗戰八年，如今勝利了，為什么卻落了個割地的下場？上一次大戰我們是戰勝國，卻要我們割青島。如今呢，說什么中國是‘四強之一’，作為戰勝國卻喪失大片領土還失去這么多權益！英國這樣的老牌帝國主義欺負中國，猶有可說，可是蘇聯怎么也這樣損害中國利益？這樣喪權辱國的條約，國民黨政府居然也同意簽訂！
我們愧對先人哪！”
在延安的毛澤東聞聽陳嘉庚痛泣外蒙之事，感慨道：
“陳老先生是好樣的，有骨氣！”
1952年10月13日，蔣介石先生在中國國民黨第七次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曾經這樣解釋過他當年割讓外蒙的苦衷：
……戰后情勢的發展，竟不出我們預想之外。我們中央處于這樣的內憂外患交相煎迫，而國內社會、經濟在長期抗戰之后，更是百孔千瘡，隨時可以發生危險的局勢；在這種局勢之下，自然要求一時之安定，以從事復員建設。當時我個人的決策，就是要求戰后確保勝利戰果，奠定國家獨立，民族復興的基礎，必須求得二十年休養生息，和平建設；只要能夠爭取這一個建設機會，那就是任何犧牲，亦是值得的。于是我們政府對俄帝，乃決定忍辱談判，不惜承認外蒙獨立，做此最大犧牲，來忍痛簽訂和約和附件。無如墨跡未干，竟被俄帝一手毀棄，這是萬萬所不料的。我亦永不相信，這樣一個中國，就會被俄帝囫圇的永遠吞下去；而且我深信，只要我們中華民國今后能夠自立自強，統一獨立的時候，那我們固有的領土外蒙古，必會歸還到其祖國懷抱里來。這是我對外蒙古問題最后解決的信心，是始終一貫，而沒有動搖過的。至于承認外蒙獨立的決策，雖然是中央正式通過，一致贊成的，但是我個人仍愿負其全責。當時我決心的根據有三點：
第一、我對于民族平等、自由的思想，向來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事，只要其民族有獨立自主的能力，我們應該予以獨立自主的。
第二、外蒙所謂“蒙古人民共和國”，自民國十年設立以來，事實上為俄帝所控制，我們政府對于外蒙領土，實已名存實亡了。
第三、只要我們國家能夠自立自強起來，外蒙這些民族，終久必會歸到其祖國懷抱里來的，與其此時為虛名而蹈實禍，不如忍痛割棄一時，而換得國家二十年休養生息的機會。那是值得的；因為割棄外蒙寒凍不毛之地，不是我們建國的致命傷，如果我們因為保存這一個外蒙的虛名，而使內外更加不安，則國家更無和平建設之望了。
我主張放棄外蒙的的決心，實基于此。這在現在看起來，實在是一個幼稚的幻想，決非謀國之道；但我在當時，對外蒙問題惟有如此決策，或有確保戰果，爭取建國的機會。這是我的責任，亦是我的罪愆，所以我不能不向大會報告的。①[① [臺灣]李敖：《蔣介石的“蒙古癥”》，人民出版社《蔣介石其事》第228頁]
蔣先生這番言語倒確是挺由衷的，很有點象李鴻章在簽署“馬關條約”時所發的那一番議論。
賣國的罵名，誰也不敢背！
的確，要說蔣先生是痛痛快快地就把外蒙給賣了，那是冤枉。
那會兒，蔣介石也派兒子蔣經國跟斯大林爭執過理論過，言來語去也還算有種，可回頭一看，山姆大叔在一旁冷眼旁觀，裝聾作啞，底氣頓時就泄了一半。加上一門心思想讓老毛子保證不支持自己的對頭冤家共產黨，最后還是捏著鼻子硬著頭皮忍氣吞聲認了栽。
后來外蒙要加入聯合國，蔣先生本來也是橫眉立目準備當回順風好漢，乘著有常任理事國那一票否決權在手，讓外蒙斷了參加國際社會大家庭的念想。
沒想美國總統肯尼迪冷冰冰來了句：
“要那樣你中華民國得準備退出聯合國，而我們美國卻無法準備退出聯合國。”
一句話，就把“中華民國”嚇得變了臉色，把那一張否決票換成了棄權票。
說來說去，還是骨子里含鈣量低了點兒。
甲午那會兒李鴻章是戰敗求和，你蔣先生呢？
可憐的蔣介石給毛澤東扔下了一個可憐的中國。
比中國更可憐的國家是朝鮮。
