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蘇聯解體的教訓”一些流行觀點的檢討

關于“蘇聯解體的教訓”一些流行觀點的檢討

吳恩遠

    蘇聯解體已經十余年，但圍繞“蘇聯解體的原因和教訓”的爭論在國內外學界至今沒有停息。只有找到蘇聯解體主要原因，才能真正汲取其教訓，否則或者是“丟了西瓜撿了芝麻”、或者是“緣木求魚”。可見這個問題的討論仍不失現實意義，特別是導致蘇聯解體的因素及其后果仍對當今世界產生影響的時候。
    一、如何評價蘇聯解體的后果
    目前學界對蘇聯解體的后果存在兩種評價：一種看法認為蘇聯解體造成悲劇性后果；另一種觀點正相反，高度評價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改革“具有的歷史性地位”。不同評價導致不同結論：如果是前者，應當總結蘇聯解體教訓，后者則應總結其經驗和成功之處。
    各種階級、政黨、社會集團出于各自利益，對同一問題始終會有不同結論。列寧說：“在拉丁語中有‘cui prodest’（‘對誰有利？’）這樣一句話。要是一下子看不出是哪些政治集團或者社會集團、勢力和人物在維護某些提議、措施等等，那總是要提出‘對誰有利？’這個問題的。”
    蘇聯解體對俄羅斯社會經濟發展到底造成什么影響？
    我們引用一個最新的說法：2004年9月，在中國社科院當代中國研究所舉辦的“當代中國史國際高級論壇”國際會議上，俄羅斯科學院遠東所研究員弗•鮑羅季奇具體描述了俄羅斯悲劇性變化的情況：“與1990年相比，20世紀末的國內生產總值下降了52％（1941—1945年戰爭期間僅下降 22％）；工業生產減少64.5％；農業生產減少60.4％，盧布貶值42 000倍，消費價格上漲1.7百萬倍。
    大多數俄羅斯人是否從蘇聯解體得到好處？
    從1992年起俄羅斯人口增長一直呈下降趨勢：死亡人口高于出生人數0.5—0.7倍。人均壽命從70歲降到64歲，男性降到58歲以下。1999、2000、2001年俄羅斯幾次民意調查證明，認為蘇聯解體造成悲劇性后果的人分別占被調查者的77.l％、73.5％和72．0％。俄羅斯社會和民族問題獨立研究所1993－2001年6年間，共7次向俄羅斯居民進行調查（其中1998年4月、8月分別調查2次）。認為由于這些年的“改革”而獲得好處的人，每年分別占被調查者的25.l％、13.9％、7．5％、7.6％、6.5％、9.3％、15.9％；認為由于這些年的“改革”而遭到損失的人，每年分別占被調查者的  57．4％、86．l％、64.8％、65.6％、72.4％、63.7％、51.3％。可見大多數俄羅斯人對俄羅斯社會的發展狀況是不滿意的。
    所以，如果不帶偏見，無論誰也不會否認蘇聯解體的悲劇性后果。正如2004年2月俄羅斯總統普京指出的：“蘇聯解體是全民族的重大悲劇”，其間“大多數公民一無所獲”。
    二、認為“蘇聯解體造成俄羅斯目前的困難只是暫時性的，現在還不能就聯解體這一事件做出結論和評價”
    這是目前學界流傳較廣的一種說法。也不否認蘇聯解體對俄羅斯社會發展造成的損失，但認為：蘇聯解體才十余年，只是人類歷史長河的一瞬間，目前作結論尚早；盡管俄羅斯當前存在危機，但困難只是暫時性的；由于建立了民主體制和市場經濟體制，這是轉軌必然付出的代價。因此從這個角度否認蘇聯解體具有“悲劇性后果”，甚至贊賞蘇聯的變革。怎樣理解這種說法？
    第一，對“蘇聯解體”這一事件能否做出階段性結論？人們對事物的認識會經歷一個從低級到高級的過程，一般來說，年代愈久，認識愈深刻。但這不排除人們對事物發展一定階段上的認識和結論可以具有相對的真理性，而相對真理中包含著絕對真理。對蘇聯解體十余年的歷史，是可以做出階段性判斷的，正如我們每一個人對自己生活、工作、學習……的每一時期的情況是可以而且也必須做出階段性判斷一樣。
    實際上現在俄羅斯民眾和學界、政界等多數人對蘇聯解體的原因、后果等問題已經有比較一致的看法，本文已經引用或將要引用的俄羅斯各種全民公投或者民意調查結果可以證明這一點。出于當事人的“切膚之痛”，俄羅斯人對自己國家解體原因的分析更值得我們重視。這就有利于我們從蘇聯解體這一震動世界的大事件中汲取真正的教訓。