朝鮮在1910年完全淪為日本的殖民地后，就跌入了水深火熱之中，成為牛馬不如的亡國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整個就是日本的一座軍營和戰略基地，大批的朝鮮青年被送上戰場為日本帝國充當炮灰。
如今，鬼子眼瞅著就要被打挎了，朝鮮該有指望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了吧？
可是不！
1943年12月，他們確實得到過令人鼓舞的消息——中美英三國《開羅宣言》宣布：“三大國珍念朝鮮人民所受之奴隸待遇，決定在恰當的時間內使朝鮮自由獨立。”
可如果他們能聽到美蘇首腦在雅爾塔秘密交易中的悄悄話，他們將被兜頭澆上一盆涼水。
在雅爾塔會議討論戰后托管朝鮮的可能性時，羅斯福宣布，日本戰敗后，“朝鮮要由一個蘇聯代表，一個美國代表和一個中國代表實行托管”。
他認為朝鮮作好實現獨立的準備，需要20年到30年的時間。
而斯大林呢，竟然莫名其妙地也同意了羅斯福的主張。
不過，此時此刻，他們并沒有商定托管的具體事項。
因為他們誰都沒有估計到，戰爭會那么快結束。
這時的朝鮮，還是三巨頭手上的籌碼，還得等著他們最后決定把這個籌碼向哪里拋。
6個月后的8月6日，一朵蘑菇云在日本廣島升起。
兩天后，蘇聯紅軍百萬大軍出兵中國東北，橫掃作為日本戰略總預備隊的百萬關東軍。
8月15日，日本天皇詔告投降。
突如其來的戰爭結局，不僅日本人張惶失措不知所以，盟國也一時錯愕惶惑手忙腳亂。戰爭在意外時間以意外方式結束，使國際力量間的平衡不可避免被打破和重新組合，雅爾塔的分配格局必然出現交叉、重疊或空白，并由此滋生出新的矛盾。而此時盟國間的這種新的利益矛盾，又極易釀成新的沖突，以致出現極為復雜的政治局面。
何況就是雅爾塔秘密交易本身，也僅僅是戰略藍圖，還沒有具體的實施細則呢！
在這樣的大背景和大形勢下，朝鮮，注定要成為各懷鬼胎的大國交易中的犧牲品。
朝鮮確實成為了犧牲品。
美國人先設了一個局，又變了一個局。
按羅斯福總統為美利堅合眾國設計的藍圖，是想把攻占朝鮮的戰役連同可能遭受的巨大傷亡一起交由蘇聯承擔，自己坐收漁人之利，所以根本未做近期內在朝鮮登陸的準備。盡管在波茨坦會議期間，美國代表團曾設想過美蘇共同占領朝鮮并擬定過雙方的軍事分界線，可那會兒還沒啥的底氣的楊基們，根本就沒好意思（或許是不敢？）向蘇方提出來。
然而現在不同了。
由于戰爭即將順利結束，蘇聯紅軍完全可以迅速占領朝鮮全境，而勿需付出任何傷亡代價。事實上，由于中國東北與朝鮮僅有一江之隔，8月10日，在中國東北進展神速的蘇軍已經進入朝鮮半島，并向南疾速推進。
此時此刻，美國距離朝鮮最近的地面部隊也還在1000多公里外的沖繩呢。而無論是雅爾塔會議還是波茨坦會議，都沒有正式劃定雙方部隊的進止線——誰會想到這么快的就面對朝鮮由誰來占領的問題？
現如今，美國人滿腦袋的官司就是：
如果讓蘇軍一推到底，那斯大林便宜不是占大了嗎？
倘如此，美利堅合眾國的利益何在？
措手不及的哈里·杜魯門總統要求馬歇爾趕緊拿出應對方案。
同樣措手不及的馬歇爾只好轉身盯上了手下的參謀人員，要求他們在30分鐘內作出一個臨時軍事分界線的方案來。
匆忙之中，馬歇爾手下一名叫迪安·臘斯克的年輕上校，也象當年斯大林和丘吉爾在笑談之間達成交易一樣，簡單、輕松、隨意、灑脫地在地圖上朝鮮半島的峰腰部劃了一條線，建議美國政府向蘇聯提出，以該線為美蘇雙方軍隊的分界線。
令臘斯克這個當時名不見經傳的小角色感到意外的是：自己的上司和蘇聯人眼皮都沒眨一下就都非常痛快地就接受了這條線。
蘇聯人還撤回了已越過了這條線的蘇軍部隊。
看看，就這么簡單、輕松、隨意、灑脫的一劃，就注定了一個統一的民族統一的國家要飽嘗骨肉分離和戰火侵掠的命運。
直到今天，她都還在分離的狀態下乞盼統一。這大慨是臘斯克們無論如何都沒有想到的。