    第二，一般來說，任何一個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都不會永久陷于停滯狀況，從這個意義上可以同意說俄羅斯目前的經濟發展困難是“暫時性的”。俄羅斯社會經濟終將會有發展的一天，何況普京總統執政以來已經有較大改善。但時至今日，廣大俄羅斯民眾對經濟狀況仍然不滿意：2004年12月20日俄羅斯著名民意調查機構“羅米爾”以“87％的俄羅斯人對俄當前經濟狀況評價不高”為標題報道了他們的這個調查結果，而只有11％的人比較滿意自己的生活狀況。
    至于說蘇聯解體、喪國之痛，絕非可以用“暫時困難”解釋。俄羅斯最為著名的歷史學家之一、科學院院士Ю-A．波利亞科夫說道：“蘇聯的解體對俄羅斯不是局部的、暫時的、一時的危機，而是深刻的地緣政治方面的危機。它中斷了幾個世紀來俄羅斯民族發展命脈和潛力”，“在可以預見的將來看不到國家恢復的前景”。
    再聯系到當前俄羅斯周邊的獨聯體國家正在一個個發生“顏色革命”的形勢，實際上俄羅斯的戰略空間正在受到空前的擠壓。正如俄羅斯經濟學家謝爾蓋•格拉濟也夫指出：世界寡頭集團并不怕俄羅斯的分裂和衰落。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就曾毫不含糊地說道：站在美國利益的立場上，搞垮俄羅斯是必要的，在美國的地緣戰略中，未來的俄羅斯應是由歐洲俄羅斯、西伯利亞共和國以及遠東共和國組成的‘自由聯合式的俄羅斯’……使俄羅斯在經濟上處于西方國家的依附和從屬地位。面臨著這樣的前景，恐怕更不能說俄羅斯目前的困難是“暫時性”的。
    第三，目前俄羅斯出現的種種困難是否是轉軌必然付出的代價？或者說需要付出國家解體、民族分裂這樣大的代價？這一點甚至連戈爾巴喬夫也不同意。他承認：自己在改革問題上犯了錯誤；“本來可以用另一種速度改革黨和國家聯盟，應強調社會計劃，強調社會福利問題，解決人們關心的問題。”他說，“失去了人們的支持，就失去了主要的資源，就會出現冒險家和投機家。這是我犯的錯誤，主要的錯誤”。
    更大問題在于，即便付出了這么大的代價，俄羅斯老百姓對于建立的所謂“民主機制”和“市場經濟體制”也頗為不滿。2002年6月12日（俄羅斯國慶日），俄羅斯科學院獨立研究所就“俄羅斯是否建立了民主體制國家”進行民意調查，結果高達56．6％的人否認現行俄羅斯政體是“民主體制”，只有30 4％的人同意“目前俄羅斯已經建立了民主體制”的看法。多數受訪者認為，民主體制的重要標志是自由選舉，而調查表明，有高達 70．l％的人否認俄羅斯實行的是真正的自由選舉。至于是否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恐怕更沒有幾個人同意這個看法，一些俄羅斯人稱目前的經濟體制為“流氓資本主義”。正如著名的尤科斯總裁霍多爾科夫斯基在其“悔過書”中寫道：“俄羅斯的自由主義思想指導的經濟改革之所以遭到失敗是因為：第一，它忽視了俄羅斯發展最重要的民族——歷史特點；第二，它忽視了絕大多數俄羅斯人的切身利益。”正是基于原有經濟改革失敗的現實，普京才對政治經濟體制進行了重大調整。
    三、戈爾巴喬夫等人對蘇聯解體應當承擔的法理責任
    國內外學界圍繞“誰應當對蘇聯解體承擔主要責任”這個問題進行了多年的爭論，至今仍存在嚴重分歧。
    一般來說，都肯定蘇聯解體是由綜合性的因素造成的。既有歷史的，也有現實的因素；既有國內的，也有國際的因素；既有政治經濟的，也有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因素。主要分歧焦點在于：是歷史原因（即70年的斯大林模式），還是現實原因（戈爾巴喬夫等人所起的作用）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
    否認戈爾巴喬夫等人在蘇聯解體中起到主要作用的一個理由是：認為這是強調了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是唯心史觀；提出造成解體的主要原因是“制度性”的因素，認為戈爾巴喬夫接手時的70年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已經喪失了發展前景，“就像一個癌癥晚期病人，已難以就藥”，無論誰也挽救不了這個制度必然滅亡的命運。
    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蘇聯社會體制是否已到了“崩潰的邊緣”，不可救藥了？這個當年戈爾巴喬夫等人為了闡述其“改革”理由，而對當時蘇聯社會狀況加之的“罪名”，現在多數俄羅斯人都是否認的。俄羅斯科學院文化人類學與民族學研究所副所長涅什科教授指出，那時無可辯駁的事實是：蘇聯和美國一樣，在最重要的經濟指標方面很多居于世界前列，屬于經濟最強大國家之一，它保證了居民穩定的生活水平，及教育、文化、科學、衛生事業的發展。俄羅斯科學研究院綜合社會研究所在1999、2000、2001年曾作了幾次調查，占被調查者66．5％、63．2％、57．6％的俄羅斯人均認為蘇聯解體是可以防止的，贊同“蘇聯解體是不可避免的”觀點的人僅僅占20．3％、25．4和30．0％。
    歷史唯物主義在肯定人民群眾對歷史發展的作用時，從來也沒有否認個人在重大歷史發展關頭的影響。列寧說道：“歷史必然性的思想也絲毫不損害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全部歷史正是由那些無疑是活動家的個人的行動構成的。”馬克思在這方面也有論述。他說，在歷史發展中，“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話，那末世界歷史就會帶有非常神秘的性質”，歷史“發展的加速和延緩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于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開始就站在運動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這樣一種‘偶然情況”’。
    可以從多個方面闡述戈爾巴喬夫等人在政治、經濟、外交、思想文化、黨政工作等方面的失誤造成了蘇聯解體，這里我們僅僅指出從法理上看戈爾巴喬夫作為蘇聯總統對蘇聯解體應當承擔的責任。
    1990年3月4日，蘇聯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關于設立蘇聯總統職位和蘇聯憲法（基本法）修改補充法》，對蘇聯的總統職責作了如下規定：
    蘇聯總統的職責是：
    （1）對維護蘇聯公民權利和自由、維護蘇聯憲法和法律起保障作用。
    （2）采取必要的措施維護蘇聯和各加盟共和國的主權、國家安全和領上完整，實現蘇聯民族國家制度原則。
    《憲法》對總統在維護國家憲法、“主權和領土完整”應當承擔的職責規定十分清楚，而戈爾巴喬夫在擔任總統一職時，既沒有“保障”蘇聯憲法不被破壞，也沒有維護國家的完整，難道他還能把此責任推給其他人，包括他的前任？
    廣大俄羅斯民眾也把蘇聯解體歸咎于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等人。2001年俄羅斯科學院綜合社會研究所的民意調查表明：有64％的被調查者認為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應對蘇聯解體承擔主要責任。
    2004年10月20日，土庫曼總統尼亞佐夫（前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共土庫曼黨中央第一書記）訪華時在北京說道：“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加快了蘇聯解體的過程。前者解散了蘇共，使蘇聯解體，后者則割斷了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相互聯系，使經濟癱瘓。”這番話點明了戈爾巴喬夫由于放棄蘇共領導導致國家解體的原因，同時意味著，無論是俄羅斯人、抑或非俄羅斯人都認為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應對蘇聯解體負責。