這就是北緯三十八度線，簡稱“三八線”。
蘇聯人認了這個局。
1945年9月2日，在東京灣的“密蘇里”號戰列艦上的日本投降簽字儀式上，美國太平洋戰區總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正式發布命令：三八線以南的日軍由美軍受降；三八線以北的日軍由蘇軍受降。9月7日，麥克阿瑟還廣播了一條布告，聲稱：“對朝鮮北緯38度線以南地區以及該地區的居民的一切政府權力，目前暫由本人行使。”
1945年9月8日和9日，美國第八集團軍分別在仁川和釜山登陸，占領朝鮮南部。
一位叫約翰·托蘭的美國人評論說，這是條“刻板的緯度線，是任意武斷的，有悖于‘自然’的國界”①[① [美]約翰·托蘭：《漫長的戰斗》中譯本，孟慶龍譯，第4頁]。的確，這條人為的分界線完全不以自然的分水嶺和河流劃分，實在很荒謬。分界線將朝鮮人為地分為兩半，南部的美占區占據43%土地面積和60%的人口；而北部的蘇占區占據57%的土地面積和40%的人口。
美蘇兩國都在各自的占領區按各自的意識形態扶植各自矚意的政權。
美國扶植的政權稱為大韓民國，總統李承晚。
李承晚當上總統本身就頗富戲劇性。
李承晚1875年4月26日生于朝鮮黃海道平山一個士紳的家庭，進過教會學校。據稱在1896年～1904年間蹲過日本人的監獄，出獄后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就讀，獲博士學位。日本吞并朝鮮后，他參加過愛國民族運動，1919年4月，被選為流亡中國上海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國務總理，不久又任臨時大總統。不過，這個自封的朝鮮臨時政府只是一些反日的獨立運動的政治團體，內部派系紛爭嚴重，相互傾軋，成員更迭也很頻繁。因此，從其成立一直到日寇投降的26年間，除了在1921年為孫中山的護法政府承認過，其后雖經多次向中、英、美、蘇等政府交涉，卻從未得到過承認。就連與其聯系最緊密的國民黨中央政府，也從未公開承認過它。李承晚本人也是一直到1920年才到上海就職，次年即返美。又因向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請愿，要求“國際聯盟”托管朝鮮而受到民族運動內部的遣責，1925年被彈劾下臺。從此流亡美國，過著郁郁不得志的寓公生活。美國人壓根兒也從來沒把他當個人物，對他自封的各種頭銜也抱著姑妄聽之的態度。杜魯門甚至還在1945年6月指示國務院，拒絕承認所謂“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以及其它任何組織，并稱如果支持這個政府，會“背離朝鮮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選擇政體和政府成員的原則。”
日本投降后，由于沒有得到國際上的正式承認，“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自行解體。
不過，這個政府解體不解體并沒有引起人們多大關注，因為它長期脫離中國境內的朝僑和本國人民，對朝鮮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沒有起過什么了不得的作用。
至于這個政府的成員，那就更沒人在意了。
可剛過了不到4個月，李承晚突然時來運轉鴻星高照。
出于對朝鮮北部蘇聯勢力遏制的需求，麥克阿瑟將軍急于要在朝鮮安排一個能讓美國人放心的全國領袖，為此事曾遍詢了所有他熟悉的亞洲人，特別是中國的蔣介石。委員長雖然沒有見過李承晚本人，但從戰時設在重慶的“韓國臨時政府”的韓國人那里知道，他和自己一樣是一位皈依耶酥的基督徒。許多在中國做買賣的韓國人也竭力舉薦他，再加上李承晚堅決反共很對蔣委員長的胃口，所以蔣介石便向麥克阿瑟舉薦了他。
就這樣，還沒醒過味來的李承晚和流亡中國的金九一起，奉麥克阿瑟之召，于1945年10月中旬回到了朝鮮。麥克阿瑟當著二人的面，明確表示要李承晚成為朝鮮的統治者。還為他舉行了一個很戲劇化的歡迎儀式，使這位75歲的老頭更是感到興奮莫名不知道自己有幾斤幾兩了。
其實這個時候美國人對他并不完全放心——麥克阿瑟手下的安全部門的反諜報隊就常常監聽他的電話、截留他的信件。
不過李承晚也不是盞省油的燈。
他知道從天上掉下來的好事靠不住，極有可能會立馬就從地上消失。所以立刻積極行動起來，首先與金性洙的“韓國民主黨”合作，當上了“民主議會”的議長。然后從前日本警察部隊的人員中，拉起自己的班子，凡有想跟自己分庭抗禮之輩，立刻就會被他慣于在街頭發難撒潑的嘍羅們擺布得服服帖帖。比如那個和他一起回到朝鮮的金九，只因曾在上海炸死過日寇關東軍司令官兼上海派遣軍司令官白川義則大將——這段歷史比李承晚風光多了，現在又持和平統一朝鮮的主張，還組織了一個風聞會被美國人轉化成政府的聯合委員會，很快就不明不白地吃了一顆子彈，橫尸在漢城街頭。
長此以往，連把李承晚扶起來的美國人經常也對他有失控的感覺，有好幾次甚至想另組班子取彼而代之，可都被這個老家伙一一瓦解。美國人在確實找不到更合適的代替者的情況下，為了爭得與蘇聯抗衡的先機，不顧朝鮮人民和南朝鮮大多數政黨和社會團體的激烈反對和抵制，仍然一意孤行地在南朝鮮實行單獨“選舉”，操縱南朝鮮“國民議會”在1948年7月12日通過了所謂《大韓民國憲法》，并于8月15日，把李承晚扶上了“總統”的寶座。
同年12月12日，美國操縱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承認李承晚的“大韓民國政府”為朝鮮的“唯一合法政府”。
不過，事實證明，李承晚確實不是一個能孚重望委重任的人。
美國人為認識到這一點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美國人自己也不受朝鮮人民歡迎。
以太上皇面目出現的麥克阿瑟手下的占領軍，與朝鮮群眾的矛盾非常尖銳。美韓當局重用往日欺男霸女狐假虎威的前日偽人員，很令朝鮮人民反感。特別是美國政府先后與“大韓民國政府”簽訂的《美韓臨時軍事協定》、《美韓經濟援助協定》、《美韓共同防御協定》，更是嚴重地傷害了飽受日本奴役的朝鮮人民的民族感情。這一連串的協定規定：允許美國控制韓國軍隊、警察和一切重要地區的建筑；由韓國政府承擔美國占領軍的一切費用，美軍有權在韓國取得和處置任何財產；美國控制韓國的對外貿易，鼓勵美國私人資本在韓投資，掌握韓國經濟命脈。這些都很容易引起剛從日本統治下解放出來、渴望民族獨立自由的朝鮮人民對美國占領軍的仇視和憤怒。后來的美國第八集團軍司令官李奇微將軍在其回憶錄中也承認，美國軍事占領政策、措施不得人心，“失去了朝鮮人民的信任與合作。”
李承晚還以前日本警備隊和偽滿洲國軍成員為骨干，建立了10萬由美國訓練和裝備的“大韓民國國軍”。
與紀律嚴明的北朝鮮政府和獲得了實際利益的北朝鮮勞動群眾相比較，即使是在李承晚統治下的南朝鮮群眾，感情天平也在朝北朝鮮的金日成政權傾斜。李承晚政權一成立，經常被此起彼伏的農民、學生和士兵的游行示威和武裝暴動所困擾。無奈之下，李承晚只好“治亂世用重典”，濫開殺戒，結果惡性循環，愈發加重了人民對其政權的不滿。
與此同時，北方的蘇聯也沒有閑著。
在蘇聯紅軍第二十五集團軍控制的北朝鮮，很快就出現了以金日成為首的朝鮮共產黨政權。
金日成的經歷極富傳奇色彩。
在朝鮮淪為日本殖民地后，朝鮮人民反抗日本統治的武裝斗爭就一刻也沒有停息，其活動主要集中在與朝鮮相鄰的中國東北地區，其中，朝鮮共產主義者金日成領導的抗日武裝，戰績最為卓著。