    四、對當前社會上關于蘇聯解體的原因幾種流行觀點的檢討
    （一）蘇聯解體與“蘇共嚴重脫離群眾”
    這種觀點認為：由于蘇共嚴重脫離群眾，甚至在蘇聯國旗降下之時群眾也無動于衷，“沒有一個人出來捍衛自己的國家”，這是蘇聯解體主要原因。
    不能說這話沒有道理，但不能簡單說“蘇聯解體是因為蘇共脫離群眾”。這里沒有時間的概念，容易全盤否定蘇共70年的歷史。
    首先，多數俄羅斯民眾現在已經為當時他們對國家解體“無動于衷”的行為表示了懺悔。據俄羅斯最近若干次的民意調查表明，高達70％以上的俄羅斯人對蘇聯解體感到惋惜。2001年12月10日，俄羅斯“祖國”黨克拉斯諾達爾邊疆區甚至成立了公共審判庭，欲審判導致蘇聯解體的罪犯。表明相當部分俄羅斯民眾對導致國家解體的人的憤怒。2004年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所長季塔連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演說中說道：“我們的人民犯了錯誤：在國家解體的時候沒有起來捍衛自己的國家。”歷史不能設想，但如果時間真能倒流，按照今天俄羅斯民眾的說法，他們還會無動于衷嗎？
    其次，籠統說“蘇共脫離群眾”不夠準確。什么時期的蘇共脫離群眾？列寧時期，如果“蘇共脫離群眾”，能夠取得十月革命的勝利？布爾什維克黨恰恰利用“和平、土地、面包”的口號贏得了廣大群眾，相反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則失去了群眾的支持（1917年7月莫斯科杜馬選舉時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得票率達到70％，但在9月的選舉中下降到18％）；當然也不會是斯大林時期，那時沒有蘇共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能夠取得工業、農業、科學技術、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巨大成就和艱苦卓絕的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近來出版的由俄羅斯科學院通訊院士、俄羅斯歷史研究所所長薩哈諾夫主編的教科書《20世紀祖國史》一書寫道：“30年代的物質生活條件盡管極其困難，但廣大勞動群眾仍然滿懷激情的工作”，該書還特別強調：“這絕非那時報刊的虛假宣傳，而是事實”；在衛國戰爭榮膺蘇聯英雄稱號的人中，74％的人是共產黨員，11％的人是共青團員，超過 300萬的蘇共黨員犧牲在戰斗中。共產黨員沖鋒在前，帶動廣大群眾浴血奮戰是反法西斯戰爭取得勝利的重要原因。從總結歷史經驗教訓來看，當時蘇共在執政為民方面確有不少甚至是嚴重的錯誤，損害了群眾的利益，破壞了黨群關系，但從總體上看，蘇共奉行的政策和蘇聯人民的利益基本是一致的。
    蘇共真正喪失群眾支持是在戈爾巴喬夫時期。由于蘇共一系列的錯誤路線，造成國內經濟狀況惡化、民族矛盾尖銳……使人民喪失對蘇共的信任。首先是大批蘇共黨員退黨。如蘇聯最大的烏拉爾汽車制造廠，在1989年還有9 072名黨員，到1991年1月，只剩1646名黨員，其中還有 300個人不交黨費。戈爾巴喬夫在第十九次黨的全國代表會議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總路線后，從 1989年 1月到 1991年 1月，蘇共黨員由194 87 822人降至16516 100人，足足減少了290萬人，更不用說發展新黨員（全國每年吸收的新黨員人數都呈下降。如在布良斯克地區，1986年有6 000人人黨，1989年為750人，1990年81人，1991年僅有4人）。到1990年，據不完全統計，全國有1／5車間黨組織、l／2的黨小組或解散、或停止了活動。蘇共戰斗力幾乎喪失殆盡。其次，由于戈爾巴喬夫修改憲法，直接導致蘇聯共產黨喪失了執政地位。1990年底，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格魯吉亞等共和國的蘇共已經淪為在野黨，莫斯科、列寧格勒等大城市的市長職務也先后落到反對派手里。據1991年初的民意調查表明，蘇聯政府的支持率僅有13％，不支持率達73％，蘇共的支持率僅有14％。蘇共確實已經失去了群眾的支持，最后造成國家的解體。