金日成，原名金成柱，1912年4月15日生于平安南道大同郡古平面南里（今平壤市萬景臺）一個農戶家庭。父親金亨稷就是一位愛國志士，曾因從事抗日活動坐牢。出獄后，于1917年舉家遷往中國東北。金日成少時曾就學于長白縣縣立第二國民學校,爾后遵父矚返回祖國就學，1925年因聞父親被捕的消息，又返回中國。
自那時起，金日成就抱定朝鮮不獨立就不回國的決心。
此后，他就讀于吉林毓文中學，并在此加入朝鮮共產青年同盟。1929年10月，因從事抗日活動，被中國東北地方政府逮捕，1930年5月出獄。因朝鮮共產黨已于1928年被共產國際解散，金日成于1931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并參加中共領導的抗日活動。
1931年冬，在中國東北義勇軍王德林部隊從軍的金日成，率領一部分朝鮮戰士脫離救國軍，成立了汪清游擊隊。不久任汪清游擊隊改編的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三團團長，在長白山區建立抗日根據地。1936年東北各地抗日部隊整編為東北抗日聯軍后，他又在楊靖宇將軍的第一路軍第二軍第六師任師長（該部回朝鮮境內作戰時使用“朝鮮人民革命軍”名義），同時創建祖國光復會。1937年6月3日晚至6月4日，金日成率所部第二軍第六師第七團和師部共150人，在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路軍總指揮楊靖宇將軍所率第一路軍主力的掩護配合下，跨過鴨綠江，奇襲朝鮮北部咸鏡南道的日寇據點普天堡，并散發了《祖國光復會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告朝鮮人民書》，在深受日寇欺凌壓榨的朝鮮北部民眾中造成了極大的政治影響，金日成也成為人們心目中的傳奇英雄。
1939年5月，金日成再度率部返回祖國，深入青峰、枕峰、茂山、新四洞等地，并在大紅丹一帶殲滅日寇討伐隊一部。
1940年，東北抗日聯軍遭受嚴重損失，余部在第二路軍總指揮周保中率領下退入蘇聯，金日成所率第一路軍警衛旅和第二、三方面軍各一部約200余人也隨后進入蘇聯。抗聯余部在蘇聯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教導旅”（對外稱“蘇聯遠東紅旗軍第八十八旅”），周保中任旅長，李兆麟任政治委員，另一位朝鮮愛國志士崔庸健任參謀長兼黨內最高負責人——中共東北委員會書記。
金日成時任該部第一營營長，黨內則為中共東北委員會副書記。
蘇軍出兵東北后，根據形勢的發展，中共東北委員會進行改組，人員一分為二，朝鮮同志組成朝鮮工作團返回朝鮮，中國同志隨蘇軍返回東北，由中國同志組成新的中共東北委員會，周保中兼任書記。
朝鮮工作團負責人為書記崔庸健。
因崔庸健是原中共東北委員會書記，須向中共中央匯報和移交工作后才能回國。于是金日成率所部與患難與共14年的中國同志灑淚而別，跟隨蘇軍先期返回朝鮮。同行的有后來成為朝鮮人民軍高級指揮員的金策、金一、金光俠、崔賢、吳振宇、樸成哲、林春秋等人。
崔庸健在匯報交接工作后，由馮仲云護送返回自己的祖國。
崔庸健曾經在云南講武堂就學，是朱德的校友。以后又在黃埔軍校做過教官，1925年加入中共，參加過廣州起義，與周恩來、葉劍英等都是共過患難有著過命交情的親密戰友。在抗聯中，曾擔任過第二路軍總參謀長，以后又擔任中共東北委員會書記，一直是金日成的上級，在中朝同志中均享有很高的威望。
他回到朝鮮時，朝鮮工作團的同志們已在蘇軍第二十五集團軍的幫助下建立了政權；金日成也以民族英雄的身份，完成了為南北朝鮮人民所景仰的領袖形象的塑造。于是，光明磊落、坦蕩無私和顧全大局的崔庸健毫無怨言的做了金的副手，以后又成為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次帥，與金日成親密合作共事達20余年之久，被人們傳為佳話。