    所以蘇聯解體的確是因為“蘇共脫離了群眾”，但這在戈爾巴喬夫時期表現最為明顯：他不僅沒有克服歷史上蘇共在執政為民方面存在的弊端，更使黨群關系惡化到頂點。當然，更應當進一步探討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
    （二）“蘇共垮臺的主要原因在于意識形態領域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化理解和思想僵化，缺乏理論創新”
    這也是目前社會上流傳較廣的一種說法。把“教條主義”作為導致蘇共垮臺的主要思想根源似乎僅僅說到問題的一個方面。在蘇共黨史上，既有堅持、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一面，也有背棄馬克思主義的思潮；既有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態度，也有對西方政治、經濟體制的教條主義崇拜……往往各種思想交織在一起，有時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至于什么時期什么傾向占上風，則要具體分析，絕非用“教條主義”一種表現就可以概括蘇共全部的思想特征。
    眾所周知，列寧正是突破對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革命發動的教條主義理解，成功進行了十月革命，從而使馬克思主義發展到列寧主義階段。20世紀20年代實行的“新經濟政策”更是對馬克思主義關于對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理論的一大發展。30—50年代，蘇聯在沒有任何經驗可以借鑒的情況下，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建成了以“斯大林模式”為特征的社會主義社會。不管后人如何評價斯大林模式，但在當時它至少解決了橫亙在蘇聯前進道路上的兩個最主要問題：一是生存，二是發展。它面臨資本主義的包圍，特別是法西斯的侵略，要捍衛國家的主權和獨立；它除工業指標外，所有社會發展指標處于歐洲最落后國家地位，要解決國家現代化的問題。事實證明：蘇聯不僅完全戰勝了法西斯，也較好地推進了國家現代化進程。正如俄羅斯科學院烏拉爾分院副院長阿列克謝耶夫院士指出，“斯大林明白如何將俄羅斯推向現代化和完成現代化，他提出了這個任務，也找到了這條道路。蘇聯在工業化進程中取得的成績就是具體證明。俄羅斯正是在斯大林領導下融進了世界現代化總進程”。俄羅斯著名學者、農業集體化研究的權威弗•丹尼洛夫在其最近的文章中也承認蘇聯社會現代化成就。他說：“俄國革命前的現代化進程僅僅是注重經濟的增長。蘇聯時期的現代化與之不一樣，在建立強大的重工業的同時，也帶來新的社會體制。國家保證了有計劃的發展經濟、科學和文化，實行了普遍就業、免費教育、免費醫療以及實際上的免費住宅、休假制及其他社會保障。”
    必須指出，在此期間蘇共指導思想中確實存在甚至是嚴重的對馬克思主義的僵化理解和教條主義傾向，如超越社會發展階段的思想、對商品經濟的理解等等。但關于“落后國家實現工業化”、“一國建設社會主義”、“趕超發展戰略”等理論，也體現了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結合俄國實際的思想路線。更何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如果說這段時期蘇共指導思想中是教條主義占上風，僅僅表現為“教條主義”單一特征，恐怕無法解釋是在什么思想指導下取得這樣的巨大成就。