李承晚圈子里的那幫做夢都在互相掐咬的政客們，可沒有一個有這樣的政治襟懷和風度。
回到朝鮮的金日成等人在蘇軍的幫助下，成立了北朝鮮臨時人民委員會，由金日成擔任委員長。臨時人民委員會立即司行政府職能，在北朝鮮實行土地改革和重要企業國有化，很快在自己的祖國打開了局面，贏得了北朝鮮勞動群眾的擁護和南朝鮮人民的向往。與南朝鮮整天忙于爭權逐利勾心斗角，已陷入政治斗爭泥潭的李承晚政權形成鮮明的對比。
1946年，金日成領導的北朝鮮共產黨相繼與北朝鮮新民黨、南朝鮮共產黨、南朝鮮新民黨、朝鮮人民黨合并，成立了朝鮮勞動黨，在朝鮮共產主義者中完成了組織統一。
李承晚在美國扶持下在漢城成立大韓民國后，朝鮮北方針鋒相對，于1948年8月25日舉行了有北朝鮮全體選民和南朝鮮部分選民參加的最高人民會議選舉。在這次普選的基礎上，朝鮮最高人民會議于9月2日舉行第一次會議，通過“朝鮮民主義人民共和國憲法”，選舉金日成為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內閣首相，確定平壤為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臨時首都。
9月9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
同年，以從中國返回的前抗聯戰士為骨干，建立了由蘇聯訓練和裝備的朝鮮人民軍。
1948年12月和1949年6月，蘇美軍隊相繼撤出朝鮮。
朝鮮公開分裂成為兩個相互敵對的政權，各自都尊宗不同的意識形態，各自都奉行不同的制度和政策，但又都認為自己是代表全朝鮮民族的唯一合法政府而不僅僅是一方的政府，都不認為三八線是彼此國界線。在如何統一朝鮮的問題上，更是立場尖銳對立。這就給未來朝鮮半島的戰亂，種下了禍根。
一位歷史學家評論說；“要是美、蘇都愿意利用機會實現所有黨派參加的、真正民主的朝鮮選舉，那么就不會出現一個右翼的南朝鮮，也不會出現一個共產主義的朝鮮了。”
天真可愛的書呆子！
憨直迂闊的書呆子！！
書呆子們最偏愛的活兒就是假設歷史。
想想也是，在想象中重新肢解、拼裝歷史，那一定有一種莫名的快感——就象現如今很讓孩子們著迷的電腦游戲一樣，能讓在生活中無奈的人在虛擬的歷史中得到充當主宰的滿足。
可活生生的歷史卻永遠都拒絕假設。
在歷史的長河中，“倘若”的浪花從來掀不動現實的波瀾——那怕是一個小小的旋渦。
人們后來常常為朝鮮內戰哪一方先動手的問題爭論不休，可卻在企圖清理這堆理不清的亂麻時，忽視了造成南北尖銳對立以致釀成戰禍的最大禍首——美國和蘇聯。“誰先動手”的詰問，實際上是用給小孩子打架斷是非的心態來簡單判斷冷峻復雜的歷史，讓人好氣又好笑！試想，兩大利益尖銳對立、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政治集團，隔著一條無形分界線劍拔弩張、刀槍相向，又沒有一種共同認可并遵循的制衡機制，打起來不是早晚的事嗎？誰先動手誰后動手還有那么重要嗎？在這種尖銳敵對的態勢下，任何一方的某一個個體，即或是在天使般純潔的心態下造成的一次小小誤會，都足以誘發一場讓千百萬人頭落地的血腥搏殺。
這才是冷峻歷史的本來面目！
真正重要的，是誰造成了這樣的局面，是誰釀成了這樣的惡果！
記住朝鮮內戰真正的禍首——
超級大國的強權政治！
序章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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