    甚至在50－80年代（蘇共的意識形態領域也是各種思潮交織。也有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一面，也有背棄馬克思主義一面、戈爾巴喬夫等人就自稱是“蘇共二十大的產兒”。我們曾經把其思想特征概括為“修正主義”，現在看來可能也有不確的地方，但能否僅僅用“教條主義”概括當時的主要思想方式，還值得商榷。
    戈爾巴喬夫時期蘇共指導思想的最顯明特征是背叛和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蘇共二十八大制定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總路線，修改蘇聯憲法、取消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就是最明顯證明。這一時期當然也有“教條主義”，主要表現在戈爾巴喬夫等人對西方政治經濟體制的教條主義崇拜。社會主義國家改革開放當然要吸收全人類的，包括資本主義國家有益的經驗成果。但如果不假思索對資本主義的一切頂禮膜拜，甚至把其糟粕當成精華，后果必然是毀滅性的。。
    我們絕不應當低估教條主義在阻礙蘇共思想創新方面的危害。由于不能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結合本國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在關于社會發展階段、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推進世界革命等重大理論上的僵化問題始終沒能有大的突破，這就阻礙了理論創新、從而影響社會進一步發展。但同樣更應當清楚蘇共垮臺的真正思想根源在于背叛和放棄了馬克思主義。
    （三）“蘇聯社會高度集中的政治和經濟體制，影響了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的發展，從而阻礙了社會進步，導致蘇聯解體”
    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是70年的蘇聯社會一個典型特征。隨著社會進步、新技術革命浪潮到來，這種體制的弊端日益顯現，這就是今天我們必須對以蘇聯模式為特征的政治經濟體制實行深刻改革的理由。但如果說由于存在這些弊端直接導致了蘇聯解體，尚缺乏說服力。這個觀點的不完整性是只注意到這個體制的“弊端”，沒有注意到這個體制還有存在的“合理”的因素。蘇聯解體多年后，俄羅斯學者痛定思痛，才認識到當時蘇聯的這個體制既有需要改革的“專斷”、“集權”的一面，也有任何國家體制運行都必須的“權威”、“集中”的一面。這兩種成分交織在一起。“集權”中含有必要的“權威、集中”的成分；而“集中”走到極端又成了“專斷”，必須辯證分析這個體制。顯然，僅僅用“專制”等單一特點概括整個體制的實質是不準確的。戈爾巴喬夫等人的錯誤在于全盤否定這個體制，鼓吹“無限制的民主化和公開性”，結果是“把孩子連同洗澡水一起倒掉”，造成了社會的混亂。真正要總結出蘇聯這個體制的弊端難點在于：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或經濟體制，應當“民主”到什么程度、“集中”到什么程度，這個“度”或者“界限”在哪里。
    （四）“蘇共干部隊伍腐敗，黨內出現一個特權階層，激起人民的不滿……”
    首先應當肯定這個觀點正確和值得重視的一面。執政黨的作風問題，關系黨的形象、關系人心向背、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
    但這個特權階層怎么和蘇聯解體聯系起來？有些問題還應當進一步搞清楚：
    第一，什么是特權，哪些人屬于特權階層，這個特權階層有多大？
    現在學界一般認為蘇聯特權階層人數約為50－60萬（有的還認為應當加上其家屬，這樣大約為300萬人，這個“特權階層”陣容就相當龐大。但恐怕不應株連家屬）。
    俄語“特權階層”這個詞原意是“名稱匯錄”，有的譯成“官階名錄”，有的干脆意譯為“特權階層”。但由什么人組成？享有什么樣的“特權”？尚未有人對此做出準確論述。
    1998年筆者在訪問俄羅斯國家現代檔案館時，副館長薩哈羅夫曾親自給筆者展示了這本所謂“特權階層”的名單，里面大體包含了一定級別的國家機關官員、大工廠負責人、著名集體農莊主席、大學校長、名教授等等。
    說他們有特權，是這些人工資和一般群眾拉開了一定檔次，甚至享有一些特殊待遇，如著名的“小白樺”商店的內部供應。
    薩哈羅夫館長還給筆者看了從列寧、斯大林……直到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戈爾巴喬夫等蘇共領導人的黨證，這在從前是絕密的，因為涉及他們的工資數額。當時蘇共領導人，從安德羅波夫到戈爾巴喬大，月工資是 800盧布，而全國普通職工月平均工資約200盧布。當然，盡管工資差距不大，這些領導人享有的其他待遇則非用貨幣可以衡量，如收受的禮品、各處的別墅等等。也必須看到這些對損害蘇共形象的嚴重影響。
    問題的關鍵在于：哪些是不合理的特權，哪些是必要的差別？把差別說成“特權”，就不夠準確。所以不能夠把凡是上了“名錄”的人都算成特權階層。
    真正的“特權階層”，是指那些利用職權“以權謀私”的人。他們有多少人？占所謂“特權階層”50－60萬人的多大比例？迄今為止沒有看到這方面材料。當然，不能低估這些人在敗壞蘇共威信、影響黨群關系、干群關系中的副作用。但也不能僅僅用“一顆耗子屎壞了一鍋湯”來闡明其對蘇聯解體的影響。如果我們連“特權階層”有多少人都不清楚，又怎么估計他們在蘇聯解體中的作用？
    第二，實際上，在蘇聯社會的分配體制中，一方面確有分配不公問題，如“特權階層”，但更主要的弊端是“大鍋飯”，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復雜勞動和簡單勞動之間區別不大，甚至腦體倒掛。1985年，工業部門中工人和技術人員工資平均工資之比為 100：110，農業為 100：135，建筑業則倒過來，為 100：98。具體說來：運輸部門月均工資220．3盧布，郵電部門為159．5，教育部門為150．0，科研部門為202．4，國家管理部門為166．2盧布。而整個國家行政、經濟部門的職工平均月工資是190．l盧布。可以看出的確全國各個工種之間、在各種領域工作的人之間工資差別不大。
    所以，對這個命題的正確解讀應當是：首先一定要看到蘇共黨內的腐敗，乃至特權階層產生這個弊端的嚴重性，它激起群眾的嚴重不滿，對蘇聯解體有著深層次影響；同時，這個特權階層到底有多少人？蘇共黨的腐敗究竟到什么程度，還需要進一步研究才能做出科學的回答；更重要的是要區分分配體制中必要的“差別”與“特權”之間的界限，不能把合理的工資、待遇等差別當做特權。
    除此之外，蘇聯社會還存在種種嚴重弊端，諸如蘇美爭霸、蘇美軍備競賽對提高國民生活水平的影響；蘇聯的生產結構不合理，畸形的重工業對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影響……等等。的確，其中每一種弊端的存在和發展對蘇聯社會都是致命的。所以一些觀點把這些弊端直接與蘇聯解體聯系起來。
    任何事物從產生之日起，按照時立統一規律，自身一直存在肯定和否定兩面。蘇共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自身某些弊端的積累（高度集中的經濟管理體制、教條主義、特權階層、脫離群眾……）也日益嚴重，其中每一種弊端的發展都足以致命。但如果說“這些弊端是導致蘇共垮臺的根本原因”則略嫌簡單。因為同時蘇共自身還存在“肯定”的一面，如80年代中期的蘇聯仍是世界上的超級大國。并不是某個社會在某個時期存在弊端就一定滅亡，人有重病一定會死。前俄羅斯聯邦部長、現任俄羅斯聯邦總統直屬國家行政學院教研室主任米哈伊諾夫堅決否認蘇聯解體是不可避免的說法。他認為，盡管當時的社會存在導致解體的因素，但同樣存在能夠消除這些因素、維護國家統一的足夠有力的機制。這里的關鍵，是看其領導人在制定大政方針時如何發揚成績、糾正時弊。

（《環球視野》摘自《歷史的風——中國學者論蘇聯解體和對蘇聯歷史的評價》 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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